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沃尔兹VS.米尔斯海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尔论文,两种论文,沃尔论文,逻辑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困境（注：根据一般的理解，赫兹和巴特菲尔德有关“安全困境”思想的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但据赫兹本人的回忆，或许他比巴特菲尔德更早地注意到了“安全困境”问题，并予以较为深入的阐述。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一书实际上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延误了10年，迟至1951年方得以公开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兹的安全困境思想的确要早于巴特菲尔德。参见John Herz,"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7:4,p.413。有关安全困境概念的原始含意，可参阅：(1)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2:2; (2)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 &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机制及其权力政治逻辑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基础地位是一个国内学界往往谈得多而深入探究得少的理论问题。无论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并没有“安全困境”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注：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1)Glenn H.Snyder," Mearsheimer' 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1( Summer 2002) ,pp.149-173; (2)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 本文试图从逻辑关系的角度论证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揭示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机制都在于无政府状态及其自助逻辑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从而对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排斥安全困境机制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
结构逻辑下的安全困境与权力竞争
在国家间的政治角逐中，权力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但在权力与安全的辨证关系上，即权力积聚的安全效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催生了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导致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沃尔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立。沃尔兹认为，权力是手段，安全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和安全存在不一致的可能，甚至会出现二者对立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追求权力将损害国家安全。因此，国家会理性地将安全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大可能追求权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承认权力和安全作为手段与目的的二分法，也承认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但他强调权力是维护安全的惟一可靠手段，权力和安全具有同等意义，追求安全就意味着追求权力，反之亦然。因此，国家的安全程度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始终成正相关关系，权力最大化是实现国家安全最大化的最可靠方式。权力最大化的理想结果是获得霸权地位，从而确保国家安全的最大化。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对所有以安全为首要目标的大国来说，霸权地位都意味着无法抗拒的诱惑！
无论是沃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其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机制都在于无政府状态及其自助逻辑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争夺。
在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建构主义学者那里，安全困境可以随着国际关系知识的不断发展和积累而得到全新的解读，也可能因为不同的环境条件，或者利益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使安全困境得到全新的诠释，为解决困境提供可能，最终超脱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的深层动力机制。在他们看来，安全困境是可以缓解的，甚至还可能被超越，“安全困境是嵌入在我们头脑中的，而不是源于所谓无法逃避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注：Nicholas J.Wheeler and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is and N.J.Rengger,eds.,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pp.29-60,34.）
然而，作为迄今最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之一，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通常表现得相当严峻。（注：英国学者伊安·贝兰尼(Ian Bellany)曾运用控制论的方法研究了安全困境的缓解问题。他认为，当各行为体的意图和手中的武器系统都呈防御性特征时，只有两方卷入的安全困境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当卷入的行为体超过两个时，安全困境的缓解就非常棘手了。参见Ian Bellany," Defensive Arm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A Cybernetic Approa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33:3( 1996) ,pp.263-271.）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及其自助逻辑长期以来塑造了国际政治实践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压力因素和制约因素。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眼里，安全困境内生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只要国际体系保持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就不会消失。它源自国际关系中一个永恒的问题，即别国军事力量的内在攻击性、别国的外交政策意图和别国力量的未来运用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并由此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疑惧和不信任。因此，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国际权力竞争，这几乎堪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公理”。（注：甚至往往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Jr.)也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冲突的逻辑，一个与国家间政治相随相伴的安全困境。”参见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此外，不少国际关系史学家也用“安全困境”理论来分析冷战的起源。如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I.Cohen)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就明确指出：“‘安全困境’概念，亦即每一方的防御行动看来都是对另一方的威胁，在我对冷战起源的分析中占据着突出地位。”参见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主编导言”，第3页。）
安全困境的权力竞争逻辑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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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全困境的权力竞争逻辑
从理性动机的意义上说，安全困境的压力逻辑使安全最大化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点上，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没有任何理论分歧。不过，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安全最大化观点本身比较含糊，对洞察国家行为实践并不具有深刻的作用，使其真正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安全最大化？”（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1,p.410,note 46.）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米尔斯海默脱离了沃尔兹的结论，提出了结构理论的另一种权力政治逻辑。两位学者分歧的焦点在于多少权力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佳配置。沃尔兹认为安全困境的逻辑要求国家追求适可而止的相对权力，米尔斯海默认为安全困境逻辑塑造了国家谋求相对权力最大化的充分条件。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在权力政治逻辑上的歧异被认为“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注：Mark Kramer," Neorealism,Nuclear Proliferation,and East-Central European Strategies" ,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9,pp.390-391.）
沃尔兹：安全困境与权力制衡的必然
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从基于人性的理性权力动机更换为基于无政府状态的理性安全动机是沃尔兹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在这一点上，赫兹的“安全困境”思想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提示。沃尔兹在“权力vs.安全”问题上的二元对立观点实际上深受赫兹的启迪。沃尔兹说，“根据赫兹的分析，国家关注其相对权力地位，是因为它们面对着内生于无政府条件的‘安全困境’。”这样，“权力就以一种可能有用的工具出现，而不是一种人在其本性导引下去寻求的至高价值。”于是，“是否权力应当是‘国家的最高价值’就不是问题之所在了。相反，必须问的是，如果会的话，何时权力会成为一个至高的价值，而何时它仅仅是一种手段。”（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7.） 按照巴里·布赞的说法，“安全困境”思想实际上铺垫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当时极为流行的从权力争夺视角解释国际政治的动力机制逐渐地转移到从安全竞争的视角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动力机制。（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and Fear,2nd ed.,Boulder,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1,p.4.）
如赫兹那样，沃尔兹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归结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在他看来，也正是这个深深地根植于国际体系的结构难题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不安全的环境条件——至少各国对于别国未来意图和行动的不确定性——妨碍了它们的合作。”（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05.） 沃尔兹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生活的两个彼此相联的现实。第一是自助。在一种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第二是猜疑和敌对。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国际政治行为体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就个别而言，国家可能只是以此来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因此，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的慰藉之源乃另一方的忧虑之源。因而，一个国家积聚战争工具，即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一种威胁。这种反应本身又反过来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类似地，一个出于防御目的而建立的联盟加强内部成员间的凝聚力，提升自己的地位，必然会无意中危及对立同盟，招致对方的反制措施。”（注：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8:4 ( 1988) ,p.620.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4页。）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博弈进程中，“国家的首要关切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护它们在体系中的地位。”（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6.） 维护地位的必然逻辑推论便是国家对安全的追求，“体系促使国家去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增加的权力可以也可能不服务于该目标。”（注：Ibid.,p.126.） 根据沃尔兹的权力-安全逻辑，作为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手段，国家权力积聚的安全效用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的权力积聚便无助于国家安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损害国家安全。因此，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获取并握有适当的国家权力。（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2页。） 换言之，“如果国家拥有太少和太多的权力，它都会面临风险。虚弱可能遭致较强力量本可阻止的敌人发动的攻击。过多的力量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增加军备并聚合力量。权力是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会设法掌握适量的权力。”（注：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p.36.亦可参阅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8:4( 1988) ,p.616。）
在沃尔兹看来，尽管国家有利用他国的软弱和虚弱获取权力的动力，而且当时机成熟时这样的行动也的确有良好的战略意义，但倘若大国行动起来咄咄逼人，则潜在的受难者通常会采取行动来联合制衡进攻者，并会千方百计地挫败其获取额外权力的努力。（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s.6,8.） 这样一来，进攻行为给进攻国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权力和安全的受损，而不是权力和安全的收益。沃尔兹的这种“地位维持说”被指责为“新现实主义的现状取向”。（注：Randall Schweller," Neorealism' s Status-Quo Bias:What Security Dilemma? " in Benjamin 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 and Renewal,London/Portland,Or.:Frank Cass,1996,pp.90-121.不过，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著名观点似乎支持了沃尔兹的理论逻辑。他曾声称，“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至少会在下院为魔王美言几句。”转引自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 paperbacks) ,p.38。） 综上所述，沃尔兹结构理论的权力政治逻辑可以简略如图2所示。
附图
图2 沃尔兹结构理论的权力政治逻辑
可以看出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防御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无政府状态下，作为手段的权力与作为目标的安全存在不一致的可能，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根本关切是安全最大化，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第二，安全最大化的可靠途径是国际权力均衡；第三，国家间的权力均衡机制导致权力进攻行为易于遭到遏制和挫败。归根结底，沃尔兹理论的防御性体现在它对国家权力追求的“现状性”界定，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在“国家想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沃尔兹的理论认为“国家专注于维护均势”，追求“不超过现有的权力”。（注：有关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理论的防御性权力政治取向的分析，参见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19-22。） 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概括为“争夺界定为权力制衡的安全最大化”。
米尔斯海默：安全困境与霸权的诱惑
与沃尔兹的权力政治逻辑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安全困境会促使国家不遗余力地谋求权力的最大化。只要安全困境导致的不安全感持续存在，国家就会不懈地追求更多国家权力，其权力—安全理念在于，“最强大的力量是最大的安全保障”。（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reface,p.xi.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并没有“安全困境”立足的空间，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米尔斯海默理论的演绎基础就是国家间根本无法逃避的安全困境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正是这样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 米尔斯海默反对沃尔兹对安全困境和权力要求之间的那种“地位维持”逻辑。他批评道，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则理性的国家间不会产生任何“安全困境”，因为试图获取超过对手权力的优势地位会无果而终，乃至适得其反。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对安全困境逻辑的这种诠释严重歪曲了赫兹的本意，“赫兹在1950年创造安全困境这个概念时并不这样描述它”，“在一个进攻性行为无异于自我挫败行为的世界里，国家怎么会面临一种‘安全困境’”？（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417,note 27.） 因为进攻行为带来的权力边际收益为零甚或为负，任何理性的国家都不可能采取进攻行为，从而就不存在进攻的现实可能，因此担心遭到攻击纯属多余。在这样的世界里，安全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困境”。对所有国家而言，放弃战争而和平地生活似乎理所当然。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基本权力—安全信条是，在安全困境的作用下，各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必然会谋求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增进或维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其终极目标是获得霸权地位。这就类似于摩根索的下述观点：一国为了稳住和保障业已实现的地区优势，会发现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权力优势是必要的，说得极端一些，“只有在一个世界性帝国中它才会感到充分的安全。”（注：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84.参见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04页。）
从一般的理论分析意义上说，一国对别国军事力量的积聚往往会思考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可能是断然清楚的，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这在解释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机理上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他说，国家所拥有的力量都具有进攻的性质，“即便没有武器，国家中的个人也依然可以赤手空拳地进攻别国的人民。”（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1.） 第二，它会用来对付我吗？这个问题在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及其导致的国家行为逻辑中至关重要。正是对这个问题难以做出非常明确且恒久的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即别国力量的攻击性及其意图的不确定性滋生了国家间的相互恐惧，才导致国家陷入“安全困境”，引发权力积聚的“作用—反作用”的螺旋式升级，并在失控的情势下导致战争暴力。用迪金森的话说，“一个大国的每一招都被别的大国视为一种威胁，并遭到类似行动的反制，这反过来又导致前者的回应。”（注：G.Lowes Dickinson,The European Anarch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6,p.88.）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海默强调，“安全困境”理论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个概念的初始含义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总括性陈述。”（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417,note 27.） 在他看来，安全困境的精髓在于“一国赖以增加自己安全的措施往往会减损别国的安全”。（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6.这句话的原文是" The essence of the dilemma is that the measures a state takes to increase its own security usually decrease the security of other states." 该书中译本将" measures" 一词译为“测度标准”令人费解，此处译为“措施”是准确、恰当的。见中译本第48页。） 因此，一个国家很难在增加自己的安全空间的同时又不危及别国的生存机会。
米尔斯海默强调，国家间的权力关切通过三种主要的方式影响国家间的恐惧程度：(1)拥有从核攻击中生存下来并实施报复之核能力的竞争对手比没有核武器时可能惧怕更少；(2)被巨大水体分隔的大国比陆上接壤的大国之间相互更少惧怕；(3)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明显影响国家间惧怕的程度。与之相对应，国家间相互恐惧的缓解必须有赖于：(1)足够的战略威慑能力和战略生存能力；(2)巨大水体(或缓冲地区)的阻遏力量；(3)大致平衡的国际权力分配。（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43-45.） 其中，除了第(2)条取决于国家意志和努力无法改变的地理因素之外，(1)和(3)都涉及权力建设和权力积聚问题。这实际上体现了安全困境塑造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政策思维和国际行为的深层机制。
大国之间某种程度的相互疑惧是国际政治现实的首要特征，也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安全博弈的根本动力。国家间的疑惧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往往变动不居，这主要取决于大国间互动的密切程度、共同利益的多寡和对外政策的性质。一般说来，彼此隔绝的大国之间疑惧较少；共同利益愈多，相互疑惧愈少；对外政策的克制性越强，相互疑惧越少。反之，国家间互动愈是密切，冲突导因就愈多，相互疑惧也就愈大；共同利益愈少，相互疑惧愈多；对外政策的扩张性愈强，相互疑惧愈多。譬如，美苏的相互疑惧显然在两次大战之间比冷战时期更少，而苏联带来的共同威胁使中美之间的相互疑惧在20世纪60-80年代逐渐减少。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大国间的相互疑惧程度是分析国际政治的重要参数，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国间安全竞争的烈度和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其逻辑是，疑惧程度越高，彼此的安全感越弱，竞争烈度也就越强，冒险性安全政策越易于获得政府和公众的认可，战争可能性也就越大。（注：Ibid.,pp.42-43.）
在这种逻辑之下，根本无法像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张的那样通过追求“适当”的权力来维护国家安全。对于决策者来说，根本无法衡量“多少权力”才是“适当”的，安全态势的动态性特征导致了安全计量的非现实性，从而无法行之有效地确认多大的权力才足以保证国家安全。于是，大国往往尽其所能地扩展国家实力，最终，“大国认识到确保安全的最佳途径是获得霸权，从而消除其他大国的挑战可能性。”“只有一个被误导的国家才会因为自认为已有足够确保生存的权力而放弃成为体系霸主的时机。”在这种霸权诱惑的逻辑影响下，各国不仅挖空心思地利用对方的弱点为自己谋取权力利益，也千方百计地确保自己不被别国所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根本上既注意防御，也重视进攻。”（注：Ibid.,p.35.）
显然，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由于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相对权力”，所以国家孜孜以求的是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横向权力优势，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纵向权力积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相对权力最大化逻辑，大国将不遗余力地谋求霸权，尽管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成为霸权大国的资本和实力，但从意图的角度说，“各国都想成为山大王”。（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7.） 当然，大国的实际政策行为不仅受到其意图的影响，更受到其实现这些意图之能力的制约。理性的大国并非总是纯粹按其权力思维中的进攻性意图来制订和实施对外政策，相反，它们的进攻都是“精心算计的”，而不是草率鲁莽的。这其中的玄机就在于，“老成练达的权力最大化者要懂得何时该主动出手，何时该按兵不动。”（注：Ibid.,p.40.）
米尔斯海默通过引入特定的地理和技术分析变量，提出了“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的理论主张，“一个大国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是成为地区霸主”。（注：Ibid.,p.41.） 从地理因素看，地球表面的广阔水体构成了巨大的阻遏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大国谋求全球霸权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变化莫测的海洋环境给大国的权势投送能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大国通过海洋进行远程权力投送的起码条件是全面的制海权，这意味着控制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线，以便商船和战舰可以自由地通航，还必须确保重要的战略海域在己方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制海权只是提供了海上权力投送行动的可能，海军力量必须与陆军力量协调配合才能完成权力的远程投送，以征服异域大国。从军事意义上说，权力投送包含三个方面的任务：两栖进攻(直接夺取敌方领土)、两栖登陆(建立滩头阵地)和军队转运(将作战部队先行摆渡至接近对手的友邦领土)。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显示，巨大水体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两栖作战给进攻性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权力投送问题，水体的阻遏力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世界霸权的历史事实。（注：Ibid.,p.44.）
从技术因素看，核武器带来的巨大垄断性军事优势将使一个核大国成为一个全球霸权。然而，在一个有多国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核垄断的任何可能，任何大国都难以获得并维持无须担心报复的断然核优势，因为其大国对手在核压力下必将不遗余力地研发自己的核报复能力，这实际上从技术方面否定了一个大国夺取全球霸权的现实可行性。
于是，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里，大国谋求权力最大化的努力往往意味着四个具体目标：(1)争夺所处地区的霸权地位，并阻止出现别的地区霸权；(2)追求财富份额最大化，积累军事实力的社会经济基础；(3)建设地区内最强大、有足够海空力量支持的地面力量；(4)寻求核优势，即便相互确保摧毁的现实使核战争不大可能真正爆发，但毕竟还是存在遭到核攻击的潜在可能性，大国也会因此而忧虑自己的易受攻击性，从而萌生强大的动机去谋求超过对手的核优势，因为核霸权是排除遭到核攻击之可能性的最有效手段。（注：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138-147.） 综合以上分析，米尔斯海默结构理论的权力政治逻辑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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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米尔斯海默结构理论的权力政治逻辑
结语
安全困境的精髓在于任何武备所具有的客观攻击能力及其带来的主观疑惧。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不应该理解为一国的权力积聚是否用来为对外扩张的目的服务，而应该理解为一国的实力是否会针对特定认知者加以使用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困境逻辑是阐释大国权力竞争之动力机制的有效工具，结构现实主义将其理论演绎的基础建立在安全困境逻辑之上是有说服力的。
沃尔兹的理论和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在国际权力竞争的根源、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逻辑、国家的国际政治目标方面没有差别，都认为国际政治环境的无政府性是国际权力争夺的深层根源，安全困境是国际无政府性的核心国际政治逻辑，从而国家的根本关切是国家安全或国家生存能力的最大化。但是，在如何实现安全最大化的手段问题上，两者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沃尔兹认为维护均势现状是安全最大化的适切选择，国家追求的权力不能过多或过少，这是沃尔兹理论防御性的根本体现；而米尔斯海默认为，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惟一可靠手段，权力越多，国家的安全才越有保障，权力最大化是安全最大化的必然要求，这是米尔斯海默理论进攻性的根本体现。总之，尽管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在根本上都是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从权力—安全观的意义上说，沃尔兹现实主义和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深刻地展示了结构理论的两种不同权力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