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法国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角色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探析论文,法国论文,近代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法国在近代早期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农业经济和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这在法国城市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在近代早期数百年的时间里，从中世纪晚期危机中重新兴起的法国城市，扮演着与其人口数量不相称的重要角色。这里有着更加活跃的经济活动、较为丰富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多样的生活娱乐方式，掌控着民众世俗生活与灵魂世界的行政司法和教会机构驻扎其间，全国大部分财富在这里消费和展示。换言之，城市实际上是乡村世界的统领者，在法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把城市视为织造法兰西空间和经济社会特性的重要元素，在他眼里，“城市的第一要义，在于统治”，“城市在法兰西王国里的扩张与统治，不独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于政治、行政管理、宗教和文化等各个方面”。①在其他诸多关涉此一时段法国的各种通史性著作中，城市发展状况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② 然而，在这些著作里，城市仅因为是“现实所有层面的汇聚之所”，且档案材料存留丰富，而被社会史家们当作“适恰的环境”和“特殊的观察台”，用来透视和分析总体的社会经济史，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性”。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法国城市史》陆续面世，局面才得以改观。④但注重经济社会史因素的“年鉴”传统在这部著作中依然有迹可寻：人口、经济与社会要素不仅是它主要的描述对象(即所谓“以城市为背景”的经济社会史)，同时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动力之源，忽略了宗教战争之后绝对主义国家逐步建立在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本文试图结合近代早期法国社会历史的宏观变迁过程，对1500-1700年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概况、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以及城市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简略的考察，以便从一个侧面增益我们对法国该时期历史发展面貌的了解。 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随着近代世界的步伐同时来临。前一个世纪连绵不断的瘟疫和战争，曾摧毁了这片土地上3/4的城市网。15世纪晚期，大规模疫情和战争的平息，为法国社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开启了法国城市形成演变的“持久篇章”。到16世纪初，遍布全国的城市网已初步形成。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向前推进，“城市在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乡村的影响不断加强”。⑤ 那么，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具体情形如何？人口数量和规模无疑是衡量城市化的基本指标。⑥然而，近代早期城市人口学资料的匮乏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使得研究城市定居人口数殊非易事。⑦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只是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城市定义，大略地推断此一时期法国的城市人口数，有时候彼此间差距较大。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1450-1500年，法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这个数字到1789年提升到16%。而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城市化的美国史学家维利斯给出的数字则要低得多，他认为，1500年仅为4.2%，到旧制度结束时也没有达到10%的水平。⑧ 尽管有关16、17世纪法国城市人口状况的数据较为缺乏，史学家们推断出的数字也大相径庭，但他们一致认为，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处于向前推进的过程中，1700年法国的城市化率显著高于1500年。这种情形从单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从1500-1520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各城市的人口大体呈普遍增长的态势。图卢兹居民从2万人发展到4万人；里昂人口1515-1700年从3万—3.5万人增加到9万—10万人，翻了3倍；1473年至1710年，格勒诺布尔从2000居民的小城一跃成为2万人的城市；17世纪饱经战火洗劫的南锡，仍然从数千人增加到1730年的2万人左右；布雷斯特在路易十二统治时期(1498-1515年)还是简陋的小村镇，到路易十四驾崩时已有15000居民。巴黎的人口增长更是惊人，它从16世纪初的20万—25万人猛增到路易十四晚年的48万人。⑨在这个时期，很少有城市像鲁昂那样，人口数量停滞不前。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早期法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城市人口死亡率高企，根据对教区记录簿的统计，城市里的葬礼数往往高于洗礼数，婴儿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⑩“直至18世纪且包括18世纪，所有城市，无论大城市抑或中等城市，都是死亡集中营”，(11)因而，这个时期城市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常面临短期但异常剧烈的人口危机。 那么，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城市，何以在此200年间呈现较为普遍的人口增长趋势？答案是移民。“为了填补死亡率造成的人口亏空和为了得到或多或少的发展，城市必须不断吸收商人和资产者精英，还要吸纳合格的工匠和非熟练工的无产者等劳动力队伍”。(12)17世纪初，工匠和小工商业者可能占南锡城资产者的2/3；在卡昂，资产者移民是由40%的雇佣劳动者和43%的工商业企业主构成。总的来说，移民占城市人口的1/3强。在正处于发展中的城市，他们甚至可能超过半数，如1520-1563年的里昂是60%，1669-1710年的布雷斯特是53%。(13)里昂的主宫医院入院登记也表明，出生在城市之外的“外来者”比例总是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有时候甚至超过3/5。(14) 近代早期城市移民有一些可以察知的特征。其一，他们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移居城市的年龄大多在10—25岁之间，且男性居多，因为城市需要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如果缺乏这些新鲜血液，城市将难以为继。根据巴尔代的估算，在年死亡率为44‰、出生率为35.2‰的鲁昂，若无移民补充，城市人口将迅速下降，7万居民在50年里下降到45000人，在100年里就会减少至28000人，千年之后仅剩10人。(15)其二，从移民来源方面说，他们中许多主要来自周边的农村地区，其数量占总移民数的2/3。但是，一些扩张中的城市和大都市，其移民的来源范围很广，布雷斯特的新来人口中，53.2%来自莱昂地区和科诺埃尔地区，来自布列塔尼其他地区的有19.8%，普罗旺斯3.5%，诺曼底3.1%，巴黎地区2.8%，另外外国人有1.6%。(16)南特的情形同样如此，它在16世纪保持人口增长，首先依靠附近的乡村和布列塔尼，还有普瓦图、诺曼底和直至奥尔良地区的卢瓦河流域，南特城里还居住着一些马赛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人数可观的西班牙人。(17)其三，从生活和职业上来说，近代早期的城市移民与中国当代城市农民工有某种相似之处，也就是同乡麇集在一起。如图卢兹和佩里格的挖土工几乎全部来自布列塔尼，罗讷河沿岸城市的船夫大多数来自罗讷河上游地区，面包师傅和屠宰匠，多数分别是布雷齐人和奥弗涅人。这些来自同一乡土且从事同一行业的移民，多半共同聚居在相同的街区。这种现象既是出于营生活动互助的实际需要，也有乡土联系和语言文化相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最后，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移民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人口流动有从乡村到城市，也有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18)以鲁昂为例，士绅阶层的外迁率是33%，远高于工匠的15%和非熟练工人的19%，且在艰难的17世纪比相对繁荣和平的18世纪要常见得多；按照出生地衡量，以出生在其他地方的男子为户主的家庭，外迁率是鲁昂本地男子为户主的家庭的两倍。(19)这表明，那些先前离开自己出生地的人，为寻求机会进一步迁移的可能性更高。 从时间节奏上加以考察，1500-1700年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是持续而稳定的过程。在短时段层面，由于饥荒、瘟疫、战争以及政治等因素等的介入，这个时期城市人口经常出现短暂的周期性波动，如1521年、1524年、1556年、1585-1586年、1628-1636年、1661年、1693-1694年、1709年瘟疫的流行，对法国城市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真正灾难性的。(20)而从长时段来看，我们则可以从中辨识出两个面貌特征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约从1480年到1560年的所谓“美好的16世纪”；二是约从1600年到路易十四时代结束的17世纪。 在“美好的16世纪”，法国各城市的人口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增长从15世纪中期开始，1470-1540年加速，直至宗教战争爆发前十年臻于顶峰。“15世纪下半期，到处都显露出引人注目的复兴迹象，随后十年里，复兴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里昂人口谷底出现在1446年，克雷皮—昂—瓦卢瓦为1450年；图尔人口从1450年开始回升，1470-1490年加速增长；迪耶普纳税户头从1452年的624户增加到1491年的1175户，飙升速度极快。(21)城市这波人口扩张持续百年，许多情况较好的城市，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2—3倍。16世纪中期，巴黎人口已超过40万；里昂人口从15世纪中的2万增长到16世纪初的4万，1550年则高达7万—8万人；鲁昂、波尔多和图卢兹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都有显著的增长。中等城市也经历了堪与相匹的迅猛发展。16世纪初至世纪末，南特居民从13000—15000人增长到22000—25000人，雷恩从12000人增长到22000人，圣马洛从3000人增长到9000人。小城市的人口曲线也大同小异，波尔—昂—布雷齐(Bourg-en-Bresse)1491年有670户，1525年变成1069户。(22) 但在16世纪的繁荣末期，危机就已露出端倪，人口的急剧膨胀显然让法国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拉杜里对16世纪朗格多克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开拓可耕地，“到1555-1558年左右，地中海沿岸朗格多克贫瘠林地的毁灭已是既成事实”。(23)1560年代之后，随着宗教战争(1562-1598年)爆发，真正的危机来临。内战期间，王国的人口从1560年的1620万减少到1600年的1370万。城市同样如此。曾经欣欣向荣的里昂，在内战前数年已出现严重的困难，接连出现商号和银号破产。宗教战争使形势更加险恶，城市商路遭到破坏，金融动荡，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城市的商业活动，大量商业活动关门歇业。(24)1550年里昂人口是58000人，1600年下降到32500人。17世纪初，法国城市经济重新恢复。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法国除经受瘟疫和饥荒的周期性侵袭外，还多次遭遇国内危机和国际战争，大多数城市人口涨幅微小，不少小城市的人口甚至有所减少。(25)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仍在提高。已有的欧洲城市化研究表明，“这个‘危机时代’也是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最快速的净增长时代，城市发展尤其集中在行政首府、港口、新城镇和专门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业城市”。(26) 那么，1500-1700年，法国城市化何以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危机不断的17世纪，城市化为什么没有停滞或衰退，而是仍在进一步发展？欲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更进一步探究城市化背后的动力所在。简言之，在这两个世纪，法国社会一直存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只是“美好的16世纪”与17世纪动力机制各自不同，故这两个时段中城市化的运动轨迹相异。 在“美好世纪”里，法国经济的复兴和人口的繁衍，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的强大推力。人口方面，“在‘16世纪’，更确切的说在1450-1560年间，法国人口的飞速增长不言自明”，20世纪后半期经济社会史和人口史通过对财政文献的研究表明，约从1450年开始，法兰西各地的纳税户数皆呈大幅增长的态势，(27)法兰西总人口在经历中世纪晚期漫长的危机后，呈现出爆发式的恢复，原先荒芜的土地和荒废的村庄重新被急剧增长的人口填满，乃至拉杜里用词语“犹如农庄里的老鼠”描绘朗格多克地区16世纪的人口爆炸。(28) 在经济方面，一是农业的复兴，在战争和瘟疫时代荒芜的土地以及林地和沼泽被重新垦殖，从前被遗弃的村落再次迎来居民。“由于有了卢瓦尔河谷和勃艮第的苗木，巴黎地区的葡萄园又焕发了生机；阿基坦的菘蓝种植业日益发展；小麦大量出现在博斯平原上，整个西部都在种植大麻。人们努力进行有效生产、获得更多赢利。出于农产品商品化的考虑，人们有时还试图根据土壤性质种植合适的作物，如葡萄、菘蓝、大麻、亚麻、小麦。”(29)二是手工业，其中纺织业居于首位，鲁昂、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图和香槟等各地的纺织业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而且多余的产品还用来出口；图卢兹的丝织业发达，巴黎的金银制品、朗格勒的剪刀业、图卢兹的皮革鞣制业和制针业都在发展；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特鲁瓦和奥弗涅的造纸业从中受益。另外，花纸行业生产的神像和纸牌行销于巴黎、鲁昂和图卢兹。三是商业和道路交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里昂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它是国外商品进口和法国商品出口的集散地，也是法国国内南北商品的中转地。(30)1481年，普罗旺斯并入王国，为法国带来了面向地中海的优良港口马赛，从而扩大了海洋贸易之门。从港口税来看，马赛港与地中海东岸和北非的贸易不断增长，城市人口与贸易增长保持着相匹配的节奏。(31) 递及17世纪，情况有所变化：一是王国总人口增长幅度很小，1600-1700年仅从大约1900万增加到2150万；(32)二是在经济发展方面，“17世纪的艰难是毫无疑问，在所有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眼里，长期萧条的17世纪经历了多个发展迟缓的时段和如火如荼的危机”。(33)但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是法国现代国家建立、发展和成型的关键时段。在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浦·本尼迪克特看来，法国在政治国家和社会经济领域新机制的建构，为城市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源：首先，在政治国家领域，随着绝对主义君主制逐步确立，司法和行政官僚的数量大幅增长，军队规模显著扩大。官员主要驻跸于城市自不待言，军队在不卷入军事行动时，大部分时间同样驻扎在城市。主要以国家税收供养的官僚与军队人数的增加，其产生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吸引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员涌往城市，同时也驱动财富朝城市流动，因为旧制度法国的税源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其次，在社会经济领域，居住在城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对农村土地日益增多的控制、新的社会身份观念和消费观念、城市丰富的社交和文化实践模式，都是拉动法国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要素。(34) 1500-1700年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时间维度纵向考察，无疑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但如果从空间维度横向考察则截然不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相对静止的图景。简言之，法国城市网在这二百年时间里总的面貌变化不大，“王国1700年左右的城市网看上去非常接近1500年的城市网”，(35)鲜有规模较大的新城市出现。诚然，17世纪在绝对主义君主制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中，王国政府为政治和军事目的兴建了大量的纪念性城市和要塞城市——它们的数量占所有城市的2%，但这些人为创造的城市可以说毫无发展生机，(36)唯有勒阿弗尔(Le Harvre)和凡尔赛例外。即便属于成功典型的勒阿弗尔，尽管早在1535年就被创设为港口，但它从一个小村庄真正变成一个政治中心也是很晚之后的事；凡尔赛的飞跃性发展纯粹是强大王权意志的结果，路易十四死后，法国的政治中心重新转向巴黎城，巴黎的迅猛发展让它顿时显得黯然无光。因此，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四去世时，除因领土兼并而加入法国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里尔等，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网的基本面貌变化甚微，从城市史家勒佩蒂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前夕的法国城市体系依然如此，(37)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里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法国各城市仍然位于在高卢—罗马时代(几乎全部是最大的城市)或在11、12世纪它们初创的地方，新城市组织是(旧有城市)重新焕发生机而非新建。”(38) 然而，这个网络中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犹如大大小小的联结点，构织起法国的空间形态，它们在规模和地位上存在较为分明的等级，巴黎不容置疑地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早在16世纪，其人口就已远超其他城市，但规模优势还没有后来那么明显。位居其下的大城市有鲁昂、里昂、图卢兹、奥尔良、波尔多、马赛等。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支持它们跻身大城市的行列，如鲁昂的行政司法机构、港口地位和大学，马赛和波尔多面向海洋的地理条件，尤其是以工商业立市的里昂在15、16世纪之交获得迅猛发展，被喻为“法兰西的第二只眼”。(39)17世纪，随着法国行政中央集权的不断推进，巴黎的重量逐渐大到失衡的地步，并在18世纪进一步加重。1600-1700年，巴黎人口从20万增长到50万，大革命前又变成60—70万。(40)中央集权导致的资源和机会的高度集中，吸引从显贵精英到平民的各个阶层不断涌来，政府试图阻止首都无限扩张的政令形同虚设。 这些大城市主导着其周边乡村世界的节奏，对西欧乃至世界的财富和情势变迁更加敏感，它们在近代早期法兰西的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大多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说，联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数量众多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作为市场集散地，领地或司法区首府，或活跃的手工业聚集地，是地方的或地区性的中心，人口通常只有几千甚至数百，但它们深深地扎根在周边的农村生活中，“农业生活对它们并不陌生，时常构成了城市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夏托敦1696年40%的人口是由葡萄种植农和靠耕作为生的短工组成，这个百分比较之16世纪并没有降低。(41) 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空间，考察单个城市本身的空间形貌变化。在这漫长的200年里，随着法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内部空间的改变势在难免。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的改扩建上。以巴黎为例，城市化不断推进是16世纪这座城市空间的显著特征，“城市建设越来越向前推进，中世纪半农业的特征一点点消失”。这个时期，在塞纳河右岸改建和新建了卢浮宫及杜伊勒里宫，并将位于城东的王室领地分成小块售卖；在塞纳河左岸，布什里大街的一部分、莫贝尔广场地基和图内尔码头在1548年陆续兴建并在四年后完工，圣日耳曼郊区也开始得到开发；为了连接两岸，重建了被洪水冲垮的圣母院桥，并开工新建新桥。(42)17世纪，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和巩固，王权对兴建首都的意愿和能力变得更大。为了巩固新获得的王权，亨利四世非常关心巴黎人的福祉和首都的美化，在其得力助手苏利(Sully)的协助下，他重启新桥的建造，修建了两个王家广场——罗亚尔广场和多菲内广场，并完成了众多小修小补工程。(43)尤其是罗亚尔广场在巴黎的建筑史上得到了高度评价：“罗亚尔广场的建造，标志着巴黎城市规划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它将贵族居所安置在一个没有建筑的区域，它赋予巴黎第一个规整匀称的封闭广场。”(44)路易十三时代，不仅建造了罗亚尔桥，而且新修了多个街区，其中黎塞留街区把城市向西延展到查理五世时期(1364-1380年)的古城墙边，从而使巴黎展现出大都市的形象。尽管路易十四厌恶巴黎的混乱和喧嚣，但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巴黎累积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他曾耗费巨资重建或扩建了卢浮宫、杜伊勒里宫，修建或修缮了残老军人院、广场喷泉、林荫大道、城门、码头，为新街区的交通打通和拓宽街道。(45)在马赛、里尔和里昂等快速发展的大城市里，也都存在类似的城市空间改扩建情况。(46) 其次，除城区建筑面积的扩展外，城市空间的变化还体现在建筑形式和材料的变化等多个方面。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攀升，导致城市建筑地皮紧张和地价上涨，从而促使城市建筑向高处发展。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下半期，巴黎中央菜市场街区的房屋高度增加了。在重建房子时，总是会在新建筑上额外添加一两层。此外，在16、17世纪法国各城市老城中心的改造中，都力图改变中世纪的混乱状态，让新修的街道呈直线，并让所有的临街建筑物正面保持齐平。在建筑材料上，石料逐渐比木料更受青睐，至少在巴黎如此，亨利四世就曾对建筑师们发出指令，禁止在桥梁建设中使用木头。(47) 但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早期法国多数城市的大部分城区，实体面貌之变化远非想象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那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究其原由，当时经济技术条件的囿限自然是根本的原因，但也有人们观念中对城市认知的思想因素，如1634年尼姆市政委员会反对引水渠工程师的规划方案，因为方案威胁到了城墙：“毫无疑问，城墙会倒塌，因而让各色人等任意进入本城，从而使僧侣、行政官员、商人和其他居民难以再住在其中。”(48)把城墙视为城市不可或缺且不可撼动的界限，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法国城市空间转型的有限性。 诚然，在1500-1700年的两个世纪，法国城市人口比例在上升，城市规划和空间格局也在改变，巴黎、里昂等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和空间面貌变化远超许多中小城市。但总体而言，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并且存在时间上的断续性和地区间的差异性；在城市化程度上，法国也比不上荷兰、比利时、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49)法国城市面貌仍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不能以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实力支撑下的变革幅度和速度，去衡量前工业社会的城市化。但在法国近代早期历史进程中，城市具有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主要表现在，它们是这个农业国度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先导性的角色。 首先，在政治方面，城市变成了国家统治的中心。16世纪以降，随着法国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建构，中央权力逐渐渗透到市政事务当中，这通常表现为王国政府专横地改变城市章程，控制市政官员的遴选。例如宗教战争甫平之后，在里昂，1595年的“肖尼法令”(l'edit de Chauny)把市政行政官的数量从12名削减至4名，并安排一名市长做他们的头领，市长是由国王直接任命，或从三人名单中指定一个。亚眠的情况与此类似，1597年王室法令把市政官从24人减为9人，设立4名市政参事，由国王或王室高级官员指定人选。福隆德运动又一次为王权强化渗透和控制提供了机会。在昂热，1657年叛乱平息后，国务委员会发布政令，决定自今而后市长和市政官员由国王来任命。中央政府在其他许多城市采用类似的手段，加强王权的控制。(50)尤其是监察官制度正式确立后，君主的行政官僚系统对整个王国城市的控制力更是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51)尽管旧制度王权从未系统地重构城市的管理机构，其行政体系依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特征，但城市在封建领主体制下所拥有的独立和自治无疑极大地缩减了。城市更多地变成了王国政府——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权力体系——施行政治统治的中枢，中央辖制下的行政司法机构和军队麇集其中。 至17世纪末，法国各个城市设有12个高等法院，11个审计法庭，12个间接税法庭，上百个初等法庭，30个监察官辖区，(52)它们共同构织成一张层级和职能较为分明、网络架构较为完善的行政司法权力网络。与此同时，军队规模大幅扩张，在和平时期，1600-1615年法国的军队人数仅有万人，1698-1700年剧增到14万—14.5万人。军队在没有军事行动时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城市。(53)因此，行政司法和军事人员构成了许多城市的基干人口，如高等法院驻地之一的第戎，17世纪下半期，1/3的人口都是以公务或军事职能为营生。(54)贝桑松也是如此，正是在路易十四吞并弗朗施—孔泰之后，把它设为首府，创建一系列行政司法机构并派驻强大军队，大量官吏和军人随之涌入，使这座地理位置不佳、长期举步维艰的城市命运骤然改变。(55) 第二，在社会结构变迁方面，精英阶层流向城市。1500-1700年，除商人和官员之外，乡村的缙绅贵族也开始向城市聚集，法国城市在此期间完成了对精英阶层的吸纳。16世纪，以“乡居贵族”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仍以乡村世界为根据地，如诺曼底贵族古贝维尔老爷(Sire de Gouberville)，(56)他参与乡村世界的各种习俗和信仰活动，主持乡村会议，投身当地的节庆活动，需要时才去城里处理事务和游玩购物。“乡村对他们来说还不是简单的别致风景和纯粹的收入来源；在他们眼里，乡村依旧是活生生的现实。”(57)但乡居贵族们并未隔绝在乡村文明当中，他们与城市文化也有密切的接触。从古贝维尔老爷的流水账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偶尔离开自己的庄园城堡，在鲁昂、卡昂、巴约等周边城市/镇逗留较长时间，除处理经济和法律事务外，还参与城市丰富的社交或娱乐活动，购买剑、斗篷、手套或书籍等各种精美物品。(58)即便那些在巴黎已建有自己府邸的大贵族，也并不常住于此。但17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显见的分界点，越来越多的贵族家庭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坐落在卢浮官周围和圣日耳曼郊区的豪华府邸如今变成大贵族们的主要居所，一些外省城镇也成为贵族居住和娱乐的中心。1695年，埃克斯住有400家佩剑贵族和193家穿袍贵族。即便布列塔尼小城奥莱，也有12个贵族家庭常住于此。(59) 第三，在经济权力上，城市主导着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众所周知，16、17世纪，法国还经历着较为剧烈的经济变动，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更大范围的社会里的这些经济变动，与城市本身的社会演变——精英阶层的聚集——结合起来，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在国家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城市掌控的土地数量不断增长。上述贵族阶层从乡村向城市流动是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与这两个世纪法国社会总体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商品经济发展、物价上涨和国家税赋加重，使部分农民濒临破产，被迫出售部分土地偿债，其购买者主要是来自城市的富裕的食利资产者。根据拉杜里的研究，早在1547年，蒙彼利埃乡村的6块大地产，其中5块由蒙彼利埃人所有(2名贵族、2名法官、1名资产者)，仅有1块属于农民。1677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11块大地产全部为蒙彼利埃人所有。(60)土地控制数量的增长和精英阶层的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农业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61) 在工商业领域，城市是16、17世纪商业革命和工业发展的中心点，而工商业的发展则为城市实力的增强注入了动力。譬如大城市里昂，欧洲南北远程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担当着国内外商品集散地的角色，法国1/3甚至一半的商品进口通过这里中转。即便宗教战争时期该城兴旺的商业和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但17世纪初它很快重新复兴，且非简单的复原，而是在新基础上的更生。先前几个世纪里，里昂一直是法国进口国外丝织品的门户，但在17世纪头二十年里，这座城市的丝织业取得飞速发展，丝织品质量极大地提升，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62)此后直至20世纪初，丝织品制造和销售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立市之基，使之在法国的城市等级中能够长期保持着仅次于巴黎的地位。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尽管缺乏里昂这种广泛的外部联系和大范围辐射力，但同样扮演着地区商品流转枢纽的角色。如法国北部的博韦就是这样的城市，它的纺织业非常发达，亚麻和呢绒纺织业尤为突出，乡村工业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城市是这些经济活动背后有力的控制者，它不仅通过资本组织和控制生产活动，更通过市场把产品西销至佛兰德尔、荷兰、英国，东销至康布雷和圣康坦，盘活了整个经济活动。(63)正是16、17世纪商业的这种总体性飞跃，城市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经济领域的控制力。 第四，在文化方面，城市是近代法国走向文明开化的重要源流。16世纪法国的宏观历史进程——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勃兴和国家建构，对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如在教育领域，从16世纪上半期开始，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大学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64)城市则是教育发展和变革的先驱和重镇。不单新建的大学和新兴的中等教育机构(college)主要设立在城市，并由来自城市的权力机构——教会或市政当局控制着；哪怕初级教育机构，城市所拥有的数量也远多于农村地区，教会小学“在城市里是按照教区区划分布的。在乡村地区，尽管那里有学校存在，且它们都处于相同的体制下，但我们发现并非所有教区都有学校”。(65)正是城市教育的相对发达和谋生需要，使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比农村人高。对蒙彼利埃地区公证文书的研究表明，1574-1576年，63%的手工业者能够签自己的名字，而同一个公证人的农民顾主那里，高达72%的人是文盲。再往西部的贝齐耶和纳尔榜，这种落差则显得更加明显：没有能力签名的手工业者是34%，但在农业劳动者中，仅有10.4%的农民和2.9%的雇工能写自己的名字。(66)城乡识字率的差异一直延续了下来，1970年代孚雷等人对教区婚姻登记簿的计量研究表明，17世纪末情况依然如此。(67) 城市不仅是教育发达之地，也是印刷业的中心。自1470年巴黎印行法国第一部活字印刷书，1500年法国拥有一家以上印刷厂的城市已达31个，巴黎和里昂的印刷业尤为发达。200年后，拥有一家或数家印刷厂的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到132个。位于印刷业层级顶端的是书籍。(68)印刷书的诞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城市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更在西方近代早期思想文化变革中充当了“酵母”(ferment)的角色。(69) 1500-1700年，无论是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从城市空间的成长变化来看，法国的城市化在不断向前发展都是不争的事实。只是鉴于农业社会技术变革的缓慢和经济能力的有限，这种城市化进程缓慢而充满顿挫，仍在延续着中世纪的基本脉络，工业化时代之后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能想象的，甚至无法与18世纪中期之后的变化速度相提并论。此外，鉴于法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近代早期历史的复杂性，城市化变革程度在各地间是不尽相同的，处于有利环境和“情势”中的城市发展相当迅速，如巴黎、波尔多、南特、马赛、圣马洛、鲁昂、格勒诺布尔等，但也有许多长期“几乎静止不动”的城市，如于塞尔、瓦讷、昂热、博韦等。昂热在1550-1650年的百年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随后一个半世纪里也变化不大；(70)博韦甚至挺过了工业化的浪潮，“1940年的城市还几乎完全是17世纪的城市”。(71) 在笔者看来，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近代早期与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化存在速度和质量的巨大差异，但从城市史的角度来看，自中世纪晚期以降，法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连续累进的过程，不同的只是其背后推动力的形态和能量大小。如果人为地把工业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前工业社会的割裂开来，不仅使城市史研究失去纵深，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理解工业化时代法国城市的立身之基和变化之由，因为即便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仍植根于它具体的存身环境当中，城市规划也离不开传统的建筑和文化习俗遗存。 当然，城市不只是建筑空间和经济机器，更是人居的场所，城市研究还应关注它的阶级或职业结构、社会交往形态、各阶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但本文旨在廓清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的动态过程，并简略估量日益发展的城市在近代早期法国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因此未更进一步讨论城市内部具体鲜活的社会图景和权力关系。 最后借美国历史学者本尼迪克特的一句话，概括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进程与宏观历史发展的关系：“国家经济、政府架构和文化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改变了城市面貌，以及它们在法国社会中的角色。反过来，业已变化的城市面貌又对法国社会的变革发挥着影响”。(72) ①Fernand Braudel,L'Identité de la France:Espace et histoire,Paris,1986,pp.159,161. ②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三卷)，上卷，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中国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5章；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dir.),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De 1450 à 1660,T.1,Vol.1:L' Etat et la ville,Paris,1977; Jacques Dupaquier(dir.),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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