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蕴及其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特质论文,困境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5-0082-07
将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 部分来看待，应该说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但是，现代文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它 以怎样的特质体现着文化身份和价值意义?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注：文化 特质，是文化组成分子中最小的单位；众多的文化特质互相配合组成文化丛，亦即功能 上相互关联的一组文化特征群。)中包含了哪些基本要素?发挥着怎样的文化功能?它们 在现代文学历史过程中发生过那些变化，变化的实质、结果和对后世的影响怎样?这些 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在对文学特性重新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对现代 文学史上一种现象的分析，对此进行探讨。
一、文学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
文学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这一概念，是笔者受丹尼尔·贝尔对文化定 义的启示而提出的。贝尔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 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4页，三联书 店1989年5月版。)“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过艺术与仪式 ，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 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注：丹尼尔·贝尔：《资本 主义文化矛盾》31页，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我将它引伸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源于这一理论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的某些契合，以及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效性和适 应性。其主要涵义是：
第一，人的生命过程，一方面与具体的社会、时代构成现实联系，另一方面与自然、 宇宙构成深邃邈远的意义关系。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也作为宇宙的中间物，其个 体生命价值既可以在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评价，也可以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联系中 得到确认。文学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可以在这两种“背景”及其联系中展开，它既 解释人的生命过程中的现实具体问题，更要“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 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亦即 人的生命过程中遇到的普遍命题。它比一般“生活过程”的展示更便于揭示人生的本元 和深层状态，也最容易具体的切近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深刻关联点，因而也更容易蕴 涵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通过人的生命过程来表现现实生活“深度”和 历史“细节”，是文学作为特殊解释系统不脱离现实历史又不把个人作为“工具”的极 佳的视角。文学通过生命过程的解释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这种“帮助”的途径、功 能和价值意义是多维的，它可以为人“指路”，也可以帮人“解脱”，可以陶冶情操， 也可以消遣娱乐，可以激发情感，也可以使人沉思。更重要的是通过审美特性和艺术感 染力使那些“不可理喻性问题”变得可以“理喻”，将人们从生命过程中的那些深层困 境里拯救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人文精神和现实情怀，是文学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 中所体现的主要文化特质和价值意义。
第二，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是以艺术的特殊方式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的 解释系统。不同于哲学、宗教、生物等对生命过程的“解释”，文学以其具体性、情感 性、审美性对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最充分的形象化的解释。它的解释包含关于人的生命 过程及其意义的哲理思考，但不同于哲学的抽象概括和理性分析，它更重视人的生命过 程的感悟和体验；它关怀人的生命过程的终极问题，诸如生死、悲剧、命运等，有宗教 般的情感特征和类似的表达方式，但它表现现实情怀和人间情景，不引人脱离现实而启 示人如何面对现实；它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是具体细腻的，有“纵切面”和“横剖面 ”的“诊断”“解剖”，但它着重关注的不是人的生理肌体的生老病死，而是作为社会 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命过程。另外，这一概念中“过程”的意识与文学特质中的“时间性 ”有必然的契合。“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展示和解释过程，也是最能发挥文学形象化 和具体性的优长和特性的过程。文学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和表现不可能是“全部 ”的，但却是形象的、典型的和具体的，因而是“完整”的。
第三，人的生命过程作为文学的表现领域和文学家的重要视点，具有极大的创作空间 和拓展余地，有价值预设的多种可能。人的生命过程本身既包涵作为社会人的精神生活 过程，也包涵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物质肉体的生存过程；既包涵人的社会属性，也包涵 人的自然属性；既包涵人的理性，又包涵人的非理性——本能、欲望、冲动、直觉、无 意识等“过程”内容。这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我们的生命是无止境的，正 如我们的视野是没有界限的一样。”(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人的末日 》5页，[美]恩莱特著，华进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文学表现人的生命 过程的视野也是没有界限的。即使人的自然性和非理性的表现，在文学领域里，因为牵 涉到诸如灵与肉、情与理等关系，同样能获得社会意义。文学对伤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具 有“个别”与“全面”、“特殊”与“整体”相统一之特点，这是由文学的艺术概括性 和典型化等特点所决定的，是其他任何领域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个体”涵义。人的生命过程总是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的“生命过程”。文 学的特性决定了它如果真正地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命过程，必然从个体出发解释人生。它 从个体入手，却在“人类”的层面展开“生命”过程的描述。它包涵阶级性、社会性但 又超越了阶级性、社会性，而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 (鲁迅译)中说过：“生命者，是遍在于宇宙人生的大生命。因为这是经由个人，成为艺 术的个性而被表现的，所以那个性的别半面，也总有很大的普遍性。……在那样的生命 的内容之中，既有人的普遍性共通性在。换句话说，就是人和人之间，是具有足以唤起 生命的共感的共通内容存在的。”“将生命的内容用别的话来说，就是体验的世界。” 这就是说，艺术领域的“生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这种普遍意义的获得正在于艺 术的特性是通过个性表现普遍性、共通性，通过作家的个体体验表现人类性。正是在表 现人的生命过程这一层面上，文学才在具有民族性的同时具有人类性，文学家才在整体 上体现出冲突中的统一，也在相似中表现出区别。所以，文学作为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 系统的概念，有助于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调整，也打开了文学理论更大的思维空间，同 时也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
第五，人的生命过程自然包涵“生存状态”，因而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生活在一 定的时空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人的生命质量和意义不仅取决于自然环 境，更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必然同时伴随对人的生存 环境的展示，其社会批判性和思想倾向性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中自然而然地流 露出来。它不会限制和隔绝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却可以以人的生命过程状态为轴心 而深入辐射社会和时代的方方面面。
文学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的概念，会使我们想到一个非常熟悉、被广 泛运用的概念，这就是文学“为人生”。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有所联系，但具体内涵却 不相同。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新文学真正开端的“五四”文学，其重要标志是“人的文 学”的产生。然而，对于“人生”和文学“为人生”的具体理解，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约 定俗成的但却含义不明的。因为人生本身是多方面的，文学应根据自己的特性将重点放 在人生的哪些层面，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这如同“文学是人学”的概念一样，它用来 反对蔑视人的文学的现象或某些思潮倾向是有具体针对性的，是有效的，但用来指导具 体文学实践却需要进一步理解和界定。文学“为人生”习惯上被理解为文学对现实人生 的关注和表现，对人生状况的客观观察和真实描写等等。这虽然大致不错，然而如果进 一步追问，文学怎样具体表现人生，或者通过写什么来表现人生，则不能不关注具体的 个体生命过程，通过具体生命过程的展示表现人生状况和社会现实。文学的特性决定了 它表现的“人生”，其具体所指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对人的研究是有区别的，它如果不 是全部，至少应该主要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艺术地解释。
可以说，“人的生命过程”属于广义的“人生”但不等于“人生”。人的生命过程” 与“人生”的概念并不矛盾，但它更适宜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对人 的生命过程的解释，是与人的重新发现和“五四”新文学对普通人生的重视相关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可以理解为“人的文学”的深度体现。
二、鲁迅等对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的开拓
文学作为一种解释系统，也许是人们容易认识和接受的；但是，文学作为人的生命过 程的解释系统，特别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特质之一看作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却可能存在 分歧。这使我们必须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新文学开创期的那些奠基性作品，重新审视它 们的文化特质和“基因图谱”。
对人的自然生命过程的“解释”，最直接的也许莫过于医学。但是，在中国近现代， 医学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的解释系统和所做的努力，并不能真正地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 境——鲁迅从医学向文学的转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先兆性，也体现着他对文学的人 文性特质独特的理解。《狂人日记》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毫不掩饰的揭示和形象概 括，“人吃人”是鲁迅创造的第一个触目惊心的生命过程意象，是对中国人生命过程做 出的历史性的文化哲学解释。《药》写了华小栓无意义的短暂的生命过程，写了肉体的 无可救药，这固然令人同情和可怜，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华老栓们精神上的无可救药 ，这使我们想到作者的愤激之言：这样的人“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作品深层 意蕴还在于揭示出夏瑜本来有意义的生命，在遭遇统治者的屠戮与“受惠者”的双重“ 负定”之后的无意义、无价值，他才是真正的不幸者，因为他的生命过程“壮烈”却“ 无效”，其悲剧性令人深思。在《孔乙己》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曾将自己的理想 和前途寄托在学而优则仕道路上的失败者，也看到一个后来企图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 值寄托在人们的谅解和怜悯中的失意者，一个本来极为自尊的有生命意识的人，最终在 极端贫穷、受侮辱、被嘲笑中无声地结束了生命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庸众 对他人生命的无情、冷漠和残酷。在《故乡》中，我们看到少年闰土生命的鲜活，也看 到中年闰土生命的萎靡，在前后的对比中呈现出中国人生命过程的艰难困苦和简单“重 复”的图景，揭示了生命过程怎样变为低级的求生过程，生命力怎样在“过程”中萎缩 。《祝福》中的祥林嫂，其生命过程普通却令人震惊，这过程不但无幸福、无意义、无 价值，简直是一个“负增长”的过程。阿Q的生命过程，是作者“眼中所经历过的中国 人生”的写照，使人们从中看到了“国人的魂灵”和自己的生命过程，特别是在“困境 ”中怎样“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小说始终暗含主人公面对困境如何对付的问题，阿Q 一生的“事迹”，或者说他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弱者面对“外界”困境步步败退的“应 对”过程。《伤逝》的特别之处也许正在于对“生活”过程与“生命”过程的不同解释 。小说多次提到“生活的路”、“新的生路”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存 问题，而是生命过程意义的问题。涓生为没有能够拯救子君而悔恨和悲哀，在这悔恨和 悲哀中，有对自己自私的忏悔自责，但也有无奈的叹息和对“不能”原因的思索，这“ 无奈”或者“不能”，其实质主要不在他不能给予子君以富裕的“生活”，而在于他不 能给予她新的生命意识和开辟有意义的生命之路。因此，对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过程 的探询，或许是《伤逝》真正的意义所在。《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也曾为充实的生 命过程兴奋过、激动过，但是十年之后，生命过程重归无聊，只能违心地做些毫无意义 的琐事。这篇小说表现的重心就是生命的浪费、意志的消磨和生存的无聊的人生悲剧。 《孤独者》中，“以送殓始，以送殓终”，或许有一定的“生命过程”的象征涵义。魏 连殳作为一个有过自己独立意识和生命感悟的知识分子，他曾顽强地应付习惯势力对他 的种种精神重压，走过了一段孤独的然而有意义的“超人”式的生命之路。但他终于屈 服了，他的屈服就是与传统生命意识抗争的失败，是无价值无意义的生命过程的重新开 始，其结果是自戕。他的死是必然的，他选择自戕，符合已经意识到生命过程价值却无 法实现其价值的人的性格逻辑。
中国文学从半人半神的形象的塑造，到对人的个体生命过程的重视，不只是一个简单 的表现对象的变化，而包含了人的觉醒的意识，包含了文学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的重 视，显示出新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新的联系维度。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意义，首先 在于他将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置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去思考和表现，具体的人的生命 过程的展示与文化生存环境的联系，自然构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批判：罪大莫过 于对无辜生命的摧残，而其残酷性和隐蔽性则在于这种摧残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 ”和习俗，一种强大的精神“无物之阵”与个体生命的对垒，一种渗透在生命过程中的 集体无意识认同。反过来说，只有通过人的生命过程的具体揭示才能真正发现这种“无 物之阵”的巨大势力和浓重阴影。鲁迅的杰出在于他穿越一般社会现象和生活状况而直 抵生命过程深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写出人生的血和肉，写出人的生命过程的真 实状态，挖掘出其中的内涵。
与小说具有同样指向的是鲁迅前期杂文和随感录。《春末闲谈》中那被细腰蜂的毒针 刺得不死不活、不腐不烂的小青虫，作为旧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形象化比喻是十分恰当 的。《灯下漫笔》对“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两个时代的循环往复的 概括，也包含对中国人生命过程的揭示。
鲁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透了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实质和现实的残酷，却从 “自然”“宇宙”的角度表现出整体的“乐天”精神和顽强的生命意识。在《生命的路 》中说：“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 命决不因此回头。……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在《热风· 四十九》中，鲁迅对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关系的思考，体现出同样博大的胸襟：“我想 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延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但是进 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 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鲁迅毫不讳言个体必 有一死的自然法则，唯物地看待人的生命过程，这可以说是别一种勇敢地“反抗绝望”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其意义之一正在于为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新的解释 系统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之外，新文学的其他重要作家，也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这个层面上 ，作出过可贵的努力。反对苟活，厌弃灰色和无聊的生命过程，批判窒息生命力的社会 环境和文化传统，肯定生命的自然形态等等，在这些方面，新文学阵营有极大的一致性 。文学研究会作家、特别是叶绍钧，善写“灰色”的人生，表现无爱的、无聊的、无意 义的、无生机的生命过程，揭示人与人的隔膜和孤独感。在这些方面，他最接近鲁迅( 如短篇小说《隔膜》《一个朋友》，独幕话剧《恳亲会》等等)。创造社的创作、特别 是郁达夫等人的私小说，也以切身体验表现特定情势下人的生命过程。通过展示人的生 命过程，现代作家找到了表现现实人生的最佳切入点，将表现“人生”落到了实处，显 示了现代新文学的实绩和文化特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理性思 考和感性表现方面显得格外突出的作家是沈从文。他说过，“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 ，却只信仰‘生命’”(《水云》)。他在《生命》《长庚》《烛虚》《水云》《中国人 的病》《给志在写作者》等一系列论文和《从文自传》中，都表现出对生命力的肯定， 对无意义的生命过程的批判，对精神上的阉人的蔑视，对“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 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的抨击。他说：“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 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 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 人。”(注：《生命》，《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295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 店，1984年7月第1版。)“至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称绅士淑女的，这种人的生活兴趣， 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注：《长庚》，《沈从文文集》第十一 卷289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7月第1版。)。“麻木风气表现于个 人性格上，大家都只图在窄小个人小圈子里独善其身，把所学一切只当成换吃换喝的工 具，别的毫无意义。这些人生存的意义既只是养家活口，因此凡一切进步理想，都不能 引起何等良好作用。”(注：《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29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 港分店，1984年7月第1版。)“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 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 我所见的光景，或许就是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注：《从文自传》。)这是 沈从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现实人的生命过程的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对原始 生命力的礼赞和对精神阉人的嘲讽更是人们熟知的。沈从文的意义还在于，他在对生命 过程的负面进行批判的同时，对生命过程的美好和积极的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表现，将文 学研究会作家在灰色的人生上点缀一两点光明，变为形象而有新鲜的湘西人性美的具体 描绘。以往研究中，人们多指责他在表现湘西原始人性时的脱离现实和背离时代，却不 大理解这种“脱离”或“背离”中所体现的对人的生命过程重视的意义。我以为，沈从 文对湘西人性表现中的理想，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是可 以的，因为文学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表现，毕竟有自己的特性和方式，对健康、美好、理 想的生命过程的肯定，也是一种解释视角，是文学的人文关怀所在。在30年代的文学中 ，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这一传统在发展中演变。巴金的《家》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大家 族内部的种种生命过程现象，后来在《憩园》中表现出的对于生命被金钱毁灭的惋惜， 《寒夜》中对生命被困境所扼杀的无奈的控诉，都是对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过程解释的继 续。老舍对民族性格的文化思索，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个体生命过程的展示为依托的。 祥子的人生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健康生命在现实中的畸变过程，《月牙儿》通过母女两 代的生命过程控诉了人不如狗的生命状态和社会不如监狱的生存环境。曹禺感兴趣的不 是宏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具体情境中的生命过程和生命状态。在《雷雨》《日出》中， 开拓了为人们所不熟悉的表现领域，用话剧这种叙事方式真实地展现了不同的生命在特 定情境中的迸发、冲突、搏斗和毁灭；在《北京人》中批判了家族制度和传统文化如何 导致了生命力的萎缩，《原野》则通过复仇故事把人的本能冲动与情理冲突、阶级矛盾 与人性弱点和心理危机交织在一起，把人的生命过程中的深层精神世界的表现推向极致 。另外，张爱玲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示着生命的扭曲，提供了另外的生命过程图景。京派 、海派的小说，“七月”派的作品，穆旦的诗，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呼兰河传 》《生死场》，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中国现代社会人的生命过程。在对人的生 命过程的艺术解释这一层面上，中国现代文学家表现出超个体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客观 上具有共同性和相通点。
三、从生命过程解释到社会过程解释
然而，我在这里重点要说的是另外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文学从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向 侧重社会变革过程解释的转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诸多层面和线索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和发展轨迹，就 是文学创作经历了从侧重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再到人的 生命过程解释这样的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文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人的文学”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随着个性解放向阶级意识的觉 醒的转变，新文学的主潮发生了从侧重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历史过程的解 释的转变；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作家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方面有了 新的进展。这两种现象相互并存又不断地发生冲突，一直持续到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所 取代。而当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更将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作为文学的表现中心， 个体的人生过程或命运结局实际成为社会运动过程的解释符号。这种现象延续到新时期 ，特别是80年代以后才渐渐改变，其主要表现是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等等对普通人 的生命过程的展示，而此后的“个人化”写作则将它推向极端。我想无须用太多的笔墨 去描述这些现象和过程，而需要侧重分析这些现象中包涵的意义。
这里，想主要通过对在这个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茅盾的分析，来认识这种变化的 含义。茅盾处女作《蚀》三部曲的创作是有着个人体验和切身感受的，他在《从牯岭到 东京》中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的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 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 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 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注：《茅盾论创作》29页，上 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蚀》的价值或许正在于茅盾如实地写了那些走向社会之后 的革命者的真实的人生过程和体验，表现了他们的灵与肉，追求与幻灭，欲望与冲动， 挣扎与动摇。在此后的同类作品中，很少再能看到青年革命者这样真实的生命过程的描 写了。《蚀》在受到批评后，茅盾调整了创作思路，其标志是《虹》的创作出版。茅盾 的转变是必然的，这是由他的文学观和对文学价值意义的理解特点决定的。他主张要表 现人生、指导人生(后来变为表现现实、指导现实)。而要指导人生，必须对人所处的时 代的特点有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对人在阶级关系链条中所在的环节有准确的把握 ，这样才能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人生。茅盾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 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为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必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 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 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我们的作家的迫切的要求，也就是那 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注：《我的回顾》，《茅盾论创作》8页，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0年5月版。)因此，茅盾在20年代后期的文学理论中特别强调个人与时代的关 系，尤其是社会变动与人物性格变化的对应和因果关系。在《读<倪焕之>》中，对“把 一篇小说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有意地要表现一个人”“怎样地受十年来 时代壮潮所激荡”给予高度评价。从《蚀》到《虹》(包括《路》《三人行》等)，其表 层的变化，是作者从悲观情绪中解脱出来，但深层的变化是由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社 会变化过程的解释，具体体现为对文学时代性和社会化的强调：“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 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 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 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 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注：《茅盾文艺杂论集》28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6月版。)这里涉及到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关系重大的课题，即如何处理个人和时代、历 史的关系问题；而隐伏其中的更深层的问题则是文学表现的中心是个体生命过程还是社 会过程。这个问题在创作中则是，为写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过程而写人，还是为写人而写 时代和社会变化过程?这二者是有紧密联系的，但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为写人而写 时代，那么，这里的“时代”就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文学所强调的典型环境，二者是典 型环境与典型形象的关系问题，这既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规律，也符合文学作为“人学 ”的特性。但如果是为了写时代而写人，通过人的命运、人生历程来证明历史变化和时 代特点，这样的文学就会有较多的社会历史过程的描绘而少有人文精神的蕴涵，因为它 关注的不是个体的生命过程，而是时代特点，创作重心已经转移，其中最关键的是不再 将文学视为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而是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写人是为了说明时代特点， 写人的归宿是写历史和回答社会科学命题，其落脚点在历史或时代，而把“那些从生存 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置于后台。简言之，它解 释的是时代，这实际已经进一步靠近了历史哲学的任务而偏离了文学的特性。这虽然也 有价值，但其价值意义却主要是“历史的”而不是“文学的”。这就是说，实质不在写 什么，而在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茅盾正代表了把历史和社会过程的解释作为文学重心 和归宿的倾向，并一直影响到后世。平心而论，茅盾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 等，作品主人公都可以说是性格比较丰满的艺术形象，现代文学也需要这样的形象。然 而，这些形象的意义却被局限在时代特点怎样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的解释中。不错，小说 也写了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的人生历程，写了他们的搏斗和挣扎，但作者将他们搏 斗的对象和战胜他们的真正对手在本质上解释为“时代”、“社会”和“阶级”，而不 是“人”，主人公无论如何都会是一个失败的结局，最终一无所获。这使我联想到一个 看来似乎没有关联的作品，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位老渔民在与鲨鱼奋力拼搏 而最终一无所获这一点上，与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是相似的，他们的搏斗过程同样 的惊心动魄，只是对手一在“自然”，一在“社会”。然而，我们在老渔民的搏斗过程 和结局中体悟到的是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抗争精神，而在吴荪甫们的搏斗和结局中看到 的是社会力量对人的命运的“决定”和时代对人的制约。换句话说，海明威最终让读者 “理喻”的是人，是人的生命过程最灿烂的方面即生命力的表现，是“以想象的表现方 法诠释世界的意义”；茅盾最终让读者认识的是社会，是对社会变革过程中某一时期历 史特征的揭示。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茅盾同样是成功的，他充分地达到了“全般”概 括时代的创作目的。但同是文学，这“最终”结果的区别，我以为却并不单是个题材问 题，不是作家面对的“现实”差异的问题，而是文学观念和价值目的以及文学的文化特 质问题，是有必要反思的问题。
我不否定文学表现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意义，不否定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认 识价值，特别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这种文学价值得到最大的社会实现是一种必然。我不 否定茅盾作为现代杰出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相反，认为他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转变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改变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做出过很大贡献。茅盾的社会分 析小说仍然有独到之处和特殊意义，在对时代特点的艺术概括方面，他仍然是现代最杰 出的作家。我也不否认，茅盾的作品中也有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具体描写，这或许是他的 作品有吸引人的方面的原因，这得力于他的艺术功力和修养。这就是说，我并不否定作 为作家个人的茅盾的创作及其意义。我要指出的是，茅盾所代表的由对人的生命过程的 解释到对社会变化过程解释的创作现象及其创作意识，在后来演变为现代乃至当代文学 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意识，特别是经由他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 的示范，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我不敢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个时期内，多社会变 革的过程叙述和时代画卷的场面描绘而少有典型形象塑造与此有关，也不敢说早就出现 的追求文学短期效应的现象(包括许多作品有头无尾)与此无关，但可以说，由侧重人的 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过程的解释的变化，是中国现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这也几乎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这种变化或许早就伴随文学特性的某种偏 离，潜伏对文学价值目标的误解。
四、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与文学面临的难题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由侧重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过程的解释，有其必然 性。这是在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文学不仅满足于表现人生、而且要 指导人生的观念支配下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文学试图在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 的努力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态势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有不可逆转性。这种不可 逆转性的深层动因是：在中国现代，人们的最大困境是生存困境，对付困境的最有效手 段是社会革命，是反抗现存制度和既定秩序，是挣脱现实强加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种种 束缚。而左右现代文学的主流意识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目标不仅是对 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还是帮助他们对付困境的一种努力，生命过程的解释最 终是为了“改变这人生”，而对文学来说其主要功用是启蒙和认识价值。如果没有这种 价值预设，文学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和追求目标，作家创作就缺乏博 大情怀和内在动力。可以说，文学是否在帮助人们克服困境，是现代文学一种最重要的 价值取向和基本的价值尺度，也是作品的价值底线和作家的道德底线。正是由于中国现 代文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尺度，使得一些人进而认为，文学或明或暗地为人们 选择正确的“道路”就是为人们摆脱困境提供帮助，就是文学“为人生”的深化和发展 。于是，随着现代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一种由对人的生命过程的 重视向揭示时代特征、选择道路转变的意识逐步成为主流意识。
这种不可逆转性及其演变过程，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被作为一种规律来总结 和肯定，认为这个转变是新文学发展的标志，是文学与时代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其中不 存在对新文学性质的改变。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在后来积极地、有时是被迫地追踪、反映、解释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却未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特 别是精神和心理困境。正是借着要表现时代精神，要指导人生和现实，一些文学家轻易 地放弃了“人”，弱化人的生命过程的意识而强化社会变化过程的意识，个体生命过程 的艺术解释被社会变革过程的科学解释所覆盖，由重在人文关怀向社会科学命题和历史 过程的关注转变，文学在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中，其重心有了质的变化。现代文学 在调整与时代的关系时，文学自身却面临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在进入当代后的一个长时 期内，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和克服，反而愈演愈烈，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深刻 的难题。一方面，文学以宏大的叙事模式将社会变革过程解释得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和 规律，掩盖了现实中的矛盾和人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另一方面，文学摒弃了“以想象的 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 谓‘不可理喻性问题’”，不能真实地对现当代社会变化过程中人的“生命过程”进行 富有人文情感地解释，当然也就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克服困境。这种变化所丧失的一是文 学的人文情怀，一是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和质疑。对历史过程合理性的证明缺乏人性的尺 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顺应使文学丧失应有的批判力，有时反而使人陷入“瞒和骗”的 更大的沼泽中。鲁迅所曾呼吁的真诚地、大胆地、深入地写出人生的血与泪，反对瞒和 骗的文学理想在一个时期未能真正实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对这一现象今天该如何认识?对其反思有何启示意义呢?
第一，这一现象的前因与后果有其复杂性，不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而要探究其深层 原因和利弊得失。应该看到，这是在文学寻求其现实的价值目标，也就是在试图帮助人 们对付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文学意识而产生的现象。就是说，即 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将新文学试图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本身进行否定，不能 对这种文学动机贬低。在中国现代，文学如果对当时现实的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视而 不见，不能对克服现实生存困境提供帮助，那它的永恒性恐怕也就要打上问号。没有真 诚地解释人的生命过程的实际状况，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遑论帮助人们对付困境的努 力?新文学在后来把“帮助”对付困境的目标和途径主要限定为对时代特点和历史趋势 、社会变革过程的科学分析并加以形象图解，有对文学特性和价值意义理解上的单一性 和片面性的弊病。而在当代一个时期将其推向极端、走向反面，则与当代社会整个意识 形态特点及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这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了，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目标 的转换和文学功利性的追求，转换的实质是由先前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转向证明社会 演变过程的合理性和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一现象的前因与后果、出发点和 归宿之间有了根本的变化。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无法由文学自身克服的悖论。
第二，应该重新思考人的生存困境的问题，进而重新反思如何在“文学立场”上理解 人的生存困境的问题。人面临的困境各种各样，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有作家自己面 临的人生困境，有民族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有人类普遍面临的各种困境；有现实生 存困境，也有心灵困境；有具体人生困境，也有抽象人性困境。在这些不同的层面，20 世纪中国作家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派别和千姿百态的个体创作状态。从宽泛的意义上来 说，文学对生命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人性困境的解释，都有其意义，都 有帮助人们对付困境的功能，后者甚至还有“永恒”的价值。但研究界集中关注的是， 文学是正视现实困境，写出人生的血与肉、生路与死路?还是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无 视人的现实生命困境?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道德含义的理念，也是现代区分不同作家的 “第一区别”。这本没有错，然而，却又不够全面和科学。文学其所以为文学，它不仅 不同于“宣传”，也不同于“历史”和一般社会科学，它还有“人文”性质，有人文情 怀，也就是可以“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 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而当我们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时 ，特别在反思文学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时，我们会发现眼界的有限和目的的单一，文 学所解释的多是一些可以理喻性问题，而放弃和贬抑的恰恰是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 、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因为表现历史过程而忘记了文学更大的 要义。这使我对一个似乎不好理解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沈从文、张爱玲、郁达夫等 人的作品持续的“热”有许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作品中具有上述被 主流文学所忽视的特质，读者感兴趣的或许正是那些不可理喻性问题，它们在帮助人们 对付生存困境方面也有价值和意义，这是由文学超越一般社会过程必然性的解释的“局 限”所获得的一种结果。这里我不是鼓吹文学脱离历史和社会现实，而是要说明这些作 家的发展空间正是现代文学的“主体”在这方面留下的空隙，这也才有今天“热”与“ 冷”的反差。
第三，文学如何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文学以什么功能和特性帮助人们对付困境，决 定文学的价值取向，也决定文学的文化特质。解释生命过程和帮助对付困境本应是统一 的，对社会变革过程的解释和对生命过程的解释也是不矛盾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进一步 与现实结合的过程中，理应在对人的生命过程解释与社会过程解释之间，找到一个契合 点。研究界(包括笔者)一直认为这个契合点找到了，但是，把它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 文学相比，其问题却十分突出。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十分出色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也 成功地艺术地解释了社会历史变化过程，其作品有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然而，它们是在对人的生命过程，包括人的欲望(如于连)、贪婪(如高老头、葛朗台) 、情感如(安娜·卡列尼娜)、灵魂(如聂赫留朵夫)等的表现中自然对社会历史进行解释 的。在这里，文学对时代特征的反映是一种客观效果，而不是着意追求。社会历史过程 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得到自然体现，而不是为说明时代特征而设置人物的命运结局。中国 现代文学在一个时期内沿着启蒙主义的思路，认为中国人最大的困境是在现实面前的“ 出路”问题，而“路”被解释为选择革命道路，到后来被演化为政治立场的选择、两条 道路的选择，而对人的其他困境却缺乏正视的意识和勇气，文学成为历史变革的合理性 的形象解释和依据，《金光大道》即是一个极端例证。以往对于文学与政治的畸形关系 进行过深刻地反思，但是对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却没有认真地思考。或许我们应该有这 种意识：正像文学与政治有重要关联性但文学不能简单地服从政治一样，文学与社会历 史有重要关联性也不能以艺术地说明历史特征为文学的主要目的，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 整合新的意识形态。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当今文坛，另外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文学作品 在重视对人的生存过程和状态的艺术解释、有时是细微地解释中，却缺乏帮助人们对付 生存困境的努力，文学的文化身份和特质发生着另一种变异，生命过程的解释失去了价 值预设和价值目标。我认为，文学应在对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存困境重新理解的基础上， 将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与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21世纪 的中国文学具有新的价值意蕴和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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