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5）03-0143-03
经济学方法论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仅就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作一粗浅的探讨。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正确的经济理论不仅要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要能预测未来，这是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的坚定信条。西方经济学家在从事经济研究时，首先是要找出研究对象中所涉及的有关经济变量，并仔细区分这些变量的重要程度；接着舍去次要变量，保留主要变量，规定一定的假设前提，并给研究变量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提出假说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最后用经验事实来验证预测，如果预测是对的，假说就成为理论，否则，假说被否定，或者进行修改，使之成为正确的理论。这种形成理论的方法，就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注：实证主义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又有证伪主义、相符主义等的区分。参阅〔美〕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其科学性不容置疑。因为假说是在一定的假设和定义下推导出来的，而假设和定义则是考察客观经济现象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理论来源于实践；验证就是检验，经得住经验事实检验的假说才能成为理论，实践成为检验理论的标准。理论的目的，一方面是给经济活动指示一些必须遵循的准则，另一方面是为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可以说，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践。如果认为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形成过程是认识——实践——认识的过程，违反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是唯心主义方法论，没有丝毫科学性，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有失偏颇。
问题是：假设前提是否符合实际？是假的还是真的？即假设前提的真实性问题。这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重要方面，当然也是实证主义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的抽象思维。从总体上看，微观经济学以资源利用问题已经解决为前提，实际上是把充分就业即总产量既定作为前提，若把非自愿失业或总产量变动亦考虑进去，就会使研究复杂得无法进行，便没有微观经济学可言。同理，宏观经济学以资源配置已经解决为前提，实际上是把个别产品价格和产量既定作为前提，若在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同时把这些因素也加以研究，也就没有宏观经济学可言。囿于此，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假定前提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这是必须充分注意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对实证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当然具有挑战性。可以说，所有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都会在坚持实证主义时，使得假定前提与现实完全相符。但应该说，这倒并没有影响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解释性。因为第一，西方经济学在假设前提时，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建立一般经济理论的需要。它要求舍掉次要因素，而只讨论影响经济事物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与这一经济事物的相互关系，从而可以粗略地描述这一经济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二是研究某一经济事物与特定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需要，而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它可以精确地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三是分层次研究问题的需要，往往先简单化，然后再逐步加上其他的因素，这可以很方便地讨论某些复杂经济现象；第二，记住前提和假定并不永远或完全地符合现实情况，就不会只想到结论而忘记了结论据以推导出来的前提，遇到问题，就会灵活运用。在理论运用中，当理论前提与现实吻合时，则具有完全的解释性，而当理论前提与现实不吻合时，就应该弃用该理论或改造之；第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所有理论都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其产生之初，其基本假定与现实还是基本吻合的，因而才使得这些理论被人们所认可。马歇尔的以完全自由竞争为前提的微观经济理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显得不足，必然要由张伯仑、琼·罗宾逊的厂商理论即垄断竞争理论来补充和发展。当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爆发以后，以需求不足为主要特征和支柱的凯恩斯理论必然取代以“萨伊定律”为支柱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成为正统经济学。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供给短缺以来，古典主义复苏起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这些“新古典主义”者便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
现象描述
与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密切相关，经济研究对经济状态非常关注，这必然离不开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西方经济学家毫不隐讳这一点。萨缪尔森说，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1]（P10）作为实证主义的现象描述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考察，回避了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面。上述缺点的产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主要出于政治需要。19世纪3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和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资产阶级彻底取得了政治统治权。此前的经济学把论证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作为根本任务，因而它必须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由此得出许多科学的结论。此后，这一任务已经完成。客观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上的需要。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标志着革命任务的完成，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转向经济的管理。因此，如何通过经济的管理发展生产力，保证资产阶级财富的日益增长，成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同样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发展。于是经济运行的实证主义分析被提到首要地位。由于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方面使西方经济学局限于表面现象的研究，避开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联系的探讨；另一面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有可能对经济的表面联系做更为系统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的现象描述又有其合理的一面。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既有微观搞活的问题，又有宏观管住的问题。与此相适应便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指出经济行为主体必须遵循的活动准则，宏观经济学则指示出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约束及其界限。二者构成整体为个体服务、个体服从整体，既相互矛盾又相得益彰的理论体系。如何搞好经济建设，说到底是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微观经济学就是指导个体经济活动的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则是指导整体经济活动的管理经济学。
马克思把在表面联系内兜圈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斥之为庸俗经济学。[2]（P98）这一论断导致了我国长期以来对西方经济学的片面评价，这类评价充斥于各种教科书和著作中，有一本著作则专门从方法论角度通篇作此评价。[3]笔者认为，从理论抽象的深层次即生产关系来看，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分析回避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辩护的经济学，因而它有庸俗的一面。若从理论抽象的浅层次即经济运行来看，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分析较为客观和周到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保证经济运行符合其整体利益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量分析
西方经济学在进行实证主义的现象描述时，采用的各种方法大都与数量分析相关，大多数理论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经济学中的数量分析方法与19世纪后期的“边际革命”有关。边际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大凡实证经济学均把数量分析作为基本方法，即使像福利经济学这样的规范经济学，也大量地使用了数学分析方法。数学方法之所以在经济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一是因为经济现象的分析离不开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而经济现象不外乎是经济事物运行的表现形式。经济事物是可以量化的，从数量关系上来考察经济事物的运动轨迹，可以为我们认识事物的运动状况及趋势提供一个一目了然的图景。无论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还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收入分析、支出分析、经济增长分析，均可以用数学模型推导出必要的结论。它把经济现象变动的规律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经济变量变动的规律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结构清晰、形式精巧、逻辑缜密。二是因为经济分析需要探究经济行为主体的最佳行为准则，为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这样便涉及“最优化”问题。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数学方法，诸如效用极大化、产量极大化、利润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等问题，离开了数学方法，便无从入手。宏观经济行为的最优化及其政策目标的最优化，也同样是在收入、支出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来解决的，而均衡分析必须以数学模型来表达。
人们在评价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时，常常以经济事物错综复杂性和千变万化性来论证数学方法的荒谬性。这不仅涉及假定前提的真实性问题，还涉及分析形式本身的可靠性问题。关于假设前提的真实性问题，不再赘述。关于分析形式的可靠性问题，比如均衡分析方法，虽然在经济活动中非均衡是常态，均衡只是偶然的和暂时的，但通过均衡分析，可以了解造成非均衡的各种因素及其在经济运动中的作用。因此，看一个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分析形式是否可靠和科学，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般地说某些假设条件或分析形式不符合实际，从而得出否定的结论。因此，只有在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理论分析的角度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出不违背原意的科学结论。
理论经济学并非精确的科学，它只能近似地、大体上反映经济事物的运动方向，给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一个指导。比如，最优化分析，能够很好地说明实际的经济决策和活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在讨论企业、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动时习惯用最优化前提。由于最优化前提是在一系列假定条件下导出的，其结果通常只能粗略地描述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为。这样，经济学实际上仅仅告诉我们一个理智的人在他的经济活动中将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数学方法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经济理论的探讨，不仅有经济事物的现象形态，而且有其本质形态。数学分析方法虽然可以较好地描述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但对经济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有些分析结果有助于说明经济事物的本质，如新剑桥学派关于经济增长会导致国民收入中资本家的份额相对增大，归于工人的份额相对减少，从而可以说明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关系；但它并不能说明资本家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了这部分收入，因而它只能提供一个间接的说明，而不能直接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所以数量分析方法只适用于经济理论的浅层次分析，而不适用于经济理论的深层次分析。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描述，所以普遍采用数学方法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