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作用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02)02-0001-06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各种心理意识表现，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极端的集体主义表象及其掩盖下的极端个人主义，狂热的个人崇拜，扭曲的世界理想主义等等。这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它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锁定在既定路径内运行，并引导甚至是支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实践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沿着它指定的方向发展。
一、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
“文革”期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处于共同贫困状态，政治法律制度极度残缺，人民的政治权利被践踏剥夺。经济与政治运行的实际效果不可能为“文革”提供真正的合法性，“文革”的合法性主要靠畸形政治文化来维系，即由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运行的正当性作出说明与诠释。因为，不单存在政治系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政治主体把它认作什么的问题。政治主体是在经过政治文化定义了的政治社会中活动的，不只是对纯客观政治社会现实的反应。只有从当时特定政治文化角度来观察“文革”，才能更全面地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够在那样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社会政治中生活十年之久。
1.为“文革”的指导理论提供合法性
在政治文化整体结构中，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占有绝对至上的地位。这是以大众政治文化对其绝对认可为合法性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阐明了发动“文革”的基本原因、基本方法、长期性及其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等，从而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成为“文革”延续十年之久的主要政治文化动因。作为“文革”的指导理论，它不但自身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它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与合法性，也转化为“文革”的合法性。首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阐述了“文革”的政治哲学。它把原本与极丰富的世界相联系的对立统一规律简化为“一分为二”，片面强调矛盾与对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绝对地归结为极端扩大了的阶级斗争。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模糊的、难以准确把握的政治思想标准。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与全社会处于极端狂热的情况下，这种庸俗的政治哲学观念所导致的只能是在无产阶级与全社会人民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又必须统一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就造成了无产阶级或人民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阶层间的相互专政与斗争。“文革”中诸多的斗争与流血冲突无不与这种绝对对立与绝对统一的政治哲学逻辑密切相关。每次斗争都充满“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无产阶级必胜，彻底划清阶级界线”意识。其次，就毛泽东个人而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过分夸大，使他在建设理想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受到的推动力更多地来自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而不是对未来的憧憬”[1]。而这种对旧势力复辟的担心乃至恐惧，使得毛泽东决定用“文革”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之梦，使得“文革”指向被认为是与无所不在的反革命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势力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以当时集体公认的政治文化价值标准与政治思维逻辑来衡量是合法的。再次，这种理论认为，“文革”以大民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为主要运动方式。这样鼓动起来的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运动。“文革”的这些指导思想以“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目而出现，在人民心中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具有不可怀疑的合法性。那么，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就具有合法性。复次，“文革”在思想领域的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种指导思想内化为人们的政治意识之后，为“文革”中泯灭个人利益的一系列行为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与政治文化依据。“当时是很理想主义的，……并没有想要反抗，很顺应，很听话……有时也想偷懒，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这个。不要太多的‘我’字在身上就是了。”[2]
2.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在“文革”依附型政治文化中，大众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根本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不到政治自我的存在。他们的政治意志与政治意识只能是惟上是从，提不出与自身实际利益相关的政治要求，只是在“大民主”口号的鼓动下被动地参与“工具性”政治运动，影响不到政治的实质性运作。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充当了政治输入“守门人”的角色，对来自政治文化的输入（如政治要求等）以自己的政治价值标准进行选择取舍。少数反对“文革”的异质政治文化非但不能输入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还遭到血腥镇压，当然也不可能对“文革”起到根本的抑制作用。只有上层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志、政治要求才可能输入政治体制的内部，可能影响政治的决策过程，政治决策过程完全为上层主导政治文化及其政治主体垄断。“文革”中，政治体制中的决策及其某些执行过程是典型的“黑箱操作”与“神秘政治”。比如，“文革”的发动就是在主导政治文化内部极小范围内秘密谋划的，这也是导致“文革”初期，包括中央一些领导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对之不理解的原因所在。在这种依附型政治文化的软环境中，政治决策一旦作出，则会顺利得以执行，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力。普通政治主体面对政治决策，不加思考就去照做了，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另一方面，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守门人”作用，真实的信息反馈不到政治决策层。这样，大众政治文化只有赞同、附和或默许政治体制的运行。在表面上，这恰恰与政治上层宣传的“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文革’取得了全国性伟大胜利”相吻合。虚假的政治文化信息反馈作为进一步决策的依据，只能使决策者作出推动“文革”的决策，对“文革”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畸形政治文化使政治体制的反馈机制偏失，决策失去了基本的正确依据，整个政治体制单向运行而缺少必要的纠错机制与预警功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同许多新兴的国家一样，新中国政治发展中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3]。“文革”结束前中国非但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相反却把它推向反面。“文革”期间，随着专制政治体制的逐步形成，毛泽东居于整个政治体制的顶端，个人崇拜极度地发展。在人们的政治意识中，对毛泽东个人政治权威的认同几乎完全代替了对专制政治体制的认同。这强化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依附关系，也为毛泽东按个人意志发动和维护“文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整个政治文化使政治主体对政治体制及掌权者（在多数政治主体那里二者是合一的）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内在信任，“即使当局输出或失败行为对成员造成了不断的打击，支持仍可能继续存在”。“它诱发了牢固的政治情感并且不会因对输出失望而轻易耗尽”[4]。美国政治学家罗斯切尔也指出：“当政治体系的成员认同体系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就可以弥补长期的不良政策绩效，同时对政治体系采取与其利益相悖的行为表示认可。”[5]尽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等最终是由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决定的，但是，利益的变动引起心理变化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转换过程，需要政治心理逐步克服自身固有的惰性，“文革”时期主导政治文化的蒙蔽又延长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既定的畸形政治文化则对“文革”起到了支撑与推延作用。
二、畸形政治文化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
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政治主体通过支配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来实现的。
1.为“文革”提供了动力支持
第一，畸形政治文化引发了政治主体的心理紧张，使政治行为有了政治心理内驱力与政治动机。政治动机是引起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它揭示了政治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与目标方向。政治动机对政治主体的推动作用来自政治主体的内驱力与政治需要。“文革”政治文化极力强调、夸大阶级斗争，把它提高到关系到党与国家命运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与社会性政治需要，并将之置于压倒其他一切的地位。政治主体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处于人人自危心理紧张状态。心理不平衡引起了消除这种内心的不平衡与紧张的内在驱动力。在单一结构的依附性政治文化支配下，政治主体只能通过参与群众性政治运动寻找斗争对象，进行所谓的“革命”，以缓解心理紧张，使心理进入平衡的范围。近乎凝固的政治文化结构导致长时间的政治心理失衡与紧张，为政治动机提供了内在心理动力。此外，“动机的强度与原有的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有关”[6]。在“文革”专制社会政治体制下，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运行认知模糊，认知能力低下，不了解政治运行的实质，政治行为动机的强度主要是靠政治强力宣传鼓动起来的，这暗合、激活了人们心中的某些传统政治文化因子，使政治行为动机、政治热情呈现出盲目而极端狂热的状态。这无形中增加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承受力，其政治动机也就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畸形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治主体行为的方向及在这一方向上的能量的强度。首先，在“文革”单一政治文化结构中，大众政治文化主体与主导政治文化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造就了“文革”需要的政治文化素质。而政治价值取向是整个政治文化体系的制导系统，担任着把握政治文化总体向度的角色，也决定着政治文化系统发挥功能的方向。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就指向“文革”所需的方向。其次，畸形政治文化泛化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如果说单一性的政治文化决定了“文革”中政治主体动力合力的方向，那么畸形政治文化的泛化则使这一方向上的政治主体数量急剧增加，从而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多数人的意志由于政治文化泛化而严重地政治化，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附庸，为主导政治文化役使的大众政治文化主体数量大大增加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政治文化主体具有了与上层政治文化相同的政治价值指向，在这一方向上所聚集的能量也就更大。
2.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转化为“文革”的持久性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即使是僵化的稳定性也会带来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至少不会是政治行为的无序与动乱。然而，“文革”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带来的却是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原因主要有二：(1)“文革”政治文化的结构中，主导政治文化通过种种方式与手段控制整个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呈现出“超稳定性”，也使主导政治文化中“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在整个政治文化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革命”就是乱，乱就是革命，越乱越好，越乱越能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观念深入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呈现出长久混乱状态，政治主体又可为其破坏性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的理论依据。(2)政治文化“超稳定性”下面所隐藏的是个体政治意志表达的随意性。支配多数普通政治主体的不是系统的“文革”政治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经过社会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在人们心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而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具有自发性、非系统性和随意性的一面。受它们的支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表现出极大的随机性。另外，由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如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的内涵界定十分模糊，当时的政治机构与组织又对之难以作出权威性解释，人们在剧烈政治社会运动造成的强大压力下，在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寻找论据时，只能是对毛主席语录按各取所需的原则进行引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并以此为根据，对“阶级敌人”展开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辨清谁对谁错，于是就“斗争”，进行“革命”，由此引起的只能是社会政治动乱。这种“革命”不是任何进步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自动产生与“文革”政治文化不同质的新型政治文化，不可能动摇前者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威胁到整个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于是，就出现了“超稳定性”政治文化与长期政治动乱并存的奇特现象。
3.政治心理与“文革”中的政治行为互动
“文革”从文化领域入手，旋即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由于政治社会化过度，政治文化泛化，“文革”很快演变为一场群众社会性的运动（从参与者与影响的范围来说）。“文革”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后，消蚀泯灭个体政治文化的理性判断与理性思考，强化和放大了政治文化原有的盲目从众等政治心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社会与集体性政治行为具有相当的同一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性。而政治文化导向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冲出单纯的个体水平，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对集体政治行为的作用。”[7]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与畸形政治文化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是“文革”延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群众性社会政治行为的互动过程中。
现代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1)处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个体行为间存在着互动，其方式有暗示、感染、模仿等。“文革”采用“大民主”的运动方式，从参与主体来说，它是典型的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文革”中惨烈的批斗运动，给参加者以强烈的直接暗示：不要违背主导政治文化的要求。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容易接受这种无需说服、无需讲道理的暗示。处于群众运动中的个体容易受其他个体与群体氛围的感染，从而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人特别是为群众认同的某种行为或情绪。感染实质上是情绪的传递交流，相似性是感染的基本条件与心理基础。这里的相似性包括情境相似、态度价值观相似、社会地位相似几方面[8]。“文革”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为之提供了社会政治态度、政治心理与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共同贫困为之提供了社会地位的相似性。“文革”时期，在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在情绪与行为方式上更易相互感染、模仿、认同，导致群情激愤和行为共振，造成破坏性后果。(2)社会性群众行为容易产生群体压力。在“文革”群众性行为运动中，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是大多数个体意见行为一致的深层基础，导源于“文革”政治文化的多数意见与行为造成的群体压力十分强大。因为，一方面它以强制性权力或武力为后盾。“文革”中群众派性斗争中，权力特别是武力造成的群体性压力具有强烈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政治个体浓重的政治依附意识，难以违抗群体压力，从而屈从于它，逃避个体自由，参与到群众运动中去，找到群体归属感与心理安全感。(3)群体行为中的典型心理。①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文革”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引起从众性政治行为。从众政治行为往往表现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政治运动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文革”时种种运动之所以能够一哄而起，短时期内吸引众多的人参加，从众心理起了重要的作用。②匿名心理。即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他往往就觉得自己所属的群体活动的责任是分散的，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个人都不必为整个群体的行为负任何责任，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群体盛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9]这种心理最易导致破坏性群众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与运动中的匿名心理导致的群体性破坏行为密切相关。
三、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有限性
由于畸形政治文化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之它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没有直接的社会进步性可言，“文革”政治统治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使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缺少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所以，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是有限的。
1.畸形政治文化自身的内在矛盾
第一，反主体性。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内在原动力的大小最终由其主体实际利益需求决定。离开了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需求，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动力之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文革”政治文化是一种脱离了政治主体实际利益的宗教式文化形态，主张“一切由政治挂帅”，单用“抓革命”来“促生产”，摒弃物质刺激，并剥夺政治主体最基本的合法政治权益，希望通过政治运动本身来激发与保持政治主体的政治热情，从而陷入了禁欲主义的政治道德歧路，其反主体性昭然若揭。如政治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急剧萎缩，政治文化泛化导致独立道德人格的极度缺失，集体政治意识对个体政治自我意识的有效取代（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专制权力意识对社会权利意识的有效取代，这都是有违人的本性与利益需求的。这样，“文革”政治文化抽空了自己存在发展的基本动力与基础。畸形政治文化的这种无根性与反主体性，注定了它自身存在深刻的矛盾，从产生之时它内部就生长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政治文化泛化又导致全社会性认同的错误政治价值取向付诸实践，全社会为之付出了沉痛代价，这必然会加速反主体性这一内在矛盾的激化，也缩短了畸形政治文化走向解体的进程。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把那些看起来无可置疑的理想和价值推到极端，才产生了‘文革’的邪恶与野蛮”[11]。但“文革”政治文化之所以使“文革”成为“文革”，不仅在于它把空想性政治理想（军事共产主义理想）推向极端性，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主体把空想性政治理想当作可能实现的现实来接受，并以此为蓝本来解读社会政治现实，作为政治行动依据，以之改造现实世界。“文革”的悲剧恰恰发生在政治文化所构筑的内心理想世界与社会现实世界的接壤处。当社会政治主体将政治理想付诸政治实践时，空想性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文化之间过大的张力便开始起作用。人们在空想性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一切活动都是畸形政治文化向政治实践领域的侵入和扩张，这样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当了“文革”政治社会运动的法西斯。他们所能借助的政治文化是现实的政治文化，而现实的畸形政治文化只能把美好但空想性政治理想无情地拉回到现实中来，美好的理想变为错误。这见之于政治社会实践则是动机与结果间的种种悖论：以乱求治只能导致乱，追求民主却带来专制，想建设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可能实现的只是军事共产主义等等。正是悖论构成了“文革”的特色。在空想性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强烈反差之间，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迷茫之中。因为，“一种良好的价值观，一旦被绝对意识形态化，它所造就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可逾越的反差，形成了人的制造物对人性的泯灭，势必引起人们对理想追逐的惶惑，造成苟且现状的窘迫”[12]。民谣《打着红旗去要饭》正是这种窘迫状态的反映，也表明民众对政治空想的嘲讽与初步觉醒。毕竟，在自身本能利益需求等种种因素的支配下，人们最终还是要在困惑中反思，逐步走出窘迫状态，放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当民众觉醒到来之日，就是畸形政治文化解体之日，也是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终结之日。
第三，内部结构性矛盾。“文革”政治文化具有单一结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保守性、排他性、封闭性。封闭性政治文化的自我强化功能是其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也是这种强化功能加速了畸形政治文化的灭亡。本来，相对的封闭和适度的隔离、彼此之间的适度差异是一个政治文化系统区别于其他政治文化系统的必要前提，然而，纵观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政治文化建设历程，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主观地扩大了这种差异，认为亚政治文化、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已经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对之进行围歼。这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各要素与各子系统趋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锐减，特别是泯灭了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间的合理性差异，形成了单一性结构的政治文化模式。
2.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丧失了根本合理性
从实践对认识的作用来说，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发展、完善，并接受政治实践检验的。一场社会政治实践运动，只有具备了世俗社会政治价值合法性与客观历史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才能具有永不衰竭的动力。就主体参与范围来说，“文革”是一场阶段性社会运动，但是从整个社会运动发展进程来看，其实质却是以阶段性社会运动出现的“反社会运动”。因为“如果一个运动以追求绝对的均质、追求整合——即使以人民之名进行的整合——等为名，企图排除少数，无论这个少数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个运动便同社会运动相反。”[13]“文革”恰恰是一场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绝对均质（整个社会文化、行为对主导政治文化、行为的绝对尊从）、排除掌握真理的少数的运动。它在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足以证明其反社会性与反客观历史性。适应“文革”运动而产生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只是世俗政治价值（由于政治文化的泛化，政治价值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社会价值）的合法性（即符合政治主体共同的政治观念准则或政治行为规范），这种世俗政治价值的合法性与客观历史的合理性是违背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所遵循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畸形政治文化泛化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实质上为少数人的政治意志欺骗、支配，表面上“少数服从多数”，实则是恰恰相反，多数服从另一些少数。客观历史合理性则遵循“社会进步”的原则，它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尽管二者都可能为社会政治运行提供合法性，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根本性、总体性的决定作用，是衡量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与政治实践合法性的最终尺度。从客观历史合理性要求来衡量，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政治实践提供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是错误的。这种合法性只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实际上导致的是社会倒退与社会专制。它把非历史合理性当作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它受客观历史合理性的终极支配，又与之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导致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有限，并最终消逝的又一内在原因。既然作为畸形政治文化实践基础的“文革”本身是不具有社会进步作用，不具有客观历史合理性，那么，它所塑造的畸形政治文化，也不可能具有历史客观合理性，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也没有实践根基。同时，泛化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合法性，它与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深入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后果是：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对客观历史合理性的取代程度愈高，它与客观历史合理性的接触面愈大，接触程度愈深，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愈容易激化。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减弱的速度也会因此而加快。
综上所述，畸形政治文化是“文革”政治实践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并为之塑造着特定的政治主体，提供着主体动力。然而，由于畸形政治文化自身不断积累着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它支持的政治实践——“文革”就不可能具有任何的直接社会进步性。所以，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就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