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个案研究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个案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2-0026-04
无数次扪心自问：为何单选胡适？是否有资格写他？究竟怎样写？我是学英语语言文学的，书一向读得杂，兴趣转换频繁，十几年游山玩水，导致写文章、做学问“灵动飘逸有余，沉稳探究不足”！万万没有想到，1999年5月4日凌晨，“胡适”突然从脑海里冒出！当日，上街买《胡适文集》12册①；当日，下决心：由第一册第一个字直读到第十二册最后一个字！也不知从何来的蛮劲，真就一改以往的驳杂，天天躲进海南大学图书馆五楼研究室，排除杂念，只带胡适文集，一册接着一册，单打单直接与“我的朋友”胡适对话。研读期间，偶与师友交流外，大部分时间就虐待起文集里可贵的空白处，页页留下密密麻麻的圈点！5月4日至7月15日，天天如此！傍晚时分，夕阳西照，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音乐，回嚼一天与胡适的对话，真是再惬意不过！7月16日至9月5日，携《胡适文集》至海南岛西部尖峰岭天池。在云山雾海之中，与胡适朝夕相处。没了时空的阻碍，少了学科的界限，几个月里痛痛快快“弥纶群言”，酣畅淋漓“纵横驰骋”！这可是平生第一次死扣一家之言，第一次如此坚贞不二信守诺言，因而顺成几十万字的《我是怎样研读〈胡适文集〉的》②。
1900年10月1日，国学大师章太炎《致宋燕生书三》给学者开出两剂药方：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③。昏天黑地细究胡适一家之言，乃“病虚者当补”；而细究之中，抬杠引申，又循“病实者宜泻”之道。如此着迷，老半天沉浸在与胡适对话的氛围里回不过神，是因为胡适与胡适所处的那个时代太叫人牵肠挂肚，真可谓牵胡适一发可动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全身，我由此而深知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的特殊分量。我认同陈平原“法从例出”的策略：“在剖析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反省原有的构想，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眼光与立场。在这里，个案的选择至关重要，因其决定了最初的视角。”④
胡适生前在国内外享盛名，历数十年而不衰。胡门弟子唐德刚先生有个妙喻：“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他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⑤ 不用说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两年中印七次，《胡适文存》是20世纪20年代流传甚广的畅销书，哪怕“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加之，胡适看重身后名，对自我陈述下大工夫，给好事的考据家和中外的“胡适学”专家送货上门！但如何用就得看眼光与识见了。
胡适的秘书胡颂平编有《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年6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早在1971年，胡颂平就由大陆杂志出版社推出过《胡适先生年谱简编》。仅年谱一项就有：1985年2月武汉易竹贤，1989年8月，安徽曹伯言、季维龙，1989年12月，北京耿云志分别推出详略不一的《胡适年谱》；台湾联经在1990年12月又刊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转印耿云志的《胡适年谱》……各种版本的《胡适年谱》引发“胡适学”专家的兴致。我对“年谱”一向感兴趣，认为读年谱是“知人论事”的好途径！
理想的年谱，“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⑥ 何炳松先生所言是针对胡适精心制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而发，仅限于学术一域！1996年8月，朱文华认为理想的胡适年谱，“应该具备最丰富最完整的传记要素，……如果胡适研究者在分解研究‘胡适学’的任何一个具体课题时都能从该年谱中获得必要的资料线索，那么这样的年谱也就成功了。”⑦ 我曾计划撰写胡适年谱，但掌握的资料翔实吗？已经掌握的资料可靠吗？对此，我没把握。况且，自己对胡适相关背景了之甚浅，觉得力不从心，只好收心！
几十年来，替胡适作传的人很轻易列出一长串名单：胡不归、毛子水、李敖、易竹贤、白吉庵、耿云志、朱文华、沈卫威、胡明、小田、季进……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为胡适写传绝对没到尽头！1988年6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周质平的《胡适与鲁迅》；2000年1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周质平写《胡适丛论》，编《胡适早年文存》及《胡适英文文存》。1998年11月，他充分利用新材料用心作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把“卸了装的”的胡适显露出“另一个天地”来！孙郁笔下的胡适脱了学院式的沉重，可免不了带有为比较而比较的痕迹。我很有替胡适立传的欲望。但真要体察隐指，抓住潜在，弄清留学跨文化背景，协调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知，剖析胡适所作各种尝试的得失，绝非易事！因此，替胡适立传的欲望不得不先行搁置。
以胡适的压卷之作《中国哲学史》上卷为例：“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为胡适《中国哲学史》上卷开列四点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⑧。梁启超则以为：中国古代哲学全为“知识论”这一唯一观察点出发，“恐怕有失偏岩狭隘的毛病”；书中对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却“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写作者专从“实验主义”提倡，难免形成一种成见，“像是戴一种有色眼镜似的”，自然免不了“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⑨。金岳霖认为胡适的哲学史有成见⑩；陈寅恪除了叹息胡适的哲学史有“成见”外，还隐讥“缺乏了解的同情”(11)；冯友兰批评胡适缺乏足够的阐发(12)……胡适本人一直以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祖自居，虽则晚年也承认此书有缺点，也叹息终未成中卷、下卷(13)。仅胡适的《尝试集》，重议、重评、再析、兼谈、略论等接二连三，兴趣不减(14)！
胡适标榜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谓20世纪中国学界最响亮的学术口号(15)！我一度想以《从蒙童到高扬方法论——胡适传》为题替胡适立传，探究胡适当年如何逐次摸索出治学方法以及怎样创造性实践的详细过程，兼论胡适当年嫁接中西方法以及实践中的成败与得失。对这样一位有国际意识的文化人，对他孜孜不倦地探询方法论作全景式的关照，尤其是思想的发展轨迹。整体性立论需要眼光与魄力：季羡林始终理性论胡适(16)；唐德刚正反评恩师(17)；林毓生先后判词不一(18)；余英时侧重思想(19)；美国格里德以自由主义立论(20)；王元化抹不去对胡适的兴致(21)……专题细究用的是“绣花针”：“家世源流”、早年教育、父母、婚姻、婚外恋、绩溪县志、实用主义思想、妇女观、“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争、《水经注》案、中西文化观……至于胡适与某人、某事件则更是极尽议评之能事(22)！当然，如果有能力掺和就不至于偏激，可惜，这样的研究者可遇不可求！
面对山堆式的资料如何逐一消化，从资料堆里抽身？美国亨利·戴维·梭罗曾说：“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23) 每个人写胡适都是作者心目中的“那一个”胡适。千万双相似或相异的眼睛在审视同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胡适！我深陷山堆似的资料里抽不了身，左右为难！2000年9月入复旦大学，我立马调整策略：由过去通览《胡适文集》到反复细究胡适本人的主要论著！我自读了章实斋《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所言“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24) 未敢有丝毫怠慢之心！
胡适是很难归类的，要强调任何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对胡适都是不公平的，也必定有歪曲失真的危险，但企图包罗是枉费心机，选材上必须大刀阔斧！既要深究胡适本身，要谨守，也不能囿于狭隘的历史片段！师友经常谈到“问题意识”。(25) 自与胡适结缘，一些问题始终缠绕着我：胡适为什么成其为胡适？为什么偏偏是胡适第一个引发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单单是胡适第一个写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为什么年仅二十七岁能成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为什么胡适的行文清澈见底，“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梁濑溟语)？为什么胡适有中国文化人中罕见的理性？为什么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方法”？为什么会有数不胜数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主题虽只有一个，但与之关联的次问题如此多，缺失不可避免！而要将主题说清楚，不进行广泛范围的考察是不能想象的。因为，胡适既是果，也是因！剪裁上寻求的是折中的办法：有细节，但不过分冗长；也不是全无细节，导致空洞乏味！
经深思熟虑，我取“一代‘国人导师’的诞生——胡适的精神之旅”这一特殊角度，牢牢抓住胡适的幼年、少年、青少年、青年四个阶段，深掘细究胡适当年思想演进的轨迹，揭示胡适之所以成其为胡适的内因。至此，我又回到有血肉的胡适身边！我知道：若要写好胡适，自己应和胡适整个的性情融为一片；胡适的每一个琐细均需在自己心血里沉浸、滋养！我重新回到胡适的自我陈述里，把胡适自己的文字中提供的各种或隐或现的琐细爬梳出来，使之连成一气，让它们长神经，通脉络(26)！接着，我沿胡适当年的足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
胡适一辈子喜欢“实地试验”，喜欢尝试，我也把胡适当试验田，也来尝试尝试，让隐匿的逐渐明朗，让遮蔽的浮出水面，让被压抑的得到释放！从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27) 一书中了解到一个家族与人才的特殊关系；研读胡适的大弟子罗尔纲细心整理的《钝夫年谱》、《胡传日记》等(28)，切实弄清楚胡适的父亲胡传这个人；反复细究《先母行述》(29)，尽可能从第一手材料中认识胡适心中的母亲；不再简单罗列胡适幼儿时代上私塾所读的“正书”和“杂书”，而是有选择地找同品种的书细细品读，并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如《论语》、《大学》、《中庸》、《诗经》、《易经》和西学的根本——《圣经》等；有意选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想在这期间能好好地追忆旧上海；专题研究有思想的翻译家——严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译坛怪杰林纾(南)、官学与私学等，无非是想“从晚清说起”；学胡适当年日读《圣经》，仿佛找着一盏明灯照亮研究胡适的幽暗处；常与家人、师友讲莎士比亚，背诵《圣经》名句，品评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歌》；胡适写庄子一节最薄，我就选修《庄子》现代诠释课；胡适的口才特棒，我细心揣摸复旦名家讲演；胡适思路异样清晰，我下决心坚守《复旦园问学日记》……
从理想的教育标准来看，胡适的成长过程有严重的缺陷：父亲早逝；母亲过于严厉；母子囿于所处的时代。自己宿命般与胡适结缘，十分庆幸有这样丰富而复杂的先贤日日对话，我的人生种种缺失因与胡适结缘多少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同时也更清楚了自己的种种缺失！引言是书的灵魂；目次为书的筋骨；语言乃书的血肉！我本心游不定，近年才潜研胡适，绝不敢再稍有游移。选择胡适作个案研究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视野，也逐次恢复了用母语写作的信心。功力所施，能否与精神相惬恰，只好听天由命！
注释：
①为反映胡适一生博大精深的文化建树，北京大学出版社继《胡适书信集》(3册)之后，又隆重推出一套大型胡适作品集——《胡适文集》。本书首次获得胡适著作权的代表——台北胡适纪念馆——的许可，由胡适研究者欧阳哲生编辑。全套共12册，约600万字，为迄今海内外规模最大的胡适作品集。欧阳哲生在编后记中说：“从事胡适研究十余年，我一直有一愿望，将胡适的著作系统整理出版，我想这比自己写作一部研究性著作，或许对学术界和社会更有益。”(《胡适文集》第十二册第857页)。
②《我是怎样研读〈胡适文集〉的》为未刊稿，约二十万字，老实地记录了自己日读《胡适文集》的详细过程，留下与胡适不期而遇的真实记录。
③章太炎原话：“鄙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中国哲学》第九辑)胡适多次提到受其影响，推荐章太炎老师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便是明证。
④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学术的角度谈胡适的，国内的陈平原先生要算是切近胡适的，写得也特别有滋味。
⑤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胡适文集》第一册《胡适口述自传》第169页。胡适的“少年朋友”唐德刚翻译《胡适口述自传》时正处壮年，颇为惊异的是，他的译注写起来文采飞扬，译注的字数比译文还多出一大截。这位美籍华裔学者勇于立论且涉笔成趣，他虽然托身学院但论学却没有学院气。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一个对胡适的道德文章内心敬仰的人，唐先生并没有以感情代替学理。从遣词造句中，读者感觉不到唐先生对胡适有偏袒和讳饰的痕迹。
⑥何炳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胡适文集》第七册第3页。胡适的朋友何炳松先生极赏胡适操起“绣花针”制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1890—1946)以浙东学派继承人自居，所著《浙东学派渊源》，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⑦朱文华《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第39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朱文华在复旦大学开了胡适研究专题，近年大力提倡“胡适学”，对传记文学颇有研究。他在《传记通论》里说：“传记作品的处理对象即载荷内容而言，从根本上属于历史学的课题，因而这种内容上的特殊性和限定性，决定了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因此，他认为：“传记作品的写作必须贯彻历史科学所必须遵循的事实与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而不能望文生义地受文学的诱惑而作任何虚构、想象、夸张、编造。”
⑧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胡适文集》第六册第156页。“北大之父”蔡元培真可谓“一言九鼎”！胡适能迅速在北大站住脚与蔡先生的提携不无关系。胡适说，如果没有蔡先生，他可能只是一个二三流的编辑。胡适进北大时年仅27岁，风华正茂。当时胡适以讲中国哲学史最为有名。此前讲这门课的教师是人称“两脚书柜”的陈汉章，他讲一年哲学史，只讲了个三皇五帝。胡适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研究的体系，从《诗经》讲起。这个大的变动引起北大师生的震惊和议论，反对声、嘲笑声四起。但胡适的另起炉灶，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年轻的胡适迅速在北大站住了脚。
⑨参见梁启超1922年发表《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说。
⑩参见金岳霖1934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11)参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寅恪1934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12)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五章。
(13)参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胡适文集》第六册第158-162页。
(14)专评《尝试集》的有：蓝棣之、龚济民、秦家祺、文庭、周晓明、刘元树、刘扬烈、吴欢章、陈真、马鹏举、林植汉、马啸、吴定宇、阎焕东、胡晓、魏超然、姚丽、周薇、马银翔、康林等。
(15)专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有：仲英、姚全新、陈道德、彭汶、马一里、沈卫威等。
(16)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群言》1988年3月)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百年潮》1999年第7期)。季先生从小就读胡适的书，真可谓神交已久。季先生认为胡适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作为主编的季先生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17)唐德刚《胡适杂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及《〈胡适口述自传〉译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
(1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及《平心静气论胡适》(1999年北京大学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欧阳哲生主编《解析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林毓生先生“平心静气”论胡适：“在常识层次上谈论自由、民主的时候，是颇为正确的。但，当他倡导科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进入意识形态的层次，所以一开始就有问题了；虽然他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态度，也是正确的。适之先生在倡导建立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是什么’与‘应该实行什么’。很不顾及‘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在‘是什么’这一范畴内，如上所述，他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言论是经不起深究的。”
(1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余英时读过孙郁先生《鲁迅与胡适》，他以为鲁迅与胡适实质上是不可比的。他说：“胡适与鲁迅一个居于中心，一个自守边缘，只是一种事实描述，并不带有何种偏见，更无微言大义存焉。”余先生把胡适定位在“中心”，从时间上说限定于“二十世纪”，从空间上看，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主要从《胡适日记全集》看胡适的一生。
(20)美国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122页、123页、164页、165页、341页、342页、358页、428页、429页、469页、470页、490页、491页、492页、500页。
(22)评议胡适与某某人的有：胡适与王云五、许怡荪、苏曼殊、章太炎、柳亚子、于右任、马君武、赵元任、陶行知、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宋子文、末代皇帝、蔡元培、鲁迅、茅盾、沈从文等；评议胡适与其他方面的还有：胡适与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学运动、辛亥革命、宋明理学、《独立评论》、易卜生主义、“好人政府”、“戴学”、《水经注》、“红学”、近代中国的教育、中央研究院、民主的修养、图书馆等。其中不同学人议同一专题者也不在少数。
(23)美国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梭罗是美国思想之父爱默生的得意门生，曾与世隔绝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生活了好几年，亲近自然，心底澄明，写下不朽的文字。他的导师后来是胡适留学美国时重点关注的人物之一。
(24)参见章学诚(实斋)《文史通义·答客问》。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中。
(25)忘年交张志扬从一开始就关注我的胡适研究，常常是早上在海南大学东坡湖边的椰子树下交谈。我的胡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他学问的冰山一角，自己受到数不胜数的点拨，几乎是对我研究之路的每一个驿站都有牵引，特别是当我艰难地穿过思想的丛林感到疑惑时；谢天振、陈思和两位导师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问题意识”；北大陈平原先生著述中反复论及此题。我不是先有了问题才去专注胡适的，而是先与胡适不期而遇后渐渐有了自己要解答的问题。
(26)参见钱钟书《谈交友》，《钱钟书散文》第7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