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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1-0058-05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也就是要防止片面性。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步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要对这种“高速”发展保持适当的冷静，切不可只注意发展，而忽视了提高，以致误人子弟。特别是在注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少数大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名副其实地实行精英教育。为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当前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公办高校继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发展民办高校，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竞争包括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而要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优秀的专门人才，主要依靠高等教育来完成。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很快就撤并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所有高等学校都变成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公办大学。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公办大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国家队”。而近年来民办高校虽然已经崛起，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目前还无力承担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公办高校的肩上。所以，在面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公办高校是快速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大学生、研究生的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要求。尽管从1999年开始，全国高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招，但截至2002年，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在校大学生人数与适龄青年之比）也才达到14%，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研究结果，我们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当然，早在去年，教育部一位官员就指出，今后几年扩招的速度将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15%的目标。尽管如此，不仅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这个比例比较低，即使同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王一兵教授说，据“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经合组织’各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已达到51%，跨入了普及化阶段；其中，按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高教毛入学率1992年已经达到82%；中等收入国家为21%；低收入国家为6%。1965年到1990年，东亚地区从8%增加到17%。70年代到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率从8.5%增长到13.5%；发展中国家则为8.3%”[1]。王一兵教授进一步说明，“1996年，中国共有普通与成人本专科在校生567.7万人，18～21岁人口大学毛入学率为7%，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为470人，由此看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精英阶段；同发达国家相差两个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每10万人口中大学生数在亚太地区仅高于巴基斯坦、孟加拉、老挝、越南、柬埔寨和阿富汗”[2]（见表1）。
表1 亚太29个国家和地区每10万人所含大学生数
国家和地区每10万人所含大学生数 GNP($)
韩国
4253 10076
新西兰 4251 16880
台湾地区
3325 12265
澳大利亚
3219 19960
菲律宾 2696
1130
日本
2340 36315
新加坡 2050 26400
泰国
2090
2680
哈萨克斯坦 1733
1680
乌兹别克斯坦
1629860
土耳其 1567
2540
中国香港
1540 23200
吉尔吉斯斯坦
1330810
塔吉克斯坦 1283480
蒙古
1267325
土库曼 1143
1270
斐济
1076
2535
印度尼西亚 1045940
马来西亚679
3430
尼泊尔 558200
印度555375
斯里兰卡504660
中国477540
孟加拉 402283
巴基斯坦258464
阿富汗 162150
柬埔寨 158215
越南149250
老挝112325
数据来源：1993年、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提高我国大学生的总体人数，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公办高校是很不够的。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项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举办更多的高等学校。因此，必须调动社会和民间力量，积极举办民办高校。无论是从理论层次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看，我们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民办高校，这些民办高校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
1998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总则》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规定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由于与该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等还不够完善，所以目前民办高校在举办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2001年3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民办学校期待“国民待遇”》的文章。文章指出：“民办学校近年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用地、生源等方面的困难仍较为突出。……不少政协委员呼吁有关部门取消对民办学校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3]那么，民办高校受到哪些方面的歧视呢？文章举例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常务副主委陈新增指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对民办学校的歧视政策，使民办学校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他举例说，譬如民办学校在建设用地、银行贷款、师生来源等方面与公办学校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按国家规定，民办学校学生和公办学校学生应享有同等权利，而目前实际情况两者是不等的。公办高校学生无须担保和抵押可享受助学贷款，而民办高校学生却不能享受这一权利，这是个明显的歧视政策。”[4]民办高校的困难可见一斑。
按照马丁·特罗的观点，世界上目前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得益于他们各自的私立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在日本，有70%的高等学校是私立的，而其在校生人数占全国在校生人数的比例则超过70%。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还不过15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十分重视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拓宽了日本国民上大学的渠道，使得日本能比较快地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得力于举办的私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私立大学功不可没。实际上，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之所以能够超过15%，也是得益于私立大学的举办。我国要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步伐，民办高校这一条腿必须“硬”起来，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民办高校还是在不断发展，形成了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即公立大学大体占高校总数的1/3，业务部门办的各种管理学院大体占1/3，民办高校也大体占1/3。我国目前民办高校已经有1000多所，民办高校现在有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促进民办高校尽快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出现这些问题，办学者当然有责任，但主管部门应负主要责任。作为主管部门几乎很少过问，下面自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教授江景波说：“目前，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多达1200多个，在读学生为150万人次，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家应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实现扶持和严格管理并举”[5]，“政府在加大扶持的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评估和督导制度，对民办学校既要管理、监督，又不能过多干预，要严格把握民办学校的审批制度，定期对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标准进行审计，以确保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并要尽快出台《民办教育法》，通过法律程序来扶持和规范民间办学”[6]。我们认为，这个思路对提高民办高校的社会地位、扩大民办高校的影响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需要提高质量
为了及早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高等学校的数量是必要的，但是更要重视提高质量。不仅民办高校存在着质量问题，公办高校同样也存在质量问题。现在，在我们有些研究刊物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发展”一词出现得很多，而“提高”一词出现得太少。就全国范围来说，高等教育事业当然要发展，而且还需要发展若干年。但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提高。不论是哪个层次的高等学校，都应当在其已有水平上继续提高。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质量问题。2001年3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第一版刊登了《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一文，文章根据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的结果，认为：该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7]。为此，该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刘西拉教授。刘西拉教授组织在一所著名高校的两个工科系细致调查后认为，这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刘西拉教授分析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首要原因是“学校普遍存在‘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因为追求短期内迅速提高各种评比指标，重金奖励作者，不顾其他；为了提高学术知名度和争取课题，拉一些社会名流或官员到高校当领导、做教授，制造舆论，不计效果；为增加科研收入，不论技术含量，只要来钱就行。因此，很多教师不在教学上投入”[8]。记得90年代初，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说过高等学校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投入不足的问题，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大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的满意程度在下降。据刘西拉教授的调查结果看，对整个教学环节“认为‘很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只有5%，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学生达53%；……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的学生占79%”[9]。在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方面，学生也不很满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专业课设置合理的只有8%，认为基础课设置不合理的有18%，认为‘选修课不合理’的学生比例已达78%”[10]。据此，刘教授认为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11]。著名大学尚且如此，其他高校情况如何，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2002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在A4版上辟出大幅版面讨论扩招以后的高等教育问题。从文章中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始于1999年的高等学校的扩招，固然有很大成绩，但也进一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随着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大多数学校的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顿时紧张起来。……学校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学校投入的增加赶不上扩招的速度，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质量下降’的担心”[12]，“从1999年开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开始接受省政府下达的扩招计划。……大量学生的拥入，使该校以语言教学为主的优势正在受到影响。语言教学理想状态是小班化模式。而学校所有的二百多间教室显然已经变得紧张。今年5月份，学校的班级数是236个。今年9月份新生入学，又要增加三十多个班级”[13]，“在扩招迅猛的大学，超负荷运转的教室和老师都有点力不从心。这使学校里产生了一种焦躁的情绪”[14]。某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对毕业生的质量忧心忡忡地说：“扩招后实验设备的添置滞后，致使一些学生丧失了动手的机会，常常是几个学生一起实验，只能看，不能摸。有些学生根本没有亲手做过实验。”[15]一般说来，发展比较容易，无非是铺摊子，现在就是一个劲“扩招”，反正盖学生公寓、盖食堂，大家都有了经验，并不难，驾轻就熟。但是提高却很困难，比发展困难得多。有人也许会说，“发展”里面包含着“提高”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师资水平”、“提高学生素质”等等，是否都可以改为“发展教育质量”、“发展学术水平”、“发展师资水平”、“发展学生素质”？显然，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令人赞同的。“发展”是硬道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提高”也是硬道理，未来也将证明这一点。两者相辅相成，切不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高校也应当有不同质量要求，就好像每年高考也需要分批录取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扩大招生规模而忽视甚至放弃对质量的要求。目前，我们有不少高校片面地强调规模，似乎规模越大越好，学校地位也就越高。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倾向是有害的！
三、在公办高校中，应当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
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讲话中，发出了“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号召。这些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就是我们所要举办的精英教育的主体。相对来说，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虽然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而最为困难的则是办好精英高等教育，这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工作更艰巨。2000年8月份在北京密云，由教育部主办了一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这次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很难。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能发出这样肺腑之言，决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深思。
但是我们今天在向大众化行进的过程中，却是希望所有公办大学包括实施精英教育的学校都一起来参与，这种做法是考虑不周的。相反，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减轻精英教育大学的负担，使这些学校能够“轻装疾进”，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那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主要靠谁来完成呢？一是省属本科大学和其他各种类型高校；二是靠民办大学，现在这条“腿”很弱，需要加强领导和管理。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我国有些重点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不用说，其余也有部分高校以实际行动面对扩招，减少各自的招生规模。2002年，武汉大学本科的招生规模为70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人；复旦大学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扩招’的概念用不上”[16]。据介绍，复旦大学近三年来本科招生人数也都在3200～3400人之间，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数都没有什么变化。另有信息表明：“今年（2002年）重点高校在广东虽然仍在扩招，但不少高校已减缓了本科的扩招规模。据了解，清华今年计划在广东招生较去年仅增加5人；北大增加7人；复旦增加2人；上海交大比去年扩招4人。而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则与去年持平。”[17]
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发达国家，必须建设若干所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大学，其中还必须有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鉴于我国体制、历史等原因，建设这样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只有依靠一部分知名公办大学，这也是历史赋予这些为数较少大学的重大使命。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发展这些大学，以便从中脱颖而出一批更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
因此，在公办高校中，必须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重点办好一批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或研究型大学。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在宏观方面可以两手抓：一手抓少数高水平大学，实施精英教育，使之在今后几十年陆续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并进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手抓绝大多数的其他高校，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即社会力量办学。
具体说来，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费投入和办学规模。
所谓经费投入，就是指为了办好这些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国家在经费上必须进一步给予重点支持，从我国的国情看，我们能办好50～100所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国家如果能在资金上保证这一批大学的办学需要，并给予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们相信，在这些高校中会涌现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
所谓办学规模就是指对于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要控制规模，对于这些大学可由学校自主确定招生规模，而无须给他们下达指令性计划。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Neill.Rudenstine)曾经对《中国教育报》记者说，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这当然主要指高水平大学）。2002年哈佛大学有20000人申请入学，但他们只招收1600多人。哈佛大学在校的研究生与本科生总数大约是16000～18000人，研究生人数多于本科生。哈佛大学的模式当然不能全盘照抄，但人家三百多年的经验来之不易，其精神值得认真思考。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已经有少数著名高等学校开始在控制每年的招生规模，这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紧迫，因此也最为重要，尽管我们也还会有其他一些困难和问题。希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能够重视这几个问题，端正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便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一步迈上健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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