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佩纶的“庄子吊屈原”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庄子论文,论张佩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4-0088-04
将庄子与屈原相提并论的文化现象由来已久，大多从文学或学术角度入手，但对庄屈之间的关系却鲜有问津。时至晚清，张佩纶破天荒地提出，庄子本为屈原故交，又是屈子身后的凭吊者的观点。
一、“庄子吊屈原”说的主要观点
张佩纶字幼樵，祖籍直隶丰润，同治十年（1871）进士，晚清清议派代表人物。张佩纶的“庄子吊屈原”说，主要见存于《庄子楚人考》和《读庄子》两篇文章。据《涧于日记》记载，张佩纶于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作《庄子楚人说》，次年十月初五又作《读庄子》两篇，前后相隔一年之久。就逻辑而言，《读庄子》是在《庄子楚人考》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庄子楚人考》明确提出庄子为楚人的观点，并援引《庄子》加以佐证：“庄子楚人也。何以言之？曰：庄子心乎楚者也。其居濠濮，则楚地也；其称老聃、老莱子，则楚之先贤也；其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觞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者，述庄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1](P12)在此基础上，张佩纶进一步提出庄子为楚国宗室的观点，其根据为“《通志·氏族略》：‘庄，楚庄之后，楚有大儒曰庄周。’语虽晚出，周唯同族，故引楚宗以为喻欤？”另外，《元和姓纂》记载楚庄王后代以谥为姓，遂有庄氏，张佩纶亦援之为证。既然身为楚国宗室，那么庄子为何身居宋地呢？对此，张佩纶解释说：“威王之季从解相庸，殆非能好贤者，故周知几远引；怀政不纲，辟而之宋，以楚人而隐宋地。”因为庄子后来卒于蒙县，所以才被视作宋人，“史称庄为蒙人，犹称老为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皆系古人以汉地。《班志》：宋人；刘向《别录》：宋之蒙人。殆以庄终于蒙，故宋之”。
在《庄子楚人考》中，庄子身为楚国疏宗而非不问世事的隐者，他时刻关心着楚国的命运，亦如屈原那样“恐皇舆之败绩”，他通过《让王》中楚昭王失国的故事，嗟叹怀王之世上不任贤下多窃禄，又以叶公使齐之事（《人间世》），痛惜怀王轻绝齐交。进而，庄子对同时代的屈原渐生相惜之心。庄子在《则阳》篇中指出，“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其实就是借此伤“屈原之蔽障于谗”；《让王》篇中北人无择、瞀光和卞随投水自尽的故事，“明著汨罗之死，而善为国讳也”。
《读庄子》一文紧承《庄子楚人考》的余绪，并采用比附庄屈文赋的方法，指出“以屈子之骚与《庄子》之十余万言，属之、离之、指之、类之，而知庄屈之同也”[2](P9)。他认为，屈原每有一文出，庄子必遥相呼应。屈原作《离骚》、《哀郢》以表达倦倦君国之意，庄子就写《则阳》篇以申之，“盖言宗国之决不可去。虽为邱陵草木所蒙翳障蔽，已十之九，然身为宗臣，决无可去之理也，此亦足以解屈子之谗，而明屈子之志矣。”庄子一直以渔父自居，“濠梁濮水，《刻意》篇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则庄子固以渔父自居。”屈原亦作《渔父》一篇，“沧浪之歌取诸孺子，所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盖与庄子之言相类。而四患八疵，史以为诋訾孔子者，若用之以讽屈子，则亦足扩其忠褊之志，而抉其被谗之由。然则，庄之孔子，寓意于正平；而屈之渔夫，即指庄子可也。”然而，无论庄子申明屈子之志，还是替屈子解上官之谗，或希望屈子忘怀世事，屈原始终难以听从，最后也无法避免其自沉的命运。所以，在张佩纶眼里，庄屈是有高下之分的，“是故《天问》虽奇，终不若《天地》、《天道》之自然；《远游》似达，终不若《逍遥游》之广。此庄屈之分欤？”在《庄子楚人考》中，庄子屡屡撰文为楚国忧心、替屈原辩诬，二人尚处于单向的关系；在《读庄子》中，庄屈则上升到双向互动的关系，同为楚国之宗臣，庄子欲助屈原而惜其不悟，屈原欲学庄子之逍遥而终不得，他们以文章彼唱我和，俨然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挚友。
在《读庄子》的最后，张佩纶又从文章学的角度加以补证，“吾尝究文章之体，自‘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之隐，楚庄王喻之，故楚人每好为隐。然丹之讽祈招，接舆之歌凤兮，皆寓言之先声也。而庄之恣适、骚之怨诽，则又异趣而同源。”他认为庄屈文学都深受楚国文化的影响，同为后世文学创作的范本，“故夫调调闲闲，《风赋》之所本也；淖约若处子，《神女赋》之所本也；任公子，《钓赋》之所本也；鲲、鹏、周、蝶，则又大言小言之所胚胎也。然则宋玉、景差、唐勒，固骚之嫡裔，而亦庄之别支耳。”由于贾谊《吊屈原赋》化用庄子达生之旨，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亦取《庄子·外物》之言，所以，张佩纶认为，贾谊、司马迁之所以引庄吊屈，是因为他们早已知道庄子吊屈的良苦用心。“司马子长称庄，则曰‘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称屈，则曰‘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有旨哉，有旨哉！夫贾生初至长沙，作赋以吊屈原。及其赋鹏，则曰：‘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兮若不系之舟。’盖已进而得庄子达生之旨。而子长之传屈，亦取于《外物》之言。然则庄生吊屈之说，二子其知之矣。”
在“庄子吊屈说”的基础上，张佩纶进而提出“庄屈宜同传”的观点。《读庄子十首》之一云：“渔父沧浪趣共寻，逍遥意较远游深。史家庄屈宜同传，一种离骚闵楚心。”[3](P23)该诗主旨大体与《读庄子》相同，但明确主张庄屈应在史书中同列一传。另外，此观点在《致宝竹坡侍郎》中，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庄子者，楚之疏宗，生与屈原同时。屈子仕于楚怀，蔽障于谗，故离骚文约辞微；庄子不仕于楚威，游戏自快，故其言洗洋适己。其见隐忧乐不必同，其冀王之一悟、俗之一改则同。尝惜以子长作史，顾不取庄屈者同传，而附庄于老、俪屈于贾者，何哉？及深考之，则贾生《鹏赋》，同生死轻去就，大率皆本庄子。虽谓之庄屈合传，可也。”[4](P9)文中以为，虽然庄屈或隐或见，或乐或忧，但都希望楚王能够醒悟，也试图改变世俗风气。所以，庄子和屈原皆为楚国宗室且又志同道合，司马迁应该将他们同列一传。
张佩纶还著有《读庄子》二、三、四，但均已散佚。《涧于集·文集后序》对这三篇文章的主旨有简单的记录，《读庄子》二“阐发庄子责齐不助五国拒秦，及齐楚绝交之失。”这或许与《读庄子十首》之二存在着某种关联：“人道阴阳祸有胎，商於未割绝齐回。溢传息怒风波起，不得诸梁备使才。”首句化用了《庄子·人间世》中“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的寓言，第二句“商於未割绝齐回”，引用了张仪以商於之地诱楚绝齐的典故。据《庄子楚人考》：“其言叶公使齐，孔子告以无传溢言者，惜怀王之轻绝齐，而勇士宋遗不善将使命也。”由此推断，张佩纶《读庄子》二的部分内容可能从“叶公子高使齐”的寓言出发，来谈论怀王之世在外交上的失误。由于屈原曾出使齐国，庄子痛惜齐楚绝交之失，或许也是对屈子有所声援。如果此推断成立的话，那么《读庄子》二仍不出“庄子吊屈”的思路。另外，《读庄子》三“论《庄子》、屈原《离骚》足以互证”，《读庄子》四“论庄周与孟子异同”。由于这两篇文章已散佚不存，又缺乏其他旁证材料，故无法知其梗概。
二、“庄子吊屈原”说的产生背景
对庄屈关系的理解和阐释，或许和张佩纶的出身及志向有关。张氏从高祖至父亲四代官居按察使，主要负责监察考核官吏和上言进谏。[5](P995)另外，父亲张印塘“性伉直，举止端重有威服。官垂二十年，能以正论折长官，长官多当时名贤”[6](P63)。四代官居按察使的家世和父亲伉直的性格，对张佩纶的秉性志向、思想主张及后来的官场经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佩纶在司职日讲起居注官时，认为讲官本有论事之责，感慨于朝官久无建言之事，故多次奏请察纳雅言。由于他上书言事往往切中时弊且富有建设性，所以在士大夫中极具影响力，“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7](P154)同时，他不畏权贵，敢于亢言直谏，因此赢得“翰林四谏”的称誉。张佩纶的言官情节，在他对《庄子》的解读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在张佩纶看来，庄子为楚国的命运深感忧惧，他奋笔疾书痛斥群小，还多次为好友屈原鸣不平。如此一来，庄子摇身一变成为在野的言官。无独有偶，张佩纶也是这样看待屈原的。虽然，他曾明言对《楚辞》全无喜爱之情，一是以《楚辞》怨君为不敬，二是以屈原近法家而非醇儒，但他在日记中曾对屈原加以赞赏：“《国策》谓张仪破纵为衡，赵割河间，韩劾宜阳，魏劾河外，燕割常山之尾五城，齐献鱼盐之地三百，惟楚仅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其时屈原谏止之辞，虽不见纳，然仪固有所畏忌也。君子观于此而叹：朝廷之上，何可一日无人哉！”[8]文中所谓的屈原谏止楚国割地之事，在《战国策》、《史记》中并无记载，当属张佩纶臆度之辞。然而，屈原所居左徒之职，按《史记》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且拾遗亦有进谏之责。张佩纶对屈原的认同，竟然出自对屈原尽言官之职的激赏，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张佩纶对庄屈的认同，固然渗透着其言官情怀，那么又为何煞费苦心地提出“庄子吊屈”说呢？纵观张佩纶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此观点暗含着独特的用意。光绪十年四月，张佩纶奉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随后中法马尾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在此次战役中，张佩纶由于指挥不当，对战败负有一定的责任。当时的舆论都对他非常不利，朝臣纷纷参奏他临阵脱逃、败军丧师，张佩纶因此被免职戍边。实际上，据左宗棠实地调查，张佩纶不但没有临阵退缩，相反，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中，他一直在积极地组织防御和指挥战斗。张佩纶之所以横遭非议，原因正在于他的性格与职守。张佩纶好弹击，又官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京时素以敢言善谏著称，遭其弹劾的大臣，人数多且官位高，这足以广种祸根。赴闽后，他直言船政弊病，又将防御重点置于船厂而非省城，这些都触犯了福建地方官员的利益。
无论在京为官，还是赴闽督办船政，张佩纶都不改直言好谏的本色。然而，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事方法，将他逐渐推向险境。张佩纶在《读庄子》中如此评价屈原，“以谏诤取祸，虽放流而不去宗国者，屈原一人而已”。若屈原以谏诤取祸，张佩纶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其实，张佩纶与屈原在居官与性格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屈原为楚国左徒，而张佩纶先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们都有进谏的职责；屈原即使不在其位，仍多次直谏，建议斩杀张仪，劝阻怀王入秦国，张佩纶胸怀经世之志，屡屡上书议论国事；如果说屈原长于“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么张佩纶应对外事，不卑不亢，能够据理力争。屈原与张佩纶在性格上，均有孤傲耿直、疾恶如仇的特点。虽然，张佩纶即使在贬官后仍不喜欢《楚辞》，但由于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屈原渐渐地多了一份理解和认同，“宛合楚骚忠爱意，河流一派达黄沱”（《再用圭盫同年韵赠别柳堂侍御》）。他甚至还在诗中凭吊屈原，“举汤应削爵，吊屈忍怀沙”（《至延平闻命谪戍察哈尔仍用前韵》），“短衣射虎吾犹壮，多事长沙吊屈原”（《送张十一曾敭出守湖南》）。
在中法战争前，以张佩纶等人为代表的清议派如日中天，他们年富力强，横议政事，声望遍及朝野。战后，清议派中大多数主力如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等皆遭贬官，一时间颇具政治影响力的清议派旋即土崩瓦解。其中，最为不幸的当属张佩纶。他不仅惨遭罢免，更被充军戍边。从曾经意气风发的朝廷红人，跌落到阶下囚徒，颇感悲凉苦楚。如其所言，“初到戍所，不能无迁谪之感、离索之怀。……置坡诗‘共怪河南门下客，不应万里向长沙’，为边门慨”（《致张晓颿太守》）。张佩纶自从步入仕途以来，越是认真行事，就越容易招惹事端，这也使他常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贬官塞上后，为数不多的同志零落四方，旷世的孤单感充斥在他的心中。张佩纶苦心孤诣地提出“庄子吊屈”的观点，虽言吊屈，实亦自吊。同时，也是追思当时广开言路的政治局面。因为，在他看来，屈原正是以谏言闻名楚国的，而屈子投水实为言路壅塞的结果。这样，张佩纶的“庄子吊屈”说，不仅暗含着对个人人生悲剧的慰藉，更是对政治理念与情怀的伤吊。
张佩纶去世后，挚友陈宝琛作《入江哭蒉斋》：“雨声盖海更连江，进作辛酸泪满腔。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愤孰能降？少顷地下龙终合，孑立人间鸟不双。徒倚虚楼最肠断，年时期与倒春缸。”[9]陈宝琛还受托撰写墓志铭，细述马江之战的原委，为亡友所蒙受的冤屈昭雪，恰如“庄子之吊屈原”。若蒉斋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亦当瞑目吧。
三、评说
张佩纶以庄子为屈原凭吊者的观点，是以其“庄子楚人说”为基础的。关于庄子的籍贯，历来争讼不已。以庄子为楚人的观点，肇始于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后来经朱熹张大其说，逐渐为很多人接受。张佩纶通过所谓考证的方式来论证庄子为楚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在引庄子之文比附屈原之赋的过程中，往往以寓言为事实根据，却忽略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说：“其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觞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者，述庄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庄王卒年即鲁宣公十八年，而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后相差四十年左右，孔子之楚怎么可能遇上楚庄王和孙叔敖呢？《庄子》此则寓言意在论述天地大人皆体现于“无”字之中，而张佩纶却以之为信史，认定“述庄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实属无稽之谈。又如《达生》中疴偻丈人的寓言，主要阐述物我两忘便可至于无为的道理；《则阳》篇孔子舍于蚁邱之浆者的故事，说明只要心境恬淡，仍不失为大隐。但张佩纶竟认为庄子“以圣人来游，荣其乡里，且纪楚之多隐君子也”，实在是牵强附会。其次，张佩纶对《庄子》的理解存在很多偏差，甚至有意曲解而加以利用。《田子方》篇中“孙叔敖三为令尹不荣华，三去之无忧色”的寓言，阐述了悟道的真人应全真守性而不以得失撄心，非如张氏所称“称先大夫之贤，以儆有位也”。他还说：“然传道家之言者，徐氏临淮人，蜎子楚人，长庐子楚人，鹖冠子楚人，曹羽楚人，知老庄皆楚学矣。”上文，张佩纶大概参考了《汉书·艺文志》，如果因为徐氏、蜎子、长庐子、鹖冠子、曹羽等是楚人，而认定“老庄皆楚学”的话，那么同样传承道家学术的魏人公子牟、齐人田子、黔娄子、捷子，是否也应该一并认作楚人呢？总之，庄子当属战国宋人，而非楚人。张佩纶不厌其烦地大量引文来论证庄子是楚人，其目的是想借此将庄子与屈原联系起来，从而为其“庄子吊屈说”确立基础。但据考证，庄子大概卒于宋亡（周赧王二十九年）之前，屈原则卒于周赧王三十二年，那么屈原投水肯定是庄子卒后的事情，怎么可以认定庄子为屈原的凭吊者呢？另外，由于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史料极为稀少，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庄屈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庄子的思想主张也不可能对屈原有所赞同。庄子悠游自得，拒绝诸侯之聘，不肯以一臂而换天下，又岂肯为一国一君累心伤性呢。《庄子·外物》云：“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赍來死，桀纣亡。”如果，庄子晚于屈原，恐怕还会补上一句“屈原沉”之类的话，倒不是为了伤吊，只不过增加一个反面例子罢了。庄子齐万物一生死，其文章恢宏恣肆而博大精深。若如张佩纶所言，庄子写作那些文字，只是为了助屈原之悟、吊屈原之殇，那么无疑降低了庄子思想的深刻与丰富。
从方法论上看，虽然无法断定张佩纶师从何方，但他曾说：“佩纶谪居，改岁读书，走入训诂文字一路，渐涉琐碎，于经世之学未必有益。”（《复李肃毅师相》）又如，“若近来汉学家作古文，则又在文中先考证一段，以自炫其深通小学，喧宾夺主，可厌之至。”（《致朱子涵内弟》）由此可以得知，张氏并不推重考据之学。尽管，《庄子楚人考》以“考”字命名，却根本没有运用考据学常用的音韵训诂的方法。其文主要通过对《庄子》与《离骚》的文句加以附会，“考证”出庄子为楚国宗室，《读庄子》亦如出一辙。其中，多主观臆断而少客观依据，结论也就难免牵强附会。
总而言之，张佩纶的“庄子吊屈说”，通过类似“六经注我”的方法，将古代人物与典籍变形后以为己用。这在清末颇为盛行，稍后的廖平、康有为都有类似的著作和学说。相比于幼樵在僻处的自言自语，廖、康的观点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收稿日期：201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