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论论文,边疆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以后由于中国疆域的逐步拓展，边疆的概念才逐渐明确，至清代，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并给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围绕清代疆域的形成和边疆的统一、清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施政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清代疆域是对中国历代疆域的继承
在清代，谈到边疆的统一，往往称之为“拓展边疆”、“开疆拓土”，清人昭梿说：清朝“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1〕。清人云之“拓展边疆”， 显然是在歌颂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的功德。对于这个问题，现代一些研究者却将清代的统一国家行动称为领土扩张，M·B·詹森说：“清朝统治者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扩张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从而确定了近代中国的疆界，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此项政策在18世纪中叶尤为积极”，“如果没有异族人建立的满清王朝，没有清朝在内亚大陆用武的决心，中国的领土扩张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边境线并不是来自汉唐两朝的光荣，而是直接来自清王朝的帝国扩张”〔2〕。还有一些国家竟然认为， 中国有的边疆地区是“无主土地”〔3〕，从而实行强行侵占。
在这里，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是：中国的疆域是清朝通过扩张疆土，征服别人土地得来的，还是历史形成的？
疆域亦称疆土、领土，是指一个民族、政权或国家活动的历史舞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大小不一，其形成也是千差万别，美国从18世纪开始其西部的领土扩张，19世纪才形成稳定的疆域；俄罗斯早于美利坚，15世纪末，其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德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面积共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4 〕。经过短短300多年的扩张，形成后来的俄国疆土。 与上述两个国家不同，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2000多年的基础。
在历史上，文明大体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在人类古代文明连续性方面，刘家和等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5 〕。刘家和等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相比较，发生于公元前3000年代的黄河流域的夏文明一直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当然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文明断裂的危机，西周末叶至春秋中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到落后的部落和后起的文明的威胁，但是这次危机没有导致中国古代文明的中断。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占了优势；元代，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击败西夏、辽、金、宋，建立了元朝。以上的政权尽管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传统。对于中国在政治史上的连续性，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有相同的看法， 牟复礼认为：“中国在2000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庚续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在这点上皆无法与之相比。从公元前221 年奠定英文中称为中华帝国的统一王朝时起，就一直存在着适于治理统一中国的特殊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始终抱定一种观念，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纵然做不到这一点它也不放弃这一观念”〔6〕。
从文化史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古代的各个文明，那么看来只有中国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最具有完整意义。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字，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全部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如果知道了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那也就掌握了认识金文、甲骨文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南北分裂，但是学术传统从未中断。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混乱的十六国的史学不仅未中断，而且相当繁盛〔7〕。
由此可见，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文明从未经受过外来势力提出的根本性的挑战，“关键的一点是，在中国人自己眼里，中国政治结构具有从未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无以伦比的发展连续性”〔8〕， 从没有出现因为外来力量入侵而中断中国古代文明体系的现象，保持着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文明在时间中的纵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在空间中展延的情况有关。就单个的文明来说，一个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常常伴随着自身在空间中的一定的展延；反之，如果一个文明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空间中逐渐缩小以至消失，那么它也就要失去自己在时间中的连续性。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与空间展延的关系，表现在政治史的连续性和国家疆域的关系上。
中国政治史上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治上曾出现过种种的动荡和危机，周以后，朝代更替，民族相争，但是商征服夏又继承夏，周征服商又继承商，从夏、商、周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相沿基本不变，并未发生政治史上的断裂现象。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在疆域上表现持续的稳定性。
从历代疆域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夏王朝的中心活动区在汾河下游和伊洛地区，其疆域南疆为三苗（长江中游洞庭湖至鄱阳湖一带），东疆为夷族诸氏族部落（包括今河南东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全部及河北南部），西疆有西戎昆仑、析支、渠搜三“国”（今甘青地区），北疆不详，其势力也可能到今河北涿鹿。商朝前期的疆域，略同于夏朝，商朝后期，疆域有较大发展，其北疆已到达今河北整个北部和辽西一带，南疆也已远及江、汉、湘、赣流域。秦汉王朝致力于边疆的开拓，在夏商周疆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对我国版图的奠定和疆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中原与四邻的关系发生变化，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匈奴的北部领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及其以南地区，成为汉朝的北部边疆。西域诸国臣属于汉，汉朝的西部边疆包括天山南北和天山以西的乌孙、康居地区，东北边疆到达朝鲜半岛。西汉领辖东南边疆，从东海、南海之滨深入到海南诸岛和越南半岛地区，西南边疆到达云南。三国两晋南北朝，曾多次发生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割据对抗的局面，十六国至北朝，中国北方处于混乱状况，各小国政权几乎都不稳定，少数民族在北方占了优势，其间除西晋真正统一的二十余年外，其余时间均处于割据。秦汉统一时期的边疆先后为不同的政权所统治，使这一时期疆域形势呈现出复杂纷纭局面，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打破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他们基本上都是活动于原秦汉统一时的疆域之内。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提出“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政治制度基本以中原王朝传统的仪文制度为主干，又揉和并保存大量蒙古旧制的成分，总体上仍然遵循以前各代的政治传统。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出现的变动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即使象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以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疆域的拓展变化是一致的。
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民族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范围。中国古代民族的格局和民族关系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民族或部族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却消失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和融合，不断出现的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9 〕就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问题在民族理论上的高度概括。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与国家疆域问题上，有两点对清代国家统一与版图奠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1、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个历史大循环。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在这两个大循环中，中国广阔的疆域经历了三次民族大混杂，大融合，中原地区的汉族深入到“夷狄”所居住的边疆，而“蛮荒异域”边疆民族也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融为一体。元明清三朝是由中国三个不同的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和满洲两个边疆民族先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此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这都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2、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广阔版图的奠定， 形成具有深厚凝聚力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边疆各民族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边疆民族大多数生息、劳动、活跃在中原王朝的四周，他们是最早开发、拓展边疆地区，或者率先统一了中国边疆的部分地区，为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奠定基础，或者进而担当统一全中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及其对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贡献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由汉族一个民族单独缔造的，而是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失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古代文明持久、稳定的统一，既表现在中原文明不断地扩展，不断地联合和统一上述边疆民族的趋势，也表现在边疆民族不断增强的凝聚力。
古代各个文明都有民族的区别和矛盾的问题。古代希腊人把非希腊人称为“蛮族”，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把非雅利安人称为“蔑戾车”。中国先秦时代的华夏族称非华夏族为夷族。这些称呼里都含有重己轻人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到西周、春秋时期，所谓的华夏族已经是多族融合的结果，而所谓蛮、夷、戎、狄也并非与华夏族没有关系。至春秋晚期，人们已经不可能以血统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只有从文化上区别了。战国晚期，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农业地区各国都成了华夏族，这是战国能够走向统一的基础。两汉时期，不仅巩固了已经形成的华夏族，而且加快了中原与边远地区民族的接触和联合。西晋王朝灭亡以后，北方一度出现许多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的领袖谋求统一。无疑，这又促进了民族间的联合和融合。清代，对于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在一统中国的作用问题上也有争论，雍正帝反对华夷之分，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过：“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
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0〕雍正帝无疑是站在满洲统治者的角度作的分析，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对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连续性及疆域的延续性基本保持着向心力，对此牟复礼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必须伸展到整个中国文明的广阔疆域，必须包纳所有作为中国文明的分子的全体子民，不论其属于哪一个民族，这种观念即使在中国或异族的统治者互相争斗的时候，也从未受到过挑战。中国国家的政治形式，也从未受到过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否定或严重挑战”。〔11〕
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地理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疆域形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以及多民族统一和联合的趋势及疆域范围，也受到客观条件，即地理环境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屏障，不象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处在民族迁移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活动相对稳定的环境。对此古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东部是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一望无涯，波涌际天，无垠的水域，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12〕。难以横渡的“大瀛海”成为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的障碍。在北方的“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13〕。戈壁沙漠，亚寒带原始森林严密地闭锁了人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称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以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4〕。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葱岭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尽管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但交通险阻，古人视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脉造成的地理障碍，更甚于其它地区。
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尤其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造就了若干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由此看来，边疆民族政权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条件的。
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相互间的交通，而就整体来说，由于天然特点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而自成一个自然区。中国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密切的联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周边地区各民族建立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由于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条件的阻隔，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是形成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条件之一。对此，清朝中央政府和驻边疆大吏看得很清楚，钟广生在《新疆志稿》中论述新疆的地理位置在国防上的重要性时说：“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5〕。
费正清和赖肖尔教授在阐述自然环境对中国疆域影响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说：“对东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影响是其相对独立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以外。……例如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文字系统归根结底都起源于在西亚出现的一系列发明，只有在东亚，汉字这种文字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造字基础。”“在中国北方的早期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比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要孤立得多，一边是似乎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另一边是巍然耸立的巨大的亚洲中央山系——喜马拉雅山，海拔一万英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从这一世界屋脊向四方辐射的高大山脉。山系以北横亘着广阔的沙漠和中亚高原，这些地方寒冷荒凉，……山系以南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崎岖山地和丛林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16〕。
综上所述，清代并不存在有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所说的边疆扩张，清代疆域是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土遗产，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清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二、“大一统”观是清朝统一边疆的思想基础
既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决定了清代的疆域，那么清代前期在中国的疆域问题上又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比起前代，清代的贡献就在于：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对此，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在18世纪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到了19世纪初年，中国主权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17〕。
清代对中国边疆地区实行统一，首先是它继承了中国历代奉行的大一统观。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古代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思想，董仲舒概括这一思想说：“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8〕。历朝历代以实现大一统为其治国的终极目的。中国古代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是汉民族所孜孜追求的目标，但是“内中华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严重地阻碍大一统目标的实现。夷狄永远是儒家排斥的对象，自孔子起，即严夷夏之防，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也成为边疆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元朝的统一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元朝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是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明太祖朱元璋说：“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19〕。
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及王朝统一的规模对疆域的范围有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多次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元代完成大一统之后，元朝疆域空前广大。《元史·地理志》记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20〕。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自东部沿海到西部今新疆地区；从南部的南海地区到北部的西伯利亚大部；从西南的西藏、云南到东北的鄂霍次克海，都在元朝统一政权范围之内。元代所创造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给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疆域上，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
M·B·詹森称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为“中国的世界观”，他说：“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宏伟的思想体系，具有无以伦比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匹配性。宏伟帝国的观念当然不足为奇，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帝国，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曾提出过天下一统的主张。本杰明·史华兹认为中国世界观的非同凡响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些有特殊的儒教文化判断标准与之相得益彰。中国世界观的无以伦比之处在于，它所宣称的万年江山和独放光彩的理论，是具有东亚历史的经验和事实来加以证明的，并且似乎还被中国世界秩序的运作所强化了”〔21〕。满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冲破夷夏之防，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边疆少数民族。满族贵族统治者强调“大一统”观念，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统治思想中，“大一统”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中国的世界观”一再被强化。詹森认为清朝统治者按照“中国的世界观”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扩张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从而确定了近代中国的疆界，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此项政策在18世纪中叶尤为积极”〔22〕。在“大一统”观念上，三帝一脉相承，其中雍正帝的论述最为详细：
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针对陆生楠诽议时政时讲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23〕。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在批阅书籍时又指出：“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而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以虏之一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24〕。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又说：“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又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世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5〕。
雍正帝抨击儒家的“自古帝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歧视边疆少数民族的观念。他所阐述的大一统要点是：
1、大一统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满族贵族继承了这一传统观念；
2、华夷之分不利于大一统的形成，应当给以抨击。
清代前期，清朝以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作为其统一边疆的指导思想，比起前朝，贡献就在于：作为一个边疆民族，为了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接受并极力倡导“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并在全国各民族当中广泛传扬，使这一观念成为其完成统一事业的思想基础。
三、清朝中央政府在统一边疆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1644年，清军入关，十月，福临移至北京，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大礼，这表明：原来割据东北一隅的清朝的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边疆民族政权演变成为君临天下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这个变化不仅震动了中原地区，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各个边疆民族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清朝与各个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各据一隅的地方政权之间关系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边疆民族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的平等关系转变为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政权的不平等关系。
从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到乾隆中叶完成对边疆地区的最后统一，清代前期的一个多世纪，清王朝一直在为完成统一大业进行极其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样，一些边疆民族政权也在为自己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奋斗，为避免清朝的吞并和征服进行坚决的反抗。
在如何看待清朝的统一问题上，学术界对以下问题有过多种不同的意见：
1、统一与分裂，统一政权和分裂政权；
2、统一、征服、控制与反抗；
3、大统一与小统一；
4、朝贡与臣服。
统一与分裂，统一政权与分裂政权
在清代，“大一统”、“一体”、“一统”和统一是同义词，全国的统一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不可动摇的目标。正如康熙皇帝所说：“朕为天下一统之主，务使四海之内，人民咸获其所，一享太平”〔26〕。但是，清初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全国的大一统，而是明末所出现的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清朝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是并未达到对全国的统一。在边疆地区出现的分裂与割据对于大一统局面来说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是完成全国统一必然经历的过程。魏源在总结这个历史过程时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数千载。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丕而冠裳，化膻帐而闾井，则必得圣人而畀之，且必铲销磨汤一扫其旧而后畀之。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言其道同，终始相成。臣是以反覆于西陲军事之本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廑中国，益三叹于始事之固难，与终事之不易焉”〔27〕。
清朝统治者对于割据一隅的边疆民族政权并未简单地斥之为分裂或分裂政权。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民族、按不同的地区所确立的不同关系采用了不同的称呼，实施不同的政策。清入关前直到完成全部统一的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正式文书和正常的交往中，称呼边疆民族政权为：“图白忒部落”、“汤古忒部落”、“汤古忒国”、“乌斯藏部落”；“吐鲁番”、“西域三十八国部落”、“哈密卫畏兀国”；“喀尔喀”；“厄鲁特部落”、“准噶尔部”、“准部”〔28〕。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统治者的规定是很明确的，即“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如在确定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时说明：“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29〕。清朝承明制而继续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明朝未能达到元朝那样的疆域范围，清朝也只能采取稳妥的办法完成它的大一统目标，这也就体现出清朝政府在实现统一过程中的阶段性。
对于已经明确纳入清朝统治范围的或者已经明确由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和民族，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边疆民族政权，如果背叛清朝，再以独立政权形式与清朝对抗，清朝则坚决斥之为“分裂”、“谋叛”，坚决平定。
清初的边疆民族政权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统一和他们所处的割据一隅的地位呢？
首先，对于清朝入关，持最积极拥护态度的喀尔喀、卫拉特、叶尔羌、青藏和硕特，卫藏红黄教派等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和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当然，他们支持的动机是不同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 清朝在入主中原以前已经确定了和其他边疆民族政权的友好关系。清朝由东北地区进入中原，打破了明朝与边疆地区的隔绝状态，有利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这一点对急于与中原地区进行互市贸易的蒙古、卫拉特来说尤为重要。
2、对于西北地区的叶尔羌汗国来说，明清之际， 其内部动荡不安，卫拉特部不断发动对他们的攻击，明朝政府无能力解决问题，因而寄希望于清朝，借助清朝的力量削弱卫拉特对他们的控制。
3、清朝入关之际， 正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联合和硕特顾实汗击败敌对势力，蒙藏联合政权统治西藏的开始，无论是顾实汗还是黄教集团及其他各个教派，都急需得到外来力量的支持，明中央政府已经被农民摧毁，新的中央政权产生，立即联系新的中央政府，取得承认和支持，对西藏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此清军入关，来自西藏各个方面的支持是最鲜明的。〔30〕
清初各个边疆民族政权对清朝入关的支持，既表明了他们对清中央政权的承认，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不但使清朝政府赢得了统一中原的时间，同时也为其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清初至18世纪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一百年间，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既有中央政权，也有边疆民族政权，多种政权和多种制度并存，相互之间既有吸收、融合又有排斥和对抗，除了准噶尔与清朝对抗时间较长外，其他基本都处于和平交往的状态中，这种长时间的多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各民族和各民族政权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版图奠定的稳定性提供了时间的保证。
谈论“统一”，自然要提到“分裂”，何为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清初三藩之乱应当定其为分裂，所建立的政权应称为分裂政权，因为它是从清朝分裂出来的政权，破坏了清朝的统一局面。而上述所提到的边疆民族政权并未出现分裂清朝的军事政治行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并不是从清朝政权中分裂出来的，而是早于清朝或与其同时建立的。准噶尔汗国虽然出现较晚，但它是在卫拉特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清朝的统一势力并没有到达这个地区。因此对清王朝来说，并不存在分裂或分裂政权。
统一、征服、控制与反抗
正确看待清朝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行动及各民族的反抗，有助于理解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和正确分辨边疆民族的反抗或叛乱。
在谈到清朝入关及对中原地区的战争时，人们既肯定清朝对中原的统一，也颂扬中原汉民族对满洲贵族统治者进行反抗的精神。在这里，既称“征服中原”也称“统一中原”〔31〕，既肯定了清朝统一中原的历史作用，也揭露批判了它实行民族压迫，剿杀反清义士的暴行。但是，中国是一个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边疆地区和中原相距遥远，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边疆，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既有统一也有对峙。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央政权对中国实行统一过程的长期性和统一形式的多样化。清朝也不例外，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统一任务；实现对中原的统一并不等于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因此在肯定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功绩时，不能否定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民族压迫的反抗。同样，在全国大一统完成之后，边疆各民族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利用反抗清朝错误民族政策的机会进行民族分裂却又是极其错误的。
由此看来，统一和征服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意义，但又强调不同的方面。在清代，对边疆既有和平的统一方式，也有残酷的征服战争。这些战争也应该称为统一战争，不管是征服战争还是统一战争，是进步的也是很严酷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32〕。
大统一与小统一
统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和民族的……，有全局的和局部的，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有同一行业的和跨行业的，各种不同的统一关系和统一方式。
实现全国的大统一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民族的，这些条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有共同基础的。实现大统一需要时间过程和有利的时机，当条件成熟时，需要有把握时机、利用条件、驾驭全局的才能。大统一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大统一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为局部地区的发展和统一提供了条件；而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又可以成为全局大统一的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不善于把握时机，就可能失去历史上出现的转瞬即逝的完成大统一的大好时机。
纳贡与臣服
在清代，出现纳贡与臣服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处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向清朝政府纳贡并表示臣服；另一种是清帝国的周边国家和政权、部族向清政府纳贡称臣。在此先就前一种情况略作分析。
统一应该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名义上的。清朝在实行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以前，一些边疆民族政权的纳贡与臣服是纳入清朝统治范围的标志，而有一些边疆民族政权，只是一种名义或者是调整与中央大国关系而实行的策略。如准噶尔部，清朝政府定都北京后，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就和卫拉特各部联名遣使通好，共同庆贺清军入关成功，顺治帝也派使臣到达准部游牧地，进行回访〔33〕。应该看到的是，从巴图尔浑台吉开始，准噶尔部与俄国的联系也相当的密切，据俄国史料统计：“俄国当局和准噶尔汗国之间频繁地互派使团，是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一件突出的事情。史料中保存有关三十三个外交使团的可靠资料，其中有巴图尔浑台吉亲自派出和直接派到他本人那里来的不下十九个”〔34〕。到噶尔丹执政时期，噶尔丹一面宣称：“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35〕，向清朝表示通好臣服，另一方面又用兵漠北，试图借助俄国的力量，与清朝争夺对喀尔喀的控制权。由此看来，纳贡与臣服只是噶尔丹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并不是统一者与被统一者双方共同接受的。
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形式多种多样，实际上，不管形式如何，其中的几项基本原则是决不改变的：
1、清朝自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之日起， 就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观，完成对全国的统一。
2、 清朝对边疆的认识及其确定的管辖范围是依照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管辖范围而确定的，这当然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和各个边疆地区建立的汗王朝在内所管辖的范围。凡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疆域范围内的，清朝就坚决将其纳入统一范围，决不允许其分离出清帝国统治范围。
3、清朝统一边疆各部族和地方政权，一般是使用和平招抚方法， 使其接受清中央政府的管辖，纳入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如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方式。
4、清朝对一些边疆民族政权，当尚未能直接进行统治时， 就借助于其它力量，同时，允许在清帝国范围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但是决不允许有背离清朝大一统的行为，否则必出兵讨伐。在对某一地区施政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最后达到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
5、一般的边疆地区部族和政权， 如不肯接受清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进行武力对抗，清朝也以兵戎相见，但是，往往是施以军事威慑，用兵并不是主要的，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实行安抚政策。
6、清军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对于实行国家统一， 维护西北边防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清朝实行统一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平准战争之后，世世代代生活在我国西北的卫拉特蒙古民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综上所述，清朝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终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统一大业，在“统一”这个中华各民族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上，有两点是应该总结的：其一，清朝政府坚定要完成全国的统一，历经顺、康、雍、乾四朝，在一个多世纪的奋斗中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其二，有的边疆民族政权在一定时期内不愿纳入清朝的统治，延缓了清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但是他们又都不“自外于中华（或中华皇帝）”，当时机成熟时，统一是必然的趋势。
注释：
〔1〕昭梿：《啸亭杂录》第15页，中华书局，1980年。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0页， 汉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见吕一燃：《驳南海诸岛‘无主土地’论》载于《南沙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一卷， 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5〕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 见《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6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3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
〔6〕《中国的现代化》第60页。
〔7〕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第39页。
〔8〕《中国的现代化》第61页。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0〕雍正：《大义觉迷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中国的现代化》第60页。
〔12〕《庄子·秋水》。
〔13〕《汉书·匈奴传》。
〔14〕《法显传校注》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一。
〔16〕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第4页，汉译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19〕《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
〔20〕《元史·地理志》。
〔21〕《中国的现代化》第50页。
〔22〕《中国的现代化》第30页。
〔23〕《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页1—15， 雍正七年七月丙午条。
〔24〕《清世宗实录》卷一三0，页21—23， 雍正十一年四月已卯条。
〔25〕《大义觉迷录》，第3—5页。
〔26〕《清圣祖实录》卷一五0页11，康熙三十年二月丁卯条。
〔27〕《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159页。
〔28〕见《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等清代文献。
〔29〕《清世祖实录》，卷一0三，页10、11， 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条。
〔30〕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蒙文老档》、《蒙古堂档》，顺治朝。
〔31〕见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32〕《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页，《论社会主义与战争》。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文老档》，蒙字46号—0056。
〔34〕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马曼丽译，第186页， 商务印书馆，1980年。
〔35〕《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页24，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条；卷一四七，页13，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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