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影像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影像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是作为传播媒介，还是作为影像艺术，或者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话语，电影发展的驱动力，既来自自身的内部元素和规律的进化与演变，也来自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与作用。种种外在因素通过改变甚至异化其内在艺术机制，制约或推动着电影的走向与进程。
“大跃进”电影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指1958—1960年拍摄的“纪录性艺术片”，并包括其间创作的某些以“大跃进”生活为背景的故事片，是“大跃进”时代特定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新的电影样式或类型，它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记录在本质上摈弃任何人为的搬演和加工，而艺术的魅力却来自出人意料的想象和虚构，要将两者结合成完美的统一体并非易事，这是其与生俱来面临的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向来人们都把它创作上的弊病归咎为创作人员对周恩来总理指示产生误解，恐怕并非全是如此，他指示的“艺术性纪录片”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果真的照他所说拍出一大批纪录片说不定更没有人看。另外，“大跃进”电影的创作与当时整个形势密切相关，一切生产建设都讲“大干快上”，电影也不例外。1958年5月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上制定电影大跃进目标是“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1958年电影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完成大型艺术片80部。求多求快，粗制滥造亦在所难免，许多影片本身就是电影大跃进放的卫星片。基于上述原因，从总体上看，以“纪录性艺术片”为主体的“大跃进”电影的确有点不伦不类，简单粗糙，艺术价值不高，但因其创作“以当前的大跃进为背景，尽可能真实的反映现实”，① 用大跃进精神再现“大跃进”运动，成为“大跃进”的一部分并直接为其服务，这种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和与现实需要的密切配合，使它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不仅展现了当时狂躁热烈的生活表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狂热掩盖下的生活特质。人们常说重要的不是影片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影片的年代。对“大跃进”电影而言，讲述的年代就是被讲述的年代，话语就是对其语境的直接表述。唯其如此，今天它已经成为那个疯狂而荒诞时代的真实的影像记忆。
一
“十七年”电影为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展示宏大的革命主题，建构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冲突模式。“大跃进”电影则有所不同，“破旧立新”是这场群众运动的思想推力，支持还是怀疑，积极还是消极，新与旧的思想斗争为电影设置矛盾冲突提供了现实依据。不同态度不同认识的分歧，不具敌我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说服教育和事实证明，克服畏难情绪批判保守思想，最终使后进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共同携起手来迎接新的胜利，这是“大跃进”电影基本的叙事语言和结构形式。
进行技术革新解放生产力，是实现大跃进的关键之一。许多影片以此为情节主线，展开改革与保守的思想冲突，表达科技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的主题。《破除迷信》（王冰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由“土洋灰”和“勇于革新的人”两个短片组成，分别描写工农群众用土办法烧造出原本是洋玩意儿的水泥（过去把水泥叫做洋灰），制造出一直依靠进口的手表宝石轴承，批判迷信外国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讴歌人民群众破除迷信大胆创新的革命精神。《第一列快车》（徐苏灵编导，江南电影制片厂，1958）中的于段长强调提高车速的关键是要保证安全，而《快马加鞭》（陈工一等编剧，朱文顺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中的汤总工程师认为科技革新“需要冷静的头脑和技术，光凭热情不行”，他们一个被当做促退派，一个被视为保守派，都受到指责和批判，最后在事实的教育下认识到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油船火焰》（毛羽编导，海燕电影制片厂，1958）所描写的是为解决油船烟囱冒火事故，工人们提出的方案与专家方案发生争论，方案之争反映了思想上的分歧，批判了迷信权威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大跃进”电影赞扬青年工人农民敢想敢干勇于革新，在老一辈的帮助下最终攻克难关获得成功，而将人到中年的技术员工程师作为批判对象，他们墨守成规迟疑观望，但并非阶级立场发生摇摆，只是思想认识未能跟上形势，最后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而转变态度。在这里，不仅知识、经验受到轻视，甚至年龄也遭到嘲笑，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泾渭分明，褒贬明确，其目的是通过批判扫清思想障碍，为“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
显然这种是非标准存在问题，它判定的新未必是真正的新，它认为的旧也未必是真正的旧。强调要冷静思考，尊重科学，借鉴经验，讲求质量，何错之有？上述影片中强调安全讲求技术被当做保守思想受到否定和批判，而单凭热情、盲目蛮干、鄙弃专家、否定经验反倒被认为是新思想得到肯定和赞扬。所谓技术创新，更是常常令人心生疑窦，什么加入石膏、牛骨和硫磺可炼制出碾不碎的钢珠（《钢珠飞车》，王根柱编剧，曾未之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什么将红黏土、生石灰和生石膏按一定比例混合可烧造成合格的水泥砖（《破除迷信》），……有点像江湖郎中开的药方，真假难辨。“大跃进”电影表明“大跃进”首先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显示了它锐不可当的革命气势和批判力量，同时也深刻反映出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倾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通过思想解放彻底解放生产力，调动群众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它与尊重经济规律的科学精神对立起来，甚至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等无稽之谈当做豪言壮语，无限夸大人的主观因素和能动作用，落入了唯意志论的泥淖。这正是“大跃进”运动最终归于失败的思想内因。
“大跃进”电影“好人好事”式的结构模式，在当时没有被当做“无冲突论”倾向受到指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其创作上的特殊性所决定，它们大多根据真人真事拍摄，很少进行典型概括和艺术加工，拍摄中大量采用现实生活场景，以保持生活原有的本色和质感。当时有人指出应当重视这类影片创作的特殊性，它给艺术概括和典型创造带来一定的局限性，② 有人直接提出“纪录性艺术片”的创作不应被戏剧法则所束缚，③“不要求作更高的综合与概括，下更大的典型化的功夫”，④ 强调要发挥现实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戏剧张力去感染人，而不是借助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出的性格和故事来吸引人。其次与当时中国社会形势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以及“反右”运动的结束，整个社会结构和态势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中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敌我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突现出来，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这为当时现实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空间，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和一般思想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持。大量拍摄“大跃进”电影是在1958年，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后国内形势日趋严峻，出品数量锐减，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
“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⑤ 准确概括了“大跃进”时期电影创作的题材内容。历史影片反映革命斗争，现实题材歌颂“大跃进”。“大跃进”电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形象写照，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热情颂歌。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运动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形态。“大跃进”电影及时捕捉这一历史性变化，积极描写高举“三面红旗”的火热斗争生活，热烈赞颂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事物新的气象，进一步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劳动激情，直接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服务。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向全国发出“大跃进”的号召，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提出钢产量翻番，年内生产1070万吨钢的任务，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都要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群（群众运动）”，迅速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工业以钢为纲”，“让钢铁元帅早日升帐”口号的鼓舞下，9000万人上阵，建起上百万座土高炉，展开炼钢高产卫星的竞赛。“大跃进”电影为我们真实展示了这一轰轰烈烈的现实场景：一座座小土高炉竖立在工厂车间、农村田野，学校校园、街道里弄也炉火正红，放眼望去，到处是铁水翻腾钢花飞溅。《帅旗飘飘》（贾克编剧，严恭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中甚至把土高炉建到一座古庙里，在那儿大办起钢铁联合企业！《钢花遍地开》（张鸿等编剧，张天赐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描写福建省委发出大炼钢铁的号召，各行各业热烈响应，50万人投入炼铁找矿的行列。孩子们也踊跃参加，《红领巾的故事》（海默编剧，武兆堤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中一群少先队员大炼钢铁，勤工俭学，实现教育改革。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为支援大炼钢铁，要大力收集废铜烂铁，甚至认为暂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铁路也可以拆掉回炉！我们从影片中看到，人们翻箱倒柜捐献铁锅铜炉，爬山越岭寻找铁矿石（《宝山之歌》，叶克编剧，董克娜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有的找到的铁矿石，竟是当年老百姓用来砸日本鬼子的石头，联想之丰富令人咋舌（《一天一夜》，孙谦编剧，欧凡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58）！
在大炼钢铁的带动下，“大跃进”运动迅速推向各行各业。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向全国人民发出全面大跃进的动员令。于是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科技大跃进，教育大跃进，体育大跃进，文艺大跃进等等，真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处处竞开跃进花。许多影片用大段的组合镜头，真实展现了现实生活中你追我赶的劳动场面和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处处高歌猛进红旗飘扬，“大跃进”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和最崇高的人生意义。在工厂，群策群力，争分夺秒，改革技术，大搞自动化。12天试制成小轿车（《东风》，广布道尔基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五天修好远洋海轮（《海上红旗》，陆俊超编剧，陈岗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奇迹迭出，捷报频传。在农村，兴修水利，深翻土地，积绿肥，搞机械化，争高产夺丰收。《一天一夜》中县委号召“人人刮焦土，户户熬卤水，社社造化肥”，全民制造土化肥。《水库上的歌声》（刘大为编剧，于彦夫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根据田汉同名话剧改编，金山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1958）中中央领导人与数十万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一起参加兴建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热烈场面，成为“大跃进”运动的象征与缩影。“大跃进”也带动了服务行业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服务员》，邵长青编剧，雷铿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甚至走进街道里弄，帮助家庭妇女自己解放自己，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万紫千红总是春》，沈浮、瞿白音、田念萱编剧，沈浮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春暖花开》，谢添、陈方千、傅杰编剧，谢添、傅杰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60）。“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作先锋。”歌曲壁画，广播标语，成为“大跃进”电影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片片有歌，部部有画，反映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鼓舞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斗诗亭》（胡小孩编剧，应云卫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通过赛诗斗歌，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人人写诗，个个作画”，“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文化奇观在电影中得到真实描述。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它的根本点在于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和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刘少奇在报告中说：“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钢产量由1957年的3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3000万吨；粮食由1957年的39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1959年达到10500亿斤。各行各业夺高产抢时间，攻难关创奇迹，放卫星送喜报，下战表打擂台，陷入你追我赶、分秒必争的生产劳动狂热之中。《春水长流》（许家现编剧，陈戈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反映某农业社掀起开发水田的高潮，提出“三年过长江”的口号，没几天跃进为“一年过长江”。《翠谷钟声》（高型编剧，刘琼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8）中亩产超千斤的指标很快被亩产超双千斤代替。虽然这种“跃进”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但比起当时报纸上报道的夏收亩产8585斤6两、秋收亩产60437斤的高产卫星，⑥ 真是小巫见大巫。《巨浪》（艾明之编剧，刘琼、强明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8）描写的就是一个现代神话，造船厂建造一艘五千吨海轮，原计划18个月完成，由于外厂不断提出挑战，工期一再提前，最后仅用70天就造成。《典型报告》（李德复编剧，游龙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8）中乡支书小杜的境遇，令人啼笑皆非。为争当跃进典型，他将水稻试验田由五亩提高到十亩，后提高到200亩，最后带着15000亩的新指标，高高兴兴应邀去县里做典型报告。这情景正如《快马加鞭》中的老工人所说：“翻多少番都可以，只要有指标就行。”真是指标日日新，卫星天天放，喜报满天飞，锣鼓震天响，好一派跃进再跃进的热闹景象！
毛泽东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兴水利需要大量劳力，因此应该办大社。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一亿两千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电影真实记录了农村这一历史性变革。《你追我赶》（黄宗英、顾锡东编剧，叶明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中平川、海湾两乡仅靠自己的力量都难以抵御旱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后，大兴水利，粮食丰收，揭示了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符合广大农民意愿。《康庄大道》（邢德润、王根柱、范乃仲编剧，王炎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比较全面的描写，超英社地少人多，生活富裕，思想保守；前进社地多人少，穷则思变大搞水利，却劳力不足。两社合并为公社，村庄连边土地连片，发挥了协作互补的优势。公社办起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钢铁，展示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亦工亦农的组织形式和生活特点。一对青年男女门当户对幸福美满，象征着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社合一，人一家”的美好前景。《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王家乙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中五个金花，除公社社长外，有积肥模范、畜牧场长、炼铁厂长和拖拉机手，她们正是人民公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人格化表述。“大跃进”电影以充满遐想与热情的话语，赞颂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社会理想。
事实无情地嘲弄了人们的美好意愿，“三面红旗”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国富民强。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一味追求指标和数量，忽视措施和质量。不着边际的高指标快速度，明明是痴人说梦瞒天过海，却被当做卫星和典型，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满天飞，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破坏。仅举大炼钢铁为例便可见一斑，1958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超额完成任务，但合格的只有800万吨，生铁产量1369万吨，其中416万吨土铁毫无用途，损失200亿元人民币。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便是对这一疯狂行为的严厉惩罚。
三
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⑦ 在敢想敢干解放思想的鼓舞下，在火热的生产劳动斗争的激励下，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向上，表现出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与“大跃进”时代精神结合，新的思想行为新的社会风尚迈着大跃进的步伐，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到处忙忙碌碌，却到处秩序井然，礼貌谦让，你扶我帮，一片紧张热烈而又和谐有序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气象。为了准确表现这一时代道德风尚，“大跃进”电影没有着力于典型人物的塑造，而是通过英雄群像的刻画，真实展现亿万群众忘我劳动的革命精神，生动描绘全民跃进的社会风貌。
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表现出巨大的劳动热情和非凡的聪明才智。“大跃进”电影是亿万人民群众大跃进精神的真情展露。从影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田野中工地上，还是车间里高炉旁，不管是炎热的白天，还是漆黑的夜晚，到处是紧张忙碌的劳动人群，到处是高亢嘹亮的歌声笑声。人们不怕苦不畏难，手提肩挑，流血流汗，向老天爷要粮要钢。小孩老人也不例外，《大跃进中的小主人》（谢晋等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中的四个小故事，表现少年儿童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农村扫盲，支援农业生产，歌颂他们热爱劳动、为人民服务的品格。《不老松》（张明、方徨编剧，方徨导演，江南电影制片厂，1959）描写一群老工人退休后仍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歌颂人老心不老的不服老精神。许多影片描写在条件简陋困难重重下，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大胆创造。《爱厂如家》（赵明编导，江南电影制片厂，1958）中的石粉厂是个小厂，向百年老厂提出挑战，自己盖厂房修宿舍，改装机器增加产量，成为勤俭办厂的一面旗帜。《白手起家》（王逸编导，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中仅靠一把勺子、两口锅、三个模子、四个工人、一座破庙，因陋就简办起了工厂，生产出多种优质合金产品。影片启示人们在西方大国的全面封锁下，中国人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大跃进”电影描写了新的人际关系，热情歌颂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人人讲跃进，好人好事处处有。《服务员》中采购员病倒在旅馆里，完不成采购任务，女服务员知道后万分焦急，四处奔波，最后在多方支持下，购买到油泵，替采购员圆满完成任务。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今天我休息》（李天济编剧，鲁韧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中的马天民，把这种无私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的休息日，成为忙碌的一天。下了夜班，便去食堂帮厨，然后是调解母子纠纷，参加居民扫除，处理交通违章，下河救落水小猪，帮老汉联系工厂，抱病孩上医院，寻找丢失火车票的采购员，等等，呼哧带喘，马不停蹄。为了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他一再失约，差一点儿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一个心里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人民警察的动人形象，赢得了观众的敬重和喜爱，成为“十七年”电影经典的喜剧人物形象之一。影片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示了“大跃进”时代的精神面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居民女工理发师，人人都有一颗爱心，公社帮助工厂，城市支援农村，到处是紧张繁忙的劳动景象，到处有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马天民是那个年代人民群众的代表，是“大跃进”时代精神的体现。最后他得到人们的爱戴，也赢得女邮递员的爱慕，善行有善果，好人得好报，反映了人们普遍的良好愿望和伦理情感。
这种精神从人际扩大到社会，就是整体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需要发扬顾全大局的协作精神。各行各业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以求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大跃进。当时一首广为流传的歌中唱道：“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亿万人民是一个整体，共患难同呼吸，团结起来最亲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颗颗红心连在一起。”我们从“大跃进”电影中看到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的壮丽图景，人们不分行业不分地域不分你我，只要别人需要，一定全力以赴。《春满人间》（柯灵、谢俊峰、桑弧编剧，桑弧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9）歌颂共产主义精神像春风一样温暖了整个人间。为抢救烧伤工人，全上海全中国都在关心支援，献计献策，出人出力，真正做到“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影片最后医院方书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激动地说，“这个戏应该有很多的主角，你也是，他也是，整个社会都是这个戏的主角”，在银幕上奏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凯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谢添、陈方千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1960）根据真实事件的报道改编拍摄，为了抢救食物中毒的61名修路民工，从县到省直至北京，都在紧急动员，调集、运输、空投药物，使他们及时获救。由于60年代初阶级斗争形势趋于严重，影片强调的是阶级情阶级爱，但引起人们共鸣的依然是其中蕴含的互助互帮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那是个无视个人存在的年代，个人被消融和淹没在集体和社会之中，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对集体和社会的奉献。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是对立的，甚至绝对到有违人之常情的地步。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个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实质上是对人的蔑视和轻侮。这必然会对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带来损害，人们渐渐失去信心，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这种共产主义精神风尚的倡导，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拔苗助长适得其反，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特别是“文革”中道德惨遭践踏便是明证。
四
“大跃进”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充满期待和畅想，以为天堂近在咫尺。早在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会上，毛泽东受赫鲁晓夫宣称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启发，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后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决定要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方面十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甚至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给亿万群众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人们相信在短时间内中国将走进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登上共产主义人间天堂。《20天革个命》（李洪辛编剧，葛鑫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英雄赶派克》（桑弧编导，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以及动画片《赶英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58），其片名就透露出赶英超美的思想信息。
为适应这一时代特点和发展需要，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与方法。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当时兴起的民歌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到民歌，还特地引用了陕西安康大跃进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发生变化，首次将浪漫主义置于主导位置，以有利于狂热情绪的抒发，鼓舞广大群众的大跃进热情。
如果说《黄宝妹》（陈夫、叶明编剧，谢晋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58）中出现天女下凡，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点缀的话，那么《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则是贯彻“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代表作。这部影片仅用37天便将田汉十三场话剧搬上了银幕。序幕叙述了十三陵历史以形成新旧对比，随后主要展现十三陵水库工地紧张而热烈的劳动场面，领导人亲临现场参加劳动成为高潮。影片对原剧的最大改动是将话剧结尾部分对未来的畅想大加扩展，用占影片三分之一的篇幅具体描述20年后人民公社实现共产主义的美丽神话。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浪潮下为我国农村实现共产主义过渡而设计的社会模式，以解决建立什么样的理想社会的问题，它勾勒出一幅相当完整的中国未来社会的图景。北戴河会议决议指出，在我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就可以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影片《康庄大道》中老农民在公共食堂里看到吃饭不要钱，感到惊喜万分，为自己“登上这天梯，看到这天堂”激动得老泪纵横。如果说这只是为“放开肚皮吃饱饭，共产主义在眼前”做形象注脚的话，那么《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则把我们带进“十三陵共产主义公社”，真正来到天堂般神奇的人间乐园。这里，湖光山色鸟语花香，“仙树”上百花齐放百果争香，粮棉丰收猪羊肥壮，亦工亦农全面发展，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三大差别彻底消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劳动成为人们最好的休息，到处欢声笑语莺歌燕舞。那个时候，台湾早已解放，地球上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癌症被攻克，可以去火星旅行，有声传输可视电话使天涯海角变得近在咫尺……虽然影片展现出来的不过是如同今天农家乐度假村的一幅景象，所谓畅想也有点与饥肠辘辘的穷人想象着富人天天吃白菜馅儿饺子相似，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60年前处在一穷二白生活困境中的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美好事物的一切了。艺术家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解释铺陈臆想，像政治教科书一样刻板乏味，但充满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热切渴望。动画片《小鲤鱼跳龙门》（金近编剧，何玉门导演，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58）把这种情感浪漫化童趣化，借用妇孺皆知的传统寓言故事，尽情描绘了水库的绚丽景色，表达对共产主义天堂般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大跃进”运动是不断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直接继承和运用，但低估了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犯了急性病和左的错误。短时间内超英赶美，不过是一厢情愿。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来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完全是乌托邦，是空想共产主义。因此畅想常常变成想入非非，甚至胡思乱想，缺乏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而显得虚无缥缈空洞浮泛。
从创作上来讲，热烈紧张的生产劳动，激越亢奋的时代精神，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很好地将之表达出来，于是浪漫主义异军突起，导致当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泛滥。正像此前的现实主义存在虚假现实主义一样，此时的浪漫主义也表现为虚幻浪漫主义，异想天开，狂热浮躁，助长了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浮夸风虚假风。
“大跃进”电影是“大跃进”运动的文化标识，“大跃进”运动是“大跃进”电影的现实土壤。如果“大跃进”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电影；如果“大跃进”运动能够启发我们思考这场全民狂热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畅通无阻，那它就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注释：
① 《文化部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1958年5月23日），引自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② 瞿白音《加强改造，解放思想，勇敢创作，不断提高——再谈纪录性艺术片》，引自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第247页。
③ 袁文殊《新的生活要求新的形式——试谈纪录性艺术片的创作》，引自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第244页。
④ 蔡楚生《试论纪录性艺术片》，引自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第291页。
⑤ 夏衍《在讨论艺术片放卫星座谈会上的报告》（1958年1月1日），周扬《对1959年艺术片主题计划会议的指示》（1958年11月），引自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第215、229页。
⑥ 见1958年8月1日至9月5日《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⑦ 载《红旗》1958年6月1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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