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然观演进的生态逻辑
陈烁帆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则需要深入到社会生产实践这一生态经济学领域中加以考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到《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关系,从“异化”维度到“物质变换裂缝”思想,从“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的共产主义构想到“合理调节物质变换”的现实路径,其中所蕴涵的生态思想的演进逻辑可以概括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最终实现了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学思想的统一。马克思自然观演进过程中所蕴涵的生态逻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于有效地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对象性关系;物质变换关系;演进逻辑;《资本论》
现代科技空前的进展直接拉动了经济的马车,也将生态保护的问题带到了人类面前。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交叉困境,生态环境的优良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中国经济与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索生态治理的现实路径,有必要重新梳理马克思自然观演进的生态逻辑,探寻其中蕴涵的生态智慧。
《小旻》说:不敢空手打老虎。这个道理连武松、孙悟空这么强大的“人”都懂得。可见上古先民多么实诚。现代人的道理花里胡哨,很多都不能实诚表达,得玩点噱头,绕点弯子,否则可能被视为智商不足。
在此,通过重点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资本论》这两部马克思思想转型期和集大成期的著作,力图凸显马克思自然观从“对象性”关系到“物质变换”关系的演进逻辑,而这两大关系正是集中表述在这两部著作之中。在《手稿》中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他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和“异化”的思想,包含着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危机的关注,表明了马克思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但此时马克思仍以研究哲学层面的生态问题为重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自身矛盾的凸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生态哲学思想融入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剖析之中,提出了“物质变换”这一蕴涵生态经济学思想的概念,并且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避免的“物质变换裂缝”,最后指出要彻底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就必须深入这一裂缝产生的社会根源。从生态哲学层面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表明了马克思的自然观由生态哲学领域向生态经济学领域的偏移,以及蕴涵其中的两个领域的进一步交融,由此,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走向丰满与成熟。综上,马克思自然观演进的生态逻辑可以归纳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最终实现了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学思想的融汇统一。
一、 从“对象性”到“物质变换”
(一)《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及其代表的唯心主义力图以理性力量统摄自在世界的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同时超越了费尔巴哈及其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为单纯直观联系的思维方式,强调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影响。由此,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了人与自然互为对象的“对象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的辩证的统一体,他的生态哲学思想就集中体现在“对象性”关系之中。
马克思首先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对象而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209。另一方面,自然也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这是因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210,自然界正是人所必需的感性对象,也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209。因此,人不可能离开其感性对象而存在和生活,因为自然界已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而存在着,人只有借助自然这一对象性存在,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确证生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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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物质变换的循环体现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即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环节中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变换。首先,生产活动所需要的物质前提源自于自然界,人类通过劳动将其转化为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物资。之后,通过分配和交换环节,不同种类的物质资料流通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和消费者手中。在生产和消费中所产生的生活排泄物和生产废弃物又投放回了自然界。这样,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循环往复。而自然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对于人类不同程度的劳动实践自然界会以生态平衡和生态失衡的形式反馈给人类,并要求人类积极补偿回馈。因此,借助生产劳动这一中介,自然和社会之间产生了物质变换,并且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要从生态哲学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互为对象性的关系,人与自然都因为对方而存在,也依赖彼此而展开活动,实现自身的本质和价值。这种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态意蕴在于,人既享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同时也肩负着保护自然的义务。否则,任凭人类盲目欲望的滥觞,毫不顾及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而直接对自然施以掠夺甚至是破坏,这必然会在危害人的无机身体之后,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
见安文浩对自己真得有些忍耐不下去了,像是要下逐客令,伯虎急忙打圆场,转变了自己的思维,说到:“安兄弟,我就直截了当说吧,你先看看这个。”
(二)《资本论》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
本工程托换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托换承梁的受力体系。在托换梁两侧各布置直径1.5m混凝土灌注桩,并对现有桥墩采用凿毛、植筋形式与新增托换梁有效连接,新托换梁支承于两侧新建的桩基上,通过在桩帽上顶升千斤顶来控制既有老桥上部结构的变形,利用千斤顶控制托换梁高程,稳定后浇筑桩顶混凝土,完成老桥基础托换。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物质变换”有三重意涵: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社会的物质变换。[4]201其中,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指无机界、有机界以及人身体自发的新陈代谢,这是人类生存必需的自然基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以物质生产实践,即以劳动为中介的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调控;社会的物质变换则意指劳动产品的交换,也就是商品的交换。在《资本论》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物质变换这一理论的核心,它涵盖了自然界与社会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主要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强调了,人类在能动的实践中要遵循实践尺度,切忌将人的内在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相互割裂,否则将会打破自然的生态平衡,切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因此,马克思之后给出了消弭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社会构想,就是要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人与自然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论述,是对与人不相干或超越于人之上的机械自然观的扬弃,也是对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扬弃,这一扬弃的关键在于实践,在于以实践为中介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实现了在自然观上的实践论转向。马克思从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从感性存在过渡到感性活动,从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正是抓住了实践对自然的意义,才形成了人化自然的思想。他一方面看到“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20所以,人类不断通过与动物性活动相区别的实践劳动,把自在自然界逐步转化为属人自然界,把自然界这个“人的无机身体”转化为“人的有机身体”。另一方面,在这一对象性世界的改造过程中,人类真正证实了自己的类存在,以及生产劳动这一类生活。可见,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持续交互的过程中,属于双向的对象性关系,人对环境的创造与环境对人的创造是同样存在的。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交流,阐明了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这一本质关系,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的重要性。在此,马克思从生态哲学层面深入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物质变换层面,将生态哲学思维应用到生态经济学中,实现了自然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升华。
二、从“异化”到“物质变换裂缝”
(一)《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维度
旧唯物主义本身的形而上学性,割裂了感性自然界与人的实践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无法现实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无法揭示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必然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建立在实践这一基础上,说明了尊重实践尺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对实践尺度的蔑视,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的局面。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通过生产实践得以维持下去,人类在实践中进行能动性创造的同时也受到了实践尺度的限制。人类作为感性存在物,要谋求生存,就需要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类所需的资料。因此,实践首先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人的生产实践具备了运用内在和外在两种不同的尺度来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可能性,然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63因而,人类集能动性与受动性于一身。马克思也提醒人们把生产实践控制在实践尺度的范围内,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209人的生产实践在改变原初自然的同时,人的能动性也必将受制于自然规律这一外在尺度。因此,只有自觉地将人的内在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统一起来,才能“制天命而用之”。
从实践方面看,马克思将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演进内在统一于实践,人类在创造人化自然的同时也建构着人类社会。“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529这说明,随着人类在工业生产领域向纵深化进军,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也渐趋统一。然而,承担着联通人与自然之间桥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环境中不可遏止地异化了,并且随之出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异化。因此要彻底恢复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结,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因为私有制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可以比喻为奴隶关系。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总体实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再以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为基础,而是真正实现了自由劳动和公有制。共产主义对私有制下人与社会关系的扭转,内在包含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因而它标志着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统一。这具体表现在共产主义立足的根基——包括各类产品的极大丰富,个人需求获得真正而全面的满足,以及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意味着人们不会再由于财富、物欲而剥削自然并相互争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异化也会随之消弭。
具体来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生产活动无不朝着更多的利润迈进,人的次生的无机身体不断向原生的无机身体野蛮扩张,不断吞噬着原生的无机体:“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1]158其次,上述异化过程从侧面反映了人与人的类本质(劳动实践)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实践仅仅表现为维持生命和生活的工具,因而切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163最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必然催生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165并且,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一天,就会不断再生产着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最终带来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格局。
马克思鲜明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物质变换裂缝”及其对物质变换裂缝的再生产,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本性。因此,要彻底修复物质变换裂缝,不能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应该诉诸于共产主义的实践中。从本质上看,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思想的深入分析和具体展开,它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中,将生态哲学思想应用到生态经济学中,从而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升华。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界定劳动的一般性质时,提出了“物质变换”这一概念,“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207-208也就是说,离开了劳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也将不复存在,也正是劳动赋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更加丰富的意涵,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正是以劳动为基础进行建构的。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2007修订本)》中将“城市夜景和夜间旅游状况”列入基本考核标准,要求优秀旅游城市在夜晚也是宜游的[6],夜间旅游已成为衡量优秀旅游城市的重要指标,夜间旅游发展得好坏对城市旅游形象有一定影响,城市夜间旅游是判断城市魅力及城市品牌的重要依据和标尺。合肥作为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素以“三国故地”“包拯故乡”闻名海内外,打造城市文化类夜游产品,丰富城市形象载体,可以使城市形象更加鲜明。
(二)《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在一起,采用“物质变换裂缝”这一概念来客观现实地描述了扭曲并分裂的人地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流和信息交流,以及与此相伴的资本逻辑对时间的规划和对空间的重构,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造成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
首先,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对城市和乡村空间的重构,以及由此引发的城乡对立的过程中,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这一概念。不仅如此,资本还将触角伸向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重构着世界空间,由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扩展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说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8-919由于资本发展的需要,人口大量汇集到城市引发了城乡对立,产生了人地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原因在于资本“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579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着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其中,工业资本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而是围绕资本权力而展开的城市空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助内涵丰富的“物质变换”理论,进一步论述了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流和信息交流。在德语中“物质变换”一词为stoffwechsel,起初作为生物学概念意指“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外排出废料的过程。”[2]1667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stoffwechsel会依据语境的改变而分别被译作“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通常“物质变换”的外延更宽广一些,可以涵盖“新陈代谢”这层含义。[3]5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大工业、大农业对劳动者和自然的压榨时,批判了资本逻辑对时间的规划,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物质变换裂缝”及其对物质变换裂缝的再生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由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农业资本家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残酷地剥削并耗尽了劳动者的精力和土壤的肥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6]919农业危机随之而来,但这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中是不容发生的,因此,资本家利用科技改进生产技术,研究土壤化学成分,开发新型肥料等,这一切只是增加了对土地的剥削程度以及农业工人的劳动强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再生产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
1)定干。定干高度依据苗木情况,如果肥水条件良好,可以在苗木最顶端饱满芽处定干。如果肥水条件不好,就要低定干,确保苗木成活。顶芽萌动时,在苗木距地面70 cm以上部分涂抹6-BA,促使主干多发分枝、细枝,当年发枝量达到12~18个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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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到“合理调节物质变换”
(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的共产主义构想
就《手稿》而言,马克思主要立足于生态哲学这一层面,提示了解决异化的社会构想,即提醒人们不要滞留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表面现象,而要挖掘深埋于这一表面现象之下的社会根源,认识到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变革相统一的问题。因此,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可能希冀通过资本主义来完成,相反,唯有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积极扬弃的基础上,彻底废除私有制,发展共产主义,方可真正步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彼此和解的正轨。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正是其哲学革命性变革的体现。在人类思维演变的历史中,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曾经误入分离之途,亦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旧唯物主义立足于自然来塑造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这有其合理因素,但也将人的主动性要素排斥在外,将自己封闭于形而上学体制之内;而唯心主义则立足于思维来塑造这一统一,从柏拉图理型论的初创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巅峰之作,人的理性之光重获主宰,但被黑格尔视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劳动乃是精神劳动。因此,二者终究难以统一人与自然。马克思由此敏锐地分析道“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1]209而唯有结合双方才是统一人与自然的正途,结合的本质便在于共产主义,因为它不仅确证了自然的客观性,也关注了人的创造与价值,是人和自然、自由和必然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矛盾的对抗关系的协调化,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融汇贯通。从马克思辩证的原则看,《手稿》中的思想在立足于经济事实的同时,也陷入了费尔巴哈式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直到半年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方始与抽象的人本主义划清界线,这也是马克思重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
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回溯历史,大工业的发展使人类由自然的“奴仆”跃升为自然的“主人”,这一主奴地位之变又隐含着深层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类从自然的奴仆中解放出来之后,再一次将人类置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私有制。
从总体来看,全面的人与真正的、复活的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彼此关联、相互生成的有机整体,此时,人类对物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1]190因此,马克思所勾勒的共产主义“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87
(二)“合理调节物质变换”的解决路径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主要从生态哲学层面做了初步构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性角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合理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具体思路,将生态哲学思想应用到生态经济学中,实现了在解决路径上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完善并走向成熟。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
第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调控要处理好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即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消除要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消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除生产力和生产产品的浪费,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的浪费。因此,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才能摆脱对剩余价值的盲目追逐,真正回归到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这一初衷,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的物质变换。
第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调控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更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影响,马克思辩证地指出,“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6]927-928。同时,马克思更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隐藏着其自身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为物质变换的质变进行着量的积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储备了物质条件,“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6]288
第三,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调控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共同调控。调控并不意味着缩减人们的自然需求,而是强调了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注重弥补自然,自觉通过先进的科技构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新的平衡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通过实践以任一尺度来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并且通过科技的进步尽可能地预料当下行为的近期和远期后果,因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7]125在此基础上,使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形式更加丰富,范围更广,效率更高。
第四,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调控要遵守消耗最小力量和最适合人类本性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同周围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因此,要社会地控制自然力并节约地利用自然力。“消耗最小的力量”提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坚持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废物排放要最小化。“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意味着,物质变换要以人类自然的生活需求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基础,这就需要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劳动产品回归劳动者自身;同时,变革异化消费的方式,克服对满足欲望符号的盲目追逐,回归到对商品和服务使用价值的重视,选择可持续的绿色消费观。
综上所述,从《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到《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自然观演进的生态逻辑可以概括为从思维抽象——思维具体,由此实现了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学思想的统一,从而深刻有力地批判了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社会根源,指明要彻底消除异化和物质变换裂缝,就必须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变革统一起来。
·动态化原则。品牌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需要根据读者的需求而不断调整的,这样才能使品牌具有活力。不过,虽然从长期看,品牌定位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应该保持相对稳定。
虽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矛盾并没有激化到当代的程度,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考察也并非他所研究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矛盾和生态问题仍然存在,并且随着生态问题的全球化蔓延,人类同时面临着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社会生态危机,重新梳理马克思自然观演进的生态逻辑是帮助人类穿越生态困境的良方之一。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蔡陈聪,王艳.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4]郭剑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当代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7(2).
[5]资本论(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资本论(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The Ecological Logic 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Marx ’s View of Nature
CHEN Shuo-fa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119,China )
Abstract : The core problem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ch firstly manifest the labour-mediated metabolism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o study the metabolism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e need to go into the social production-the ecological economic field.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objec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ubstan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Das Kapital”, from the “alienation” to the “metabolic fracture”, from “the unification of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to the “reasonable adjustment of substance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thinking idea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and realized the unification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logic covering in Marx’s view of nature can promote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in solving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nowadays.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of Object; the Relationship of Substance Transformation; the Logic of Evolution; Das Kapital
[中图分类号] B0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82( 2019) 05-0018-05
[收稿日期] 2019-08-05
[作者简介] 陈烁帆(1995-),女,山西晋中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责任编辑:刘卫财]
标签:对象性关系论文; 物质变换关系论文; 演进逻辑论文; 《资本论》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