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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观点是我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讲政治就要讲群众路线，干部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强不强，决定群众路线的实践效果好不好。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党一直没有忽视群众路线的教育，专门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把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写进了新党章。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和原则。这个标准和原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彻底的群众观点，是对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加强群众观点，改进思想作风的强大思想武器。
应该肯定，现在各级干部坚持群众路线的主流是好的。但毋庸讳言，一些地方的领导，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化了，怀疑了，滋生了种种似是而非的错误思想观念，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越来越差了，种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滋生蔓延着，令人担忧。例如，有的认为，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一事当前不能不考虑个人利益，讲“一切为了群众”，不如讲“人人都为自己，实际上是为大家”，更易为群众所接受；有的认为，现在“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的工作也应当从“一切依靠群众”转向“一切依靠市场”；有的认为，新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纵然深入下去，难题也解决不了，况且现代化的工作条件毕竟与过去不同，再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必要了，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支配下，有的想问题、谋事情的出发点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把个人的名位看得高于一切，对己有利的就不惜民力，甚至伤民冒险也干，对己无利的就得过且过；有的不问群众疾苦，变着手法地买高级车、更新办公设备，热衷于比“现代化”的排场阔气，追求吃喝玩乐那一套；有的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竞争、自主等内在要求，决策盲目，一意孤行，欲速不达反埋怨群众落后跟不上，对群众采取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有的把政府行为部门化，把部门权利个人化，把基层、把群众置于有求于自己的位置，谁不给好处就不给谁办事，稍不如意就采取刁难手段，群众有批评，反说是“刁民”。至于讲联系群众的同时办了疏远群众的事情，讲依靠群众的同时作了不相信群众的决策，讲为民谋福的同时发生了损害群众利益事件的现象，则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这些说明，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向党的各级干部提出加强群众观点，改进思想作风修养的要求，即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开展经常的、有针对性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是党性修养的活生生的内容，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党之所以强调群众路线极端重要，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宗旨决定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共产党从诞生到执政，最深厚的根源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群众是衣食父母，是力量的源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们共产党人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永远不会过时。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它，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它；计划经济条件下需要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需要它。“水亦载舟，水亦覆舟”。共产党并非只懂得夺取政权必须依靠群众，更懂得执政后怎样掌权才能不脱离群众。无论执政前还是执政后，无论执政后形势如何发展，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能变。
根据干部队伍思想状况的实际，加强群众观点，改进思想作风，当前重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应强化爱民责任观念。爱民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我国古代治国安邦理论中就有这一优秀成分。它源远流长，乃至现代，为我们共产党人所改造继承，发扬光大。爱民是干部的起码义务和基本责任。其爱应是由衷真诚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小平同志这一发自肺腑的名言，是我们共产党人爱民态度的生动阐述和精辟概括。现在有一些干部，对群众“冷、横、硬、推、拖”的霸道作风，刁难态度，就说不上爱民了。在他们看来，爱民这口号是虚的，干群之间客观上存在矛盾是实的，现在工作难度特别大，完成硬任务不能不横，对一些人难以满足的要求只能既推又拖。说白了，这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有理”论，这怎能当好群众的学生，执行好群众路线呢？不可否认，干群之间客观上是存在矛盾的，政府为实现大众的长远利益采取多种改革措施，也会触动社会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引起矛盾，尤其在经济体制转变，各种利益调整的今天，新旧碰撞，是非伴生，做好领导工作很难。但这绝不能成为冷淡、歧视甚至敌视群众的理由。要清醒认识，干群之间这矛盾那矛盾，从根本上说，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干部本身。至于说爱民是虚的，更是不能站住脚。群众衡量干部爱民不爱民，有着实实在在的尺度，其最重要的是两把尺子，一把是勤政不勤政，一把是律己严不严。这就是说，一个真正爱民的干部必定是勤勤恳恳为民办事的，又必定是严于律己的。干部如果对群众是一副面孔，对自己、对亲朋搞的是另一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明“民”在他心目中没有地位，群众也自然不会把他当做“自己人”。一个深深地爱民、千方百计为人民谋幸福的干部，对自己的约束必定是严格的。亲戚有困难，毛泽东同志函告当地政府，“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予特殊救济”。陈毅同志讲：“我要为民众，营私以为羞”。这都真实地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民严己品格。爱民，严于律己，在一些敏感或群众不理解的事上尤其要有自己逼自己的勇气，要有点“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的自我克制，要真正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领导不能做，比如夜总会、高级舞厅等高级消费娱乐场所，领导干部不要去，要有这个自觉性。”（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几千年剥削阶级思想的传播，长期的官僚主义影响，国门打开后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冲击，都使得执政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比战争年代更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思想稍一放松，就很容易产生轻民、鄙民的想法。近年来，党内违纪主体的层次越来越高，中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的逐年增多，从深层次上讲，就是违纪主体由轻民而鄙民，由鄙民转向厌恶群众监督，滑向人民大众对立面的结果。孔繁森同志说得好：“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他为了抚养两个藏族孤儿，工资不够用，两次去卖血，清理他的遗物，留给儿子的只有8块6毛钱。这怎么能说爱民是虚的呢？爱民看得见，摸得着，实在又具体，各级干部应经常对照孔繁森等楷模，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将爱民这一古老的命题，填上时代的内涵。这样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就有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其次，应升华谋事想民意识。当官就要谋事，爱民就要想民。只有爱人民之所爱，才能想人民之所想；只有想人民之所想，才能办人民之所需。因此，对党的干部来说，从政为官，谋事想民不想民，想民谋事又是怎样一个谋法，检验着党性觉悟高低，衡量着事业心的强弱，体现着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有的同志觉得，“天天与群众打交道，谋事还能不想民？”这实在是把想民看得太简单了。想民从大的政治原则上讲，有一个真想假想的区别。假想民者，打的是为民谋事的幌子，走的是为己谋私谋官，腐败堕落的路子，他们谋事越多，扰民越甚，害民越深，这种人虽是极少数，但不能不予以揭露并绳之以法。另外，想民还存在着一个自觉强烈地想与被动应付地想的问题。爱民之心切，想民的自觉性就强，反之就差。以自觉强烈的意识想民者，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一天不改变落后面貌，人民一天不富裕就食不甘味、坐卧不安。在自觉强烈地想民意识驱使下，他们的眼里，有发现不完的问题，他们的脚下，有调查不尽的课题，他们以勤奋的双手，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群众希望解决的难题。而那些被动应付地想民者则是这样：任务压下来了，不能不想；群众上访了，不得不想；出了乱子了，不敢不想。这些同志的想民，往往是想到为止，以不出大乱子为原则。可以说，在这些地方，干群关系不好，实际上是干部谋事想民不够造成的。不是吗？有些事本来是能办好的，由于想民不周，工作失误，结果好事办砸了；有些事出发点本来是对的，由于想民不准，方法不妥，结果事与愿违了；有些事本来是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由于想民不深，处置失当，化解不及时，结果使小事、小矛盾酿成大事、大矛盾。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尚且有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忧患意识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有我们自己特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更高的想民要求。市场经济的趋利特性使人们越来越看重了自身的利益，但越是这样，越需要我们设身处地考虑群众利益，通过政策的调整，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通过多与群众商量，形成加快发展的共识，坚持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的统一，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坚持大胆工作与慎重从事的统一。特别是在所谋所办的事情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时，一定要清楚，通过努力可以办而不去办，是对群众的不负责任；不顾实际情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增加群众负担强行去办，也是对群众不负责任。而要做到这样，我们谋事想民，绝不能是被动应付的，而必须是自觉强烈的。
第三，为民应坚持的科学方法。为民造福是我们的天职，爱民想民最终要落实到为民上。实践证明，要为民造福，如果不坚持科学的方法，愿望再强再好也难成功。领导就是服务，就是决策，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着为人民服务水平的高低，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决策正确是最大的为民。这道理广大干部是明白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制定合乎客观规律，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的正确决策，并能够将这些决策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又涉及到坚持不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问题。在群众路线形成的初期，毛泽东讲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名言；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说：“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邓小平文选》第1 卷第217页）这些话说明坚持群众路线方法的重要性。现在， 一些同志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屑一提了，觉得商品经济是能人经济不必与群众多商量，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必再强调结合不结合，张口领导科学，闭口国外理论，于是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实则劳民伤财的盲目决策就做出了。现实决策失误的教训继续证明，离开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如同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性一样，市场经济对于群众路线，不仅有巨大的相容性，而且有现实需要的紧迫性。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科学的领导方式，但这种学习与借鉴，不能也不可能取代符合我们国情、党情、民情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开放性、风险性，决定了决策要更讲民主与科学；市场经济的时效性更需要真抓实干，务求落实；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更迫使我们必须勇于负责、带头拼搏。近年来，群众一再批评我们“落实”不够，其实质是批评我们变懒了，学滑了，丢掉了与群众共甘苦的作风，缺少了从自身做起的自觉行动，使本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使本是好的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工作不艰苦，自身不过硬，又要出“政绩”，岂不引起群众更大反感？把办公条件搞得先进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它。汽车犹如“办公室”，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效率，照样要勤苦；通讯手段现代化并不能代替躬身实践；体察民情，要求得真知，仍需要向基层“深入、深入、再深入”，向群众“学习、学习、再学习”。不然，先进的办公设备就会成为讲排场、比阔气，吃喝玩乐的载体。“上午轮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盘子转，喝得软绵绵；下午裙子转，玩得天昏暗”，似这种泡在官场、醉在酒场、消磨在舞场的“勤”，实在是一种披着“现代化”外衣的腐朽。江泽民同志尖锐地批评：“现在我们的交通、通讯发达了，可是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却疏远了”，各级干部应深刻反省，绝不能再这样去做。领导的威信是以群众的拥护为条件的，群众也总是习惯于从干部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上来判断他的党性觉悟与领导品格的。因此，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
总之，群众路线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亡，对每个干部也至关重要。谁要做一个政治上成熟、群众拥戴、有公认政绩的领导干部，谁就必须走好群众路线；谁如果丢掉了群众路线，脱离了群众，谁就准备栽跟头，到头来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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