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立场与理性精神——文坛“直谏”现象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家论文,文坛论文,理性论文,立场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各种“批评”风起云涌，从人文精神、作家“聪明”问题，到文学批判精神的讨论；从作家之间论争、互损，到余秋雨现象、王朔批判；从鲁迅被贬到对金庸的发难；从葛红兵对百年汉语文学的否定到刘建军对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的“直谏”、湖北批评家刘川鄂先生等“直谏池莉”，上个世纪90年代文坛确实喧嚣、热闹。毫无疑问，文坛的喧嚣较之文坛的冷寂，无疑是一件幸事。但这种嚣闹背后，文学批评本身的有效性、严肃性却屡屡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当前批评界的媚俗批评和骂杀批评都如同一场无聊的游戏侵蚀着文坛，这种批评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戏说”。
从批评主体看，在消费文化主流中，批评主体边缘化，批评家既丧失了对作家、作品发言的权利，也丧失了对读者发言的权利。从前者看，一些批评家对当前名作家以一种极大的宽容、认同进行过分的褒奖、附和。批评家有一种向当前名家献媚的倾向。“评论”成了拈好的评，并可以从中论出一种文学大师般的作品风格、艺术魅力，并可以从中“论”出一种使前代文学大师亦汗颜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史价值。一些作家本人也乐于以此类文章炫耀，而对于一些提批评意见文章则视而不见或干脆直言“没时间搭理”，在貌似宽容中透出一种盛气凌人和不屑一顾之态。如此一来批评家的发言只能成为一种作家和作品的附庸。从后者看，文学接受大众或文化消费主体对批评家的文艺评论没有一种阅读期待，批评文本远不能如文学文本那样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因此，更多的情况是批评成为批评家的一种自慰行为，一种批评家的“独语低吟”，一些批评家甘愿蛰居边缘，囿于书斋、学术中写一些批评文章以资评职之用。
从批评立场来看，由于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立场退缩乃至丧失，一批批评家自愿被大众、民间文化立场消融，或被作品的立场和作家的立场同化，这种消融与同化的最终结局就使批评家丧失一种批判性精神，批评既不能对文学负责，更不能对历史、民族、人民负责，相反，则是以流俗的作品消解经典作品，以当前名家的当前风格（一些评论家炮制、炒作出来的风格）消解古典文学、经典文学风格。直裸的、喧嚣的、似是而非的写作姿态和话语大量充斥文坛进而在批评家的批评中被认为是一种文学本体的回归和批评的现代话语。在西方后现代状态中，文学的“复制性”延伸到批评中，则使批评的后现代特征得到张扬。在后现代语境中，一些作家消解神圣、躲避崇高，放弃文学所应具有或应承担的使命，而在批评家那里，这种消解神圣、躲避崇高也被尊奉为一种批评策略：批评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审美判断，批评只是一种批评话语本身的文本。
如此一来，真正“批评”的回归，或者说批评回归到批评本身，持守批评应具有的品格和尺度就成为一个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当“直谏”批评的“旗号”一出，围绕着“直谏”批评和直谏者展开的激烈交锋，却也成了当前文坛的景观了。
2.李建军先生对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进行一种直面的、毫不留情，甚至是凌厉的批评，这种严厉、直截了当的批评作风对于当前文学批评界而言却属难能可贵：不媚俗、不唯上、不唯名。应该说这种批评需要一种学者、批评家的真诚和勇气。但“直谏”批评光凭批评家真诚和勇气，光凭凌厉的批评文风，严厉和苛求的批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单纯从批评方式上讲，湖北批评界提出“实话直说”较之“直谏”应为更妥。批评从其根本精神上讲就应该是说实话：严肃地从学理上分析作品，严谨地、客观地阐述批评观点。“直说”不需要严厉的言辞，批评家只要独立地对作家、作品直接发言，直面作品优劣，既有自己的话语表达，又不是构筑一种话语霸权。当然，批评一词已表明文艺评论的根本主旨，其实，无论是“直谏”还是“实话直说”都只是对真正批评精神和真正文艺批评的一种表述或一种理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词语的使用上，而真正在于批评的根本精神的持守上。李建军先生的“直谏”恰恰在这点上值得商榷。一是他的批评立场（尤其是作为主要维度的民族立场）的后退；二是批评的理性精神缺失，任何作家的创作首先应该持守的是民族立场，一个作家只有真诚地揭示民族的伟大精神和奋斗史，只有充分地肯定并弘扬民族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作家，关注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关注民族、人民的伟大实践，才能使作品真正具有“博大的人文情怀”，而不是以空洞的、抽象的“博大人文情怀”来消解作家的民族立场和民族精神。当李建军先生批评陈忠实的《白鹿原》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时，恰恰说明批评家的民族立场的后退。站在“博大的情感空间和更可取的人道立场”的写作，只有透过更博大的民族立场才能成立。李建军先生直言：“人都死了，还要这么过为已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个批评家的民族立场是一个批评家批评生命的底线。一个批评家可以提倡作品写民族和解，民族融合，但决不能指责对一个敌对的、战争状态下，异族入侵者的仇恨。我们应该批评和警惕的是纳粹式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并由此而产生的专制独裁、思想禁锢，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掠夺、屠杀、毁灭。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他们的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恰恰是一种深沉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也真是这点，使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崇高感。从批评方法看，李建军先生的“直谏”过于浮泛，即是一种“印象式”批评，但印象式批评决不能只是“印象”。他对贾平凹的批评缺乏严肃的严谨的学理式分析阐释，缺乏一种批评的理性精神，而只是记录“印象”：“自《废都》以下，我在他的小说中较少看到让人略感满意的东西。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有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真正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幅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注：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我真的很难把这种“印象”的批评同对贾平凹作品的“直谏”二字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说句实在话，如此“直谏”，读者能从中受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启迪呢？
当然，我决不是认为贾平凹及其作品不能批评，当代一些同贾平凹一样享负盛名的作家，精神立场和知识分子的理性、良心已严重匮乏，他们既无力抗拒和反抗当代后现代状况的人的狂欢化本质，也无力对商业主义、拜金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无力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极端精神、整体主义、极权主义进行历史理性和历史美学的审辩。对这些作家的批评更应成为当代文艺批评的主攻方向，而一些批评家更是放弃一种自由独立精神，缺乏鲜明的思想文化立场，丧失严谨、理性的批判精神和真诚的批判态度，这种批评如果可以称为“直谏”，那也只能是一种批判的泡沫，在批评文坛上也只能是“惊鸿一瞥”。
3.批评家的立场对于批评而言至关重要，不同批评的立场使批评家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作品作出不同甚至绝然相反的评价，鲁迅先生论《红楼梦》时曾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注：《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一个文学文本所具有的意义的多样性，审美接受的差异，以及批评家批评方法的多样化这正是文学批评多元化的表现，但批评家立场的偏颇乃至丧失和缺乏真诚、理性的批判度却决不能成为批评多元化的一种借口，在当代后现代状况下对消解权威的极端崇拜以及以一种贬损一切的姿态来争取话语权的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多元化就只能是一种“瞒和骗”的幌子，这恰恰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条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页.）一些批评家不敢真正正视或不愿正视作家、作品的伟大与卑劣，或媚俗地吹捧或尖刻、浮泛地贬损，恰恰证明批评家的怯弱、懒惰、巧滑。严谨的学理分析，真诚而严肃的“直谏”才能真正品评作品的优劣。当前一些平庸、失态、失范的批评文本大量充斥批评文坛不能不说是当代一些批评家浮躁的人品，浮躁的学风的表现。
一个正确的批评立场，持守一种真正的批评精神这是作为知识分子批评家最起码的批评资格。这种资格决定了批评文本的有效性和可读性，也决定批评家批评价值的恒久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批评最重要的是批评家的“良知”。批评主要不仅是对作者负责，对作品负责，而更主要的是对人民大众负责，对民族文学发展负责。正如作家的写作不能只是一种“私人化写作”，批评家的批评亦不能只是一种私人化批评，私人化写作和批评只能使作家和批评家放弃人民、民族的文化及立场，放弃批评家的真正的使命，而使批评日益沉沦。批评家只有以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一种独立自由精神）来严格地审视作家、作品，考辩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才能使批评活动健康进行。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融合美感描述与理性阐释的批评”，具有感性与理性融合的审美特征。（注：参阅王先霈：《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王先霈先生从批评理论上建构的“圆形批评”理论是对批评活动中批评思维和批评方法的理论总结，它标志着中国批评理论的发展与成熟，遵循这种批评原则能有利于文艺批评的正确开展。但遗憾的是这种批评理论上的建构并没有被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以至于一些批评文章缺乏理论深度、思想的厚度和审美的尺度。
当然，现成的理论及批评策略、方式并不都能有效地面对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在进行批评活动时我们常常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对于文学现象我们似乎永远难以将它纳入到一个有效的批判框架中，并据此进行有效的批评，批评有时就不得不离开原则框架进行。但即便如此，它也决不能成为批评家放弃批评原则、立场，放弃批判精神的理由。
在当今中国学术气氛相对自由，以及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批评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有力支撑下，中国近十年文艺批评的成就却相对贫乏，这种格局与我们当代学术发展极不相称。但愿现时所倡导的“直谏”与“实话直说”能真正贯彻一种健全、独立的批评精神。批评家站稳自己的批评立场，扛起理性主义精神的大旗，持守人文知识分子的批评“良知”，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根本出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