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墓葬石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墓葬论文,石刻论文,中国论文,沿海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2007）02—0094—06
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的一个宗教。 随着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以及四大哈里发时期和倭马亚王朝时期的扩张，伊斯兰教传入了亚非的许多地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两条线路，一条是陆路，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经波斯、中亚，进入中国新疆，即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路，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到达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广州、泉州、扬州和海南岛等地。1950年代以来，在泉州、广州、扬州、杭州、海南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伊斯兰教碑刻，其中包括一些穆斯林的墓葬石刻。近些年来，在各地的旧城改造中，又有一些墓葬石刻被发现，它们的出土说明了宋、元时期外国穆斯林留居中国的事实。当时中国海外贸易的繁荣和中国政府的开放包容政策吸引众多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穆斯林商人，他们是联系当时东西方贸易的纽带和桥梁。
各地穆斯林墓葬石刻的材料各不相同。泉州的墓葬石刻采用花岗岩和辉绿岩作材料，尤以辉绿岩为多。杭州和扬州的材料为油页岩。海南取材于珊瑚岩。福州的材料为辉绿岩，广州的材料是油页岩。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墓碑、塔式石墓盖，祭坛式墓葬石刻和拱北式陵墓建筑石刻等。本文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墓碑和陵墓建筑，后者包括塔式石墓盖、拱北式陵墓等。
一、墓碑
各地穆斯林墓碑的长、宽、高大小不一，说明墓碑石基本是就地取材，因材而用，没有固定的标准。泉州、杭州、扬州、广州和福州的墓碑石顶部呈尖拱状，有的底部有榫，有的底部没榫，唯海南岛的墓碑石与其他地方的不同，顶部突起五峰，中间为一峰，另四峰分成两组。各地墓碑石大多四周雕有边框，泉州的比较简单，依据墓碑石的形状，在上方雕刻螺旋纹，卷云纹，其他三缘仅仅是竖纹。比较特殊的有三块墓碑石。其一的上方是卷云纹烘托着一轮圆月；其二的上部用阿拉伯文绘成一轮圆月的图案，文字的内容为“除真主外，无可崇拜；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第三块墓碑石的一面向内凹雕一轮圆月，内有阿拉伯文，译文为“除真主外无可崇拜；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杭州的边框雕刻比较复杂，一般有两围，主要是花卉连枝图案、有一墓碑石的边框是“S”图案。 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块墓碑石的中间雕刻一个三足香炉，炉上香烟缭绕，香炉的两旁各有一花瓶，瓶内插有鲜花。杭州还有一墓碑石的上方雕刻新月图案，另一墓碑石的下部中央雕刻一拱形图案，像清真寺大门的形状，旁边是花。扬州的边框图案与杭州的相似，一般有两围。海南的墓碑石图案与其他地方发现的墓碑石图案有很大不同，例如在墓碑上部雕刻树叶烘托一轮圆月，圆月内还雕有铭文；海南送路的一墓碑石整面只雕刻一棵树；海南酸梅村的一墓碑石雕刻双鸟飞向圆月的图案。
各地发现的墓碑石有的是单面雕刻文字，有的是双面雕刻文字，铭文以阿拉伯文为主，也有的混刻波斯文和突厥文。有的墓碑石雕刻的内容比较简单，连墓主的名字和死亡时间都没有；有的墓碑石雕刻的内容较复杂，其中单面雕刻文字的墓碑石记载墓，主的名字及死亡时间，双面雕刻文字的墓碑石，其正面的文字与单面雕刻的一般无异，记载了墓主的名字及死亡的时间，背面雕刻《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极少数墓碑石的正面雕刻阿拉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或者正面是阿拉伯文，背面是汉文。内容大都涉及穆斯林对于死亡的看法，他们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使人抛弃了尘世的生活，来到了真主的身边，从而达到了永恒。这种想法真实地反映了穆斯林信仰后世、信仰真主的思想，《古兰经》的经文“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第55章第26～27节）“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在复活日，你们才得享受你们的完全的报酬。”（第3章第185节）这些句子或者相似的内容在墓碑石上多有出现，从一侧面说明了当时穆斯林的生活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笔者将各地的墓碑石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泉州的墓碑石上雕刻的文字不多，排列较松散，单面一般只有6～10行文字，不像杭州和扬州的碑石，单面雕刻的文字多达10～20行，所以排列非常紧凑。泉州墓碑的铭文字体多样，内容比较复杂，很少见到内容相似的墓碑石（因引用《古兰经》而造成铭文相同不在此列）。杭州和扬州的情况就不同，不同墓碑石的铭文内容多有重复或者相似，雕刻的刀法也近似，似乎有专人从事墓碑的铭文制作。下面我将各地比较有特色的墓碑石作一简单介绍。
1.泉州的墓碑石
泉州发现年代最早的是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墓碑石， 它记载墓主死于公元1171年，亦即南宋时期。同时代的还有一块南宋末年（1277年）的曼苏尔墓碑石。现在保存下来的绝大多数墓碑石是元代的遗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艾哈玛德墓碑石，它明确记载了墓主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说明了中世纪的泉州就是刺桐，以前关于刺桐是中国的哪个城市，曾经引起争论，后来将其确认为泉州，艾哈玛德墓碑石有力地以物证的形式再次向世人证实了这一点。其次，它说明了外国穆斯林和中国妇女通婚的事实，而且他们的后代继续居住在泉州。这些外国穆斯林被称为“蕃客”，他们的后代成为“土生蕃客”、“半南蕃”等，在伊本·奥贝德拉墓碑石上除了阴刻了6行阿拉伯文外，在第5行和第6行之间，刻有“蕃客墓”，应为“蕃客墓”。泉州是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中出土墓碑石最多的城市，早年的吴文良先生写的《泉州宗教石刻》，收录了伊斯兰教碑刻80多方，80年代陈达生先生出版了《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里面收集了200多方的伊斯兰碑铭，专门、 系统地介绍了泉州伊斯兰的碑刻，本文中涉及泉州的碑刻如没有特别注明者，均选用自陈达生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2.广州的墓碑石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从汉朝开始，一直到清代，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港口。即使在明清闭关锁国时期，它仍旧保持着对外交往。据记载，唐末黄巢起义时，广州被杀的外国人有12万，有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等①。此人数可能有夸大之嫌，但也从一侧面证实了唐代外国人留居广州的事实。可惜的是，目前所发现的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穆斯林墓碑是公元1350年，它保存在广州先贤古墓内，一面竖刻着汉文：“大都路宛平县青玄关住人剌马丹，系高丽人氏，年三十八岁。（令）除广西道容州陆川县达鲁花赤。于至正九年三月二十。”另一面雕刻阿拉伯文，译文为：“人总是要尝死的滋味。‘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②真主的使者说（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异域之死，即为壮烈之死’。这是虔诚的、虚弱的剌马丹·本·阿拉丁的坟墓，愿真主怜悯他、宽恕他，他死于伊斯兰历751年7月星期六。”此碑反映祖籍高丽（今朝鲜）的穆斯林在元代担任官职的现象，这在目前所发现东南沿海中世纪墓碑石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曾住在宛平县青玄关，担任陆川县的长官。这位墓主是怎样信奉伊斯兰教呢？是跟随家族的信仰而信仰伊斯兰教，还是自己单独信仰伊斯兰教？他或者他的家族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是在中国接受伊斯兰教，还是在朝鲜就接受伊斯兰教？留下许多问题值得思考。韩国汉阳大学李熙秀教授在《经海路传入韩国的伊斯兰教及其发展》引用Dmiashqi，Al-Nuwairi.Al-Maqrizi的记载：“部分十叶派教徒为了逃避倭马亚王朝的迫害逃到高丽半岛。”但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史实证据可以证实这一说法。高丽最早有关穆斯林的官方记载是《高丽史》，它是一部高丽王朝（936～1392年）的编年史。它记载：“公元1024年，阿里·拉兹和一百位穆斯林商人来到高丽，将他们的礼物送给国王。”“公元1025年9月，哈桑·拉兹和其他百位穆斯林商人来到高丽，将他们的礼物送给国王。”“公元1040年，一群阿拉伯商人由博纳噶率领来到高丽，带来稀有的水银、龙涎香、没药和苏木，作为回报，当他们离开时，高丽国王将金、银和亚麻布馈赠给他们。”1218年，高丽臣服蒙古，1231年窝阔台汗派兵征讨高丽，高丽国王被迫投降，蒙古设置72个达鲁花赤监管高丽后撤军。以后，蒙古多次征伐高丽，朝鲜半岛战乱不断。1260年，高丽元宗答应了蒙古提出的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户、出军役、输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等要求，同时遣其子王谌入侍。中国与高丽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相处。1274年忽必烈将其女嫁给王谌，以后又有6 位元朝公主嫁到高丽，这不仅使元朝加强了对高丽的控制，也使高丽王借助元朝驸马的身份，在元朝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甚至可以参加忽里勒台会议，对元朝的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高丽国内来说，高丽国王乘机请求元朝撤销驻军和达鲁花赤，索要被掳人众，从而维护了高丽王朝的利益。当时，一些穆斯林受蒙古人委派来到高丽担任官职，有一些穆斯林在高丽永久地居住下来，成为高丽社会的组成部分，其中最有名的是张舜龙，他是安平公主的怯怜人（私属人），跟随这位蒙古公主来到高丽，后来娶了一个高丽妇女为妻。他在高丽平步青云，做到了将军，跻身高丽的统治集团，他的家族至今仍是德水的望族。还有一些中国穆斯林商人由于经商缘故来到高丽，例如高丽忠宣王时期的回回商人闵甫，他不仅在高丽居住，还担任了平壤府尹兼存抚使。这些都说明了14世纪左右高丽存在着中国穆斯林。由于这些穆斯林在高丽的地位颇高，他们的行为举止受到了关注，他们的宗教信仰对当时的高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与高丽妇女通婚后，生下的子女应该也随父亲的信仰而成为穆斯林。现在再回到广州的这块穆斯林墓碑，墓主住在大都路宛平县青玄关，靠近元代首都大都，很可能他或者他的家族祖先是跟随高丽王子的随员，由于他信奉伊斯兰教，属于色目人，所以得到了重用，担任了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蒙古语对各路长官的称呼，即监临官或掌印办事之官。在广州，同一时期担任重要官职的穆斯林有中顺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副都元帅马和谋，他是1350年重修广州怀圣寺的最重要的出资人和主持人③。可以推测，14世纪左右广州应该存在着不少穆斯林，否则，就没有必要重新修建怀圣寺了。这位祖籍高丽，来自宛平县青玄关，担任陆川县的剌马丹葬在广州，没有回原籍地或祖籍地安葬，反映了穆斯林“速葬”的习俗，就是穆斯林的葬期一般不超过3天，死在哪里就在哪里安葬，绝不强调把尸体运回遥远的家乡。此墓碑的阿拉伯碑文行文流畅，引用了《古兰经》的经文，说明了书写碑文内容的穆斯林比较精通阿拉伯文和《古兰经》。
3.杭州、扬州和海南岛的墓碑石
杭州凤凰寺内存放的3块穆斯林墓碑石， 碑文中明确地刻有“阿里·本·阿布·塔里布是穆民的统帅，愿真主喜悦他”的字句，墓碑还引用了阿里的言语。这3块墓碑石中的其中一块还刻着“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的文字。这3块墓碑石的主人无疑是十叶派教徒，虽然没有记载墓主的死亡时间，根据陈达生先生的考证，这些墓碑的建筑年代在公元14世纪。此外，“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的文字也出现在杭州其它3块墓碑石上，墓主的死亡时间分别是1307年、1316年、1317年。泉州也发现雕刻“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文字的墓碑石，一共有5块，碑主的死亡时间分别为公元1301年、1321年、1322年， 还有两块没有明确死亡时间。扬州有一块，碑主死亡时间为公元1324年。 将杭州墓碑石上的两句话联系起来，我认为“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句话隐含着墓碑主人是位十叶派教徒。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14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十叶派教徒。
我们知道，中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之一，另外一大派别就是逊尼派。逊尼派被认为是正统派，也是主流派，目前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教徒大都属于逊尼派。逊尼派认为，四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是合法的继承人。而与之相对立的十叶派却认为，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是非法的，还认为，哈里发应该由穆罕默德的后裔来担任，具体一点就是由阿里及其后裔来担任。这是有其道理的，穆罕默德虽先后有12个妻子，但只有女儿法蒂玛活了下来，法蒂玛嫁给以后任第四任哈里发的阿里·本·阿布·塔里布；阿里和穆罕默德是堂兄弟，当穆罕默德的双亲亡故后，穆罕默德是由阿里的父亲抚养成人的。当穆罕默德由于传播伊斯兰教而受到迫害时，也是阿里的父亲出面保护了穆罕默德。阿里还是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之一，他忠于先知，英勇善战，为伊斯兰教的传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这方面来说，穆罕默德和阿里有着比堂兄弟、岳丈和女婿更紧密的关系，他们是密友、战友、论亲密程度，穆罕默德的亲属莫过于阿里一家了。泉州、杭州、扬州的墓碑石上雕刻“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我认为这不是无意识的举动，它暗示墓主是位十叶派教徒，因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阿里及其阿里后裔。
此外，这些雕刻“祈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墓碑石主人的姓名和来源地也从侧面证实我的假设有一定道理。穆斯林取名有个习惯，如果尊重喜爱某人，就将此人的名字冠在自己孩子的名字上，也有以出生地和来源地命名的。上面提到的杭州1307年墓碑主人是胡加·哈塞木丁·本·胡加，杭州1316年墓碑的主人是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纳赛尔·伊斯法罕，杭州1317年墓碑主人为胡加·穆罕默德·本·伊勒赛尼·哈利白利高。他们采用了先知穆罕默德作为自己的名字，具有“胡加”的尊称，胡加意思为宣传领袖。有的墓主的父亲、祖父也具有此尊称，说明这些墓主出生名门，而伊斯法罕曾是中世纪波斯的首府。泉州的墓碑石（1301年）的碑主是法蒂玛·宾·艾哈玛德，采用穆罕默德女儿的名字。另一块墓碑石（1321年）的主人茜林·哈通·宾·哈桑苏拉可能是波斯人，因为茜林哈通是波斯语。还有一块泉州墓碑石（1322年）的主人是努冉萨·伊本·和加·巴拉德夏·伊本·和加，哈只·哈尔伯克·花刺子密，和加是波斯语，花刺子密即花拉子模国，它位于中亚，包括原苏联南部、伊朗北部和阿富汗的广大区域。所有这些证据说明了墓碑的主人来自古代波斯（今伊朗），而波斯在八、九世纪以后成为十叶派的大本营。将墓主的名字和雕刻的文字联系起来，这些人极有可能是十叶派教徒。
中国历史上有关十叶派的文献记载很少，这和十叶派的“塔基亚”策略有关。十叶派信徒在同逊尼派或其他宗教徒的交往中，如果需要或出于安全因素，可以隐瞒其信仰或某些宗教习俗。但这是口头上的，在内心仍为十叶派信徒。这种策略帮助十叶派教徒逃避迫害，也使十叶派教徒不易被辨认。在中国，伊斯兰教本身是个外来宗教，了解它的人并不多，熟悉伊斯兰教教派的人就更少了，这也从另一方面帮助十叶派教徒隐蔽其真实身份。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77年）在其游记中记载他在隋尼克兰（今广州）曾遇一位老人，他赞颂欧曼尔和阿里哈里发，咒骂穆阿威叶④（穆阿威叶是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他曾经和阿里在绥芬平原兵戎相见）。这位老人可能就是位十叶派信徒。
韩国汉阳大学李熙秀教授在《经海路传入韩国的伊斯兰教及其发展》引用了Nueddin Muhammexd al-Anfi的说法：在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建国初期，一部分十叶派教徒为了逃避王朝的迫害逃到中国海南岛，并在那里定居，形成了自己的社团。目前在海南岛发现的穆斯林墓碑的年代最早可上溯至公元9世纪，但他们是否是十叶派教徒，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李熙秀的文章还引用了Shamsudin Dimashqi《In spirit of the time on Awe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Al-Nuwairi《The Ultimate of literature and Ant》和Al-Maqvizi（1364-1422 ）《Explanations and Reference about the Relics and Settlements》的记载，部分十叶派教徒为逃避迫害来到高丽。我们知道，从唐朝开始，高丽和中国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往频繁，穆斯林商人很可能是通过中国商人或在中国的高丽人的指引下来到高丽，因为在阿拉伯有关高丽的记载中，都采用了“在中国的东面有个国家叫高丽”的写法，说明他们先知道中国，后才了解高丽。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高丽存在着十叶派教徒，那中国也有这种可能。
二、陵墓建筑
在中国新疆、宁夏、甘肃等地有麻扎、拱北，它们大都是伊斯兰教著名人物死后的葬地。简单的小型麻扎只有沙石、泥土堆成的墓体。大型麻扎不仅埋葬了墓主一人，还集中了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般由大门、庭院、墓室组成，有的还有清真寺，供宗教活动用，甚至还有经文学校，这种大型麻扎拥有大量寺产土地，设有专人管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有类似的伊斯兰陵墓，它们有的被尊称为“圣墓”，它们的形状一般为塔式墓盖，如泉州的灵山圣墓，有些塔式墓盖上雕刻着阿拉伯文或图案，内容与墓碑石相近。在目前所发现的塔式墓盖中，最豪华的是杭州清波门的圣墓，它有十层，第四层雕刻着莲花瓣图案。一些著名的圣墓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传说有关联，我将在下文做简明的阐述。
广州有著名的宛葛素墓，相传是唐初来华传教的宛葛素的坟墓。墓本身为正方形砖墓，砖墙上四隅砌菱角牙子，上面是半圆拱顶。它没有明确的死亡时间记载，在旁边一块1750年立的墓碑上记载着宛葛素死于唐贞观三年。不知它关于宛葛素死亡时间记载的依据在哪里。现在宛葛素墓旁有许多墓丛，还有礼拜堂、方亭、水房、阿訇房间等建筑物。
泉州的灵山圣墓坐落在泉州东郊的灵山上，墓的东、北、西三面环抱半圆形带檐的柱廊，柱廊下竖立着5块碑刻，其中最早的一块碑刻是公元1323年的，原文是阿拉伯文，翻译成中文为：“穆斯林集体修建了这座吉祥的坟墓，此举为赢得尊贵的真主的喜悦和丰盛的报酬，并祈求真主的怜悯和祝福，愿真主保佑他们。此二人在法厄福尔时代来到这个国度，据传为有善行者，因而死后由尘世抵达永世。人们因虔信他俩能赐福，一旦遭遇艰难，进退维谷，即前来瞻礼，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俱获益，平安回返。此纪念碑写于（伊斯兰历）722年斋月（公元1323年9月）。”
据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自郡东南折而东，循湖冈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广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唐武德年间为公元618～626年，当时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尚未被完全接受，阿拉伯商人来中国传教，死后葬在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中国建两座伊斯兰教圣墓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我查阅有关资料，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伊斯兰教圣墓是先知穆罕默德墓，它坐落在麦地那圣寺内。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根据艾布·伯克尔传达先知生前遗愿， 应葬在先知去世之处，故穆罕默德的众弟子及眷属们挪开先知卧床，原地掘土挖坟。当天夜间，由先知眷属及弟子代表将穆罕默德遗体下葬。先知生前的卧室即为他的陵墓房。最初的墓室，只是个半圆形的土堆，未加任何建筑装修。两年后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逝世，根据他生前的遗愿葬在先知的下方，与先知墓首尾相对，距离很近。644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逝世，又葬在艾布·伯克尔下方，与其墓首尾相对。3墓均面南，头西脚东。706年清真寺扩建，先知墓被扩进寺内，并围以短墙。从此，墓与寺连成一体，并在3座墓的上部建了1座绿顶。历史上先知墓一直敞开，供人瞻仰，后由于崇拜坟墓现象日益严重，沙特阿拉伯政府改建了先知墓室及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墓室，使墓与外界隔绝。改建后的先知墓室，高约6米，3墓室相连长20多米，宽约5米，整体呈东西长方形。两米高的石墙，上建细棂长窗，外加密格铁栅栏，由军警守卫。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陵墓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城，公元661年1月24日，阿里遭暗杀后葬于此。从此，纳杰夫成为什叶派地位最高的圣地。在伊斯兰教历170年（公元792年）围绕阿里陵墓修建了阿里清真寺。如此可以推断，早期伊斯兰教圣墓的形式应该是土堆，十分简陋，没有其他建筑装饰。墓与寺结合在一起的例子始于穆罕默德先知寺，它是8世纪初的产物。稍晚的阿里清真寺是8世纪末的遗物。
如此看来，灵山圣墓决不会是唐武德年间的遗物，根据灵山圣墓上有石亭，旁有礼拜寺的记载⑤，我认为它的建筑年代决不会早于公元8世纪，从目前发现泉州其他穆斯林的墓葬年代来看，它们大都是宋、元时期的遗物，最早的是南宋时期的墓碑石，时间分别为公元1171年和1277年。此外，泉州现在考证出最早的清真寺是艾苏哈卜寺，它的建筑年代是北宋1008～1010年，从这些方面来推断，泉州灵山圣墓的建造年代很可能是宋代或元代。墓主是当地有身份的穆斯林，甚至是当时泉州清真寺主持的陵墓。到目前为止，泉州出土的众多穆斯林墓碑石刻中，能确定为当时泉州清真寺主持的墓碑一块也没有，而根据历史记载和陈达生先生的考证，历史上泉州曾经有过6、7座清真寺⑥，那么历代泉州清真寺的主持人应该也为数不少。
将灵山圣墓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其他圣人墓进行比较，我认为对于鉴定灵山圣墓主人的身份和时间是有所帮助的。扬州有著名的普哈丁墓，它坐落在扬州解放桥大运河的东岸，是一组扬州早期穆斯林的公共墓地，主要以普哈丁墓为主，另有其他穆斯林的墓冢。在墓亭门入口的上部写着：“宋德佑元年西域至圣一十六世后裔大先贤补哈丁；宋景定三年西域先贤撒敢达；明成化元年西域大贤马哈谟得；明成化五年西域大贤展马陆丁；明弘治十一年西域先贤德纳。”可见，此墓包括了6座不同时期的先贤坟墓。宋德佑元年是公元1275年，普哈丁墓室正中的塔式墓盖分为6层，底座大，逐层缩小，第一、二，四层雕刻着花卉图案，第三层雕刻着阿拉伯文，译文为：“其中有他们所意欲的。真主这样报酬敬畏者。他们在良好的情况下，天神们使他们死亡。天神对他们说：‘祝您们平安，你们可以因为自己的善功而进入乐园。’（《古兰经》第16章第31～32节）。常住的乐园，他们将入其中，他们在里面，戴的是金镯和珍珠，穿的是丝绸。他们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去除我们的忧愁。我们的主，确是至赦的，确是善报的。他使我们居住在常住的房屋中，那是出于他的恩典。我们在里面，毫不辛苦，毫不疲倦。’（《古兰经》第35章第33～35节）”。第五、六层因侵蚀严重已看不见图案和文字，墓盖上没有记载普哈丁的死亡时间。墓室是方形砖砌墓室，旁边有礼拜堂、水房、客房等。它与广州的宛葛素墓、泉州灵山圣墓有着相似的建筑结构和功能，礼拜堂的设立使人相信当时有穆斯林前来祈祷，这种做法使人联想到十叶派的某些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先知、殉教者、圣人等都可能是中保，可以在安拉面前为他们辩护。这似乎也暗示在中国东南沿海存在着十叶派教徒。
我比较倾向于将灵山圣墓和唐武德中来华传教的三贤、四贤分割开来，广州的宛葛素墓也与唐贞观年间来华的宛葛素也分割开来，这些圣墓不可能是最早来华传教的穆斯林坟墓。当然，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后来的穆斯林将最早来华并死在中国的穆斯林重新安葬，可这里存在着一个再次确认的问题，如果早期的穆斯林墓葬只是简单的土堆，那后人又如何能准确地确认呢？虽然灵山圣墓不太有可能是三贤、四贤墓，但我却不会因此而否认唐武德中来华传教的三贤、四贤的传说，以及宛葛素传说。唐武德到唐贞观，时间跨度为公元618～632年，我认为很可能是最早期的穆斯林在逃避折磨的时候，来到中国做生意，一则逃离了残酷的迫害，二则维持了生计，三则还可以择机宣传自己的信仰，一举三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知道，穆罕默德在传教之初曾经遭受了种种磨难，穆罕默德自己曾被迫迁徙麦地那，还有两批穆斯林迁移到阿比西尼亚避难。如果一定要等到公元630年以后，穆罕默德占领麦加后才派人出去宣传伊斯兰教，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种信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或很少有人相信的时候，它的传播才是它生存下来的根本；一旦已经立足，打开了局面，这种愿望反而不如早先那么迫切了。
虽然中国最早的穆斯林墓葬已不太可能存在，后人将时代比较靠近的墓葬附会成宛葛素墓、三贤、四贤墓，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像黄帝陵，相传创建于汉代，而当时黄帝已死去多年，无法对证。还有禹陵，目前也没有定论。新疆的一些麻扎来源竟然可以追溯到以前佛教的传说、佛教圣地，例如和田的库克玛热木麻扎所在地原先是佛教名山牛角山；鸽子麻扎与佛教时代圣鼠帮助于阗王战胜匈奴的传说有关联；吐鲁番土峪沟麻扎周围的墓地发现了属于佛教时期的陶棺木，有专家认为这些地方原先是佛教圣地，后来借助传说和变异成为了伊斯兰教圣地。⑦ 这种现象在伊朗也存在，“伊朗历史学家阿赫默德·克斯拉维认为，十叶派教徒在朝拜时不仅向十叶派圣地礼拜，而且也礼拜多神教的坟墓、亲吻坟墓周围的铁栏杆、叩头。有趣的是，当今在伊朗学者中间已经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曾经被认为是埋葬十叶派圣人的许多坟墓实际上却起源于伊斯兰教之前。”⑧ 既然可以将佛教圣地、多神教的坟墓转变成为伊斯兰教圣地，将后来的穆斯林墓附会成早期来华传教的伊斯兰教教徒墓，显然容易多了，毕竟后两者的风格是一致的。考虑到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圣墓出现的时间，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传播的情况，我认为这些伊斯兰教的圣人墓是同一时期的遗物，即9～14世纪的作品。
收稿日期：2007—01—31
注释：
① 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第207～208页。
② 《古兰经》第二章第255节。
③ 《重建怀圣寺之碑记》，转引自《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④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⑤ 周道光：“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见乾隆《泉州府志》卷26。
⑥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⑦ 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文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⑧ 转引自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译：《十叶派》，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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