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低碳化导向的新型产业体系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以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工业论文,辽宁论文,为例论文,导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0)12-0024-10
一、重化工业阶段与低碳经济产业化导向
重化工业阶段由“霍夫曼经验定理”定义为工业结构演变过程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消费资料工业，同时，国际市场出口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对原材料、燃料、动力及技术装备等劳动资料产品的需求极大拉动经济增长。根据Wilbert E.Moore(1963)的工业化与社会结构理论，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经济体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机械化和复杂化程度的提升，还表现为社会资源配置和政策导向的重化工业化倾向。然而，现实情况是英、美、德、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并没有继续推进重化工业增长而是转向了大力发展服务业；Hezri，Adnan A.；Dovers，Stephen R.(2006)、Russel，Duncan；Jordan，Andrew(2007)、欧阳志远(2006)等学者研究表明，重化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资源和环境瓶颈是其在经济增长中让位于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建设陆续纳入到地区经济系统中，但是，将环境与经济结合到一起是相当困难的(Gibbs，David；Deutz，Pauline；Proctor，Amy，2005)，环保技术突破的滞后性以及现有经济制度对次优环境技术的锁定效应(Carrillo-Hermosilla，Javier，2006)也都突出了重工业发展的环境制约。
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重化工业发展中的环境约束，而是利用早期相对宽松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维持到工业进程对这一阶段的跨越，除了实现重化工业资本积累对环境的反哺之外，还进一步利用在全球产业链的优势地位将重化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以我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重化工业以超高速度发展，并明显具有承接国际重化工业转移的出口特征，重化工业资本和资源集中度高、产业链长和生产规模庞大等特点产生了强烈的产业集聚效应，加速了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以2007年为例，我国的工业产值比中低收入国家高7.6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11.4个百分点，工业产值中增长最快的都是重化工业；而服务业比中低收入国家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则低了12个百分点(郭熙保、张平，2010)。
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目前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发布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1)”显示，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倒数第14位(郑永彪，2006)。自“十一五”制定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规划以来，不时出现关键指标不降反升的情况，如2006年两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05年增长1.57％和0.99％；2009年，全国万元GDP能耗仅下降2.2％，低于2008年4.59％，以及2007年4.2％的降幅；2010年一季度，国内能源消耗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重工业用电量为59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以上数据表明，要完成“十一五”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极其艰巨。
重化工业增速过快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经济增长依赖高耗能行业是阻碍节能减排的直接原因。先行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式发展模式对于当前越来越严格的能源和环境约束以及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先行工业化国家通过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等实现服务业对重化工业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替代条件，要建立本国的重化工业体系，以及承接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产业链转移来的重化工业产业实现经济增长，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重化工业阶段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的矛盾。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平衡重化工业阶段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保护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呢？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低碳经济热潮似乎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的增长模式。尽管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低碳经济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转向清洁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以碳排放为标准，低碳经济已经形成了如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产品、低碳城市、低碳社会等比较广泛的理论和实践领域，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最为核心的还是通过产业化的形式，即低碳产业化和产业低碳化。
低碳产业化是指低碳经济专属的新兴产业或产业簇群不断壮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产业发展过程。这类新兴产业具有共同标准，即在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量的前提下，获得与原来等效的经济产出；或者是以原来同样数量的能源消耗量，获得比原来更有效的经济产出(王海霞，2010)，对这一标准的贯彻和深化将是培育未来支柱产业和打造国际竞争优势的努力方向。这类新兴产业还具有较一致的技术特征和技术创新导向，普遍以新技术获得清洁能源替代碳基能源，密集使用碳中和、碳封存和碳捕获技术，大力推进提高能效、节能环保、可再生和循环利用等技术创新。在组织形式上，低碳产业化发展的主导模式就是打造低碳产业集群，集群的形式能够将处于低碳产业领域内，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关联机构通过共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在高碳经济的生产模式和制度惯性下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本载体。这里的技术创新指产业集群中被少数企业所试用或者被广泛采用的新型低碳技术；制度创新则包括以节能降耗为目的的一系列共性平台的使用或者约束机制和交易机制的建立。
产业低碳化则是实现传统重化工业新型化和轻型化的基本方向。传统高能耗、高排放的“高碳型”工业化道路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难以维系，然而，就目前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以及新能源的使用成本而言，需要彻底摒弃的不是重化工业本身而是高碳型的重化工业增长模式。产业低碳化需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单纯依靠增加原材料和石化能源的投入增加产量，而是通过在重化工业的投入要素、生产过程和产出上加大信息、知识和科技要素的比重实现增长，即所谓的重化工业“轻型化”(纪玉山、王朔峰、张洋，2005)。在投入上以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率为主，并逐步降低清洁能源对高碳能源的替代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在产出环节达到绿色产品标准并增加低碳附加值。
低碳产业自身知识和技术的富集程度也决定了其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密切关系，低碳产业导向加速了二、三产业结合，有利于实现我国对偏重型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低碳产业化的过程中，低碳技术研发和低碳制度创新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服务于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在产业低碳化过程中，以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是重化工业上游产业链的“低碳化”，形成低碳品牌与销售网络则是对重化工业下游产业链的“低碳化”，而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则是直接降低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二、后发工业化国家重化工业的低碳化产业升级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基本导向，还是一次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过程。一直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GVC)将对环境危害较大的重化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已经成为了承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业转移大国。尽管融入GVC在实现贸易量迅速扩大和制造业高速成长的同时，也推动了地区工业化水平，但是，定位于GVC底端的重化工业体系不断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控制和盘剥、要素成本上涨和环境承载力下降的影响，并越来越呈现出不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刘志彪、张杰，2009)。后发工业化国家要摆脱不利的GVC分工地位，就必须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而既定全球价值链下的渐进式升级由于“瀑流效应”的存在，则难以赶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步伐(Nolan等，2008)，所以，产业结构调整上必须充分发挥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升级。
已有的文献表明，后发工业化国家通过后发优势实现产业跨越升级的主要模式有“加速模式”和“跃迁模式”两种。所谓“加速模式”是指后发工业化国家通过适时选择某些先进技术促进主导产业优先发展，以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完成某个阶段的产业升级(王瑛、郭熙保，2008)。这类产业升级模式主要得益于后发经济体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先进技术的利用，以及借鉴先行经验确定优先发展产业以获得优化资源配置的后发优势；所谓“跃迁模式”是指跳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中的某些重复、偶发、停滞甚至过渡阶段直接发展高级阶段，或将若干紧密联系的发展阶段视为一个阶段。这类产业升级模式的实现是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制度改进的后发优势为前提的(Brezis & Krugman，1993；林毅夫、任若恩，2007)，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够通过不断改进产业结构的关联度放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模仿和改进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加快形成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金明善、车维汉，2001)。产业跨越升级的两种模式各自具有不同的强调重点，“加速模式”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和对现阶段主导产业的大力发展，并以此构筑产业自我升级的基础，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历程；“跃迁模式”则强调对于工业化发展未来主导产业的识别和有意识的扶植，通过先期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倾斜，营造工业化更高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IT产业等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
图1 两种产业升级模式
无论哪种模式成为产业跨越升级的主导模式，都有其特定的产业发展机会，德国等国家具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和重化工业积累，而韩国等国产业升级则处于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就产业发展阶段而言，在产业升级的全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并非是截然分开的，通常表现为交替进行和互为基础(Cantwell & Tolentino，1990)。然而，在特殊的产业机会下，这两种产业升级模式也会相互抵触，例如当前我国同时面临着两种产业发展机会：一种是面临重化工业产业旺盛的市场需求，并作为承接国际重化工业转移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产业机会；另一种则是借助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契机，努力推进新型重化工业化建设的“跃迁模式”产业机会，由此才出现了以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为代表、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的关于“重化工业阶段是否能够跨越”的争议。事实上，这一争议本质是对于现有两种产业升级模式是否具有协同性的探索，如果能够证明“加速模式”和“跃迁模式”相互配合形成一种“协同模式”的话，那么上述争议也就能够很好地化解了。陈文通(2005)、纪玉山和代栓平(2007)等人研究认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决定了重化工业阶段是否有必要跨越，通过外部投资效应线性拉动重化工业增长，只能带来更大的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以及经济运行的高风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重工业的竞争力，而高效、低耗、环保恰恰是重化工业自我升级和作为服务业及新兴产业发展基础的高级目标。由于受产业发展机会的制约，“协同模式”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有效地实施，刘明宇、芮明杰(2009)研究认为，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是产业发展机会融合的关键，新的比较优势必须在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维度实现协同，进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
就实现重化工业低碳化的产业升级而言，在禀赋升级方面，重点要改变本国比较优势的基础。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要实现高效低耗的重化工业产业升级，不能只依靠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和模仿，还应该包含后进国家在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方面的全部潜在优势，即所谓的“全要素后发优势体系”，从自然资源的储量优势升级为可持续发展优势，从单纯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升级为人力资本优势，从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优势升级为知识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优势，从技术和制度的模仿优势升级为本土化创新优势，由此“全要素后发优势体系”同时兼顾了“加速模式”和“跃迁模式”；在价值链升级方面，国际重化工业向我国转移根本上是由于我国具有初级禀赋决定的重化工业产业链垂直分工的外生比较优势，而当“全要素后发优势体系”建立起来后，内生比较优势在高级禀赋的作用下逐渐明显(Yang & Borland，1991)，进而能够通过参与产业链的水平分工获得产业内价值链的治理权。低碳化是重化工业产业价值增值的新方向，越早将低碳产业与重化工业相结合的国家，就会越早成为位于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者”和“标准制定者”；在空间结构优化方面，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刘明宇和芮明杰(2009)都认为，市场规模是产业升级的决定力量，而阻止产业升级的一个障碍就是由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资源分散配置和国内市场分割，由此使得区域差异提供的空间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空间结构优化可以通过延伸全球价值链形成国内价值链体系，由此形成统一和赶超型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多种类型环保产业同重化工业基地的集群形式和伴生结构，这都为实现重化工业低碳化产业升级创造了有利的空间协同优势(如图2所示)。
图2 重化工业低碳化产业升级模式
三、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协同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是作为辽宁重大振兴战略在辽宁省“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来的，并于2009年7月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上升为国家战略。“五点一线”发展战略作为培育东北未来的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窗口，在产业布局方面既考虑到了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基础，又兼顾了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首先，辽宁通过“五点一线”的重化工业产业聚集打造对外开放的全球产业基地。这种外向型重化工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就是重化工业生产与港口的相互依托与融合，符合重化工业生产大量进出的特点。并且临港重化工业既有利于东北腹地重化工业面向沿海的空间拓展，又有利于承接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其次，辽宁通过“五点一线”全新开发建设的产业园区和开发区打造低碳生态产业基地，能够不受高碳技术工艺和设备的锁定，直接利用低碳技术和新能源规划新工业区和新城区。同时，低碳经济导向的环保产业和再生能源产业的集聚又催生了大批环保静脉、动脉产业园区。由此，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一开始就定位于坚持临港重化工业与特色产业并重，发展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重的新型产业基地。新型产业基地是融入国际市场、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体系，也是坚持发挥重化工业存量优势的同时，通过低碳化导向提升增长质量的产业升级过程，因此，“五点一线”新型产业基地的建立正是协同产业升级模式的绝好实例。
1、理论分析与模型
辽宁“五点一线”战略无论由政府或专业组织论证规划，还是对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趋势的主动性迎合，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遵循市场规律。因此，这一新型产业基地能够自主适应外界环境和产生示范推广效应，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功能自我涌现性和系统有序性等自组织特征：新型产业基地的开放性表现为产业基地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着灵活高效的物质、信息和人力资源等交换活动，表现为对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的承接和重化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也表现为同腹地重化工业基地的互动机制和辐射作用。因此，新型产业基地面对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同时也能够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新型产业基地的非平衡性表现为重化工业与低碳经济的相互作用并非此消彼减或简单增减的线性机制，而是在资源投入、政策扶植、创新导向和产业化方面表现为非均衡性和多样化；新型产业基地的功能自我涌现性表现为通过重化工业与低碳产业的相互作用，两种经济系统都偏离了各自均值水平，出现了资源投入强度、创新方向、市场竞争优势和产业组织变迁等系统性的突变和功能涌现，例如高技术含量和低碳化的重化工业生产过程的要求，及生态产业园区、生态环保产业集群等低碳化产业组织的出现等；新型产业基地的系统有序性表现为无论是重化工业还是低碳经济在新型产业基地演化中的相互作用都并非均衡的，会有某种力量在演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和支配力量，能够引导系统演化方向，创造一种能够使得系统自我适应的运作秩序，新型产业基地要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以新的方式适应市场竞争环境、适应政策法规、适应技术创新方向、适应消费需求等。而究竟在某种情境下哪个子系统作用力更大，需要根据具体环境以实证手段具体判断。
“五点一线”新型产业基地具备自组织协同系统的一般特征，因此，可以采用Haken(1988)提出的协同度模型研究协同系统演化。目前，我国学者已将这种方法成功应用于多种领域，如张世晓、王国华(2009)对区域创新集聚与金融结构协同演化机制的研究；陶长琪等(2007)以IT产业企业绩效和企业融合作为协同发展评价对象，对产业组织演变协同度进行实证分析；郭莉等(2005)对中国生态产业系统演化机制的研究等。就辽宁“五点一线”新型产业基地而言，主要是应用这种方法分析新型产业内部重化工业和低碳产业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构演化过程，进而识别新型产业系统的演化机制。
2、实证分析
(1)指标选取。序参量的选择是协同度模型的关键，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序参量主要在要素禀赋、价值链属性和空间结构三个层次中选择。其中，要素禀赋层次主要选择反映重化工业①生产变化特征的单位GDP碳排放量，选择低碳产业特征突出的环境成本投入和科技人员比重；价值链属性层次主要选择国际重化工业转移特征突出的贴牌生产(OEM)产值，选择低碳产业的技术创新申请专利数和参与低碳标准制定平均成本；空间结构层次主要选择重化工业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区域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选择低碳发展的生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数量以及重化工业同低碳产业的关联度，如表1所示：
(2)数据来源。“五点一线”战略源于对200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的落实，此后，于2006年辽宁省“十一五”规划中正式提出。所以，本研究模型的样本期间选择2005-2009年。数据的获取主要通过对统计年鉴的直接查询和对部分序参量数据的间接替代和换算获取。此外，尽管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主要是依托开发区或产业园区的形式进行规划的，但是，其工业基础、资源配置、开放程度和辐射作用都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所在城市密切相关，所以，在数据统计上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范围定义为大连、丹东、营口、锦州、盘锦、葫芦岛6市的全部地域。这里重化工业主要涉及能源、机械制造、钢铁、化学、冶金及建筑材料等工业，在计算碳排放强度、贴牌生产产值、市场集中度和产业内部关联度指标上，主要是上述各工业产品的算术平均值，原始数据可以通过对辽宁统计年鉴和上述6市的统计年鉴获得。产业环境成本投入则主要采用环境保护成本，包括环境治理费用、环境预防费用、环境补偿费用、环境发展费用和环保事业费用(徐泓、包小刚、刘铭，1999)，对应辽宁统计年鉴的环境保护基本投资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费用条目。科技人员比重、技术创新专利申请数以及生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数量也能够在辽宁统计年鉴、6城市统计年鉴和省市统计局统计公报中获得。而参与低碳标准制定平均成本这一指标并没有现成的统计标准，一般包括各行业低碳产品标准化体系建立、标准检测评估、标准咨询服务、标准学术研讨与国外标准认证和谈判等方面的费用等，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以及科技部下发《科技计划支持重要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的实施细则》，本文将制定技术标准视为科技投入的一项开支，并按照目前我国20％的投入用于科技度量方面的实际情况计算(巨建国，2008)。原始数据来源和各序参量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3)数据处理与分析。原始数据和经过计算获得的各序参量值如表3所示。由于数据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为了对数据进行直接比较，要先对表3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应用公式(1)～(4)进行重化工业子系统和低碳经济子系统有序度的计算。最后在子系统有序度的基础上以2005年为基期，应用公式(5)计算新型工业系统的协同度，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在计算子系统有序度之前要先确定各指标权重，由于我们的指标是按照要素禀赋层次、价值链属性层次和空间结构层次选取的，而这三个层次相互重叠互为基础，在新型重化工业化的构建方面重要程度大致相同，所以各层次指标及层次内指标权重为均等配置。对各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子系统有序度，以及新型工业系统的协同度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数据结果，本文绘制了新型工业系统的协同趋势图，如图3所示：
图3 新型重化工业系统协同趋势
由表4和图3可以看出，重化工业系统有序度呈现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而低碳经济系统有序度则出现先减少再增加的发展趋势，新型工业系统的协同度也出现了由负到正缓慢增加的走势。由此可以看出，重化工业和低碳经济系统都是有序上升的发展趋势。
从新型工业系统的协调度来看，2006年出现了负值，这表明2005年到2006年重化工业系统同低碳经济系统发展并不协调。2003年和2004年重化工业发展速度惊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4％，以至于2005年在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导向上对于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各方已有较一致的认识。与此同时，重化工业高速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破坏也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十一五”规划层面上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然而，2006年的情况是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重化工业仍高速增长而以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生产模式还未被广泛接受，以节能减排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较为无序。
2007年以后新型工业系统协调度都为正值，2007年是低碳经济理念开始被广泛提倡的一年，国家颁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发展低碳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辽宁省也已将沿海经济带规划为环保和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辽宁重化工业增加值在比2006年平均增长20％以上的条件下，实现了主要污染物的“双下降”。尽管受到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上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辽宁沿海经济带重化工业系统和低碳经济系统的有序度仍然不断提升，新型重化工业化系统协同发展趋势也日趋成形。
四、结论与启示
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是重化工业传统生产方式难以维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重化工发展模式的后发劣势。然而，后发工业化国家却能够利用后发优势短时间、低成本的探索重化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国同时面临重化工业产业高速增长以及低碳经济产业化和市场化潜力巨大的两个难得产业发展机遇，建立一种协调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产业化模式，必须摒弃原有的生产方式，坚持新型重化工业化产业升级途径。
从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来讲，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正是辽宁传统重化工业基地向新型重化工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不仅具有辽宁完备的重化工业体系的基础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工业进步的后发优势，新型港口重化工业产业集群可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特色工业园区的“三区联动”发展模式(如图4所示)：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立足于承接国际转移重化工业的产业集聚地和外向型经济的先导区(薛巍，2008)，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生产工艺和国际市场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产业加速式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以智力密集为依托，消化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高层次科研机构和风险投资等创新创业资源聚集，参与技术标准制定，并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要素禀赋和产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领域；特色工业园区主要围绕主导产业，集聚更多诸如低碳环保产业等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资源和关联企业，完善园区综合配套能力，加速重化工业产业同新兴产业的融合，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和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导向，从而促进产业跃迁式升级。
图4 新型重化工业体系“三区联动”协同发展
从经验性研究的结果来讲，子系统有序度的交替现象以及新型重化工业系统协同度的走向反映了重化工业同低碳经济的发展存在着由斗争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低碳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整体上高于重化工业系统，表明低碳导向对于新型重化工业系统协调发展、引导重化工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传统重化工业企业进行低碳化的产业升级，从长远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待重化工业落后产能的淘汰，并从环境监督、生态补偿和产品认证等约束机制，以及税收补贴、融资政策、技术扶持等激励机制两个方面加速重化工业同低碳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新型产业体系的高度协同化发展。
注释：
①这里重化工业包括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冶金及压延业、有色冶金及压延业、电力煤气水生产及供应业。
②采用IPCC(2006)燃料煤的
排放系数25.8，简化计算起见本文不区分无烟煤和烟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