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形成——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71(2000)04—0001—06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辩证法”中的普遍性原理，在不断克服和纠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当前，研究和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对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在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中坚持按辩证法办事，避免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这是因为实事求是原则本来就是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为理论基础的。所以，要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形成过程，揭示由“革命辩证法”向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转变的真实历史，就必须循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同态度，即从坚持到背离，再到重新恢复和坚持的历史轨迹进行探索。
一、由“革命辩证法”向社会主义建设辩证转变的良好开端。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处理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独特的胜利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岗山道路，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对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采取新的方法去认识和解决，研究和探索适合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辩证方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由“革命辩证法”向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党一方面有选择地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已经形成的一整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如矛盾分析方法、调查研究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等。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量新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民主义革命胜利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毛泽东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敌人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进一步指出，人民内部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积累和消费等各种关系，要坚持在综合平衡和稳定中求得经济发展的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积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是我党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成果的集中体现。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八大”把实事求是原则和辩证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看问题，抓住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在理论思维的逻辑出发点以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上开始从上层建筑（夺取政权）和经济基础（所有制改造）向生产力发展转移。
毛泽东在由“革命辩证法”向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转变的过程中，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研究探索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为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保证。这些理论成果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可把从建国到五七年反右斗争前这一历史时期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初创阶段。
二、用“革命辩证法”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形成过程中的形而上学回复。
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党历史上，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研究和认识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发生的方法论根源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左”。
从五七年反右斗争到七八年“文革”结束的二十年里，尽管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建设成就，但此间屡次发生“左”的错误，一再出现形而上学回复，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用“革命辩证法”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则是历次“左”倾错误发生的重要方法论根源，也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系统分析各次“左”的错误，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每一次都机械地搬用革命战争年代所采用过的已经过时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这些方法从表现上看似乎是合乎辩证法的。实质上却是背离客观事实，违反客观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阶级斗争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左”倾错误的方法论根源。《决议》指出：“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的行动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出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③不难看出，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旧方法和旧经验，用革命时期的辩证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矛盾、新问题，是“左”倾错误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主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观察认识旧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对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由于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革命战争表现为两极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剧烈冲突且革命条件越是成熟，社会阶级矛盾就越简单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就足以取得与客观事实相符的正确认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如果在观察分析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时继续沿用矛盾分析方法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当我们将“对立统一简单理解为在两极对立中进行思维，企图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一切，认识一切时就更容易走向极端，很难避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加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介”的、过渡的性质，新旧社会因素同时并存，社会各方面、各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的丰富内容是对立统一不可能完全包容、“一分为二”的方法无法全部揭示的。必须把系统分析和矛盾分析结合起来，把矛盾置于系统联系中进行考察，认识矛盾着的对立双方的同时，要超越两极对立的小圈子，认识和把握对立双方以外的第三者、第四者对该矛盾的作用和影响，这样才能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一些，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形而上学片面性。毛泽东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得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此后又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要用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党内矛盾和不同政见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始终坚持用矛盾分析方法看问题，似乎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由于他晚年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他本人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使矛盾分析过程变成了纯粹的抽象思辩；在认识方法上，单用矛盾分析方法，有意无意地撇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和社会因素，陷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两极对立中思考问题，最终必然走向极端。
在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方法上，“左”倾思想同样习惯于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方法。首先，“左”倾思想总是过份强调矛盾斗争性的作用，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反。”并将矛盾斗争性片面理解为对抗性矛盾的斗争形式，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和不同政见之间的矛盾，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其次，用革命时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来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甚至用了解决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人民内部矛盾，搞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在“左”倾思想泛滥时，常有“打一场……的人民战争”的口号出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讨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民战争”。再次，靠群众运动，用打“人民战争”的激进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大跃进”说穿了就是经济建设中的淮海战役。搞群众运动既是“左”倾错误惯用的方法，又是“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形式。说是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它往往不是建立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而是按领导的主观意图，利用领袖的威信和权威人为地发动起来的。不管领导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建国以来历次“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尤其是那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全面内乱。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的。”④从方法论方面对这次全面内乱的历史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了解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形成和发展的曲折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正确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体系，更有效地避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偏差和失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表明，他并没有完成由“革命辩证法”向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的。
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摒弃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成份。吸取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实现了由“革命辩证法”向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全面彻底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指导原则上实现了由“左”倾错误背离党的思想路线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辩证法转变；在思维方法上实现了由单纯的矛盾分析向系统分析和矛盾分析相结合转变；在辩证思维的出发点上实现了由上层建筑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向生产力发展转变；在社会发展动力上实现了由“抓革命，促生产”（这里说的“革命”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政治大革命”）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经济，通过全方位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变；在对矛盾学说的理解上实现了由“斗争哲学”向“协调哲学”的转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上实现了由打“人民战争”式的急于求成的群众运动向有步骤、分阶段协调有序发展转变。
通过上述转变，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其基本内容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辩证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核心和基础。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中着重选择了实事求是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邓小平分析问题，总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他善于从大量客观事实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尊重客观辩证法，力戒脱离实际，超过时空的抽象思辩，因而，能有效地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把辩证法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于辩证思维的全过程，不断研究新情况，认识新问题，提出新方法，解决新矛盾，这是邓小平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把矛盾分析和系统分析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分析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邓小平在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时，总是从系统整体的需要出发，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个大局；在认识系统整体时，他又总是把系统分解为各个矛盾，揭示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都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的，这些“两手抓”的方针中，其中一手多是经济建设。只要我们把这一系列“两手抓”方针联系起来，组合起来，即可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整体大系统的伞状（或树状）结构轮廓。邓小平通过矛盾分析来认识系统，在系统联系中认识和解决矛盾的科学研究和认识方法，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体系的骨骼。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辩证思维的逻辑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引导全党通过拔乱反正，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他从生产力出发，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科学规定，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想问题，办事情都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辩证法。
（四），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个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如何解决和发展生产力上寻找动力。他着重强调通过三个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⑥的著名论断，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看作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性措施。其二，邓小平认为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主张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体制，以及通过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全方位、深层次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三，邓小平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⑦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社会发展动力论所揭示的是由多种驱动因素协调配合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五），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整体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矛盾同一性的积极作用。当前，我国还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社会的稳定；当今世界也还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和平与发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在处理和解决国内外一系列重要关系时，能适应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在全面把握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加重视矛盾同一性的积极作用，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为我国改革和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国内局面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六），通过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正确选择。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⑧如何发展呢？是急于求成，采取打“人民战争”式的激进的群众运动呢，还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分阶段地发展？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他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有步骤有计划的改革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邓小平从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一方面主张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通过局部性部分质变逐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又主持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通过有步骤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实现现代化。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体系统的协调有序运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一系列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如江泽民同志论述的十二大关系，就是我党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对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认识上的又一新的重大成果，对于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正确指导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实践，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200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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