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点一致 方式有异——毛泽东与邓小平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思路论文,农民论文,农村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其战略基点是一致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正确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在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出现了失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找到了实现这一基本思想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式。他强调发展生产力、改革人民公社体制，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并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业“两个飞跃”等新思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徐勇，1955年7月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大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和改革成功与否密切相关。抓住了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抓住了中国特色，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握住了中国革命和改革的这个战略基点。当然，在社会主义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方式、途径及做法方面也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区别，实际成效也就大不一样。通过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思路的比较，有利于深刻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进一步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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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论述中，谈及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不多。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历史进步和革命创造力的源泉在城市，农民则将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消亡。“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①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面对的是经济落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出身农家的毛泽东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比重大、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为此，应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通过在农村进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发动广大农民并使之成为革命主要动力，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走出一条与俄国革命所不同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胜利。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但经济落后的状况并未马上改变，农民仍然占人口大多数。毛泽东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继续给予高度重视。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同时告诫全党“切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始，他一再强调：“我国有5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③如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因而成为他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出发点和基本内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一）将农业置于基础地位，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从国家宏观战略考虑，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首先必须发展农业。在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意味着农业的衰落和农民的消亡。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始，亦将重工业置于首要地位、农业放在次要地位。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现代工业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中国不可能象西方国家以掠夺殖民地资源支撑国内工业化，也不能象前苏联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之初就意识到中国应把农业置于重要地位，将其视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地位，并确立了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及农轻重有比例发展的原则，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和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注意和照顾农民的利益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自我积累，特别是初期现代化建设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主要来自于农村，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便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正确总结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关系要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不能将农民挖得太苦的原则。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说，苏联“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他还告诫：“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三）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
农民以土地赖以生存并提供社会财富，土地问题始终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中心内容。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已获得的土地有可能再次失去，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两极分化和农民受剥削的命运。同时，中国的经济落后，不可能象前苏联等国那样以高度的机械化迅速改变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更不能象后工业化国家以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得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④据此，毛泽东积极推动合作化运动，以通过社会主义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民的脆弱性，使全体农民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在社会主义时期正确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其基本思路至今未失之夺目光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的思想与其基本思路不乏矛盾之处，甚至出现了不少失误，并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认为农民中蕴含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但对于怎样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尽快摆脱贫困状况却不甚清楚，甚至把贫穷与革命划等号，将富裕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1956年毛泽东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⑤穷要革命，无疑是正确的；富了反而难以革命，这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据“一穷二白”的国情，毛泽东主张尽快发展生产力，以致发动“大跃进运动”，改变“一穷二白”；但富了后革命便困难了，因此不能太富，且应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放在首位。60年代初，毛泽东还认为“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这是一种好现象。”⑥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人们想富而不敢富的偏差。所以，毛泽东没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推向极端，提出“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荒谬论断，大批“唯生产力论”，使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毛泽东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上也出现了偏差，往往将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固定不变的原则加以维护，把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允许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轻易以姓“资”姓“社”的标准判断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50年代合作化期间对邓子恢提出的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的主张，毛泽东批评为“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即不及社会主义之义，致使实践中出现高指标，强迫命令，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度较为紧张。1958年人民公社化期间，毛泽东认为“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⑦事实上，公共食堂极不受群众欢迎，只得解散。60年代初将在农村中出现的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作为资本主义单干加以严厉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为此要通过“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根子。70年代初照搬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致使在实践中将农村家庭副业、多种经营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掉。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甚清楚，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的实践因此出现了曲折。
毛泽东正确认识到集体化是中国农民的必由之路，提出在集体化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思想，但面对“一穷二白”的状况，为了加快农村发展，他越来越注重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出现了轻视一定物质生产基础的倾向，似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纯越好。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人民公社运动勃然兴起。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一大二公”。虽然后来发现人民公社运动存在“一平二调”和“共产风”问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主张，但基本思想仍然是肯定和极力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将其视为农村发展的唯一模式和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由此造成农村生产关系长期严重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虽然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包产到户责任制几度崛起，但毛泽东从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出发，认为包产到户会破坏集体经济，加以否定，使包产到户这一农村发展道路极富意义的探索不幸夭折。
毛泽东正确指出了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方向，但忽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存在社会差别，更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同样富裕。毛泽东所赞赏的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相当程度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是个体农民因力量脆弱对社会均等的一种原始向往。毛泽东本人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沿用战争年代的经验，认为平均主义也不一定出懒汉，从而忽视了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区别，对以物质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注意不够。强调农业生产主要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靠大寨精神、思想领先，担心注重物质利益会引起社会差别。受平均主义思想影响，毛泽东特别注意在实践中防止两极分化，他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限制社会差别过大，防止两极分化，而不会象私有制社会必然伴随着两极分化。因此，在发展生产和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之间，他过多考虑的是后者，并根据后者来决定具体政策措施。平均主义因此愈演愈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与毛泽东共同富裕的追求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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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主要表现就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占人口80%的农民生活还较贫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就必须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非常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果说毛泽东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那么，邓小平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则正确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只有通过改革，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发展。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而在邓小平看来，要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良性运转，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村和农民问题，其基本思想如下：
（一）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能解决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二）农村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邓小平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的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二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第77～78页）他还认为中国的变化应主要看农村，看农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而不是仅看城市新盖了多少高楼大厦。
（三）农村稳定是中国稳定的基础。1984年，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987年，他又说，“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第237页）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由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得到了实惠，从而为中国改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城市和现代化工业的地位日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投资效益比较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曾提醒：“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第23页）1986年他强调说：“我们要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第159页）1990年初，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指出：“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第355页）他最担心在农村会出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进入90年代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专门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采取得力措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比较好地避免了过去工业扩张、农业衰退、城市发展、农村停滞的恶性循环的覆辙。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崭新的思路。
邓小平首先正确总结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116页）因此，如何发展生产力，使广大农民迅速摆脱贫穷状况，走上富裕之路，便成为邓小平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他曾严肃表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第255页）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赞成和拥护不能长期建立在理想和热情的基础之上，而主要依靠发展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要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就必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便生产关系形式适应生产力状况。由此必然要求以生产力为标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早在60年代，邓小平在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方面就支持包产到户的试验。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5页。）不幸的是，这一正确主张后来被斥之为“唯生产力论”，反复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在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并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长期左倾思想影响，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率先表态，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责任制试验和创造。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讲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在邓小平和中央的积极支持和精心指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得以顺利发展，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必须突破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框框，特别是否定将家庭副业、多种经营视为社会主义尾巴的做法，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为广大农民实现温饱、奔向小康创造条件。1983年他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第23页）1987年，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后，他又及时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第213页）为此，我国农村开展了第二步改革，特别是被视为希望之路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从而大大拓宽了我国农业发展的领域。
传统“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民缺乏生产热情和积极性，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1983年，他严肃指出：“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第29、23页）同时，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防止两极分化，鼓励先富裕起来的人或地区帮助和支持较为落后的地区，使尚不富裕的人尽快富裕起来。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我党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富民政策，为实现共同富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农村和农民问题都面临着新的形势，需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基本思路。“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第355页）通过这“两个飞跃”，农村和农民问题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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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一战略基本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而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些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毛泽东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失误又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后逐步形成的“左”的思想、路线，相当程度是由于农村中的“左”的错误引起的。如1959年庐山会议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重要起因，便是对人民公社运动的评价。1962年后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则与60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的崛起和争论密切相关。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对左的错误的批判，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关于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的同时，大胆否定过去农村政策问题上的左的做法，在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和农业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同时，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有关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新思路，对于我们党制定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从而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实践证明，邓小平在关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思路，对于推动农村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通过以家庭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使亿万农民在较短时间内脱贫致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赞赏。家庭承包制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已成为我国农村一项必须长期稳定、不断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又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为大量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通过乡镇企业就地消化农村剩余人口，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造，得到了世界的高度评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项基本方针。
在迈向21世纪的历程中，我国农村还会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但只要我们象邓小平那样，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不囿陈见，求实创新，就能够有效地解决新问题，促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第5卷，第37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19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⑥《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读书笔记》。
⑦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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