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学
农业超额利润率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WIOD数据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徐春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服务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考虑两大部类利润率差异的基础上估算出10个国家的一般利润率，然后以此为参照基准推知各行业获得超额利润率进而对垄断行业进行判别。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国家的房地产行业都能获得可观的超额利润率并且在德、法、日、中、印等国呈现上升态势；多数发达国家农业的超额利润仅次于房地产业，并且在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当中均能获得较高的超额利润率，但是中国农业的超额利润率则排在所有行业的末尾。农业生产率低下以及西方农业巨头对全球农业产业链的垄断不利于我国农业获取相应地租，是造成我国农业利润率过低的主要原因。这一发现在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方面有明显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学；农业；超额利润率；一般利润率；地租
利润是企业的生命之源。马克思不仅早已认识到“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604，而且还对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并由此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超额利润问题，认为从行业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偏离程度亦即超额利润率的大小这一视角能直观地识别出各行业的竞争能力。因为当某一行业的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亦即可获得超额利润时，说明这一行业在经济体中能够通过其较强的竞争力分割到更多的利润。因此，不同行业中超额利润的获得及其超额利润率的高低能够为我们洞察经济体总体利润的分割与流向情况，进而识别出行业结构的合理性及行业发展中所潜藏的风险。特别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每个国家各自会有哪些行业“脱颖而出”，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所筛选出来的这些行业是否与该国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需要相一致？对此便需要从不同行业中的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偏离程度这一视角进行研判。对此，当前研究尚付阙如。
鉴于此，在当前中国大力倡导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本文拟从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在对两大部类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估算出10个主要国家的一般利润率，然后以此为基准考察各行业利润率的偏离差异亦即超额利润率的获得情况，并重点考察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中的超额利润率情况，然后对之进行国别比较，以期获得相应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为认识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各行业的超额利润率提供了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在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方面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是新时期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将之用于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益尝试。
2.4 OXA酶 OXA属于D类酶，传播以OXA-48为主，OXA-181次之，土耳其于2001年在肺炎克雷伯菌中发现了OXA-48。较多国家都过OXA引起感染的报道，但关于其流行性则较少提及，这可能是因为OXA酶的水解异质性和EDTA及克拉维酸不能抑制而导致的对OXA的流行的不确定性。一些报道中发现ST11和 ST147型肺炎克雷伯菌在产OXA-48酶的同时还产 ESBLs［24］，ST131型大肠埃希菌也被报道同时含blaKPC和blaOXA-48［25］，这也证明了上文中提到的细菌可携带多种耐药基因而表现出的多重耐药性。
一、理论分析与方法构造
（一）一般利润率及其估算争议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利润率是用社会的（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除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得出来的”[1]492，它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两方面：“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2]182。就第一方面的影响因素而言，“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2]177，由此使得不同部门中的利润率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2]177。就第二方面的影响因素而言，一般利润率的高低将受到商业资本大小的影响。“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2]319，故而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过程中，“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2]23。商人资本会“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就这一点来说，它才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2]344。鉴于此，马克思将商业资本参与平均化后而形成的利润率称为“利润率的完成形态”，并明确指出，“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时，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2]377。
本院所制定的满意度调查表，调查患者及家属的满意程度，满分为100分。非常满意为＞80分；满意为60～80分；不满意为＜60分。
一般利润率的估算历来颇有争议[3-6]。总体上看，导致这些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估算一般利润率时所考察的范围不同以及是否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事实上，要更科学合理地估算出不同国家中的一般利润率，就不仅需要将经济体中的所有行业囊括在内并且不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而且还应该从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角度对之进行估算[6]。首先，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中的产品异质性决定了分开两大部类来估算一般利润率的必要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8]479-480。两部类的异质性商品使得其利润的实现方式具有明显差异。其次，投入到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中的资本性能与回流方式的差异使得两大部类具有不同的利润率。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使用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不是那部分工人阶级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买者；那部分工人阶级是第Ⅱ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只有当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用这种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才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7]446。可见，相对第Ⅱ部类而言，第Ⅰ部类的资本流回方式更为迂回。最后，生产资料部类存在优先增长的趋势使得从两大部类的视角来估算一般利润率显得更具合理性。在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情况下[8]，两大部类间的利润率更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二）行业的垄断程度与行业超额利润率密不可分
1.不同行业自身属性的差异使得其中的利润率各不相同。在不同性质的行业中，生产资料量的技术比率及其价格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从而使得不同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各不相同。“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2]166。由此使得“那个正好由剩余价值对总资本用百分比计算得出的利润率也就不同”[2]167。可见，“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2]174。此外，周转时间的差别“也是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2]169。由于每一行业自身属性的差别，同样的资本被用于不同行业中往往会有各不相同的周转速度。等量资本周转得越快，可以在同一时间内雇佣更多的可变资本量并生产出更多的利润，进而可获得较高的利润率。
2.超额利润的大小是识别行业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尽管各行业中的利润率会各不相同，但是资本家特别关心的是通过各种方法（过度劳动）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2]219。超额利润“只能产生于个别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差额”[2]724，它“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2]725，并且超额利润“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反而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2]861。马克思分析发现，竞争力强甚至具备垄断性质的行业能获得并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其超额利润。
一方面，竞争力强甚至具有垄断的行业中的利润不易于参加利润率的平均化。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这一过程会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特别是遇到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高于生产价格和高于受垄断影响的商品的价值的垄断价格”[2]975。在这方面，马克思详细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地租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某些生产部门可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2]221的情况下产生出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的平均化”[2]496，而每一个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中因其固定资本的存在也会使得“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却有很大的困难”[2]231。
表2给出了依据上榜国家数目而确定的行业层级分布。从中不难看出，房地产业在绝大多数国家中都稳居第一层级，是首屈一指的能获取可观超额利润率的行业（除英国在2009年排名第三以外）。房地产行业的超额利润率在1995—2009年这10个国家的33个行业中都名列前茅的结论与我国乃至这10个国家房地产行业的现实也是相吻合的。在第二层级中，包括7次上榜次数的农林渔业和邮电业以及6次上榜次数的金融保险业和矿石采掘业这4个行业。第三层级主要是上榜次数在3~5次之间的相关行业，大体上包括电力天然气及水供给业以及与批发零售相关的行业。第四层级则包括上榜次数在1~2次之间的相关行业。
由于一般利润率“不仅对于单个资本家，而且对于每个特殊生产领域的资本来说，也都表现为外来的既定的东西”[1]359，从而可以将其作为判断各行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以及获得多少超额利润的参照基准。在获知各经济体一般利润率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细分行业中的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差额即超额利润率，并由此判断各行业的发展情况。
（三）一般利润率的估算方法及数据处理
设两大部类的社会总产值（W）为Wh=Ch+Vh+Mh，其中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h=Ⅰ、Ⅱ分别表示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所公布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见表1）为我们估算各国的一般利润率提供了数据支撑。
表1 开放经济条件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在表1和张忠任（2004）[10]的研究基础上，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以及行业超额利润率通过以下方法推算[6]：
图1给出了10个国家中超额利润率最高的前六大行业及其中超额利润率变动趋势。
其中，式（1）表示第Ⅱ部类的社会总产值即为最终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而第Ⅰ部类的社会总产值即为经济体的总产值减去第Ⅱ部类的产值余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式（2）与式（3）的含义为，分别选用生产第j种产品所有的中间投入在其总投入中的占比、生产第j种产品所支付的劳动报酬在总投入中的占比以及生产第j种产品带来的社会纯收入在总投入中的占比作为权重依次从第Ⅱ部类总产值中推算该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式（4）表示，在推算出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用经济体所使用的中间投入总额减去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即为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用经济体中的劳动报酬总额减去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即为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而用经济体中的社会纯收入总额减去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即为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在式（1）至式（4）的基础上，采用式（5）即可分别算得两大部类中的利润率，然后计算两者的平均数即可得到经济体中的一般利润率（GPR）。式（6）中，EPRk和PRk分别表示行业k中的超额利润率和行业利润率，故而采用式（6）可以推算出行业k中（k=1，2，…34）的超额利润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中对土地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进而吸引到更多的资本进入该地块或者开拓面积更大的地块，不同类型地租也即随之上涨，从这一层面来说，“资本追加总是地租相对高昂的原因”[2]801。一方面，级差地租的上涨还将推高一般生产价格，而后者上升后又将进一步助推前者上涨，从而这两者之间呈现交互促进的螺旋式上涨态势，即“一般生产价格的上涨……不仅是级差地租上涨的原因，而且级差地租作为地租的存在同时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更早、更迅速地上涨的原因”[2]833。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随的住宅需求的扩大，建立在土地上的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2]875，对建筑地段的需求又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具体的各种当作建筑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2]875。对于房地产行业如此高的超额利润率，王智强（2017）[16]认为建筑用地的级差地租是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贾点点（2018）[17]认为“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地租性”收入兼具“广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性质。
二、结果分析
（一）行业超额利润率的国别差异
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关税制度的变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进口关税税率的大幅下降，由16%大幅下降到5%左右；其次，关税自主权丧失，表现在协定关税、外国领事参与外商办税的全过程、江海关夷征税权的丧失等多个方面。《中法黄埔条约》第六款规定 ：“如将来改变则例，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就是关税自主权丧失的最好说明。
动力特性分析模型中，桥面板采用板单元模拟，其余杆件采用梁单元模拟，铺装和护栏等作为荷载模拟，全桥共划分节点数量361个，梁单元数量626个，板单元数量264个。
从图1可知，从总体上看，各国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都远远高于一般利润率，且其超额利润率也在多数国家中雄踞所有行业之首。在变动趋势方面，德、法、中、印、日5国的这一差额均呈现逐年波动上升的态势——特别是日本和法国两国的超额利润率位居较高水平，这表明这一行业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在强化。截至2009年，10国中有9国（除英国外）的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率位居首位。
与房地产行业的情形不一样，各国排在第二至第六位的行业则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譬如，矿石采掘业、电力天然气及水供给业、农林渔业、批发贸易业（除汽车及摩托车）、零售业（除汽车及摩托车维修等）、金融及保险业等行业的垄断程度在不同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在大部分国家中（除印度外），排在第二至第六位的5个行业的超额利润率均在100%以内的区间变动。
综合本文的测算结果可知［图1（g）］，中国排在前六位的行业为房地产业、金融及保险业、邮电业、零售业（除汽车及摩托车维修）、批发贸易（除汽车及摩托车）以及陆运业，它们均属于服务业范畴，而制造业中的细分行业与农业均无一上榜。在制造业中，能够获得较高超额利润的行业是具有自然垄断或经济垄断的相关行业。
（二）行业超额利润率的分布层级差异
另一方面，竞争力强甚至趋于垄断的行业还能以其自身优势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此长期维持其超额利润。不同行业的不同利润率不断平均化这一过程的快慢还受到资本转移和劳动力流动的难易程度的影响。如果资本的活动性越大，即“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218，并且“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2]218，那么不同行业中的利润率则更容易趋于一般利润率。然而，资本能够快速流动所需要的“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以及“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2]218等相关前提显然是难以满足的。总之，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塑造出一批竞争力强甚至垄断性强的企业，从而能够分割并维持较高的超额利润，可见垄断是资本家在竞争中借以对抗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手段[9]。
“零工经济”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使得劳动市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尽管它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未来仍然一片光明。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零工经济”报告，2017年，美国和欧洲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口占比一家达到了20%～30%，而中国有超过1亿人是零工经济中的劳动供给者。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到2036年中国零工经济的劳动供给者将达到4亿人。
土地私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必多说，以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为例。当今印度农村地区中的大量土地基本上仍然被少数地主所有，农民只能租住地主的土地并且每年上缴既定的地租给地主。“作为资本的限制的土地所有权，是级差地租的前提”[2]849。土地私有制给土地所有者带来了一项固定的租金收入（包括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并且由此抬高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提升了农业部门分割更多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能力。“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一定的程度，才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也就是说，支付地租”[2]862。
值得一提的是，表2中所有行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差异可知，服务业中的细分行业占据了绝对份额，主要包括商业服务（如房地产业、租赁及其他商业活动等）、金融服务（如金融及保险业）、销售服务（如批发贸易业、销售维修业、零售业等）、通信服务（如邮电业）、卫生医疗服务、其他团体社会和个人服务等方面。相对而言，制造业中的行业则要少得多，主要包括矿石采掘业、电力天然气及水供给业、煤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等3大自然垄断性质较为明显的行业。
通过比较10国农业的超额利润率不难看出（见图2），中国农业的超额利润率不仅明显低于英、法、德、澳、美、加、日、韩、印等国家，一直处在负值区间内并且从2003年以来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由此表明，中国农业所能获得的利润率还不足以达到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其农业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率则不仅在1997年以后高于其余9个国家，而且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图1 10国超额利润率排名前六位的行业
表2 依据上榜国家数目而确定的行业层级分布
图2 10国农业的超额利润率比较
三、行业超额利润率差异的地租解释
（一）不同地租类型及其叠加效应
虽然马克思对地租的分析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地租的理论[15]，但是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地租的产生、演变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明确指出“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2]704，认为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这一层面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从而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增长”[2]718。
在对地租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将之划分为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这具有普遍性的主要两类，认为前者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垄断，因为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能使土地所有者“有权不让别人去使用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2]856。而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在于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权垄断，并且它“只是超额利润到地租的一种形式上的转化”[2]833。在级差地租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了级差地租的形成条件是土地的等级差别，并且进一步考察了因不同地块的土地肥力程度差别以及不同地块的地理位置差别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Ⅰ，以及因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产生的”[2]838差异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化为级差地租Ⅱ。
在土地的不断开发和反复使用过程中，使用不同区域与地段的土地所需要支付的地租种类及总额往往存在很大差异。首先，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张必然会加大对土地使用的内在需求，然而由于土地所有权垄断的存在，无论经济活动扩展到哪一块土地空间当中，都必须先支付相应的绝对地租，否则土地所有者不会将之投放到经济生产活动当中去。其次，随着经济发达程度不断提高，原有处于城市核心区地段的级差地租也将随之上涨。一方面，由于核心区交通环境的不断完善致使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迅速凸显，进而该生产空间所处地段的级差地租Ⅰ也会迅速上涨。另一方面，在该核心区域内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也将快速增加，诸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增加，甚至是对旧厂房、商业区或居民居住区的拆迁和改造，这些方面的投资增加也将导致级差地租Ⅱ的上涨。最后，马克思还考察了垄断地租这一特殊的地租形式，认为由于某些土地具有某种特殊条件而能够提供品质独特而产量又有限的产品，由此会产生一个与高于生产价格的垄断价格以及超额利润，进而形成一个归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垄断地租，从而垄断地租是同“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其他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2]944。此外，马克思还考察了建筑地段地租、矿山地租等其他特殊形式的地租，认为“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作为空间和地基的土地的价值”[2]875。特别地，在分析建筑地段地租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建筑地段地租在大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认为“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像伦敦那样按工厂大规模生产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2]875-876。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论断对我们认识当前各国大城市中的房价高企现象是颇有裨益的。图3为各种地租叠加效应随着空间距离及位置变化而衰减的示意图。
图3 不同地租类型叠加效应及其衰减情况
在数据选取和处理方面，我们选取了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美国及加拿大10个较具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分析，由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公布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NIOT）中的雇员报酬的数据需要从产出与就业的基本信息（SEA）中补齐并将其换算成统一的美元计价额，故样本时期为1995—2009年，剔除了家庭服务业，用实际固定资本存量作为不变资本的替代指标[11-12]，将雇员报酬作为可变资本的替代指标[13-14]。
（二）中国农业超额利润率偏低的地租解释
为什么中国农业的超额利润率榜上无名？对此我们试图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租理论进行相关解释。
1.农业绝对地租趋于消失。绝对地租的形成条件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平均有机构成。一般而言，在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农业部门的资本构成会低于工业部门，从而为绝对地租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应该看到的是，“真正农业上的资本构成如果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这首先表示，在生产发达的各国，农业的发展程度没有达到加工工业的水平”[2]859。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其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甚至高于工业，以至于绝对地租趋于消失，即便如此，土地所有者仍然有追求绝对地租的诉求，由此使得农业资本家将绝对地租转嫁到农产品价格上，由全社会来分摊。
然而，就中国农业生产而言，尽管农业中还存在“过剩劳动力”，但是青壮年都大部分进城打工，而中国农村基本上都剩下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业“接班人”断层。因此，即使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平均有机构成，也难以产生绝对地租。再加上我国农业所具有的分散化、碎片化以及粗放式的特征，农业利润率低下，甚至远不能获得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当然，如果把绝对地租在量上视为一般性的金融资本收益形式而非超额利润形式的话[18]，绝对地租变动将不会对农业超额利润率产生影响。
在以上定位的基础上，区县必须以全新的视野，从本地区教育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职业教育几大要素的整体重构。
在农业方面，农林渔业在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当中均具有较高的超额利润率，并且这一行业在多数发达国家都位居第二层级（见表2），然而我国这一行业的盈利情况则处于所有行业的末端，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方面，由图1和表2可知，10国中有7国的农林渔业都能获得较为可观的超额利润，其垄断程度属于第二层级，而中国的农林渔业则与之相反——其利润率远远低于一般利润率并在所有行业中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
出现高温灾害4年，极端高温达到37.2℃，影响冬小麦灌浆和干物质积累，千粒重下降，造成逼熟空秕子多，因而减产。
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土地被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因此农业中并不需要支付诸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私有制的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地租，即便有也基本上都归国家所有而非留存在农业部门中（如之前征收的农业税）。然而在房地产行业中，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收取土地出让金，进而推高房价，扩大了房地产业所能分割到的剩余价值份额，从而拉高了房地产业的超额利润率。
2.农业生产率的国别差异。马克思认为地租多少不仅取决于农业生产率以及非农业人口的生产率，而且和农产品价值的实现条件（如农产品销售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不断增多，土地的生产效率也会得到改善。在农业投资的过程中，“单是由于耕地的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土地上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地租总额就会增加”[2]749，“土地在投资以后会提供地租……是因为这种投资已经使土地变成一个比以前有更高生产率的投资场所”[2]844。对此，马克思在其分析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资本就越是积聚在同一土地上，所以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也就越提高”[2]781，并且“只要已耕种的土地仍有竞争能力，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和整个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租和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有者的贡赋也就越多”[2]819。除了农业自身的生产率以外，地租还“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和生产率”[2]719。因为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及其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构成农产品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的增加以及种类的扩大，进而有利于农产品价值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随着农产品作为价值（商品）而发展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在这个未经它参与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不断增大部分的权力也发展起来，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2]720。特别是随着农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与需求的增加，土地产品的价值也“按相同的程度增加”[2]719。
SPSS19.0软件分析,两组患者口腔舒适度、口腔修复体匹配程度、生活质量属于计量资料用t检验,采用(±s)表示;临床治疗效果、患者满意度计数资料用x 2检验,采用%表示,P<0.05,两组患者资料对比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北京地区销售的10种中药饮片微生物污染程度考察…………………………………………………… 张光华等（14）：1940
例如，美国农业凭借其高效的生产率优势，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农产品生产的补贴扶持，塑造了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地位，在农业国际贸易过程中分割到了更多的超额利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产品高生产率及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利润率低下，国际竞争力匮乏，没有国际定价的发言权。譬如，中国稻米价值链农户和零售商环节成本偏高使得中国与其他水稻主产国存在明显竞争力差距[19]。中国农业利润率远远低于一般利润率的现实窘境迫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加快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而留守农村的往往是老龄人口，由此造成中国农业进入“生产率低下→利润率低下→青壮劳动力流出→生产率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怪圈中。或者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却未能使其实现与非农产业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趋同[20]。
（三）中国农业的（超额）利润被西方农业巨头所攫取
西方国家的农业能获得较高超额利润与ADM、邦吉、嘉吉及路易·达孚等国外粮商巨头对全球粮食运销的垄断现状密切相关。中国农业与西方农业在超额利润率上的强烈反差与我国农业发展速度滞后且被国外农业垄断巨头挟持的现状密不可分。以我国农业转基因水稻为例，我国当前8种较为成熟的转基因水稻品种专利几乎被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杜邦（Dupont）以及先正达（Syngenta）等国际生物育种巨头所垄断[21]，我国农业生产处于世界农业产业链的低端环节。
具体到中国粮油市场方面，ADM在21世纪之初就通过参股方式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已发展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企业；路易·达孚（北京）有限公司在2006年从中国获得玉米国内贸易许可证后便迅速扩张，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玉米出口商及最大的棉花供应商；连续几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购买商嘉吉公司还将其触角逐渐伸向化肥领域。国外粮商巨头凭借其在全球农业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国际粮食定价权，致使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国内自行生产的粮食往往因其售价高于国际市场而丧失竞争力，只能进入国库，而售价相对较低的国外粮食则大规模涌入国内市场。国产粮食滞销而进口粮食畅销的残酷现状不断挫伤中国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致使中国农业的粮食生产陷入“谷贱伤农”的恶性循环，中国农业中的超额利润乃至正常利润均被西方农业巨头所攫取。
四、结论性评述
笔者从马克思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出发，在考虑两大部类利润率差异的基础上估算出10个国家整个经济体的一般利润率，然后以此为参照基准来考察各行业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偏离程度，由此测算包括各行业的超额利润率情况。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方面，一般利润率应是整个经济体当中的利润率，而非其中的某一部门（如制造业部门或者非金融部门等）的利润率，在估算一般利润率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两大部类中的利润率差异。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和印度以外的其余8个国家中房地产行业的超额利润率都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它在德、法、日、中、印等6国中呈现不断强化的态势，并且服务业中的金融及保险业、销售服务（批发贸易业、销售维修业、零售业等）、通信服务（邮电业）等细分行业的超额利润率也较高；制造业中的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矿石采掘业、电力天然气及水供给业、煤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自然垄断性质较为明显的3个细分行业；农林渔业在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都能够获得较高的超额利润率，中国农业的利润率不仅远远低于一般利润率水平，而且在本文所考察的10国的农业中居于末位，在中国的34个行业中排在倒数第一位。从地租角度看，造成我国农业利润率过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农业生产率低下，不能为农业分割到更多国内外或其他行业的有待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于西方农业巨头垄断了全球农业产业链，中国农业的地租被西方农业巨头所攫取。
转基因食品是将生物的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的生物体中并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原料进一步的加工生产，形成产量高、成本低、市场前景广阔的生物产品。目前为止，国内外出现的转基因产品，其中包括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等优良性的作物[1]。转基因食品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给转基因的发展和市场拓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监管至关重要。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政策启示。总体上看，必须夯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增强中高端农产品竞争能力和供给能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利润水平，重视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第一，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进程，提升农业经营方式与生产效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和供销合作社建设，建立国有示范农业、农村合作农业，聚焦绿色发展，实行对粮食产量而非土地进行补贴。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可以尝试农业联合经营或公司经营模式，然后把成功经验推广至广大平原地区。以“互联网+龙头企业”的模式带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努力改善农产品滞销、农民收入偏低、农村发展落后的现状，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高度重视国外资本大幅渗入并迅速控制我国农业的严峻现状，通过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本国的粮食生产商、储存商与销售商，从而提升我国粮商的国际竞争力，加大本国资本对自身农业产业链中上中下游各环节（如种业、种植、销售等）的控制力度，以此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此外，适时出台符合中国实情的房产税政策，适当限制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防止房地产泡沫膨胀和破裂。住房需求作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房价的快速上涨不仅抑制了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内需的扩大[21]，而且房地产行业中高额的超额利润率吸附了经济体中尤其是制造业中的大部分资金，由此在导致制造业因资金匮乏而趋于萎靡的同时社会中的投机行为盛行，房产泡沫愈演愈烈。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包干制”的农业与西方国家大农场制的农业是有明显差别的，由此使得中国农业中的生产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的分割与归属等均不同于西方农业，而这无疑会对我国农业的利润率产生一定影响。然而，由于WIOD并没有公布关于中国的更多的数据信息，同时为了保证计算各国一般利润率过程中数据统计口径以及估算方法的可比性和一致性，我们未能对上述中国农业自身的特殊性给予更多的考虑，但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完善中国农业利润率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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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Extra Profit Rate
Xu Chunhua
（International Service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of 10 countries based on considering profit rates'difference of two departments，then studies on the monopoly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surplus-profi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s surplus-profits in all countries are considerable，and this industry's surplus-profits rate in Germany，France，Japan，China and India continues to increase.In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the surplus-profits rates in agriculture are second only 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and higher surplus-profits rate are obtained in France，South Korea，Japan and Australia，however，this rate in China's agriculture ranked last in all industries.The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he monopoly of western agricultural giants on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chain are not conducive to obtain ground-rent in China's agriculture，which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low profit rate in China's agriculture.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on making industrial policy.
Key words: Marxist economics，agriculture，extra profit rate，general rate of profit，ground-rent
中图分类号： F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01（2019）05-0001-10
收稿日期： 2019-04-15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基于人口红利转型视角的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研究”（2017A030310667）
作者简介： 徐春华（1986-），男，广东韶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服务经济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数量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责任编辑：许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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