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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1X(2000)02-0120-09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是中国哲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近一百年来，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是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是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取其时间上的整数，便是前五十年，中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前五十年，是拓荒有成的阶段；中三十年，是曲折发展的阶段；后二十年，是成绩卓著的阶段。
一、拓荒有成的前五十年
中国哲学史研究，就其渊源而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以及汉世司马谈《论六家旨要》和《淮南子·要略篇》，但严格说来，中国之有哲学史之作，乃近世之事。
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分三编论述中国哲学。第一编述上古哲学史，亦即先秦哲学史，论列儒、道、墨、法、名、杂诸家的哲学；第二编述中古哲学史，亦即两汉到隋唐的哲学史，论列西汉陆贾等10人以及魏晋隋唐儒、佛、道思潮和韩愈等人的哲学；第三编述近世哲学史，亦即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史，论列周敦颐以下三十多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虽然比较粗糙，遗漏多而论列略，但就其体例而言，已具备中国哲学史专著的规模，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其拓荒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应该认为，前五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勃兴是在三四十年代，热点是先秦诸子。此时，胡适有《先秦名学史》（1922年上海东方图书公司以英文出版），梁启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谭戒甫有《公孙龙子发微》（成书于1928年），方授楚有《墨学源流》（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杜国庠有《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写于1943～1944年），郭沫若有《十批判书》（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扬荣国有《中国古代思想史》（写于1946年），赵纪彬有《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等等。但是对当代和后世发生广泛影响的，则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部通史著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1919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原计划写上下两卷，但终其一生，下卷始终没有完成。上卷12篇，述先秦孔、老、墨、庄、荀诸家的哲学思想。此书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任继愈说：“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作为一部哲学史，表达方式有条理，这只是形式，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的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大变革。”[1]
从哲学史方法论上说，胡适此书是用西方哲学，主要是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疏释中国哲学。胡适是美国实验主义者杜威的弟子，实验主义重经验事实的效用而轻形而上学，视一切学理都是有待于证实的假设，并以效用作为证判价值的标准。以这种观点看中国先秦哲学，胡适关注的是先秦的逻辑思想和儒家以外的思想系统，特别是墨家流派，他甚至把墨子视为实验主义者。胡适说：“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由此可见胡适治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分上下两卷，上卷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下卷写成后，又和上卷一起，作为大学丛书之一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把中国哲学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16章，述先秦诸子到董仲舒之前的哲学。经学时代16章，述董仲舒到清末民初时期的哲学。此书出版后，受到评论界的赞扬，被视为30年代最为上乘的哲学史专著，并被当时的教育部门定为大学用书。
在哲学史方法论上，冯友兰亦是以西方哲学疏解中国哲学。冯友兰曾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钻研西洋哲学”。就这一点而言，他与胡适无异。但与胡适以西方实验主义疏解中国哲学不同，冯友兰是以西方新实在论疏解中国哲学的。新实在论认为具体事物和脱离具体事物的共相都具有实在性，因而共相既独立于具体事物，亦独立于意识。以这样的哲学观点看中国哲学，他就很自然地把程朱哲学的理看成是新实在论的共相，把程朱理学看成是近似西方新实在论。陈寅恪先生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卷《审查报告》中指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鲜。”[3]冯友兰以后创立新理学，辩析共相与殊相，真际与实际，即是新实在论和程朱理学的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哲学，这是前五十年学术界普遍运用的方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过是具有代表性而已。应该认为，西方哲学不同于中国哲学，二者发展的进程不同，风貌亦不同。但是，既为哲学，又有其共性。因为中西哲学都要涉及宇宙本体、人生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故中西哲学具有可比性，一般地说，西方哲学具有概念清晰、意义确定，论证富于逻辑的优点；而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的概念则有多义性、模糊性，其哲学思想重在结论而疏于论证。以西方哲学来论释中国哲学，就为中国哲学增加了条理性和系统性。胡适和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成绩，显然是与应用这一方法分不开的。因此，这一方法虽然在以后发展中弊端百出，但终究不能废弃。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多元化以后，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哲学史，仍然是诸多学者所采取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历经曲折的中三十年
中国哲学研究的中三十年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是港台，二是大陆。
从港台学术界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该书分《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共计六册。《导论篇》一卷，1966年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原性篇》一卷，《原道篇》三卷，《原教篇》一卷，分别于1968年、1973年和1975年由新亚研究所出版。全书卷帙浩大，以中国哲学范畴和哲学问题为中心，通论中国哲学。由是突破了冯友兰以来以人物为中心论述中国哲学的模式。
在方法上，该书和胡适、冯友兰等人以西方哲学疏解中国哲学不同，采用了兼本仁义礼智的方法，亦即中国哲学的方法。作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一自行升进的系统，与西方哲学不同，“大率中国之哲学传统，有成物之道，而无西方唯物之论；有立心之学，而不必同西方唯心之论；有契神明之道，而无西方哲学唯神之论；有通内外主宾之道，而无西方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对峙。”（《原道篇》）如果像胡适、冯友兰等人那样以西方哲学来疏解中国哲学，势必要曲解中国哲学。
唐君毅的这一方法，亦称为即哲学史以言哲学，或以哲学以言哲学史的方法。它是哲学史的，因为它所阐述的是古人的哲学思想；但它又是哲学的，因为它所阐述的不只是古人的哲学，同时也是著者的哲学。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忠实地贯彻了这一研究方法，故他把自己的这一著作，看成是既不同于纯哲学史之著，又不同于纯哲学之著。而是本哲学史以言哲学，或本哲学以言哲学史之著。唐君毅虽精通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亦作过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但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却绝不以西方哲学疏解中国哲学，他的这一学术立场，在现代新儒家中具有代表性。
就大陆而言，此一时期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此书共五卷六册。第一卷述古代哲学，上自殷代，下至战国，1949年前由新知书店初版，1957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第二、三卷述中世纪前哲学，上自汉代，下至南北朝，1950年由三联书店初版，1957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第四卷上下两册，述中世纪后期的哲学，上自隋唐，下至明末，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五卷述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哲学，自17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即清中叶的哲学。此著第一卷虽说是解放前出版，但全书主要部分是在解放后出版的，所以我们把它看成是中三十年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方法上，侯外庐主编的这一部书，既与胡著冯著不同，也与唐著不同，他所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或者说是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这主要是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作者强调，社会意识必须由社会存在来说明。为此，在第四卷书首作《第二、三、四卷绪论补》，摘引马恩列经典作家对封建主义的论述，以论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由于该书第二卷开始，是论汉以后的哲学，故这一对封建生产关系的说明，原应放在第二卷开头，只因为是后来所补作，所以就放在第四卷书首。
在第四卷，作者还以一章100多页的篇幅，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这一卷所论哲学家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在作者看来，这一论述是必要的，若不知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特征，那是不能了解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的。
此外，作者在论述每一流派的思想时，又首先从产生这一流派思想的根源切入论述，如述隋唐佛学，先述隋唐佛学的宗教源流和社会根源；论华严又先剖析华严学说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论宋代道学，先论北宋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论张载哲学，又先论张载哲学形成的社会根源，如此等等。可见作者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重视。
其次，此书十分强调哲学史上唯物论的传统，以及对唯心论的斗争。在第一卷序言里，作者即指出：“这部著作的编写，一方面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属于开荒的工作，特别是对唯物主义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的唯心主义研究给以批判。”由于贯彻这一原则，此书论墨就详于论孔，论荀则超过论孟，论范缜及其以前的无神论，又超过论佛玄的合流，论叶适陈亮的篇幅，几乎等于论朱熹和陆九渊，论泰州学派则超过论王阳明。而且，在每个时代，无不突出唯物论的战斗性格，唯心主义则无不遭到批判，如朱熹哲学被冠以“反动的正宗性质”，王阳明哲学被说成是“起着一种反个性斗争的麻痹人们头脑而甘于妥协的奴婢作用。”可见，作者重视唯物主义传统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中三十年，除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此书前三卷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卷因文革而中断，后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补齐。就哲学史研究方法而言，此书与《中国思想通史》无异，但由于篇幅较短，又被各个大学哲学系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教材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社会影响比《中国思想通史》还要广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无论是侯本还是任本，以此去剖析中国哲学，自然是必要的，比之纯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或兼本仁义礼智的方法去分析中国哲学，自有它深刻的一面。但是，即便是最好的方法，一旦被模式化、教条化、凝固化，也会产生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60年代以后，随着左倾思想的流毒越来越深，与其它领域一样，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弊端也越来越多。这主要表现在：
(1)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模式化，造成中国哲学研究的教条化。比如说两汉，就封建经济关系而言，其变化是不大的，而汉代哲学家思想的差异则是很大的。董仲舒不同于贾谊，王充又不同于董仲舒。以宋明言，同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王朝，其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是不大的，但宋明哲学家的差异和对立则是明显的。程朱不同于王安石，陆王又不同于程朱，叶适陈亮等人既不同于程朱，又不同于陆九渊。对思想领域里的这些不同，许多作者并没有深入分析，却无例外地罗列一个时代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作为论述这些思想的社会背景。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一本哲学史的书里，论经济关系归经济关系，述哲学思想归哲学思想。二者缺少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有所合，亦是强作分析。如说汉代董仲舒、宋明程朱陆王代表大地主阶层的经济利益，而汉代王充、宋代叶适、陈亮等人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经济利益，以至越说问题越多。
(2)片面地强调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造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简单化。哲学是研究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无论是中国或西方哲学，皆有唯物唯心之分，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笼统地说唯心论都是主张万物皆依心或者理而存在，并不确切。以明王守仁的“心外无物”而论，并不是说万物皆是心的变现，而只是说，万物离开了人或离开了心，即无价值。他并不认为物依心而存在，而只是认为物的价值依心而存在。更何况，并不是每个时代的哲学斗争，都是唯物唯心之争，即汉代而言，王充是唯物论者，董仲舒是唯心论者，但王充并不批判董仲舒。再如，魏晋时期崇有论反对贵无论，贵无论固然是唯心论，而崇有论亦非唯物论，因为崇有论所谓的有，并非指物质而是指存在，既然是存在，就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胡崇有论是比较典型的二元论。把崇有论反对贵无论说成是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亦是作者的杜撰而非历史的真实。再如宋代哲学，要说斗争，主要发生在同为唯心论的陆九渊和朱熹之间，而不发生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如此等等。我国解放以后，学术界把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史奉为准绳，故无处不突出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以至有的学者在研究魏晋佛教时，把般若学中心无宗说成佛教中的唯物主义，藉以说明佛教中亦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发展到十年文革，这种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又一变而为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左倾思想的流毒下，中国哲学史领域变得面目全非，不成样子。
(3)只强调批判而不承认哲学遗产可以继承。应该认为，任何时代对前代的哲学和文化遗产，都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的。有继承才成历史，有批判才有发展。继承和批判构成了古今哲学相继的长河。但在左倾思想泛滥的年代，过去的一切均被置于批判的地位，主批判者无过，而主继承者有罪。这种思想倾向发展到十年文革，就变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此，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至无路可走，令人伤痛。
三、成绩卓著的后二十年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辉煌是在后二十年。
1979年，中国哲学史界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学者们首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对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斗争”的定义的消极性有比较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折。
在这一新旧交替之际，值得注意的有三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一部是孙叔平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稿》。此书分上下两册，写于1974年到1976年间，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和1982年出版。全书7篇92章，90多万字，始自殷周时期的天命观念，迄于“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史稿》一问世，即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教育部即把它列为大学文科教材。
继孙叔平先生《史稿》之后，198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83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契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共三册，此二书与《史稿》具有同样的意义。此后出版的著作，都较好地总结和吸取了前代的经验，特别是十年文革的负面经验，不再片面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亦不片面地突出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特别是不再片面地强调批判，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认同。
一般地说，8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通史方面的研究出现滞后状态，方兴未艾的是专人专题和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在以下几方面，更具成绩。
(1)孔子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后，孔子始终是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孔子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重视传统文化也就势所必然。而重视传统文化，也就必然要重视孔子。自80年代初曲阜孔子思想讨论会以后，学术界举行过数次孔子学术思想讨论会，1989年孔子诞辰2540周年，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是年10月在北京和曲阜两地举行了孔子学术讨论会，讨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会议收到论文180多篇，会上一百多位学者作学术报告或发言。江泽民总书记亦到会发表讲话，会议盛况空前。有资料表明，80年代以后，我国平均每年发表有关孔子的文章均在七八十篇。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孔子研究的成果。此书以“论世知人”的方法，系统、全面而客观地论述了孔子的生平、思想及其影响。并且提出评价孔子的三分法原则，即是说，对带有封建性糟粕的部分要加以批判，带有智慧的成分要加以清理，对孔子思想中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则要坚决予以吸收和继承。1990年，此书经作者作了较大的增补删改后，又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第一卷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得到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好评。1991年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奖荣誉奖，第五届中国图书一等奖，江苏省1989～1990年优秀图书一等奖。
(2)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被称为宋明新儒学。儒学发展到理学，不但形成了一个包括哲学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人性论、政治论、道德论和修养论的庞大思想体系，而且又有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的殊途发展。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理学一直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前五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重在先秦诸子，中三十年重在中国哲学的批判，都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理学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杭州举行宋明理学讨论会。此后，理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改观。
整个80年代的理学研究，包括人物研究和断代思潮研究。人物研究方面，可以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精神》为代表。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长达50余万言，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详尽地剖析了朱熹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思想，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朱子思想的学术专著，一出版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海外报刊认为“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污染以后，张立文对朱子这个大儒所作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4]。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精神》有30余万字，199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以11章的篇幅论述了王阳明哲学的本体论、人性论、知行合一论、良知论、工夫论和境界论。此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较好的评价。海外学者以为此书“堪称中文世界处理同一主题里的第一流作品”[5]。
断代思潮研究方面，则应首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该书分上下卷，共3册，计130余万字。1984年和1987年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为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上卷述北宋到元代理学，下卷述明代到清代理学。本书认为“性与天道”是理学的中心论题，内容广泛涉及政治、伦理、宗教、教育等领域，指出理学是在唐以后三教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思潮，全书既坚持分析理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又详细辨析理学源流统绪以及诸多重大问题，又精心进行资料的考辨爬梳。出版以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曾召开专家评审会，与会者认为此书在论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已有的同类著作。此书代表改革开放后宋明理学研究的新高度。
此外以宋明理学研究名篇的，还有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全书50多万字，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全书36万余字，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来的《宋明理学》，1991年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总之，改革开放后，宋明理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
(3)现代新儒家研究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前后我国学术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文化流派。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至今在海外还很活跃。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在中三十年，现代新儒家思潮受到忽视，以至在学术界，人们对它缺少最基本的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海外学者到大陆讲学宣传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主张，才引起人们对这一流派的关注。1986年底，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接着以方克立、李锦全二教授为首，成立了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组，参与期间的有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课题组从搜集最基本的资料开始，十多年来持之不懈，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绩。首先，编辑了一套15册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内容包括现代新儒家15位著名代表人物的论著辑要，计600多万字，分别于1992年和1995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又编撰了一套《现代新儒家学案》，立案的有11位代表人物，分上中下三册，计216万字，195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展开现代新儒家专人和专题研究。其专人研究系列是对每一个新儒家人物思想的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自1993来，已出版的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唐君毅思想研究》、《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等。专题研究系列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对现代新儒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如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伦理观、人生哲学、文化哲学等等，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自1992年以来已出版十多本专著。此外，还编辑有《现代新儒家研究论集》等等。据统计，十余年间，海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关现代新儒家的文章有600多篇。这一研究成果，使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它的哲学思想得到梳理，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疏离的情况。
(4)佛学研究
佛学即佛教哲学，富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宇宙智慧，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历史上与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的有机构成成份。但是在过去批判的年代，以其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而受到忽视和批判。以至几十年间研究者寥若晨星，几成绝学。改革开放后，佛学研究得以复兴。方立天的《佛教哲学》和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是其代表性的成果。
方立天的《佛教哲学》近18万字，1986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3个部分8章的篇幅，论述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以及佛教哲学的宇宙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等。作者认为，佛教哲学虽然唯心论占主导地位，但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其中包括了人类认识自身和外在世界丰富的理论思维和经验，值得批判和继承。
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对中国佛性理论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各个佛教宗派的佛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比较了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和印度佛教的佛性论的异同。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书评。任继愈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这个题目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看，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
此外，慧远、僧肇、法藏、惠能、知礼等人的佛学思想，亦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梳理。
(5)哲学范畴史的研究
中国哲学范畴即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它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范畴的演变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演变和发展。在学术界，哲学史论著有以人物为中心者，如通常流行的哲学史著；有以范畴的演变为中心者，如上面所述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改革开放以后，有学者感到过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将中国哲学分为宇宙论、辨证法、人性论、知识论几大块易陷于僵化，就改用以哲学范畴为中心研究中国哲学，由此推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勃兴。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和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是其主要代表作。
葛著《中国哲学范畴史》将近30万字，1987年5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元气、精气、太极、道为标志客体及其发展过程的范畴，以动静、一两、渐聚为标志客体运动过程和规律的范畴，以形神、性情、义利、理势、经权为标志人道的范畴。全书对中国哲学范畴内在的矛盾性、层次性、多义性等等作了探讨，力图揭示中国哲学范畴演变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以及中国哲学变化的基本线索。
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及其主编的《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包括《道》、《理》、《气》、《心》、《性》等，亦具有从解释范畴入手，去追寻哲学演变线索的特点。他“根据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抽象——具体的发展，将中国固有范畴分为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以这三个中国哲学的范畴基因为基础，以中国历史演变和相应的经济、政治、科学发展为依托，以中国哲学家提出的范畴演变为对象，一一详尽考察了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6]。
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反映了人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新探索，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6)文化哲学研究
文化与哲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文化包括哲学而不限于哲学，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而又不等同于文化。80年代后期，中国哲学的研究渐与文化的研究相融合。编写大型文化丛书成为流行的研究方式。在这一时期众多的文化丛书中，规模最为巨大宏伟的要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这套丛书是由已故著名学者匡亚明先生主编的。共计200部，6000多万字，包括从孔子到孙中山2500多年间的269位传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军事、理工、医农等各个学科。在这诸多的历史人物中，可以称为哲学家的，将近一百人，占全书1/3。现在丛书已出版100多部，若全部出版，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思想都将得到系统、全面的梳理。因此，这一丛书既是本世纪规模最为巨大的传统文化工程，亦是规模最为宏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程。
这一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展开的，学术环境比较宽松，诸多作者又吸取了此前学术研究领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以，从已经出版的部分看，一般都有新型的理论观点。在方法上，亦是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有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的，亦有用西方哲学方法的，还有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诸如系统论、拓朴论方法等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这虽是个案研究，但相信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会有人作高一层次的综合与概括，写出有深度有创见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
以上所述，是后二十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绩。当然，后二十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亦有不足之处。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有明显的工具倾向，仅仅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在于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不强调重要的还在于提高和升进人们自身的精神境界。二是述有余而作不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然是述而不是作，但述与作又是相联系的。20年来我们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述”的成绩，而不是“作”的成绩，我们还缺乏有份量的“作”品。
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哲学史的研究和哲学的发展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在此世纪之交，我们充满信心，在21世纪，中国哲学史与哲学的研究将比上个世纪后二十年更加繁荣、发达和多彩多姿。
[收稿日期]199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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