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效率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微观层面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这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效率，也已经成为一国竞争优势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1]自从Solow的经典文献发表以来，科技创新推动国家长远经济发展并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角色得到了普遍认可。[1]Dutta等[2]认为，在其开发的全球创新指数中，认为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效率是影响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政治环境类因素。在经济转型国家，政府是管理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对资源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控制着影响企业竞争环境的重要资源。[3]跟政府之间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政府政策和重要资源的信息获取方面会获得更多的便利，[4]而这些便利可能会使企业更有能力去组织创新活动。官员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会经常性的改变创新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最终会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增长。 在中国资本中企业的投资决策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制度环境。[5]在新兴市场阶段，政府主导下的资本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因此，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微观基础，企业的投资规模、方向会受到企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受企业所有权控制模式和资产属性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政府赋予的政治权力的代表，可以通过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来影响微观层面企业的资源配置。尽管创新是未来收益的源泉，但其内在的不确定性也为投资者判断证券价值带来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从资源消耗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在地区间竞争的环境下，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影响本地区企业的投资决策，鼓励其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创新效率，提升本区域的竞争力。地方政府通过有效的公共治理机制，引导生产要素合理地向研发部门流动，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工作，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需要依托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水平。在经济分权的中央政府行政体制中，地方官员受到地区GDP考核的政治锦标赛影响，他们将通过影响企业的决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在新兴与转轨国家，企业面临着由制度环境不完善所导致的外部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其所在政府提供的动态性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和政策机会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合理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企业在创新行为过程中所遇到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依托于企业的创新效率，这需要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而企业又必须面临研发活动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长期回报性的两难选择。由于企业运行特别是投资行为受制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导向，其资本投资行为面临由官员变更而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政府政策将通过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来影响微观层面企业的决策。特别是，与地方政府政策或地方领导人变化相关的激励和不确定性对政治家和企业之间的行为有一些影响，在短期内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而在长期内则形成监管和经济政策。面对地方政府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和激励动机的转变，其所在地区的企业将如何应对？从微观层面而言，长期经济增长是通过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创新活动及投入要素在企业之间的优化配置来实现的。[6，7]如果地方政府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有可能是微观层面企业的行为受到了地方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正面影响。然而，如果说地方政府政策导致该地区粗放型投资扩张、产业升级缓慢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那么会表现出企业对研发的忽视、长期生产率的损失以及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要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企业创新效率的动因与后果，离不开对企业所处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制度效率进行考察，而这又依赖于地方主要官员的个体偏好与特征。因此，从企业创新效率的视角，基于政治权力转移路径，实证检验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更替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深入讨论中国模式的基础。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践需要，本文以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为基点，以企业创新视角，考察地方官员变更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其所在地区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机理。之所以选择地方市委书记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系下，我国历来有“一把手”负责制，即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地方党委书记手中。[8]对于地级市而言，这一职务对应着的就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因此，市委书记的意见在分配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地方企业而言，市委书记的更换很可能导致企业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企业财务行为。①其次，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过省级官员对当地经济的影响，[8-11]但官员变更对于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基于更基层的经济单元(市级)中官员变更对公司财务影响的文献尚少。需强调的是，政府政策的具体有效实施和政府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市级官员的行为，市级官员为当地经济增长和企业成长提供了政策实施的基础和保障。在我国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官员任职体制中，市级官员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强度，都将显著影响所在地区的企业财务行为，因此，选择市级官员角度能够深入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层面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具体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地方官员更替下的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创新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企业专利获批数量较低，其可能的原因是当上市公司管理层对新政府的未来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时，企业灵活选择投资时机和创新研发的投入成本会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而提高，公司的创新效率会下降，从而公司的专利数量会降低。这种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中作用更明显。此外，受不同特征的地方官员更替类型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会因为政策不确定性的强度而存在差异。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公司创新效率在市委书记来自外地和非正常更替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了外部融资成本，降低了政府补助，增加了现金流不确定性，因此，当面对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会降低R&D投入。 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本研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将宏观层面的地方领导人更替所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与微观层面的企业财务行为联系起来，而且利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外生事件，明确了地方官员更替也可能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重要动因，丰富了已有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文献，而且进一步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和政策不确定性强度等情景因素的影响，从而深化人们对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理解。第二，政治/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12-14]但西方国家不同党派的大选导致的政治不确定性与中国制度背景有本质不同，我国更多的政策不确定性体现在地方领导人的更替上，从而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国际上关于政治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也丰富了政治成本假说及宏观政策影响在我国制度背景下的研究思路。第三，本文采用专利的申请数量度量企业创新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已有研究采用R&D支出作为代理变量的噪音。这种度量指标为定量识别和理解政治权力转移分析框架下，市委书记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揭开官员个体偏好导致的政策差异性特征、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视角。此外，结论也有现实启示：由于官员变更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那么在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淡化官员个体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如何降低核心政府官员变更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是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需要足够的可持续资金投入。但由于创新活动是一个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投资活动，企业必须对创新投入的资金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依托于企业的自身经营状况以及所遇到的制度环境。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会影响经营状况，使得企业的经营收益并不稳定。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其所面临的金融市场效率。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制度环境中，企业通过自身力量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不够的，因此，需要作为公司经营环境的政策制定者——政府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帮助它们降低风险，减少所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战略行为，具有典型的高风险性、不可预测性和长期性。[15]这导致公司会考虑创新投入的成本与收益。R&D投资于一些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中，相对资本支出而言，具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结果。[16]R&D与资本支出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包括信息不对称、项目结果的不确定[17，18]和人力资本的较高风险(关键R&D员工离开去其他公司)。而且，相对R&D，如果公司项目失败，资本支出的公司能轻易将资产卖给其他交易方。 从Bernanke[19]的研究开始，大量的理论模型表明如果投资项目不是完全可逆的，公司就会小心翼翼并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对投资迟疑，因为不确定性增加了等待的机会成本。等待的机会成本价值对研发投资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创新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和方法，并需要大量投入。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等待的机会成本也十分关键。当政府执政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等待的选择权变得尤其有价值。因此，不确定假设认为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创新。而且这种由于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让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增加，未来现金流方面的忧虑使得其有动力通过节约研发投入来留存更多利润和现金。首先，这种风险可能体现为在企业后续外部融资时，投资者和银行等会为承担这种政治不确定性要求较高的额外补偿，进而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未来政策不确定将会增加企业外部融资成本，[14]公司预期到政府政策的变化，也会预期到企业可能会面临从资本市场融资遇到难度增大情况，这会增强企业降低创新投入的动机。其次，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企业营业收入和成本支出的变化，使得现金流动出现明显变化，从而对企业自身产生现金的能力造成影响。相比政策稳定时，企业在面对政策不确定性时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将更不准确，[20]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也会更加谨慎，规避风险，可能会错失高效率的投资项目。最后，当地方政府政策发生变更时，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很好地界定和保护创新产出时，会影响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市场，增加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使得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未来资金流缺乏充足的保障。当面对较高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时，为了生存与发展，企业会理性地选择短期见效的项目，这不仅能获得收益而且能够取得政府的支持。因此，面临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将会减弱，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会降低，管理层在进行投资时会更谨慎，[21]企业在面对市场提供的投资机会选择时不确定性成本会增大，这会降低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进而降低创新效率。基于上述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资本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 转型经济阶段的中国企业行为不仅会受到公司内部代理问题的影响，也会受到公司与政府之间代理问题的影响。在政府与公司层面之间，主要代理问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代理冲突，政府发挥着两面性作用：一方面，积极地帮助企业发展，为企业获取社会资源保驾护航；另一方面，通过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让企业承担着政府的部分社会功能。在转轨阶段的中国，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强，政治关联是连接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因此，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可能会受到企业政治关联特征的影响。 如果在稳定的地区政策环境中，已有的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如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更优惠的融资成本，[22，23]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动机。但是，当地方领导人发生更替时，企业已有的具有“官员个体依附性”的政治关联就很可能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之前已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政商生态”影响更甚，而重新建立政商关系的成本尤其大，导致面临的政治成本和政治不确定性加大。即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可能会因官员的更换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政治关联水平的这种下降又可能进一步提升这些企业获取经济资源的难度，并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会提高。同时，缺乏政治关联的庇护，企业的信贷资源约束会增强，企业面对市场提供的投资机会选择的机会成本会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而提高。由于企业创新是一项持续性活动，需要稳定的资金和良好的经营环境，因此，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创新动机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为明显。 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由于有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天然保护伞，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营战略更多的是通过“寻租”或“关系”来实现，企业创新动机和创新效率会比较低。当市级领导替换后可能会导致企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所依赖政治关联获取效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为了更好地发展，这类企业只能更多地依赖自我创新来提高绩效。因此，对于原先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反而可能会提高它们的创新效率。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1：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 H2.2：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对具有非政治关联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2-2010年所有在沪深上市的公司为初始样本。本研究在样本筛选的过程中，剔除了金融类和公共事业类公司样本。由于本文研究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主要是考察地方一把手即市委书记是否发生更替，在城市样本选取中，本研究参考世界银行调查的120个城市的标准，同时结合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选择了89个城市，最终获得4292个观测值。89个城市2002-2010期间市委书记信息更替的信息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完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官职志》、地方年鉴、网络搜索(www.baidu.com，www.google.com.hk)等各种途径，其他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为剔除异常值影响，本文对模型的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水平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2.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引入政策不确定性变量(Policy Uncertainty)考察其对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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