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谢洛夫斯基与奥波亚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斯基论文,奥波亚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体论文艺学的建设构想及事实崇拜的方法论意识
众所周知，在鼓舞俄国形式主义进行文艺学探索的历史文化因素中，对于文艺学主体 性的追求，曾经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俄国这样一个历来比较看重文学社会历史功能 的国度，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的这种理论诉求，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文艺学本身的 革命性意义而在整个20世纪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年，多数尚在彼得堡和莫 斯科两大最高学府就学的奥波亚兹成员们，出于对传统俄国学院派文艺学某些方面的不 满，而致力于创立一种不依赖于既有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而以文学自身的问题为探索 对象的科学的文艺学的建立，从而成为整个20世纪西方文艺学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瞩目的 起点。
但是，放眼俄国文艺学史，公正地说，最先提出文艺学本体论构想的，还不是奥波亚 兹及其代表人物，而是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俄国传统文艺学最大及 最后一位集大成者。早在从事诗学研究的开始阶段，维谢洛夫斯基就对长期以来文艺学 依附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状态深感不满，指出：“文学史就像是国际法称之为res
nullius(无主之物)的地带，文化史家和美学家、博学之士和社会思想研究者都可以进 去涉猎一番”。(注：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导论(问题与答案)》，见刘 宁译：《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而且，把文学史研究的 对象等同于诗歌作品，还不能说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诗歌作品是任何人都可 问津的课题域，就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诗歌作品依旧是国际共管地带(1893)。
如所周知，维谢洛夫斯基的上述论断，几乎是每个奥波亚兹成员耳熟能详、且常常引 用的著名论断。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文学史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找到其特 殊对象，亦即其“主人公”。不如此，文学史就无法奠定其科学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说奥波亚兹认为使诗歌所以有别于其他书面文献的根本特征在于诗歌语言的特性 的话，那么，维谢洛夫斯基则认为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诗歌的根本特征固然在于诗歌语 言的特殊性及其特殊的组合方式，但这种方式本身却是历史地形成的。决定一种体裁兴 盛的，归根结底在于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演变。这，就是奥波亚兹与维谢洛夫斯基在理 论上的分野。但在建立文艺学特有的课题系列，寻找文艺学(文学史)特有的主人公这一 点上，两者之间是完全吻合的。
在建立本体论文艺学这一问题上，维谢洛夫斯基和奥波亚兹是完全一致的，但问题不 限于此。维谢洛夫斯基对于奥波亚兹的影响，还表现在建立文艺学科学的方法论上。我 们都知道，奥波亚兹喜欢标榜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实证的、经验的和描述式的，而拒绝 脱离文学事实的超拔的理论概括和单纯的哲学运思方式。他们宁愿人们称他们为“形态 学家”而非“形式主义者”。凡此种种，都是其前驱维谢洛夫斯基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文 化条件下的理论延伸和继承。众所周知，维谢洛夫斯基以反对脱离文学事实的超拔的哲 学运思方式而著称。维谢洛夫斯基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不是因为他不善于思辨，而是因 为他认识到思辨不是文学固有的特征。
维谢洛夫斯基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其探索和实践。这一追求最终凝结为创建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的总体文学史的基础。他几乎从开始探索起，就把奠定总体文学史的方法论 原则，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但在当时，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还不能给他以帮助，而 清醒的怀疑主义精神又不允许他轻易认同任何一种抽象的理性模式。维谢洛夫斯基终其 一生，都是19世纪60年代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种现实主义的特征 是，把所研究的对象当作外在于意识的现象或实物，摈弃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认识论， 以特定哲学与流派的世界观为基础阐释历史事实，并从当代性出发，赋予历史事实的阐 释以价值。早在1871年，维谢洛夫斯基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回归现实主义是一 种时代的特征。这是对19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拨。和浪漫主义的空灵、虚 玄、超越相反，维谢洛夫斯基所寻求的，是一种精确的认识和结论，哪怕那结论涵盖面 很小，但却是经过严格检验的认识和结论。维谢洛夫斯基和他的同时代人所追求的，是 揭掉了一切朦胧哲理和主观情绪外衣的现实性和生活本身，追求在认识活动中直面事实 本身。凡此种种，都是维谢洛夫斯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他身上的鲜明体现。
出身于军事教官和一位德裔女人家庭的维谢洛夫斯基，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浓烈的欧洲 文化氛围中。他通晓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熟谙欧洲科学和文学的 最新动态，到欧洲如同到家一般。凡此种种，促使他不是对欧洲的异国风情忘情赞美， 而是清醒地审视和冷静地观察。维谢洛夫斯基所渴望的，首先是直观实际所是的生活本 身，而非透过浪漫主义的玫瑰色眼镜看取的现实；支配他的，是一种强烈的“对事实的 意志”，它要求生活的真实，不加粉饰但略带嘲讽。这样一种对客观现实和生活真实本 身的诉求，构成了维谢洛夫斯基美学的基本原则。维谢洛夫斯基的美学是与浪漫主义传 统决裂时代的产物，它体现了对实科知识的无限崇拜，对实事的执着追求。维谢洛夫斯 基身上体现了60年代人最优秀的特征：对生活真实的热爱，对事实的尊重，对清醒的科 学理性的坚强信念。他具有敏锐的历史嗅觉，天生的客观主义精神、百科全书式的思维 广度、不偏不倚的忍耐力，对异族文化和风俗的极端尊重及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维谢洛夫斯基早在其写于1856年的《意大利短篇小说和马基雅弗利》(《全集》第3卷) 中，就对传统文学史中脱离事实任意创造神话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后来的研究者们，当 其开始研究时，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事实和实事本身，而是有关事实和实事本身所建构的 观念和想象融合的混合物。研究者最终会处于“传说”的辖制之下，而只有依靠强大的 批评思维，才能使其摆脱这种历史传统。批判科学中的神话创造，成为维谢洛夫斯基批 评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同样，奥波亚兹当其从事文艺学探索时，也倡导不屈从任何先定的成见和理论建构， 而强调一切从事实出发：事实允许你做怎样的概括和归纳，就怎么去做。他们反对俄国 象征主义的彼岸性理念、神秘主义意识；反对末流学院派中的心理主义，其根本原因和 维谢洛夫斯基反对神话、反对用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文艺学特殊方法的作法，是一脉 相承的。奥波亚兹也喜欢标榜他们的方法是实证主义的，其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区别，仅 仅在于他们喜欢在实证主义之前，冠以“新”字，以“新实证主义”自命而已。艾亨鲍 姆在《形式主义方法理论》中即倡导“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的 说法，即其证明。
二、以比较方法为基础的总体文学史理论构架
奥波亚兹与维谢洛夫斯基之间第二个深刻的契合点，在于他们那广博的比较文学研究 视野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业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重镇和显学，历来受到国人的优势关 注。然而，在我国比较文学界，长期以来，人们却只知有法国学派和英美学派，只知有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即主题学研究，却不知道或很少知道在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文学的俄国学派。这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事实上俄国不仅有过一个强大 的比较文学传统，而且，这一传统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开阔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视 野，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不容低估的借鉴意义。
一般说，俄国比较文学的祖师爷和奠基者，是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在其之后绍续 其业的，主要有维·马·日尔蒙斯基(1891—1971)和尼·约·康拉德(1891-1970)。他 们分别构成俄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而作为这两个阶段的联结点，奥波亚兹 的文艺学美学思想无疑是沟通前后两阶段的必要中介环节。因此，阐明俄国形式主义与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逻辑关联，就成为一个迫切的诗学问题。在俄国文艺学史上，亚· 尼·维谢洛夫斯基是以俄国历史诗学的奠基人、“总体文学史”的开创者而闻名于世的 。与此同时，他又被人称为“俄苏比较文学之父”。韦勒克在其所著《近代文学批评史 》中称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比较文学的庇护者和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位首倡者”(注：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
奥波亚兹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契合点在于他们都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研究跨国别跨 文化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学方法。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得首先搞 清与维谢洛夫斯基的“总体文学史”有关的观念。
那么，什么是维谢洛夫斯基所谓的“总体文学史”呢?“总体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又是 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学术界一般公认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呢?
事实上，总体文学史是不存在的，所谓“总体文学”云尔，不过是如人类的社会有机 体一样的一种虚构。实际上存在的，只有一个个民族文学；实际可能有的，只是这些民 族文学的总的历史。因为在这些单个的民族文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 种存在于单个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性产生于相似的历史土壤——维谢洛夫斯基如是说。 研究者应当抛弃一切任性的总的前提，摆脱任何成见地从研究事实出发。不同民族文学 之间的相似性，源于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似性；源于相似历史文化条件下文学的自 生性和文学交流的土壤。事实上，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都是不可 能在脱离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的语境下，独立地发展的。研究文学史就不能不把 多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借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文学史即 表现为一种比较方法。
维谢洛夫斯基在什么是“文学史”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过不小的变化。直到1871年， 他才提出自己最终的定义：“文学史就其广义而言，即表现于哲学、宗教、诗歌运动中 的、由语言加以固化的社会思想史”。“我认为，如果说在文学史中我们应当予诗歌以 特殊关注的话，那么，比较方法则会在此联系比较紧密的领域里揭示出一种全新的任务 ”(注：鲍·马·恩格哈特：《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彼得格勒，“麦穗”出版社 ，1924年俄文版，第35页。)。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最高理想，是使总体文学史(注：当时整个欧洲都采用这一名 称指称后来的比较文学——本文作者。)成为一门学科，并把从自然科学移用来的实证 主义作为其方法的灵魂。这也就是说，总体文学史无论说什么，都应该面对事实和实事 本身，采用归纳和概括、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述。无论结论大小，都必须符合逻辑，可以 采用定性定量的方法予以实证。否则，就不足以作为科学的论证。以事实为据犹如法官 以事实为准绳定罪量刑一般，是总体文学史进行论说的首要条件。而崇拜事实则是维谢 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方法论的灵魂。
维谢洛夫斯基以他天才的力量，采用“百科全书式”的方法，对所研究的任何作品进 行多方面阐释和分析，这种对文学事实的精细分析，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人。但他并未跟 随现象的导引走出文学，而是紧紧把自己限定在文学艺术领域。那么，作为社会思想史 的文学史将会把我们带到何方呢?
首先，诗歌作品始终处于他关注的中心。维谢洛夫斯基拒绝预先提出方法论规范和先 定的理论模式，尤其惧怕抽象形式，他希望在对现象的复杂研究过程中，最终找到最初 的规范。规范最终将由所研究的材料来提示，而非从外部赋予之。维谢洛夫斯基在其著 名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中指出：“你研究某个时代，如果想要形成 自己对于这一时代的独立见解，就必须不仅了解它的各种重大现象，而且要熟悉那些制 约这些现象的日常琐事。你要力求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你可 以把对象分成各个部分来研究，从某一方面来考察，每次你都能取得某种结论，或获得 一系列局部性的结论。”研究文学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确定其规律，积累这些规律并 得到最终结论，这样一种归纳法，就是维谢洛夫斯基方法的实质。“这些比较和雷同越 多，它们所覆盖的领域越是广泛，所得到的结论也就越坚实可靠。”(注：参阅(俄)维 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维谢洛夫斯基总 体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观念是：没有一种文学是可以不受其他民族文学之影响而孤立地存 在的。要在起源学的相互制约性中研究在国际上存在的文学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要判明 文学有机演变的主要原因。
维谢洛夫斯基按其有关精密科学的理想创建了一门学科。其总体文学史全部建立在对 历史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之上。历史诗学就是研究诗语的历史命运的。个人创作对此类 变化是无能为力的。文学作品和物理和化学现象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的、外意识现象。维 谢洛夫斯基在研究中对作品进行分类依据的不是外在标准，而是文学史系统内在发展要 求所决定的分类标准。比较方法有助于判明文学形式在生长过程中的演变轨迹。维谢洛 夫斯基的文学史系统中也有类似现象发生。其有些著作是专谈诗的起源的，如《历史诗 学》的第一章《远古时代的诗歌的混合性与诗歌种类分化的开端》。这位大师讨论的重 心是：古代文化中究竟是哪些客观现象产生了诗的。把诗的形式以因果方式和非审美系 列的、稳定的文化事实联系起来。文学形式从其诞生以来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 程。演变的原则自始至终都得到贯彻。主要的诗歌形式先于审美体验而出现。他只关注 诗歌从原始文化中最初产生那一刻起诗歌形式的演化问题，一直到其成为一门独立艺术 和文学史对象时止。
一般说，维谢洛夫斯基把文学体裁和形式(范式、模式等亦然)的演变的原因，归结为 风俗民情的演变。维谢洛夫斯基的文学观念是起源学的，他注重考察的，是一种文学范 式产生时与特定民族生活方式(典礼仪式)的血肉联系，而还没有来得及把范式本身作为 一个系统来加以考察。而奥波亚兹则认为：文学范式一旦形成，便渐渐和产生它们的土 壤脱离了关系，而成为一种可以在各民族文学中间迁徙的共同模式。由此形成的范式或 模式系统本身其演变具有内在论的理由和根据，而奥波亚兹便以之作为文学本体论研究 的对象。按照奥波亚兹的文学观念，探讨文学史演变的内在规律，才是文艺学的根本旨 归之所在。
奥波亚兹把文学范式本身作为一个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共时态系统。我们看到，无论是 维·什克洛夫斯基的《小说论》、《关于小说的小说》(上下册)、《汉堡帐单》、还是 艾亨鲍姆的《列·尼·托尔斯泰》、尤·迪尼亚诺夫的《诗歌语言问题》等，无不是在 一种广阔的宏观视角下考察文学形式(实际上就是文艺学的内容本身)的继承和创新机制 问题。在这种理念观照下，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抑或是现当代作 家作品，都被置放在现时态的同一个平面上：笼古今于一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 理念，如陌生化、自动化、情节与本事等主题，有助于把文艺学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整个20世纪文艺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影响。
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维谢洛夫斯基，也就不会有俄国形式主义后来的发展。
三、作者问题：集体还是个人?
对于奥波亚兹和维谢洛夫斯基来说，创作个性问题是他们这种方法论所要面对的一大 障碍。由于其方法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他们无法科学地面对文学创作中的个人独特 性和个人创作问题。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历史现实的王国。 文学作品有其特殊的生命，它时时在发展、迁移、死亡和复活。研究文学作品即研究其 中常在要素，而所用的比较方法可以找出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相互关系，找出某些作 品的祖先，找到它们共同的、最久远、最古老的母本。这种研究可以确立相似作品系列 、某些情节发生和发展的阶梯。原始文化的自我意识之光尚未清晰地照亮这些问题。此 类形式和公式之源都在古代原始社会。诗之“事业”、诗歌语言的主要特征都肇始和创 发于那个时代。历史诗学就是研究诗语的历史命运的。而个人创作对此类变化是无能为 力的。
创造历史的伟人身后，都有一大群无名氏和“没有发言权的群众”(注：参阅(俄)维谢 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都有一个为其出现 做了准备的一个前过程。个人不过是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反映罢了。个人仿佛溶化在群 众中，成为空气中已经充斥的客观社会发展条件的新思想和新形式的焦点。这就几乎解 决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即历史是客观的，因果的。历史因之成为人类文化演变 的系统。所以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中，近代意义上的创作个性问题其实并未出现 。因为他所谓的个人，是集体力量、诗歌能量的体现者，其身上所体现的，是客观精神 而非独特个性。对个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对维谢洛夫斯基来说，首先具有方法论原则的 意义，而非一种历史哲学。这种方法可以揭示客观认识个人创作的途径。维谢洛夫斯基 因而不反对研究个人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对个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在研究具 体作品时又反对把具体作品当作个人创作的产物看。研究个性是个无底洞，是个无边的 海。实际上，在维谢洛夫斯基的观念里，个人是个集体性的个人，是集中体现了时代精 神、文学能量的个人。“总之，集体的‘我’投影于鲜明的事件，投影于人类生活的个 别人物身上。”(注：参阅(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356页。)创作天才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有一些主观猜测。 我们从未揭开过这层面纱，但却可以近似地确定其边界。个人创作过程只能从数世纪以 来文学流派发展的内在法则角度予以研究。此类常在因素的历史存在就成为总体文学史 研究的主要对象；比较方法即是研究此类稳定因素的几乎是唯一的方法。
个人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天才乃是敏于感受高度的社会意识，善于清晰地表现特 定社会集团的文化意识，对其创作的研究取决于其对历史传统的研究。个人创作的神秘 世界只有采用比较方法才能得出最客观的揭示。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诗人的个性 乃是其时代和社会阶层文化意识的表现者。“某个诗人将成为这一集团的情绪的标志； 诗人是天生之材，但是他的诗歌的素材和情绪却是集团所准备好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彼得拉克风格比彼特拉克更古老。”(注：参阅(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研究者摈除创作中极端个别性特点，而寻找诗 人世界观中由集体创作确立的共性特征加以研究。诗人心理是社会上已形成的体验形式 和情感模式。诗人的美学是广大文学流派的趣味和观点。对作品本身也应进行类似非个 人化的创作个性研究，并从中分离出诗的公式和模式来。
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奥波亚兹完全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衣钵。在他们看来，文 学在更多场合下也体现为一种集体意识、集体精神的能量，是时代精神、历史驱动力等 的载体。在罗曼·雅各布逊的笔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能量，而马雅可夫斯基的去 世就意味着一代人诗歌能量的“耗尽”(《耗尽其诗歌能量的一代人》)；在什克洛夫斯 基看来：不是“我”在写书，而是时代借助于“我”的手书写自己。艾亨鲍姆则在其赅 博精深的诗学论著中，系统探讨一种发源于西欧浪漫主义运动代表诗人之口的体现时代 特征的“价值语符”如何迁移、变形于俄国浪漫主义运动中作家的笔下的。奥波亚兹代 表人物考察了西欧和以及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历史文学现象，论述了众多作家作品，但 却对每个作家的独特创作个性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精深独到的探究，其源就在于他们 那根植于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方法论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因此，无论是维谢洛夫斯基还是奥波亚兹，必然会把未被触及的大量现象遗弃在历史 诗学及结构诗学审美研究之外而使之成为一种“审美剩余物”，如一系列意识形态观念 、伦理和美学规范等等。在他们眼中，语言特别是诗语，不是个人创造的产物：语言不 是个人创造的，个人只是在使用代代相传的习得语言，个人只是用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思 考。对于诗歌语言来说，各种强大的文学流派传统所强加于后人的情节模式、比喻、形 容语、修辞格等等，都是诗语的范畴，同时也都是诗歌“共通语”范畴。维谢洛夫斯基 把它们统统归入诗歌语言现象，它们预先决定了研究它们的方法及评价其在文学发展中 所起的作用。维谢洛夫斯基对文学作品修辞学特征的比较研究导致他得出有关诗语的一 个假说：即诗语是在个人之外独立发展的。语言艺术家的“调色板”，诗语词汇、风格 手法、基本象征，都是和母语一样是传承而来。“民间诗歌的共同语”(注：(俄)维谢 洛夫斯基著：《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页。)，同样也处于变 化之中，它们不断吐故纳新，但有些不变因素却得以保留下来。在创作中，这种“遗留 物”不仅不取决于个人意志，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个人意志的方向和性质。艺术 创作即是对生活中新内容的体现，新内容随着每一代人渗透到文学中来。所谓“投射” 即为内容的形式，思想向表现的“投射”——这是毫无疑问的。维谢洛夫斯基否认诗歌 形式演变是个人创造推动的结果。他的全部目的只在于阐释作为稳定要素之总和的文艺 作品而避开创作天才问题。
所以，维谢洛夫斯基和他的继承者奥波亚兹尽管提出了诗人观问题，但他们到底还是 在个人创作问题前止步了!对维谢洛夫斯基来说，问题在于构成诗体传说的一切元素都 是在合唱中产生的，因此，个人意识在诗的产生问题上退居第二位，处于研究中心的是 原始文化中的社会事实。对于奥波亚兹来说，一种诗学范畴的起源学和发生学问题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一的系统的历史衍变和创造性变形。对于维谢洛夫斯基 来说，诗学的任务是通过大量比较文学事实揭示诗的起源，但这一任务由于所需比较的 事实数量巨大，因此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归纳思维由于其不可穷尽性而成为一种遥不 可及的理想极致。其历史诗学之所以未能完成，除外在原因外，也有内在结构上的原因 和缺陷。那就是作者遵循的是：作品——创作意识——作品的路径；而非作品——作品 之路径。而奥波亚兹则不同，通过对诗学范畴所做的系统化研究和探索，他们试图找出 决定诗学范畴演化的内文学原因和元语言系统，从而使其诗学研究成为一种结构的而非 历史的研究。但对于二者来说，文学作品产生过程中的个人因素问题都不曾进入其视野 。如同古钱学家从不研究个别钱币的做法形制一样，奥波亚兹代表人物和维谢洛夫斯基 都不曾把创作个性问题纳入研究视域，为嗣后的创作论研究和诗人个性研究留下了广阔 的空间。
当然，如果说奥波亚兹对于维谢洛夫斯基就止于毕恭毕敬的继承的话，那也就谈不到 它有什么自身价值了。我们认为：尽管在奥波亚兹创作观中，个人亦如维谢洛夫斯基一 样，是集体的个人，但它却从文学形式演变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的创新机制问题，而这 就是奥波亚兹的核心观念——陌生化说。陌生化说的核心要旨在于求新求异，也就是说 ，在求新求异中追求意义的创生，因为在文学中，形式的创新就是内容和意义的创新， 文学中没有脱离形式的内容，反之，也没有脱离内容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针对诗语 问题所说的一切，也就是在针对文学的本体发言。
合格的文学史家很难规避个人创作问题。
注释：
①奥波亚兹，系“诗歌语言研究会”俄文缩写名称的音译(Общество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 Опояз)。“诗歌语言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同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两个发祥地。“奥波亚兹”除特指“诗歌语言研究会”外，国际学术界还常用它指称整个俄国形式主义运动。此处即用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