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存在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贫困家庭论文,原因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镇居民贫困原因分析
城镇居民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贫困具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也有个人和家庭因素。
1.经济落后，人口庞大。解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很长一个时期只是低水平的增长，不足以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加上人口膨胀阻碍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过快而人均GDP增长有限，有限的经济成果被庞大的人口所抵消。这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2.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积累的矛盾。我国曾长时期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生产、分配到消费都严格执行国家计划。在城镇，从入学、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医疗到一部分生活消费品都由国家承担。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许多计划体制下明补或暗补的城市福利被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及时建立起来。住房、教育和医疗制度的改革，加大了这部分的支出，这对一些贫困家庭及下岗、失业人员和部分离休人员来说，无疑是加重了经济负担。
3.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大批下岗工人。产业结构调整使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面临关、停、并、转，部分职工收入受到影响。由于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一些劳动岗位被淘汰，也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大批下岗工人的产生造成了新的城市贫困群体。
4.行业间收入水平不一，差距明显。行业间收入差距明显，主要表现在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与职工平均工资最低行业之间的差距拉大。
5.工业化与城市化趋势加剧就业矛盾。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趋势导致城市人口剧增，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居民难以充分就业，从而导致贫困面的扩大。
6.缺乏竞争能力。贫困者（贫困家庭）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劳动技能，大多数只能从事低收入的简单体力劳动，就业竞争能力较弱，这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种“阵痛”过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体制逐步完善，将为经济的增长增加动力，使经济发展得到有效的保证，贫困人口也会相应减少。
二、贫富差别及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往在贫困化基础上的均等化的分配格局已被打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1.用基尼系数测量的中国贫富差距
1980年到1993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以每年52%的速度扩大。据世界银行测算，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到80年代中期上升到0.2，1994年达到0.37。在个人存款中，3%的高收入户的存款达2900多亿，占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28%（注：《社会学》98.2）。城市住户基本情况调查显示，1999年8月，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5，已达到中等不平均程度（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时，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与10%的最低收入户之比为1:4.4，两者形成强烈反差。
表1 人均最高工资行业相当最低工资行业的倍数[1]
1978年 1985年 1990年 1992年 1994年 1995年 1998年
1.811.60 1.761.89
2.38 2.232.31
资料来源：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2.用五等分法测量的中国贫富差距
1987年，最富有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9.79%，到1994年，上升为44.46%，比前几年有大幅度的上升，到1998年，最高的20%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下降到33.76%，最低的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上升到10.36%，差距有所缓和。
调查显示，基尼系数与恩格尔系数呈逆向扩展趋势，即基尼系数继续扩大而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反映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正逐步走向小康；基尼系数的扩大趋势则是贫富两极分化、相对贫困最强烈的表现。基尼系数与恩格尔系数呈逆向扩展趋势再次强调了城市贫困正走向以相对贫困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特征。
3.不同地区测量的中国贫富差距
1978年，沿海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34元，内陆城镇居民为294元，沿海是内陆的1.14倍（注：《开放研究》95.2）。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明显。1985年为1.15:0.88:1，1990年扩大为1.28:0.92:1，1995年扩大到1.42:0.97:1（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前5位是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天津；而收入处最后5位是甘肃、山西、宁夏、吉林、河南。人均收入最高的广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2.07倍。从某一特定局部来看，收入悬殊更为突出，早在1984年深圳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已达到1226元，而1990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还不到1226元的水平（注：《开放研究》95.2）。 1998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067元，居全国之首，高出大多数城市的2-3倍甚至4倍以上，比最低的兰州高4.9倍。
表二：各组占全部收入的比例[3]
1987年1994年 1998年
最低组
12.57 6.04
10.36
次低组
16.34 11.16 14.72
中间组
19.04 15.77 18.34
次高组
22.26 22.57 22.83
最高组
29.79 44.46 33.76
资料来源：
[3]《中国扶贫之路》
表三：基尼系数与恩格尔系数对照[1]
年份1985 19901995
1999.8
基尼系数0.19 0.230.28
0.35
恩格尔系数 52
54 50 44
资料来源：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从以上数据看，我国贫富差距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特别是到了90年代，贫富差距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近年来，贫富差距在总体上有所缓减，基尼系数缩小到0.3以内，五等分测量的收入比重的差距程度也有所缓和，但从地区的收入比较来看，贫富差距仍较悬殊。
（二）贫富差距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相对贫困的最强烈的表现。贫富差距过大，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锥型的社会结构，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1.心理影响。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将告别以往习惯了的福利社会环境和依赖心理而面对这巨大变革。首先，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富裕阶层的较高经济水平和高消费更加强烈地使贫困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使贫困者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当贫富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导致物质和心理失衡，这种压力将转化为不满，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2.消费影响。贫富差距过大在消费上形成反差。一方面富裕阶层的高消费使一部分针对高消费的市场定位拉动消费价格的上扬，加大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得不到迫切需要的发展性消费，诸如基本生活、文化教育、医疗保障等社会需求。
3.经济影响。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预示着富人阶层的形成。富人阶层在人数上是占最小数，在财富上却占有相当部分。富人阶层的产生和少数人对巨富财产的拥有强化了相对贫困的问题。在富人阶层产生的同时，贫困问题也愈发突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两个经济地位悬殊的社会阶层。
（三）对贫富差距的看法
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制约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但并不是要消灭贫富分化。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示范导向下，合理的贫富差距，将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带领人们共同富裕。
三、对贫困问题的展望
（一）贫困的阶段性和长期性
1.阶段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贫困的内涵将发生变化，其基本发展过程为：绝对型贫困（生存性贫困）→基本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发展型贫困。从时间上看，贫困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9年。解放以来，实行高就业、高福利和低工资三位一体的计划管理体制，城镇居民生活特点是收入的平均化和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城镇绝对贫困人口约占城镇人口的1%左右（注：《社会学》98.2）。第二阶段为1979-1990年。8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城镇贫困中强化了相对贫困问题。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八五”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处于结构调整中，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停产破产企业面扩大，下岗职工增多，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而通货膨胀又使一部分低收入居民实际收入呈下降趋势（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1994年是“八五”期间城镇贫困人口最多的一年，达1526万人，比“八五”其它四年平均贫困人口多250万人，而这一年正是“八五”期间通胀水平最高的一年。1995年，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贫困居民占全部居民的10%。进入90年代后，城市贫困从绝对贫困（生存性贫困）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共存的方向演变。绝对贫困继续存在，相对贫困则成为城市贫困的主体。从贫困规模看，由于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城市贫困居民生活，采取各种保障措施，使贫困率有所下降，1995年贫困率比上年降低1.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减少284万人，1996年贫困率又下降0.2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减少66万人。人口贫困率徘徊在4%～5%之间。进入“九五”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贫困线水准也相应提高。1990年至1996年城镇人口贫困线标准以平均每年每人163元的速度增长（注：民政部<1999>4号文件）。1999年全面普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国已有584个城市和1035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调整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城镇居民贫困总体来看，随着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建立，扩大了对贫困居民的救济面，提高了救济金额，使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有所减缓。而就个体贫困来讲，部分贫困程度有所加深。
2.长期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贫困将得到缓解和解决，但就目前综合情况看，城镇贫困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速决，它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徘徊期。主要原因在于：
(1)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讲，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结构性贫困，使贫困人群的构成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开发中西部地区，改变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任重而道远。
(2)城镇贫困人员的主体已转变为失业、下岗人员，改变失业、下岗人员的贫困生活状况在于再就业。而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趋势需要高素质的人员，使再就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贫困人口大多属于文化素质偏低的劳动阶层，其特征决定了再就业的困难，增加城市反贫困的难度。
(3)由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继续存在并有扩大的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多种所有制并存局面下外资、民营企业的比重逐步增大，不同经济类型单位职工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等，收入差距的扩大延续并强化了城市相对贫困的程度。
(4)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地区及城乡收入的差距导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剧城市就业的矛盾。农村贫困人口与城市贫困人口呈此消彼长的态势。
调查表明，城市贫困表现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共存，以相对贫困为主体。相对贫困既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发达国家。在一个富裕国家可能不存在绝对贫困，但一定存在相对贫困，因此说，相对贫困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绝对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相对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相对贫困存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社会中，任何历史阶段和社会都存在一部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二）治理贫困的基本对策
从我国贫困存在原因和特征看，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就城市贫困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扩大，绝对贫困人口逐步减少，而相对贫困将成为城市贫困的主要问题。因此，城市贫困应以治理相对贫困为主。
1.加强培训，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造成贫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调查表明，在贫困户中，下岗、失业、内退人员的比例明显扩大。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主体已从原有的救济对象转变为因体制转换结构调整而形成的下岗、减收、失业人员及其家庭。近年来，企业效益差、亏损严重的局面尚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解决失业贫困人口一方面是建立失业保险制度，但这仅仅是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为贫困者提供生活保障，从长远观点看，解困的症结在于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充分就业机会，提高贫困者自身的发展能力。
2.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建立存款利息税，遗产税等个人收入的其他税种，建立个人收入调节体系。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强化了相对贫困的矛盾，严格的税收调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3.调整社会贫富结构的比重。缩小贫富两极分化，使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改变贫富分化的比重构成，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保证结构上的稳定，使大多数人共同进入小康生活，从而使贫穷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向有差别的富裕的社会主义过渡。发展的不平衡，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消灭地区性贫困，重点在于扶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施科学扶贫、技术治贫，利用东部先进技术，开发中西部的丰富资源，优势互补，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4.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保障制度要规范化、社会化、连续化。要有统一的管理体制，严格的审批手续，应尽可能地对全部贫困对象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要考虑扶贫政策的连续性，有效地、不间断地保证每个贫困家庭都能得到援助和保障。
标签：贫富差距论文; 贫困人口论文; 中国贫困标准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