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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教育科研蓬勃发展，成为一门覆盖教育各个领域的科学，渐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科研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教育科研大国。
教育科学研究属于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既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受教育发展影响，发挥服务决策和指导实践的作用，也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受科学研究推动，发挥繁荣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因此教育科研的发展带有当时教育和科技共同作用的显著特点。分析60年来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的状况，教育科研显示出鲜明的初创机构、健全体系、特色创新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其突出的标志性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科研兴教的重要作用。
一、普及教育和“向科学进军”，催生教育科研(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应付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实现赶超式的发展战略，国家需要在重新建构的基础上，集中一切社会资源和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去，普及教育和向科学进军构成了教育科研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普及教育需要教育科研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适应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教育向工农开门，全民普及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探索由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道路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新中国教育科学建设提供了动力，建立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刻不容缓。1956年6月，国务院指示教育部集中一批国内著名教育专家，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并参与《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的起草工作。
(二)“向科学进军”带动教育科研
1956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订了《十二年科学规划》，从而使“尊重科学、热爱科学”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与行动，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之一，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极大激发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热情，为新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如何破题、如何发展指明了航向。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在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中，教育科学作为整个科学事业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首次被确立。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教育科学规划座谈会，号召在实践中建立教育科学。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尽快成立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机构。
(三)教育科研的标志性事件
1.建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57年1月26日，经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主要职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切实贯彻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经过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总结实际教育工作的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事业服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它的建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兴起。教育部领导柳湜、周荣鑫、戴伯韬等兼任所长直接领导。老一代教育家徐特立、吴玉章、叶圣陶等给予有力支持。曹孚、陈元晖、王铁、潘懋元、吕型伟、胡克英、伍棠棣、王焕勋、滕纯、金世柏等一大批教育专家和学者英才汇聚，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干部相继从地方上调来充实科研管理，一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作为新生力量进入科研队伍，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一派生机。初期设教育理论研究组、教育史研究组、教材教法研究组、教育心理研究组，以服务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为研究方向，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理论、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国外教育改革动态为主要任务。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研究革命根据地教育经验和传统；开展教育工作的调查研究，进行教学实验；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邀请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来华作学术报告；致力于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探索，编写高师《教育学》教材；参与制订《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做出了贡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党和政府对教育科学事业的关怀与重视，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对教育科研的客观需要。
2.成立教学研究室。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学校实际，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创造出“教研室”这个名称，并建立教研室制度。1951年，副校长成仿吾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系统介绍了成立41个教研室的经验，说明了教研室的性质、任务和具体工作的项目。此后，教研室这种教研组织在全国高校普及开来。
1956年，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从基层教育教学实际需要出发，设置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教研室，作为中小学教学研究、教学指导和教学管理的事业机构。这一机构在基础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主要工作是研究教材教法、深入学校调查研究、组织教师开展学科教学研究活动、总结经验。
3.创刊《人民教育》和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5月，《人民教育》杂志创刊，作为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综合性教育刊物，是教育部从思想上、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全国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主要面向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干部、师范学校的师生、各级教育行政干部以及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教育工作，特别是基础教育工作的指导精神、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报道各地重要的教育情况，传播教育教学改革新鲜经验，宣传教育界的先进人物，探讨教育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介绍外国教育情况，为中小学校长、教师提高思想业务素质提供切实的帮助。1965年，《中国高等教育》创刊，作为教育部所属的全国高等教育指导性、综合性期刊，是教育部及各业务司局与高等学校沟通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及时准确地宣传中央和教育部有关方针政策及工作部署，深度报道各地、各高校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反映广大师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成为全口径了解高教工作方针政策、理性探索及新思维、新经验的重要窗口。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主要从事基础教育教材和其他各级各类教材及教育图书研究、编写、编辑、出版和发行。1954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立，负责全国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教材的出版工作。
在教育科研初创时期，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理论上以继承发展革命根据地教育思想为基础，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合理吸取中国传统优秀教育思想，学习借鉴以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教育学说，批判借鉴美国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理论。1950年开展了人的全面发展、红与专、批判与继承的大讨论，学习陶行知、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等教育思想，一批有影响的教育改革与实验项目相继展开，涌现出斯霞、霍懋征等关爱学生和教学有法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制度上建立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样服务国家教育决策的国家教育科研机构，在基层和学校设立服务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学研究室，1964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少数大学设立了外国教育研究机构。教育科研人才建设上依托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性大学为辅的人才培养体系。媒介上，创刊《人民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和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传媒，在传播先进教育思想、弘扬教育学术、繁荣教育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制度设计带有明显的苏式大教育科研的特点，表明独立体系的中国教育科研已见雏形，与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协调发展，为教育发展作出了初步贡献。
二、“三个面向”和科学的春天，健全教育科研体系(1978-1993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教育事业在科学的教育政策、教育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快速恢复和发展。1977年召开的科教座谈会和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春天，为教育科研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促进了教育科研的重建和发展，从而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三个面向”振兴教育科研
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标志，包括教育科研在内的中国教育进入全面恢复阶段，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方针。1983年，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各种实验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提出要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目标、思路和措施，对教育科研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标志着我国教育科学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发展的轨道。
(二)科学的春天促进教育科研发展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更是改革开放的先声。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人们从中领悟出一个真理：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科学技术当成是生产要素的第一位，实际上是从科学技术人手，从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探讨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重新判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才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各部门都要重视科学研究，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理念，带动了全国思想观念的转变。江泽民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的论断，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这一时期的教育科学因其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强和涉及面广泛等特点，受到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显示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教育科研的标志性事件
1.恢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教研室，建设新教育科研机构。1978年7月14日，经邓小平亲自批示，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业务上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其职责是：开展以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教育史、教育情报、各国教育制度、教学现代技术、各级各类学校管理等方面为重点的教育科学研究。1979年，创办专业教育学术刊物《教育研究》杂志，1980年，成立了专门出版教育学术著作的教育科学出版社，这在促进我国教育科研的发展、教育科研人才的成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各地纷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有的省市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院；一些高等学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高等教育研究室，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与此同时，中小学教研室重建后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逐渐形成省、地、县三级教研网络，成为集研究、管理、指导等多种职能于一身的教学业务和管理机构，专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员就已近十万人，是中小学教师队伍中一支数量可观、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队伍，在稳定正常教学秩序、执行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加强教学业务管理、组织教改实验、开展教学研究、总结推广教学经验、普及教育科学和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高。199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加强教研室建设和搞好教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新研究机构不断产生。为加强基础教育课程和教材的研究工作，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邓小平题写所名。该所承担了多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对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和教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为全面提升人教版教材和图书的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建立，职责是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咨询研究。1990年，由教育部批准成立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负责职业教育研究及开发工作。由此形成各有侧重、从中央到地方再延伸到学校的教育科研体系中的应用和推广的主干部分。
2.建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体系，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学项目。1978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由教育部部长担任，统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委托，负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单列学科的管理，担负着全国教育科研项目的规划、申报、评审、管理及成果评奖工作。1983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体系启动“六五”课题研究，30年来在经费、项目、人员参与和成果贡献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从“六五”的五年一次36项课题、50万经费发展到“七五”的124项课题、278万经费，“八五”时期的457项课题、670万元经费，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设立数量不等的课题和经费，学校设立培育课题，基本形成国家教育科研项目负责研究重大教育理论与现实问题，地方教育科研项目负责研究区域教育发展问题，学校教育科研项目负责微观教育教学研究，在引领教育科学发展方向、促进学术规范、建设教育精品课题、提高教育研究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制定高校“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的通知》，启动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工作，其中包括教育学和心理学项目，面向高校教师，侧重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3.高校加快教育科研人才培养，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教育学科是师范院校的特色学科，担负人才培养和知识贡献的双重任务。1980年，《学位条例》颁布以后，教育学科作为12大科学门类之一，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面又有10个二级学科列入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高校发挥学科健全、人才众多的优势，成为教育体系中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干部分，培养范围从本科教育发展到研究生教育，覆盖学校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等专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科研人员，提高了教育科研队伍的能力建设，使其成为教育科研的生力军，发挥着教育科研的骨干作用。
197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师范院校教育学科教师为主的全国教育科研人员接近400人。此后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从“六五”时期的数百人，发展到“七五”时期的3000多人，“八五”时期超万人。
4.创建中国教育学会等教育社团机构，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发展。先后成立的由教育部主管、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学会及地方学会发挥着群众性学术组织的“研究、
咨询、中介、服务”等功能，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服务。
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作为全国性研究基础教育的学术团体，会刊为《中国教育学刊》。1981年，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立，是全国性研究成人教育的社会团体，会刊为《中国成人教育》。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是全国性研究高等教育科学的学术团体，会刊为《中国高教研究》。1990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成立，是全国性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团体，会刊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979年，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成立，会刊为《学前教育研究》。1991年，中国电化教育协会成立(2002年更名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会刊为《现代教育技术》。1991年，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成立，会刊为《教育史研究》。
5.开展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系统研究国外教育思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因素，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他的讲话后来以《重视培养人的研究》为题发表在《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上，引起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这次讨论首先在《教育研究》上展开，持续了十多年，发表的论文有300余篇，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该刊上。这次讨论虽然对教育的本质属性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对教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使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对于社会，不仅有政治的功能，还有经济的功能、国防的功能、文化的功能等；教育要为社会的物质文明服务，还要为社会的精神文明服务。因此，教育具有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大功能，而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促进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只有个体得到发展，才能为社会发展服务。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化、创新知识和促进人的发展。
此后，个性化教育渐成热点。胡克英大力提倡以人为本、鼓励个性与创造的教育观和教学观，提出“教育的伟大力量正在于发展个性，教育的最高价值也在于发展个性”，重视和引领当时学校的教育改革实验，积极倡导教育教学研究，热心引介和借鉴国外教育思想流派。这个教育思想和论述影响了那一时期的中国教育界。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引进借鉴西方教育理论和经验的时期。最早引进的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7年8月，教育部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讨论开展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并制定了规划。1978年7月5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界第一次召开的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教育经验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外国教育丛书》(35册)、《六国教育概况》、《二十国教育概况》、《今日美国教育》等。1980年，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准，公开发行《外国教育动态》(后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杂志。
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改革发展的经验，同时引入各种教育思想。在我国最流行的有四位学者的教育思想，即前苏联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此外，还大量介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展心理理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等国际教育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众多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培训、讲学、考察等活动，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综观而论，我国教育科研领世界风气之先，但相对封闭，长期落后。改革开放后不断融入世界，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了集规划、机构、学会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科研工作体系，在政策和法律上明确了教育科研的地位和作用，完善了教育科研机构、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学会和学校教育科研机构设置，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培养了一支有活力的教育科研大军，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教育学科带头人，出现了一批有质量和有影响的教育科研成果，教育科研出现空前繁荣和发展的良好形势，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三、教育改革和科教兴国，推动中国特色教育科研(1993年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教育开始独立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科教兴国战略成为全民共识和一致行动，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科技自主创新、大力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的思想推动了教育科研的发展，进入特色创新的发展轨道。
(一)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科研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要加强教育和理论的研究和试验，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信息工作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积极开展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密切教育科研同教育决策、教育实践的联系，发挥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教育研究工作者积极进行教育改革试验。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推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质量提高”。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致力于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和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政府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则提出“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促进教育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
2001年推进的新课程改革，积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中小学教师投身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支持部分师范大学成立“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开展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研究工作，并积极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在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各中小学教研机构要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等作用，并与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建立联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广大教师要积极参加教学实验和教育科研，教研机构要充分发挥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等作用。”明确表述了教研机构在课程改革中的职责与任务，其核心内容是六个字——研究、指导、服务。
(二)自主创新战略拉动教育科研发展
胡锦涛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这个《意见》对提高教育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意义十分重要。
胡锦涛指出“要坚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坚定不移地把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据此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发展方针。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并把它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核心，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这是党领导科学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又一次新的飞跃，对推动教育科研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同样意义重大，对中国特色的教育科研体系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教育科研的标志性事件
1.体系健全。教育科研资助机构全面覆盖。在《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意见》政策推动下，以及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政府对教育科研投入大幅度增长，社会对教育科研的投入多元化，学校成为教育科研的重要基地，国外境外对教育科研的投入也明显增加。2008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每年立项各类课题500项、资助经费达2000万以上；省级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9577项，投入经费7679万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有1289项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立项资助，经费总额达7700多万元。资助经费和立项数均创新高，超过“十五”期间一般项目经费总量的76％，分别是“八五”、“九五”期间一般项目经费总量的6倍多和3倍多。
教育科研机构建设不断完善。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意见》，高校教育科研机构因此在院系大调整中得到巩固。在教育部支持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于2001年6月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所(院)长工作联席会议，并形成年会制度。历届年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强全国教育科研协作网络建设，密切了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机构的业务联系，促进了全国教育科研资源的整合。
教育社团组织日趋齐全。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成立，是专事教育发展全局性、战略性研究的教育学术团体，主要致力于组织推动教育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重大问题的学术研究与交流。2006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成立，是全国群众性少数民族教育学术团体，其主要任务为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教学改革实验和学术交流活动，组织民族教育国际交流，为少数民族教育决策提供科学分析、信息反馈和咨询意见，鉴定与推介少数民族教育教学成果，开展双语师资的培训活动等。2008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成立，是由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和民办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群众性、行业性、非营利的社会团体。
2.教育科研人才辈出。这一时期教育科研队伍壮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九五”时期超十多万人，目前达到14万人以上，从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教育学人，既有教育学者，也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既有理论工作者，也有实践工作者；既有科研人员，也有一线教师。人才荟萃，人才辈出，共同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育决策研究方面，厉以宁在“六五”期间做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和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衡量》课题，秦宛顺在“七五”期间做的《教育投资决策研究》，王善迈关于教育投入的研究，他们所提出的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 4％的结论影响至今。郝克明关于国家教育结构体系的研究，陶西平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闵维方关于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研究，袁振国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张力关于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周洪宇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研究，谈松华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决策。
在引领教学实践领域，吕型伟创建的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叶澜的新基础教育，林崇德的儿童发展心理研究，裴娣娜的主体教育，李吉林的情境教育，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卢仲衡的初中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顾泠沅数学教改实验，邱学华的尝试教学法，霍懋征的爱的教育，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基础教育实践。朱九思、刘道玉、杨福家等人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在高等教育实践领域有一定影响。
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于光远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刘佛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研究，潘懋元的高等教育研究，顾明远、王承绪的比较教育研究，瞿葆奎、劳凯声和陆有铨的教育理论研究，南国农和何克抗的教育技术研究，鲁洁和王逢贤的德育研究，李秉德、张敷荣和王策三的教学论研究，谢维和的教育社会学研究，钟启泉关于课程改革的研究，王炳照关于教育史的研究，朱智贤、沈德立、黄希庭、董奇的心理学研究等，对教育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3.开展中国特色教育研究。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界着重开展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结构体系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现代化、素质教育、学生主体教育等讨论。在教育实践中，许多地区和学校进行了“三个面向”的综合教育改革、愉快教育、和谐教育、成功教育、参与教育、主体教育、新教育、新基础教育、目标教学等实验研究，以及识字教学、语文情境教学、数学自学辅导、外语教学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教育科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开始分化为许多分支学科。如从各级各类教育来分，建立了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特殊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从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来分，建立了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等；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结合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等。教育学不再是一本教育学一统天下，而是组成了一个教育学科群，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五彩缤纷的局面。
从60年来教育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思想解放始终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动力，教育制度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从“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科教兴国”、“教育先行”；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大地解放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思想，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繁荣。全国科学大会实际上是解放了科技生产力，为改革奠定了基础；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使中国进入了发展生产力阶段；中央提出的创新型国家战略，更全面地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创造生产力阶段。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科技发展历程，科学的春天造就了三个春天，1956年制定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解决人才问题，解决科学方向的问题，是第一个飞跃，科学大会是实现第二个飞跃，而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第三个飞跃。
60年来教育科学发展呈现如下若干特点，也是我国教育科研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正确的教育科研发展方向。60年来，我国教育科研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为教育决策服务，为教学改革实践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注重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
第二，确立教育科研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60年来，始终坚持教育事业要发展，教育科研要先行的思想，在地方和学校兴起了“科研兴教”和“科研兴校”的风尚，形成了“向教育科研要质量，靠教育科研上水平”的优良社会风气，在政策法规上得到保障，在经费投入上得到加强，在推广运用上得到重视，教育科研已经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科研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服务，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教育科研队伍仅仅局限于师范院校的少数教学、科研人员，他们以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等微观教育问题为主，很少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宏观教育问题。改革开放后30年，教育科研界开始对教育的本质、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结构改革、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引进国际教育新理念、新经验，研究学校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改革。改革开放前30年，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决策很少征求专家的意见。改革开放后30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教育决策活动，重大的教育立法和战略规划都有教育专家参与，教育制度的创新也渗透了教育专家的心血。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已经组成了相互依存的科研共同体，提高了教育科研的水平和效益。
第四，专兼职队伍相结合。教育科研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广大教师促进自我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前30年教育科研队伍很小，改革开放后30年队伍不断壮大。广大教师加入教育科研队伍，许多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各种教育实验，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开展研究，把科研作为自我成长、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教育科研密切结合教育实际，科研人员走进学校，和第一线的教师共同开展教育实验研究。在学校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教育实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地教育部门和研究机构也都根据本地的实际，开展区域性研究，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第五，规划课题引导。60年来，加强领导是教育科研发展的关键，发展规划是重要抓手，课题立项是重要平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对教育科研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收到的申报科研课题多达8000项，每年申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学、心理学项目多达1000多项，每年立项的数百项课题，集中了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精华，立项代表了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高水平。通过制订规划引导科研发展方向，通过强化管理确保课题质量，是教育科研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六，教育科研走向世界。60年来，我国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不仅大量引进借鉴世界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同时我国教育科学也在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走向国际化。我国教育科研工作者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世界教师教育协会联合会、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等国际民间组织及其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国际教育学术会议；科研人员也逐渐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从2006年开始在教育部的倡导下，中国教育学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Springer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教育学术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英文版向世界发行；科研人员的交往、留学生的互换、学术资源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这不仅使我国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我国。
60年来，教育科研的成绩都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取得的。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遇到的挑战更巨大。党的十七大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了蓝图，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任务。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进行制度创新，教育科研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当前教育著作汗牛充栋，但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却凤毛麟角。教育书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及读本，包括许多第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另一类是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著作，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克服功利主义，甘愿坐“冷板凳”，在基本功上下工夫。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迷信过去，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权威。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正处在重大的转折点上，即由数量发展向质量提高的转变，教育科研同样也要着重于质量的提高。当前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未来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形成过程中进行的教育思想大调研、大讨论，既是对60年来的教育科研实力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对教育科研提出的新要求。教育科研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质量，要不断提高选题水平，加强科学化，提倡创新，引入先进研究方法，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下工夫，结合国情，研究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实际问题，提高教育科研的科学性、预见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教育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创新理论，不能简单地搬用外国理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就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教育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概念。年轻一代教育理论工作者有这种能力和气派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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