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归正信仰及 “启示 ”方法论探析 *
陈 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启示”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奠基，是神本宗教区别人本宗教的最大特质。加尔文的神启论重溯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神学理路，其思想逻辑以知识(拉丁文cognitio)作为神学的主旨，但加尔文所建构的并非奥氏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却是救赎性的知识论，它不是纯知性的一种认知，而是与“敬虔”链接在一起，这亦呈显了加尔文为其基督归正信仰所坚守的始终一贯。对加尔文而言，这系统化认知的得获渠道只能源自上帝的“启示”，这样，神启方法论便奠定了他整个神学思想的架构，而对该方法论的研究有助于对其整体归正思想的宏观把握。
[关键词 ] 加尔文； 归正信仰； “启示”
一 、归正宗传统史学维度探源及其神学述要
1.宗教改革与归正宗传统的历史源起和发展
西方基督教神学当中一个重要的崭新时期源端于16世纪。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风格终于要让位给新的代模(paradigms)。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要算是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冀望引领西方教会的信仰系统、道德生活及教会架构回归更加强固圣经的基础。宗教改革引致欧洲更正教教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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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研习宗教改革历史时，或许，我们惯常倾向于把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观念”(ideas)置于边缘位置，并以现代的世界观来了解16世纪。不过，恰如任何历史现象一样，宗教改革运动也要求它的诠释者进入它的世界观中。我们必须学习融入其关怀和观点中，借此弄清这些事情如何影响历史的洪流。瑞士及日耳曼的宗教改革运动，直接建基于值得考量的宗教观念。即使是在英格兰，当地的情势亦使得政治因素比宗教观念影响更大，这些观念仍然对宗教发展具有核心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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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览来看，对于卷席欧洲、震撼教廷的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历代神学家、史学家们有着各种不同的阐解和说明。由于它始于德国，德国民族主义者把它看成是发自德国灵魂深处的一个热潮。此外，也有人认为，改革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天主教不能充分满足16世纪早期的“精神饥渴”，由于教职人员的失职，僧侣们的愚昧无知和道德沦丧。总之，“宗教改革是教会腐败的结果”[1]459。还有人提出，更正教是适宜于北方民族气质的基督教形式，而天主教适宜于南方民族的气质。在局势稳定之后，不是北欧大部分是更正教而南欧大部分是天主教吗？人们从地理的、心理的、种族的等等方面去找寻缘由。可以说，被恩格斯誉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它是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推促了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15、16世纪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时涌现的时代骄儿们坚毅地探索着新的道路。他们时而联合起来，向旧的营垒抛掷无情的投枪；时而又彼此对垒，争执喋喋。然而，正是从他们那满布生气和活力，满布偏执和狂热的喧嚣声中，我们体察到一种激流勇进的时代精神。
详细考究，“宗教改革”(Reformation)一词是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用来标示西欧以路德、慈运理与加尔文为轴心的运动，这场运动关联着西欧地区基督教会在道德上、神学上及体制上的改革。从起初到大约1525年，宗教改革运动可说是环绕今日的德国东北部发生，以马丁路德与威丁堡大学为核心。然而，在1520年代早期，宗教改革运动亦在瑞士的苏黎世独立地萌芽。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发展，苏黎世的宗教改革运动渐渐历经了一连串政治和神学的调整，最终便与日内瓦(即今日瑞士的一部分，然而当时是一独立的城邦)及加尔文等名字结下不解缘。
宗教改革运动是非常复杂及多样性的，它的议程已经超出了教会论的改革。它提出了基础性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议题。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迥异的改教观点，在某个国家(如德国)神学议题可能很重要，但在另一个地方(如英国)神学议题可能相对次要。
我们已经提到，宗教改革运动相当重看圣经的权威。不过，圣经是需要解释的。随着宪制派与极端派改教家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解经的问题就既会导致失和，也着实叫人费解。显然有必要用某种“官方”形式说明宗教改革运动的观念，以祈避免混乱。这个角色是由“信条”(Confession of Faith)来扮演的。
事实上，早在1525年的农民战争(Peasant’s War)就已使得路德的声誉受到极大损毁。在他看来，针对农民的叛乱，封建地主有权制止的，且在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路德对这一问题的申述，在其论著《斥亦盗亦凶的农民暴众》(Against the Thieving and Murderous Hordes of Peasants)中有所体现，该著作对于叛乱差不多没有任何影响，但却严重破坏了他的形象，而他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也渐次式微下去。而相较于外部的威胁，宗教改革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加让人不安。罗马教会逐渐复辟，激进的改革派慢慢瓦解，并且加之闵采尔嗜血，他们遭逢更多的不信任。正当此时，加尔文以一位新运动的领导者和新神学的缔造者形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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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归正宗教会(如长老会)出现的加尔文派改教运动是肇端于瑞士联邦之内。相对于路德宗改教运动发源于书院中，归正宗却起源于一连串教会的道德与崇拜的改革(但不一定触及教义的改革)，使之更契合圣经的训诲。格外需加强调的是，虽然加尔文模塑了此派之宗教改革运动的终极形式，但它的源端可追溯到更早期以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为基地的改教家，如慈运理(Ulrich Zwingli)和布灵格(Johann Heinrich Bullinger)。
虽然大部分早期归正宗神学家如慈运理等大多深具学术背景，但他们的改革本质上并非学术导向。他们的改革方案均针对瑞士城市如苏黎世、伯恩(Berne)和巴塞尔(Basel)的教会。相对于路德以因信称义的教义为其社会及宗教改革的指标，早期归正宗思想家对教义改革的兴趣相对较低，更遑论对某一特殊之教义的关注。他们的改革重点放在体制、社会和伦理上，与来自人文主义运动的诉求有不少相仿之处。虽说，慈运理与加尔文的背景都带有这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色彩，但他们却又共同相信，只有人文主义是不够的。和路德一样，他们是学者。又和路德类似，他们发现各种事件驱使他们成为实践家。而关于所有主要改革家的教义，一件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它的广泛的一致性。他们有不同的着重点，尤其在圣餐问题上，但他们一致采纳圣经中上帝的圣言为他们思想上帝的主要资料。然而，在一个方面加尔文有别于路德和慈运理。路德和慈运理的各种著作，大部分都是临时的，匆忙完成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加尔文也写过这种重要而短暂的作品。但在《要义》中，他还尝试概括改革派的教义。最初它是一本小册子，后来多年不断再版，篇幅也大大增加。1559年最后的拉丁文版，即便依然在规模上无法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相比，但该书对后世的影响，完全可以与《神学大全》相提并论，后在此书中发展出一整套更正教归正宗的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体系。
一般认为，归正宗教会的巩固期乃始于1531年——慈运理那年在战役中阵亡——在继承者布灵格的领导下，苏黎世的改教运动进入稳定阶段，直到1550年代，以加尔文为代言人及日内瓦成为改教运动的强大基地为止。在1520-1560年间，归正宗教会的权力重心历经转移(由起初的苏黎世转移到伯恩，然后再由伯恩转移至日内瓦)，最终确立了日内瓦——包括它的政治体系(共和政体)和宗教思想家(加尔文和承继者伯撒)——为归正宗教会中举足轻重的地方。这种发展在以训练归正宗教会牧师为宗旨的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1559年成立)出现后得到加固。
19世纪末叶，当归正宗神学的影响伸展到荷兰时，无形中，又为归正宗大军添设更多更负权威式的影响人物，诸如巴域克(Herman Bavinck，1895—1964年)及凯帕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年)；凯帕尔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创立人，他也是荷兰的首相。后来，继之而起的苏格兰的俄尔(James Orr)和英国的华菲德(Benjamin B.Warfield)，麦根(J Gresham Machen)及温狄尔(Cornelius Van Til)成为20世纪归正宗传统的代表。他们的神学思想与主张同样传递出浓厚的归正神学气息。
纵观这些宗教改革家们的进路，能够以概要的形式在英国教会《三十九条信纲》(1571)[注] 这些条款，出现在《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中。前述给出的日期，是它们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形成的日期。但是，它们较早的内容，可追溯到较早的英文版。它们部分受惠于大陆的种种信仰陈述。关于英国改革家们的一般教义，参见Philip Edgcumbe Hughes. Theology of the English Reformers [M].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 1965. 中得到研究，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三十九条信纲》和16世纪的其他信纲相比较[注] 对基督教信条收集最广的文集，依然是Phili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C] . Grand Rapids:Baker Book House,1977；又见Arthur C. Cochrane. Reformed Confessions of the 16th Century[M] .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London:SCM Press ,1966, 书中带有种种历史引论；Wilhelm Niesel, Reformed Symbolics:A Comparison of Catholicism ,Orthodoxy,and Protestantism[M]. Edinburgh:Oliver and Boyd,1962；Eric Routley .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he Reformation and its Modern Implications[M] . London: Duckworth,1962；至于在美国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信条，见J. Gordon Melton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Religions :Religious Creeds[M] . 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8. 。在承续而来的17世纪，更正教信仰的经典表述是《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646年)。《威斯敏斯特信条》成为长老会教义的标准化表述。在教会治理的诸问题上，尽管长老会区隔于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但他们探索真理的进路基本上是相同的[注] 至于后宗教改革的神学，见Heinrich Heppe. Reformed Dogmatics ,Set Out and Illustrated from the Sources[M] . Lodon:Allen and Unwin,1950 ; Heinrich Schmid. The Doctrinal Theology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M] .Minneapolis :Augsburg ,3rd ed. reprint n. d.;Richard A.Muller. Post- 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1 Prolegomena to Theology[M] .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1987。Muller的《拉丁文、希腊文神学术语词典，主要出自更正教的经院神学》(Dictionary of Latin and Greek Theological Terms,Drawn Principally from Protestant Scholastic Theology[M] .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5),不但对各种术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而且说明了宗教改革思想和早期神学与哲学的连续性。 。这也适合18世纪的福音派教会。福音派教会中的许多人，都属于英国国教徒。他们所寻找到的东西，不是某种接近真理的新方法，而是把他们已经在圣经中获知的真理全新地用于当时的生活中。所有这一切看来似乎是出自时代，其实是出自古典哲学的某种遥远的诉求，而这主要是从改教家们的著作中澄明出来的。
2.神学立场认献
面对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不得不整理门户。鉴于法、德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欧洲政治不稳，令到原本早预备要召开的宗教会议一再推延，教宗保禄三世最后终于在1545年召开了天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目的是阐明天主教思想与实行，并且针对改教者(evangelical)的批评做出抗辩。
归正宗在这场变革中在相当强调注重圣经权威的同时，也承认以往基督教共识的角色——即所谓的早期“传统”。一般来说，归正宗神学家可以说是承认三层权威的：
然而，通过对安顺周边的洗煤厂及货场的调研情况，我们发现安顺市周边洗煤厂1-3精煤的出厂价普遍在900元左右。安顺煤矿出售的粒煤经过周边洗煤厂可以洗出四个品种：5mm以下、5-8mm、8-13mm和13mm以上，其中粒度越大价格越高。安顺周边市场对粒煤需求量大且价格高。
第三，信条。这些文献被宗教改革运动中某些团体视为权威。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教义问答和信条，为归正宗所接受和引纳并透射出强烈的归正宗传统的神学取向，如第一瑞士信条(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英美长老宗的《苏格兰宣言》(Scots Confession)和《威斯敏斯特信条》，皆以这些宣言为蓝本。
第二，基督教信经。他们肯认，这些文献(如《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代表了早期教会的共识，而且是圣经的准确和权威解释。虽然它们的权威被视为衍生的(derivative)或从属的(secondary)，却是对抗极端宗教改革运动(一般拒绝承认这些信经拥有任何权威)的个人主义的重要查检。信经的权威是同时被更正教和天主教所承认的，也包括构成主流宗教改革运动的不同成员。
第一，圣经。他们认为，圣经在基督徒的信仰和德行上，拥有至高的权威。
由此推见，归正宗所推崇的基本格局是承认圣经拥有首要性和普遍性的权威；信经是拥有从属性和普遍性的权威；而信条则是拥有第三位和地区性的权威。
除此之外，最能反映归正宗神学立场的，当属它的发起人和后继者们的著述文献。加尔文在他的《要义》，以及其圣经注释、小册丛书中延展出他归正神学思想的轨迹。在加尔文的神学架构中，预定论的教义最是鲜明突出：他主张人类因着罪的存在是全然堕落，无力自救。而上帝在立世以先却在基督里择定一部分人，将他们分别出来，使之成圣，且借由基督的救恩与圣灵的保守，信徒必蒙救赎到底。虽然在细节的信仰教义上，各归属归正宗传统的宗派会略有歧义，但基本轮廓和认同皆与《要义》相近，而强调上帝绝对主权拣选的预定论教义，更是普遍接纳的共识。因为加尔文归正神学深具系统性，其影响波及至诸多教派，所以，迅速成为更正教的思想主流。
在更正教改教运动的三大派别中，归正宗对英语世界尤为重要。在17世纪英国历史上显赫著名，并在该世纪和以后大大影响新英格兰的宗教及政治观点的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就是归正宗的一支。要了解新英格兰的宗教及政治历史，或要了解诸如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作家的观点，至少某种程度上就要掌握清教徒的神学观点及部分宗教取向，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取态就是源于这些观点。
3.神学取向
加尔文以及受其影响的归正宗神学的主要特质是程度上的深刻和内容上的全面。为了更好地把握它，我们需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宏观广阔的历史场阈中，可以说，它既继承了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教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思想，同时又为加尔文之后认同他的思路的后继者们所吸纳并发扬。综括起来，归正宗传统具体呈现以下几个神学取向：
(1)认同宗教改革的五个“Solas”
五个唯独(Five Solas)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五个拉丁文短语融合而成的术语，这是改教家们基本神学信仰的综纳与表达，与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拉丁语“sola”在中文中是“唯独” “单独”或“只有”的意思。这五大宣言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改教家们相信这是基督教生活与实践中要旨的基石，是圣经的真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基础。這五个唯独把基督教信仰带回合乎圣经原初旨意的真道上。五个唯独毫无保留地拒斥与反驳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教义，他们力图把罗马天主教所劫持的上帝的神圣属性从其所谓圣统阶层之中释放出来。这亦成为后来归正宗所极力推崇的信仰回归正统的努力意向。
整合层。在该层将数据接口作为基础，对原始数据进行基础处理，主要处理对象为冗余数据、重要数据、失真数据等，在此层主要为保证数据的真是有效。
(2)维护新旧约圣经的逻辑一致性
归正信仰其根本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亦成为归正宗神学的主题。而上帝的中心性，强调上帝的主权统管着一切，内蕴着这样的意涵在其中：唯有上帝圣善之灵的光照，人才能取获对自我的认知，并承认自我罪性的存在；圣父预备、圣子成全、圣灵施行的救恩完完全全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人因为罪的玷污没有丝毫的功劳；按照上帝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理当降服在上帝绝对的主权下面，接受上帝的管治，其生活和制度也应该以圣经为依据并向上帝负责。
与此同时，归正宗神学视旧新约圣经同为圣经正典，主张圣经是一个整体，表达一套一致的神学。是基督徒信仰与行为的唯一标准。旧约和新约并不互相违背，前后本质也没有发生变更。旧约和新约中都有律法，也都有福音。不过，归正宗也承认新旧约彼此之间仍有分别，但是这些分别纯粹是发展性的。换言之，它恰恰预示着圣经历史由前期至后期的信仰发展轨迹。
由此便引发了归正宗在解经的问题上存有这样的特点：首先看重总原则基础上的“以经解经”，以免陷入乱解谬解的窠臼；其次，看重反合性经文(paradox)的解经方式，即悖论，似非而是，一些经文虽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不矛盾，以一种反论观念来诠解圣经。而这两个特点都是在强调“全本”圣经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的神学思想。
联合CT与MRI诊断的准确率明显高于单纯MRI、单纯CT诊断准确率（P＜0.05），统计学意义成立。详情见表。
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在教会历史上，因着处理新旧约关系问题上，出现了马吉安异端(第2世纪)。马吉安的思想不同于诺斯底主义；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显得那种臆度抽象，且舍弃了隐喻的讲经法，认为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的相互抵触的，律法与福音不相合。马吉安把二者的不相合，以如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他说：“教会及教父，甚至使徒所相信的都犯了错误，只有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指出犹太人的错误来。可惜保罗的意思也倾向犹太化；总之，《新约》与《旧约》、律法与恩典、基督教与犹太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2]19而在加尔文看来，律法与福音二者并非相互抵牾，福音的呈现并没有贬抑律法的价值与有效性。
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观念更是呈现在加尔文的思想中。在他看来，祂不单是创造万物的起始者，祂也是托住万有的维系者，一切的始与终、一切的嬗变与演进都在祂的掌控当中。
鹿豚，又称猪鹿，是印度尼西亚特有的物种。鹿豚是名副其实的猪科动物，但却长着奇特的獠牙，看上去显得有些凶狠。
二 、加尔文神启方法论视角
在明晰了加尔文整个归正信仰的神学概貌后，对其奠基归正信仰的逻辑方法论我们需加考究一番。
加尔文常以这样的祷告开始他的授课：May the Lord grant that we attend to the mysteries of his heavenly wisdom with a true increase in piety, to his glory and our edification。他所要传达的是：无论是神学研究抑或世间所有的学习，我们都当抱持一颗虔敬的心灵祷告主使我们得以进入祂属天的奥秘智慧，而一切的获得也必须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并在其间更新长进自己。可以说，加尔文终身是抱持这种精神从事神学研究的，他的思想进路始终一贯，井然有序。
在此，我们留意到他与路德神学研习始发点之间的区隔。在路德看来，人在堕落中的彻底无能与无力自救，无法仰赖行为夸胜，因而必须靠着上帝所预备的基督救恩，才能因信称义。路德神学虽不是人本中心，却是从人开始。而相形之下，加尔文的归正神学并不是发端于个体属灵体验，他的信仰中心是上帝的道，起点则是上帝的启示。
1.“上帝的事”
加尔文在《要义》的第一章选择谈论对上帝的“认识”(knowledge)而不是上帝的“存在”(existence)或“实质”(being)，这个事实表明加尔文的神学不管在架构上或内容上，启示都占据着中心地位。与此相仿的，当他提到“造物者”(Creator)一词时，这包括了三位一体、创造和护理的教义。他所强调的是上帝的启示之工或作为，而不是上帝的本质。中世纪的经院学派和之后的加尔文学者则强调上帝的本质。虽然《要义》的第一和第二卷讨论人对上帝的认识，但一直到第三卷〈我们如何领受基督的恩典〉，加尔文的认识论才更明晰地表显出来。
然而，二者何为先，是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加尔文意识到我们不容易弄清楚“二者哪个在前并产生了另一个”。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对上帝的适当认识都包括对自身的理解。我们面临的不是两个层面的知识。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以及生活的每个领域，我们都会遇到看似矛盾的问题：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驱使我们去查看上帝，而它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对祂有所沉思。
然而，当加尔文说到对上帝的双重认识时，他指的并不是始终存在的神人相遇的二元性。他指的是认识上帝是创造者——这在创造宇宙中表现出来，以及认识上帝是拯救者——这只能从基督的脸上看到[注] Calvin,J.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1960. E.A.Dowey 提出的这一结构为理解加尔文的整个神学提供了一个模型：“The Structure of Calvin’s Thought as Influenced by the Two-fold Knowledge of God”,Calvinus Ecclesiae Genevensis Custos.Wilhelm Neuser ,ed. Frankfort :Peter Lang, 1984：135-148. 。
(3)推崇上帝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
要根据不同的讲解对象进行针对性的讲解，也就是要投其所好。如面对老年团和亲子团，讲黄山时在内容选择上就有所侧重。老年人都比较怀旧、关注健康养生，因此讲黄山时就可以多注意讲解景点的历史背景，如：“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就以他75岁的高龄，徒步登上了黄山，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摸一摸黄山的石头，能活130”等。小朋友天真活泼，可以多讲解黄山的石头：“大家朝这边看，这块奇石就像猴哥蹲坐在那里晒太阳，今天天气非常好，我们就叫他“猴子望太平”，那如果眼前有一大片云海呢，我们就称它是“猴子观海”了。哎，小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孙悟空的靴子晒那了？”
加尔文认为，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造物。没有一个人能避免“与上帝发生联系”。上帝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安置了对祂自己的意识。加尔文称这种意识为“宗教的种子”“对神性的意识”“良心的谴责”。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不管一个人偏离上帝多远，即使到了否认上帝存在的地步，“那种子也绝对不会被连根拔起”[3]4.4。此外，他又将上帝看作做工的人，把“无数证据”和“祂荣耀的清楚印记”展现在祂在宇宙中的工作上[3]5.1。的确，宇宙像“一面镜子，叫我们能看到那原是无形无象的上帝”，或者换个比喻，宇宙是“一座炫目的剧院”，上帝的荣耀在上面闪耀[3]5.8。
上帝启示在自然中的知识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回应。对上帝的认识不会是客观的、冷漠的。认识上帝对人的存在至关重要，因此不可能有中立的反应。“宗教的种子”必然会产生两种反应：敬虔或偶像崇拜。加尔文给敬虔的定义是“从认识上帝的福祉而生的敬爱上帝之心”[3]2.1。偶像崇拜是将被造的假神代替了独一的真神上帝。
在肯尼亚站稳脚跟之后，2016年Kilimall相继进军乌干达和尼日利亚，覆盖近2.8亿人口，接近非洲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当年“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期间，Kilimall全天成交上万个订单，卖出了数万件商品。
而所有这些恰恰是对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开篇那句著名格言的诠述：“祢造我们是为了祢，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祢怀中，便不会安宁。”然而，对加尔文来说，虔诚的终极目标不是个人得救。加尔文说过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话：“即使没有地狱”，真正虔诚的人一想到要冒犯上帝的荣耀也会战栗不已。
2.失落在迷宫里
根据以上所述之内容，人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即加尔文拥护纯粹的自然神学。有时他的确承认自然的秩序可能带来对上帝的正确认识。如果人类没有堕落，便可以将上帝临在于自我之中的痕迹以及世界带入与创造主的正确关系之中。然而，由于罪，这永远不可能完满。“在世上真正的虔诚之人已经荡然无存”[3]4.1。从自然领域认识上帝只能产生负面效果——使得人类的偶像崇拜无可推诿。
“在创造宇宙的工作中，有那么多点亮的灯为我们照耀着，向我们展示其作者的荣耀，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虽然它们使我们完全沐浴在光辉之中，但是它们却无法将我们引上正路。它们只能让我们无可推诿。”[3]5.14
加尔文最喜欢用迷宫的比喻来描述人与上帝的疏离。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加尔文必定知道忒修斯(Theseus)的神话，忒修斯进了米诺斯的迷宫，杀死了弥诺陶洛斯(Minotaur)，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一个线团找寻到了回去的路。而人类却全然迷失在混乱中了。
它比深阅读更容易操作，这也使得普通大众更容易接触到阅读。虽然阅读的确可以增长知识，有很大益处。但是作为许多在职人员、以及农民工人等，极少有机会与书本接触的大众群体，他们因为工作家庭的负累，常常无暇顾及阅读，这是网络和自媒体的出现，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机会，虽然这种阅读大多数是浅阅读，但是我们不能质疑这种阅读也确实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信息量和丰富的知识。这对于推广全民阅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教育者在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上，往往根据教育对象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品质，对其做出整体评价，出现“一美遮百丑”的现象。例如某人在某方面被标明是好的，就会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反之亦然。教育者容易用带有主观色彩的一面去评价教育对象，常使人犯“以偏概全”、“爱屋及乌”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一定程度上往往容易忽略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品质，以教育对象的小部分缺点或优点作为全部来评价其人，达不到对教育对象的全面认识。
“整个世界都陷入无边而肮脏的错误的泥潭里。每个人的心灵都宛如一座迷宫，难怪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虚伪的一套，甚至各人有自己的神。”[3]5.12
的确，人的心灵是一座真正的“偶像工厂”，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灵。“世上所有错误的迷宫”都出自这一共同的来源[4]131。“邪恶之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开始情不自禁地忘记或曲解善的来源；出于蛮横的忘恩负义的行为，他们开始抬高自我，而怠慢那无与伦比的工匠与作者。”[4]58所以尽管上帝最初的形象还保留在人类中，但已经遭到了彻底的玷污和毁坏。在他们堕落的想法中，“自然理性不能带领人到基督那里”[4]132。
3.俯就的启示(Accommodated Revelation)
所有对上帝真正的认识都来自一个事实：上帝出于伟大的仁慈屈尊启示自己。启示是上帝自由决定的结果，这一点对加尔文来说非常重要。没有人催逼上帝启示祂自己，更没有人强迫祂创造宇宙。即使上帝让人类在罪的迷宫里漫无目的地徘徊游荡，祂还是公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出于祂绝对的善，上帝定规消除“我们与祂在天上的荣耀之间宏达的距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4]131。
为了描述启示的过程，加尔文使用了“俯就”(accommodation)这个词[注] 对加尔文这一问题探讨最出色的是 Ford L.Battles . God Was Acommodating Himself Capacity[J]. Interpretation, 1977 (31)：19-38.亦可参阅E.A.Dowey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Calvin's Theolog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3-18. 。加尔文认为，上帝不能被我们理解，除非祂使自己俯就我们的标准。而且，上帝“与我们讲话时也俯就我们的能力”[5]53。此处，“俯就”一词意指“调整或调节，从而满足情况的需要”。他主张，上帝在启示之中调整自己，从而适应人的心智的领受能力。上帝描绘了一幅我们能够理解的自画像。加尔文很可能借用了古典修辞学的俯就原则，他还是个人文主义者的时候曾学习过古典修辞学。修辞学的确切目的就是俯就、顺应、遵循和符合某人的语言，这样就能使语言适合于预期的听众。上帝在让人们知晓祂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对晏殊罢相事件之误读，把庆历新政成员的保护者，当成了与新政中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对立面，在历史上“刚俊”“耿介”，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起过重要历史作用之晏殊，在后世却成了一个处世圆滑的官场平庸之辈。原本是在仁宗皇帝授意下推行新政而处在同一阵营的晏殊与范仲淹等人，在后世逐渐走向了“对立”。随着范仲淹等人的不断被崇高化，晏殊同时被不断地污名化。而在此过程中，范仲淹的忠实盟友富弼、欧阳修与晏殊的矛盾，在后世被夸大或误读，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上帝在俯就启示的过程中自由地决定对道不再“闭口不谈”，而是要将其说出来。在创造的秩序中，道表现在“上帝的做工”里，而后者是“上帝荣耀的见证人和信使”。加尔文看到了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的一段话，他对里面表现出的“自然启示”欣喜若狂：“小鸟歌唱，歌唱上帝；野兽为祂嚎叫；风雨雷电害怕祂，山岳回应祂，喷泉和流水眺望祂，小草和花卉在祂面前微笑。”[4]68我们看到，因为人的罪性，上帝在自然中做工的拯救是没有效果的：它们只能使人在审判台前没有辩解的借口。而且，上帝希望“自己靠近我们，并为我们所熟悉”，将祂的旨意传达给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道降低自己俯就人类，道成肉身，“写在”圣经里，并且可以在圣礼和圣言中被看到和听到。只有通过这些上帝的晓谕，人才能获致对拯救者上帝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2]叶家树. 基督教历代别异神学思想简介[M]. 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83.
[3]CALVIN,J.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4]HAROUTUNIAN Joseph Haroutunian. Calvin :Commentaries[M]. London: SCM Press, 1958.
[5]TORANCE David W, TORRANCE Thomas F.Torrance. Calvin’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Vol. 9[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0.
[中图分类号 ]B9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9)01-0087-06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尔文归正信仰启示观研究”(项目编号：18ZXB008)，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博士专项基金项目“加尔文启示认知论研究”(项目编号：JSNU2015BZ18)。
[收稿日期 ]2018-12-20
[作者简介 ] 陈 丽，女，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光 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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