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因素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增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因素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些人看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崩溃，给日本提供了加快迈向政治大国的极好机遇，用90年代初日本内阁首相的话来说是“百年难遇”（海部语）、“千载难逢”（宫泽语）。由此，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调整其国家战略，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强化军事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就这种趋势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表现与特点
日本强化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的趋势，不仅分别体现在它多年来推行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科技创新立国、筹组亚太地区合作组织、开展“大国外交”等各个方面，而且在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各项战略举措之中都增加了军事成分，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日本政府采取的以下一些重大的战略性举措上：
第一，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近年来，日本政府经常强调为联合国尽责和在国际安全领域为世界作贡献，实际上是作为其所谓“联合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在国际社会发挥军事作用扩大政治影响，为其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捞取政治资本，其要害是通过制定“PKO法案”，并修订“自卫队法”以与此相配套， 绕过宪法限制派兵出国。其实，这是日本一些人早就想要做的事情，50年代末期就开始不断有人要求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1987年内阁首相中曾根又主张派海上自卫队到波斯湾去参加扫雷行动，都因遭到国内外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注：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1992年以来日本先后参加了联合国在柬埔寨、 莫桑比克的维和行动和在卢旺达的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目前在中东的戈兰高地还有几十名自卫队员在执行维和任务。
第二，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尤其是在1996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以后，日本政府更加注重利用和加强日美同盟。通过1996年两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出台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8年日本推出“相关法案”（与“新指针”相配套的国内立法，1999年5 月在国会获得通过）三大步骤，日本大大拓展了与美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其要害在于：其一，它超越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的日本的权利和义务，实际是改变了条约原来的性质，不仅使日本由被保护的对象转变为与美国“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伙伴”，而且使日本能“搭乘”安全合作之“车”，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发挥作用”，以收“政治效果”之利。其二，所谓“周边事态”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也没有限定地理范围，这就为日后留下了可以机动（甚至任意）解释的余地；尤其是对日本来说，“周边事态”给其提供了“借船出海”的机会，即借与美国“联合对付”亚太地区的“紧急事态”之“船”，出兵海外，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军事作用。
第三，主动开展活跃的军事外交以及安全保障对话（主要集中在亚太国家）。除了与美、韩两国以外，也开展与俄罗斯、越南、中国以及东盟多数成员国的军事交流和安全对话与合作，这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新现象。1996年以来日本与俄实现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互访（这是两国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并建立了定期磋商制度，两国的军舰也实现了互访并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尽管或许主要是具有象征性意义）。1997年初，日本开始与越南建立国防部副部长级的定期磋商制度，接受培训越南军官。70年代末大平首相确定了发展日中关系三原则，即：同欧美国家协调，与东南亚国家保持平衡，不进行军事合作，其中第三条是日本特别注意的。但冷战结束以来这个做法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积极要求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今年上半年还分别派遣十多名军官，到俄罗斯和越南的军事院校接受培训和进行访问研究，这也是战后日本对外军事交往史上极为罕见的举措。与亚太国家开展安全对话也很活跃，通过各种层次（首脑、部门、事务）、各种形式（双边、多边）、各种渠道（官、民、学）来推进。为了推动军事外交和安全保障对话，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还先后在防卫厅和外务省设置了“培养信赖关系和军备管理局”、“安全保障政策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统管军事外交和安全保障对话的政策、计划制订及其实施。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的基本战略意图。1998年1月18日的《读卖新闻》说得明白， 日本积极开展同亚太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安全保障对话，“是要扩大在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方面的发言权”；前首相中曾根的话似乎更能揭示其实质意义：单靠日美安全条约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安全对话，才能实现日本的国家战略。（注：〔德〕《商报》1994年11月1日。）
第四， 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方针。80年代初，日本开始将防卫范围扩大到1000海里海上航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方针。近些年来，日本更强调由立足于“本土防卫”转向“御敌于国门之外”、“歼敌于海洋”。1995年11月颁布的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赋予日本自卫队以新的职能和任务，即“对构筑稳定的安全环境作出贡献”。尤其是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把两国军事合作的重点从针对“日本有事”变为应对“周边有事”，其内容涉及地区安全对话、国际军控与裁军、国际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几乎所有方面。目前，日美两国正在加紧联合研制的所谓“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即TMD系统）， 其本身就具有攻防兼备的功能。此外，关于与“专守防卫”密切相关的日本是否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尽管日本内阁法制局的正式见解是：“日本有这种权利，但宪法不允许行使这种权利”，然而，只要日本按照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采取行动，特别是在“周边有事”时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就已经在事实上超越了“单独自卫权”！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日本的防卫方针正在由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由防守型转向攻击型的新动向。
第五，在军事力量的建设和部署方面采取新的举措。在军队建设上着手提高编成的合理化、运作的高效化、人员的精干化；重点加强海、空军建设和增强侦察、情报、预警和部队的机动能力；调整领导机构的指挥权限；进一步推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高科技化、国产化，开始研制发展自己的军事侦察卫星，以增强情报收集、整理和利用的自主性，减少在这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在军力部署上实现所谓“均衡化”，实际上是防卫方向和防卫对象的转变，由“重北”转向“防西”。
日本在强化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作用的进程中，表现出以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渐进性和突击性并举。在做法上，不是把想要做的事情一次全部提上议事日程，而是瞅准机会，一件事一件事地做，积少成多，循序渐进。例如，抓住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有利时机实现了派兵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利用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机会拓展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等；就每一件事情而言，则往往具有突击性特点，在一两年或两三年之内一气呵成，当然也并非都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实现，这又体现了突击性中的渐进性。
二是渲染性与隐蔽性分别运用。在形式上，出于不同的目的，或考虑国际国内可能接受或容忍的程度，有的举措着意渲染，甚至在国会强行审议通过，如“PKO法案”；有的举措则不事声张、 “悄悄地”推进，如扩充军事力量，尤其是研制战略性进攻性的军事装备；有的举措采取所谓“模糊战略”，或者在公开场合死不认账，如在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海峡问题上就是这样。
三是主动性与被动性互为表里。在动因上，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主动性居于主导地位，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看上去给人的印象却是被动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有时是内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的一致或“巧合”，另一方面是日本有意识地巧妙利用外在因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致。
四是在效用上军事功能与政治功能兼而有之，但政治功能居于主导方面。日本当局所采取的这些战略性举措，其核心是要从军事上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军事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早在1983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说过：为使日本逐步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日本虽“不能在军事上参与世界战略”，但要“在政治上参与”世界重大问题的决策。（注：张玉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教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上述举措表明，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显然也要“在军事上参与世界战略”了。可见，日本强化军事因素的作用，主要是服务于“政治大国”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这也体现了日本军事力量的双重功能，即实战功能与非实战功能。在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之前，非实战功能将是主要的。
二、内因与外因
冷战后，日本在加快迈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加强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
所谓内在动力，是指日本为实现其国家战略所要追求的既定目标的内在推动力。早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确立了“赶超西洋国家”、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国家战略目标；战后初期，“吉田路线”作出了“先富国、后强兵”的长期安排，其“前一步”目标是世界经济大国。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在经济方面已经基本走完“赶超西洋国家”的路程。因此，作为“下一步”，世界“政治大国”自然就成为日本国家战略既定目标的逻辑延伸。然而，在日本某些人看来，在一个时期内制约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主要内在因素，就是军事实力、军事地位和在国际军事领域发挥作用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尽快加强这个“弱项”，治好这条“瘸腿”。
第一，从政治大国的内涵看，相应的军事地位和军事能力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历史上恐难找到没有相应军事地位而成为世界列强或政治大国的先例，或许正由于此，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被国际舆论称为“不健全的大国”，（注：“朝日新闻”1994年3月19日。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也只是一个“跛足国家”。因此，早在80年代初日本就有人提出，具有一定威慑力的军事力量是政治大国的必要因素，表示要尽快建立一个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独立防卫体系”。
第二，从政治大国的实现途径和手段看，日本的政治家们非常清楚，古往今来的大国、强国几乎都是战场上打出来的，是战场上军事较量的结果，现在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日本历史上也曾有过依靠军事扩张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经历。战后日本虽然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但在转而寻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深深感受到没有相应军事地位的“跛足巨人”存在的艰难。
就国际关系理论来讲，在西方国家通行的、也为许多日本人所信奉的是“权力政治”理论。在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看来，当今国际政治的实质仍然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强权政治，而军事力量则是国家实力的核心支柱之一；尽管经济、科技是基础，也是一种军事潜力，一旦政治需要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现实的军事力量，但实现国家意志和政治目标、推行强权政治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还是军事手段的威慑效应和实际运用。
就国际关系实践来讲，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以强有力的军事手段迫使伊拉克无条件撤出科威特，并为其战后在中东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实现全球战略目标创造了某种有利形势。而日本尽管出了130多亿美元， 仍遭到美国舆论的指责，称其光出钱、不出人，只流汗、不流血，只享受和平、不愿冒风险。这就更加刺激了日本一些人对美国的“不服气”心理和扩充军事力量、增强军事地位的欲望。
第三，从社会文化思想基础看，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中的多种思想和心态，例如武士文化和武士道精神、近代以来的军国主义思想残余及其影响、“大国”意识和优越感、“小国”及岛国心态和自卑感、不服输的心理和孤独压抑感等等，交织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综合在一起，在冷战结束以后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新的形态表现出来。这种思潮不仅成为日本迈向政治大国进程中强化军事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的精神推动力，也是日本当局所采取的一些有悖时代潮流的做法，例如一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派兵出国、增加军费开支和扩充军事力量等等，能够被日本社会和民众逐步接受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基础。
促使日本在国家战略中强化军事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的外在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冷战后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集中表现为综合国力较量。日本官方在80年代后期所作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从生存能力、国际贡献能力和强制能力三方面来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那么，日本只及美国的47%，相当于当时苏联的60%左右。（注：黄硕风：《大较量：国力、球力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7页。）实际上，综合国力是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一种“合力”。这种“合力”不仅是诸要素相加的“和”，也是诸要素相乘的“积”，不仅是一种“物理”结合，也是一种“化学”结合。因此，尽管综合国力较量是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但决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较量，其他要素也是重要的。在一些日本人看来，构成日本综合国力的诸要素中，既有很强的长项，也有很弱的短项，只有在继续保持长项的同时，大力加强其短项，才能在综合国力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其短项中的地理位置偏僻、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等则是不可改变的，而军事力量和文化影响力等却是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强化的。因此，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下大力气开展所谓“文化外交”，以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力。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综合国力较量的进一步展开，加强综合国力支柱要素之一的军事力量，在国际军事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便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上了日本的政治日程。
第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一度将日本看作主要威胁之一和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对手。在海湾战争时美国则开始压日本“出人”。以90年代中期的“东亚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再次调整亚太战略时，重新要求日本“分担责任”，其中也包括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防务责任。其后出台的“重新界定”日美安保同盟、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联合研制和计划部署TMD 系统等战略举措，就是从这一战略需要出发的。而这些举措对日本来说是正中下怀，借此“良机”以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
第三，地区战略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安全压力”。在一些日本人看来，首先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取代前苏联成为日本的主要对手，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随着其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国防现代化也将取得重大进展；还由于它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海洋权益争端久拖不决，以及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等纷争迭起难以消除；更由于中国统一大业进程的加快，一旦完成这一进程，不仅将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使日本和美国失去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还将威胁到被其称为“生命线”的海上运输通道。其次，日本认为，朝鲜半岛的冷战局面不仅没有根本性改观，而且还由于朝鲜国内的经济困难、研制核武器嫌疑和研究开发中远程导弹等问题，使其面临更为现实的威胁。再次，俄罗斯仍不失为一个军事大国；日俄之间的历史积怨很深，又由于领土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缔结和约的谈判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加之俄内部的经济、政治“转轨”前景尚不明朗，俄的发展走向是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日本面对它所认定的地区战略环境变化中的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所产生的疑惧和危机感，除了努力通过经济、政治和外交途径来化解这种“安全压力”外，它所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强化军事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前景与影响
日本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趋于上升的势头，在时间上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在程度上却是有一定限度的。
说它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仅是因为上述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在短期内不会消失，而且还因为日本具有经济、科技方面的支持能力，潜力是巨大的。加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初试北约新战略的举动，尤其是和日本有着相似经历和处境的德国在这次北约行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将使日本从中看到它今后在亚太地区发挥类似作用的前景，由此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强化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作用的欲望。
但是，日本强化军事因素作用的势头也不会无限制地上升，因为它不能无视国内外的种种约束。就国内来说，首先是人心向背的制约，主张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力量，向往和平生活的日本人民，不会容忍这种有悖时代潮流的趋势恶性发展、无限膨胀；其次是法制方面的约束，日本当局在目前条件下要想抛弃现行宪法是很难做到的，在短期内要实现“修宪”也并非易事。就国外来说，首先有来自美国的制约，美国无疑是在鼓励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军事方面的作用，但美国也在防止日本成为“过分自信的”、能对美构成挑战的对手，因此必须将日本的作用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只允许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范围内行事。这也是日本难以实现“修宪”或完全无视宪法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亚洲国家不会接受，更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不相容，否则，日本就将会沦为“国际孤儿”，这不仅与其初衷，即为争当“亚洲代表”、为获取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大国”地位的承认而扩大政治影响完全相悖，而且由于日本经济严重对外依赖的致命弱点，它也是最怕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正因如此，它对采取某些较为敏感的举措不能不有所顾忌。
日本强化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作用的趋势，与冷战后的世界潮流相悖，与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相悖，因而必将给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首先，它将损害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从目前已经显示出来的结果来看，受到冲击最直接、损害最严重的是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一百多年来，日本习惯于欺凌或面对一个积弱的中国，而今天面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它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威胁”，所以要和美国一起“从制度上引导和限制未来中国的发展”，（注：“朝日新闻”1998年6月14日。）这是日美两国“重新界定”安保体制、 重订防卫合作指针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而日本对军事力量的建设和部署采取新举措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实力遏制住中国”，（注：“产经新闻”1997年1月6日。）其中包括限制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武力解决这一手段选择。这对中日两国相互信赖、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由于日本的做法有美国的背景，有些举措还是由美国主导的或者两国共同采取的，因此它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认为，最近台湾当局敢于采取进一步迈向“台独”的严重步骤，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近些年来美、日上述战略举措的恶果。日本的举措也引起俄罗斯的戒心，特别是在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和TMD等问题上，俄已多次对美、日表明自己的忧虑，认为TMD“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在战略上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注：共同社莫斯科1999年2月23日电；时事社北京1999年3月14日电。）即使是对日、美两国而言，尽管因上述举措使冷战后动荡多变的双边关系稳定下来，但从长远看，它必将引发或加剧的控制与反控制等方面的潜在危机似也已隐约可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由于这些消极影响而导致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出现新的分裂，比如在中美日三国之间形成“二对一”、中俄日美四国之间形成“二对二”的组合态势和对抗关系，那种后果无论是对各大国自身还是对亚太地区局势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将是灾难性的。
其次，它将损害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最突出的是，近些年来日本军事防卫当局对国家决策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明显趋于上升，（注：“东洋经济”1996年10月5日。 ）甚至有人公开要求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自卫队”改编为正式的“军队”，要求“修宪”的呼声和势力也在上升。日本的防卫方针正在逐步增加攻击性色彩，表现在军事装备的高、精、尖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并朝着具有战略性进攻性的方向发展，如购置空中加油机、研制新型火箭和大型运输舰（可以迅速改装成小型航母），酝酿研制核动力潜艇乃至航母，以增强远距离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以来， 日本外相和防卫厅长官等头面人物借国会审议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之机，甚至公然宣称：“周边事态”也包括“某国发生内乱或内战并扩大到国际范围”，日本在受到威胁时“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注：时事社东京1999年4月20日电；《读卖新闻》1999年3月3 日晚刊；路透社东京1999年3月9日电。）表现出军事介入别国内政的倾向，对别国发出攻击性军事威胁的动向已经非常明显。所有这些不能不给亚太各国造成对日本的“信任危机”和战略上、军事上的安全压力，迫使这些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而不得不在军事防务领域增加更多的投入。近些年来东亚地区出现的武器进口的数量和质量一直位于世界各地区前列、被国际舆论称为“逆裁军”的现象就是明证。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因素”有关。必须严肃指出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说法，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而有所误解外，更为主要的，这正是美国和日本的某些人为转移视线、掩饰自己而制造“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就连美国报刊也看到了这一点，即认为亚洲最近出现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升温的“一个起因是日本对自己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做出了缓慢但很坚定的举动”。（注：Washington post.july.24th.1999.）此外，日本的“举动”无疑也给本地区各国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国家间新型安全合作关系的确立等方面所作的努力造成了冲击，增加了障碍和阻力。
第三，它将为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增加新的复杂因素。上述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与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强化国家战略中军事因素作用的过程中，还在我国近邻周边采取了一些直接针对我国的举措，旨在牵制、遏制、甚至包围中国。比如，1996年日本防卫当局提出“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以加强在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的政策建议，（注：“产经新闻”1997年1月6日。）此后，日本政府就为改善对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在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方面尤为引人注目，除了前文所述以外，日本还从1997年开始分批派遣航空自卫队飞行员到俄罗斯空军，对“苏－27”战斗机的构造性能、驾驶技术、武器和雷达等所有系统的实战能力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日本报刊评论说：“日方此举是为了牵制已获得生产该战斗机专利权的中国。”（注：“东京新闻”1999年3月10日夕刊。）1997 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出访东南亚五国，舆论认为，桥本的目的“显然是想联合东盟来对付在东南亚越来越富有影响力的中国”，尤其是要与越南加强军事合作，“假如有一天再联合台湾，那么，它就能从北到南封锁中国最富裕的沿海地区”。（注：东京华文日报《时报》1997年1 月13日。）至于日美两国通过加强同盟关系和军事合作，对中国实施战略牵制，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事实上，早在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就已经开始为“预先遏制”中国而在地缘战略上布局造势，（注：见拙文《我国周边环境中的“美国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期。）而日本则一方面追随和配合美国， 声称“日美两国应与区域内各国进行合作，建立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屏障”，（注：日本防卫研究所“安全保障环境の长期见通しと日本防卫のあリ方”、“产经新闻”1997年1月6日。）另一方面也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中国采取地缘战略上的举措。美国舆论明确指出：日本的“核心战略是从日本的最强大的地区盟友——东盟入手来编织一个联盟网，以遏制中国”。（注：〔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1月10日。）基辛格在1996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日本“正在中亚、东南亚等地广泛投资，事实上是在包围中国”。（注：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8月，第205页。）可见，我们在警惕我国周边环境中的“美国因素”的同时，对我国周边环境中的“日本因素”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