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十年代反封建文学主题对五四文学的深化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三十年论文,反封建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三十年代是工农革命运动兴起和民族救亡意识高涨的时代，同时也是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还很强大、很猖獗的时代。作为“五四”文学反封建主题的自然发展与历史延伸，三十年代文学反封建主题最富有时代特色的变化是，左翼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将反封建主题置于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的全部现实要求下进行开拓，从而使新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从与个性解放主题相伴相生、如影随形的阶段发展到与阶级解放、民族救亡主题交叉融合、颉抗纠缠的阶段。“革命文学”一经提出，左翼作家便从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角度着眼，希望文坛有比“五四”更强有力的反封建文学创作出现。这种反封建文学，“必然地要去进一步的取得无产阶级的立场，暴露封建势力的罪恶，指出这种力量怎样的与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相勾结和妥协，作了他们的工具，怎样的凭借着宗法社会的观念去利用落后的民众，以阻碍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指示出封建势力必然崩溃的最近的特征，盘据在农村的封建基础不摧残是革命的最大的障碍，以及封建势力肃清后必然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前途……。”[①]“左联”成立以后，也将“去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②]当作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直至抗战前夕，上海剧作家协会在《国防戏剧纲领》里，一方面号召作家开拓反帝抗日的文学主题，一方面又提醒作家“须认清残余封建势力是中华民族解放的障碍力，因此，在反帝斗争的当前，必须同时作反封建的斗争”[③]。可以说，三十年代作家从阶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现实要求出发发出的反封建的呼声同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保持了高度一致。
从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普遍的精神状况出发，寻找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描绘人压迫人、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残酷现实，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反封建主题的主要内容。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从普遍的人道主义出发，“五四”先驱曾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思想和制度，为新文学的反封建主题确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是，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囿限，当时的大多数人尚不能清楚地看到并说明产生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工农革命兴起，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广泛传播，为三十年代作家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更成熟的时代条件和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界，敏锐地认识到了封建主义得以产生和稳定的根源和土壤，是少数人占有多数土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韵英不仅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中心问题”，而且指出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相适应的中国生产方式“主要是手工农业，与手工业生产”[④]。马子华也曾一针见血地说：“封建制度是更深的表现于那特有的土地生产关系上”[⑤]。把土地占有制度同封建制度联系起来，将它视为封建制度更深的表现，应当说，是比“五四”时期吴虞、傅斯年、李大钊将家族制度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万恶之源”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了。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对“五四”文学反封建主题的一个深化和超越，是对反封建政治革命和反封建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进行了最初的文学描绘。蒋牧良的《三七租》、林娜的《土地》、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等作品，既写出了中国农民没有土地的痛苦，也写出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求。《三七租》形象地揭示了地主和农民间基于土地租佃关系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子华笔下土司之于他的子民们的权威，同样建立在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公平关系上。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的斗争进而到夺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在三十年代已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洪灵菲的《大海》、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紧握住历史变动的这种新动向，对农民基于土地要求上的革命的自觉性和自发性作出了及时的反映和描绘。《咆哮了的土地》中，革命初起时，老年农民王荣发的最初反应是“什么革命不革命，不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青年农民王贵才则说：“——爸！革命军主张减租呢。主张……土地革命……减租……于我们有好处。我们应当……”。这就真实地描绘出了三十年代农民普遍的精神状况和全然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父子冲突。王荣发、老通宝等老年农民，由于饱经生活磨难，其性格以忍耐和顺从为最大特色；王贵才、水生等青年农民，由于初生牛犊不怕虎，也由于求生意志的驱使，更容易萌发出将剥削阶级打翻在地的要求。《咆哮了的土地》等革命文学和《春蚕》等社会剖析文学，通过对青年农民的愤然崛起和老年农民的最后觉悟进行文学描绘，对帝、官、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形象解剖，敏锐地把握到了现代中国反封建革命的历史趋势，并展示出了工农的崛起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震撼与动摇。从这些作品里，人们看到，正是无数农民的自我觉悟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奋起抗争，使现代中国的反封建由单纯的思想革命的阶段进入到实际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阶段，工农大众要求土地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开始动摇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从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的发展历史看，左翼农村题材作品无疑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作品间，架起了继往开来的桥梁。
二
当左翼作家从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的角度开拓着文学反封建的新命题的同时，巴金、曹禺、老舍等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则继续沿着“五四”作家的足迹，以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民主主义意识为自己的观念基础，拓展和深化新文学的反封建主题。
巴金、曹禺等作家，首先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封建家族和家庭中的家长形象，从而将东方专制制度的蛮横、冷酷和伪善形象化了。封建专制家长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可以凭借家族血缘关系对子女、妻妾进行不受约束、漫无边际的控制、管理和处罚。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胡荣生和巴金、曹禺笔下的高老太爷、周朴园、焦阎王正是如此。《家》中，高老太爷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权威和法律，他所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执行。周朴园作为一个具有资本家身份的人，灵魂里却并无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份。“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原野》中，焦阎王虽死，其专制、横暴、残忍的幽灵仍在，并通过焦母达到对焦大星和“干儿”虎子的控制。正是焦母及焦母所代表的封建家庭礼教，将焦大星塑造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不能独立的废人。“五四”作家虽然也曾塑造了讲礼教的封建专制家长形象，并定下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⑥]的思想基调，但当时的人们似乎更留意于与礼教相对立的“自我”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的代表者的刻画还显不够。高老太爷等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封建专制家长形象的出现，无疑丰富了二十世纪反封建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廓。
在刻画“吃人”的封建家长形象的同时，巴金、曹禺等还塑造了“被吃者”的形象。“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⑦]中国的家庭专制制度也是如此。在无数个高公馆、周公馆里，家庭专制制度所具有的全部残酷性、虚伪性和腐朽性，无时无刻不在吞噬人的肉体和灵魂。蘩漪一到“地狱似”的周公馆，灵魂便死了，她追求着做一个人却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女人”。被觉慧称为“狭的笼”的高公馆，不仅吞食了善良而忧郁的梅表姐，而且借敬老的名义，以封建家长的僵尸扼杀了活生生的瑞珏。至于觉新，其作为“中间物”的悲剧形象，更说明了封建礼教和家庭专制的“吃人”，更多的时候是以无声和无形的形式进行。
巴金、曹禺等作家，还塑造了封建专制家庭的叛逆者的形象，从而宣判了封建家庭专制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思想意识、人伦观念、道德传统的腐朽性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大胆而幼稚的觉慧，以“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激励自己冲出了封建家庭的门槛，走了一条与觉新“作揖主义”全然不同的路。蘩漪，一个争取做“活着的女人”的人，虽然由于生活环境的囿限，最终未能将自己的幸福争过来，但正是蘩漪充满个人主义精神的反抗，使周朴园维持“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梦想毁于一旦。可以说，从觉慧、蘩漪等人物形象身上，人们呼吸到了“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清新气息，也倾听到古老的封建专制家庭大厦在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冲击下呼啦倾倒的声音。
应当说，对代表了整个封建专制的家庭专制的批判并不自三十年代始。“五四”时期，傅斯年、吴虞等早已作了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罪恶的思想前驱；鲁迅也曾以一篇惊世骇俗的《狂人日记》，道出了封建礼教和家庭专制的“吃人”本质。但总的来看，“五四”作家大多数还只是将封建专制家庭作为现代青年男女争取婚恋自主的背景来处理，作家还来不及对封建家庭展开全方位的整体的文学描绘，还来不及将“古庙”、“阎罗殿”式的封建家庭化为完整的文学形象体系。三十年代，以《打出幽灵塔》、《家》、《雷雨》、《原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一方面继续沿着“五四”先驱的思想路径，对封建家庭专制进行了持续而猛烈的抨击，一方面又以完整的人物形象系列，多角度、全方位的环境描绘与气氛烘托，再现了完整的封建专制家庭景象，并宣告了封建家庭专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人们一方面感觉到了“五四”反封建精神的激荡和回响，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当作家将这种精神深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时所散发出的特殊美学魅力。
三
在三十年代文学中，新月派、现代派诗歌对爱情、自由和纯美境界的礼赞，沈从文小说对自然人性的张扬，论语派散文对国民性的讽谕和对个性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都具有程度不等的反封建倾向，只是这些作家缺乏明确而坚定的自觉的反封建意识，尚未能将一种自在形态的反封建倾向升华为自觉的反封建文学主题而已。
总的来看，与“五四”文学相比，三十年代反封建文学创作呈现出更复杂的状况。首先，反封建主题同阶级解放、个性解放等文学主题既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又颉抗冲突，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形，“五四”时期反封建主题与个性解放主题相互支援、携手共进的局面不见了；其次，各个作家群体之间虽然有反封建的共同趋向，但由于思想基础、价值观念等等的不同，往往又存在一定程度相互对立的倾向，新文学的反封建斗争，开始转移到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同另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相争斗的背景上来进行，“五四”作家在新旧斗争的背景下形成的新与新的相互联合、齐头并进局面被打破；再次，就各作家群体和各作家的创作实践而言，往往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反封建倾向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封建的思想意识，或在无意识间流露出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这种思想残余由于未能引起作家的自我警惕，甚至戴着新的面具出现，往往具有更大、更长久、更潜在的危害性和迷惑性。
如果说，反封建主题同阶级解放、民族救亡主题相颉抗相纠结的一面还难以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话，反封建主题与个性解放主题既交叉融合、又颉抗冲突的现象在三十年代则十分明显了。随着工农革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和文学主题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严酷性要求革命者个人暂缓个性解放的要求，为了阶级的整体利益放弃个人的部分权益；而且来自于，中国革命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到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必然将反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个性解放作为一种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来的社会思潮，也必将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问题在于，作为特定的社会思潮，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作为广义的个性解放，它却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遗产，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中国革命不走资产阶级的老路，却不意味着不要个性解放，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也更广泛的个性解放。可惜的是，三十年代有的作家既忽视了个性解放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的巨大摧毁作用，也忽视了个性解放在塑造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革命者过程中所起的现实作用，而将个性解放的文学主题轻易地打发了。在某些片面地强调个人对革命的无条件服从的“革命+爱情”文学中，我们甚至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封建时代“理欲”之辨在现代的翻版。因为单纯强调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个中国人都牺牲自己的自由，而不同时主张“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⑧]，就极有可能流于国家、革命、时代对个人的无情压抑和专制统治，使刚从“父之子”那里解放出来的“人之子”再过渡到“时代之子”的过程中，重新失去刚刚获得的自主意识和个性意识，失去对新老形式的封建意识的辨别能力和抵御能力。
这不是抽象地肯定个性解放思潮及其相应的文学主题，也不是无限地夸大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的反封建作用和功能。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左翼作家之外，三十年代某些仍在张扬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的作家，其个性和自我失去“五四”时期那种锋芒毕露的锐气和青春焕发的朝气；某些竭力主张自由、民主的作家和文学流派，甚至不同程度地流落到以民主、自由对抗革命的地步，以致于最终失去了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原旨。以新月派为例，胡适、梁实秋等从自由、民主立场出发，对国民党的思想专制和“党治文化”的批判还是比较有力的；然而，新月派由于害怕革命将以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又用民主、自由观念来对抗暴力革命，并转而寻求“好政府主义”，结果滑入了对现行专制统治的妥协与求和——这种妥协与求和，本质上是对自由与民主要求的放弃。这样，在新月派的民主、自由词典里，便只有观念上的自由和平等，少有事实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自然人性上的自由和平等，少有公民权益上的自由和平等。他们找不到一条通达民主、自由的路。相应地，文学创作中，他们能够在抒情文学中以对自由、爱、美的礼赞歌吟来同一种由不得思想和爱情自由生存的社会抗衡，在叙事文学中却难以提供象样的反封建专制、反现代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因而，单是站在反封建文学创作的角度，新月派也必将受到主张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左翼作家的责难和诘问。
三十年代的反封建文学，已由“五四”时期在“新旧”之争的背景下进行，较多地转移到“新新”之争的背景下来进行了。从一开始，新文学家的反封建便是从异域引进一种现代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来同古老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作斗争，这正是现代反封建文学区别于以往反封建文学的新质所在。然而，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日益深化，封建主义的残酷性、虚伪性和腐朽性已基本被人们所认识，凭借何种思想武器和社会力量反封建成了关注的焦点。应当说，这是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一个深化，也是反封建文学斗争的一个深化。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由于三十年代特殊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反封建斗争走向深化过程中某些本应引注意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注意。譬如，初期左翼作家从中国现代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出发，误认为中国现代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资产阶级，而将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当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任务，强调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相应地减弱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而在反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一些作家往往又只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念，而没有重视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相联系的一面，将资产阶级思想中最不符合现代潮流的部分——封建主义的残余给忽略了；此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无产阶级队伍和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封建主义遗毒，也是三十年代文坛的一个失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身上有封建主义的残余，革命的主导力量和革命的作家身上也不能说全然没有。封建思想因为寄植于前进的人们身上，有时甚至披上现代性和无产阶级的外衣，往往更难以被人们发现，其危害性也更大。以上种种，说明三十年代文学反封建主题虽然堪称对“五四”文学反封建主题的深化，但新文学反封建的重任还远没有完成。
注释：
①见钱杏村《鲁迅》一文的附言《关于反封建的创作》，《拓荒者》第1卷第2期特大号，1930年2月10日。
②左联执委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③周钢鸣：《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生活知识》第1卷第10期，1936年2月。
④韵英：《中国农民阶级的出路》，《文化批判》第5号。
⑤《他的子民们·跋》，春光书店，1935年11月初版。
⑥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1日。
⑦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⑧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新月》第3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