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数论文,货币论文,模型论文,需求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近代中国宏观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来说，几乎所有的一般宏观金融理论都不完全适用——前提假设都有较大的差距，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所有必需的数据都不理想——或缺乏时间序列性、或缺乏全国的代表性、或众说纷纭、或干脆没有……这种困难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以外的经济学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尝试这个宏大课题的研究，无非是想做一点基础工作，求教于诸位前辈和同仁。
一、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前提假设
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前提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假设就肯定有遗漏，能概括某一过程中所有经济现象的前提假设同样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这种“相对”，说的就是在理论自身的限定条件——前提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是正确的。
主流派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隐含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是：（1）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 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2）生产要素及产品无限可分， 各生产单位均能利用同一的技术；（3 ）货币与实物资产是替代品（无论在时段上还是时点上）；（4）货币发行是无成本的。
建立于上述前提假设基础上的主流派货币理论能否应用于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更贴近历史事实，我们先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期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一）分割严重的国内市场
近代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被各种经济的、非经济的因素严重分割的。大量的经济单位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所得的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或政治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
1、商品市场的分割性。在比较完整的市场内， 由于价值规律不可抗拒的作用，各地物价一般是比较一致的。但近代中国各地的物价往往差别极大。北平社会调查部曾对1920年沈阳、北平、汉口、兰州、重庆、贵阳、上海、昆明8个城市粳米、猪肉、棉花、食盐、白糖、 斜纹布、煤油等七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做过调查。调查显示，上述七种商品在8个城市的价格相差较大。除棉花差价不到一倍外， 其它商品的差价分别达到一倍、几倍或十几倍，相当惊人。（注：详见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67—109页。 转见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1931年， 陕西棉花每担10余元，河南郑州却高达40—50元。1935年湖南湘乡每百斤小麦的价钱为6.04元，而邻近的涟源只有1.82元，相差3 倍多（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56页。）。这类事情在近代中国比较常见。各地同类商品的价格差异，一般说来应该反映各地间的运费、厘税等交易成本。
从全国各地区时间序列的价格指数观察，起落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据《南开指数年刊》对1926—1936年华北、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南京诸地所做的批发物价指数研究（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7，第41页。），华北、广州和上海三处是中国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物价指数的起落差动辄在10个百分点以上，3—5个百分点是常见的现象。南京、汉口和青岛也是这样。
各地商品市场的价格，是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者收益率的综合反映。它既反映供给与需求力量对比的结果，也引导着生产和消费的方向。各地较大的价格差异长期存在，说明地区间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的转移存在着强大的经济、政治藩篱，说明了近代中国市场分割性的顽固。
2、货币制度的分割性。近代中国货币的花样之多， 是世界罕见的。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长期是银两、银元和铜钱并用。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之前，仍然银元与铜钱并用。银币与铜币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铜币也不是银币的辅币。随着银价或铜价的变化、银币或铜币质量的变化及银币或铜币供求关系的变化，银铜两种货币的比例关系都会相应地变化。上海与国外的贸易固有汇价的问题，上海与内地农村的贸易也有银币与铜币的换算问题。洋货进口到上海，一般用金币或银币折金支付；洋货转运到内地城市，一般用银币支付；再运销小城镇或乡村，一般用铜币支付。苏州曾是银币与铜币的兑换中心，商人们在内地推销洋货后，常将所得铜币运此兑换银币，汇往上海办货。而且，各地银币、纸币（银行券）和铜币的“花样”也是不胜枚举的。
3、各地技术水平参差不一，产业收益率难以接近。 我们没有各地区生产设备使用的详细数据，但根据科技人才在各地的分布情况大略可以推测一二。
1940年，国民政府曾对全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分布情况做过统计，其范围，主要是具有大学或高等专科学历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包括工商管理、财政金融、会计、统计、仓储、广告设计等专业的管理人才及初、中级技术人才。从工程技术人员的地域分布来看，以江苏（含南京市）、上海最为集中，次为河北（含天津市）、四川、山西、广东、山东等省。江苏省的南京市曾为国家首都，大批军政机构及国营企事业单位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吸引各类技术人才，造成人才高度集中。江苏境内的1117名工程技术人员进入军政机构任职的多达517人，占46.3%。而作为通商巨埠的上海，人才的流向却是另一种格局。在927 名工程技术人员中，在军政机构任职的只有78人，占8.4%， 余者都在企业和教学科研机构工作（注：徐鼎新：《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其它如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四川等省也各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对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四川是由于抗战爆发、工厂内迁的特殊社会环境，使这个人才相当匮乏的西南省份才有了新的人才格局。陕西省和云贵两省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工厂内迁的过程中流入了一些人才。东北三省由于被日寇侵占，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那里工作的较少。排除抗战爆发工厂内迁的因素，工程技术人员的分布大体上可以反映近代中国各地区生产设备的技术状况。上海江浙地区、天津河北地区技术水平是最先进的地区，山东、广东、湖北次之，其它地区一般，西北、西南、福建和广西等交通运输条件不好的地区则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相应地较差。
国内市场为什么如此画地为牢藩篱高筑，从而导致各地市场价格纷杂经济单位收益率不一呢？除去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和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这些政治因素外，经济方面的因素大略有如下几种：
1、国内交通运输不便，自然很难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英法等国， 一般都是配合着产业革命而进行交通运输革命。近代中国地广人多，交通运输却一直很不方便。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的走向，且有的不便航行。原有的南北大运河日益淤塞，货船难于通行。江河之上，新式轮船虽有增加，但为数太少，帆船长期占主要地位。货运量、航速及运输成本都不适应近代生产、流通的要求。铁路是大陆国家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近代中国总共才修筑了2.5万公里。而且，通车的铁路分布不平衡， 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广袤的内地铁路很少，四川、甘肃、青海等省根本没有铁路。已有的铁路只便于内地与出海口联系，而不便于内地各省互相联系。各条铁路的标准不一致，路政不统一，不能联运。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铁路经常分段行驶，甚至遭到破坏。铁路的运费很高，还要代征各种捐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能行驶汽车的公路只有2.5万公里。在西北、西南地区，长期依靠骆驼、马匹运输， 交通更为困难。在这样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国内的长距离商品运输必然要加重成本，商品流通自然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导致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托的地方性、区域性的市场长期存在。
2、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极为不利。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田赋、厘金或统税等。其中厘金是一种商品通过税，对国内市场的统一性破坏力最大。
那么，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有没有逐步统一的趋势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方向相反的力的作用。一方面，国内铁路、公路在不断修筑，沿海、内河航行的轮船日益增加；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及东北易帜标志着国家的统一；裁厘法令已经颁布；废两改元实施成功；法币取代各色货币，统一的货币市场已经出现。但在另一方面，铁路运输时常被破坏；厘金或类似厘金的税卡日渐增多；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事实上长期存在——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从未间断，东北易帜不久又被日寇侵占，关内的桂系、冯、阎所部辖区基本上是独立王国，同时还有苏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又分为日占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政治上的分裂是国内市场统一的致命伤。
（二）极不完善的金融市场
1、货币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但以货币市场为主。 下同）的分割性。植根于国内市场的近代中国货币市场，不可能不显现其分割性的特点。资本属于生产要素，在分割性严重的市场状态下，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不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陈争平博士对1910年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南昌、汉口、长沙、宜昌、重庆、北京、天津、营口、宁波、福州等15个城市的银行放款年利率的统计显示：中国最大的两个通商口岸上海和天津以及沿海城市宁波利率最低，平均为年7.2—8.4%；宜昌、九江和福州最高，平均为14—15%；其余城市的利率在9—12%左右。 按各地平均利率计算，最高的宜昌与最低的宁波相差一倍。（注：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美国学者罗斯基先生研究了1900—1937年山东省的货币市场，他的资料说明，当山东沿海地区利率下降时，借贷资金也很少流入借贷利率较高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西南部地区的借款利率高于中部地区0.6 %（月息），高于东北部地区1.5%（月息）。而且，在1900—1937 年期间变化不大。（注：Thomas G.Rawski & Lillian M.Li,ChineseHistory in Economic Pre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92,P.301.）那么，30年代全国的货币市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从政府职能部门发表的统计资料来观察一下。见表1。
表1 主要都市利息行市（平均年率%）
1930 1931 1932 1933
上海 10.80 10.80 12.60 7.20
杭州 10.80 10.80 11.70 10.80
汉口 11.16 11.34 9.90 7.65
宁波
……7.20 7.20
南京 12.60 16.20 18.00 13.50
青岛 15.30 16.74 17.10 16.38
福州 18.72 18.72 18.36 19.72
郑州 18.00 18.00 18.00 18.00
九江 18.36 19.80 16.20 18.00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6，第679页，第680页。
说明：上海：杭州、汉口和宁波为日息折年率；南京、青岛、福州、郑州和九江为月息折年率。
从表1观察，上海、杭州、汉口和宁波等地利率较低，福州、 郑州和九江等地利率较高，而且差距很大。这其中，不排除日息和月息有一定差异之因素的影响。即使将上海、杭州、宁波一带的月息按略低于南京的月息算，福州、郑州、和九江等地的利率水平也在整体水平上高于江浙一带3—4个百分点。如将30年代与1910年大略比较，福州、九江的利率始终高于上海江浙一带地区，地区分割性依然如故，这与罗斯基先生考察的山东境内的现象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货币市场分割性的存在，借贷资本区域间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各地的借贷资本只能面对自己的区域市场，近代中国银钱业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客观功能几乎是不存在的。
2、金融机构过分集中的分布。与分割性严重的国内市场相适应， 近代中国的金融机构大都建立在工商业发达、社会稳定、经营风险较小的地区。1937年，中国资本经营的现代银行共有164家， 我们按照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计算一下各省的总行、分行及银行自有资本的数字（我们将民国时期单列的沪、汉、平、津、京、杭、渝、广、青九大都市分别归入所属各省，一并计算；总行设在国外的未计入，所以“总行数”一栏总计不等于164）。见表2。
表2 各省总行、分行及银行自有资本统计
省份 总行数 分行数 自有资本
省份 总行数 分行数 自有资本
江苏66 421
27243万元
陕西2
48113万元
浙江24 151 610万元
贵州 4
山西 1 402000万元
云南16
1128万元
山东 4 58 471万元
福建4
70156万元
河北10 1891130万元
广西2
42598万元
河南 1 72 214万元
广东7
52
1440万元
安徽 1 79 100万元
吉林 9
江西 3 79 275万元
黑龙江
3
湖南 3 69 62万元
辽宁18
湖北 4 40 500万元
绥远1
10 27万元
四川15 1101028万元
新疆18 7万元
甘肃 5
察哈尔
4
西康1
25万元
宁夏14150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7，台湾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12—18页。
从表2观察，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名列前茅的是江苏省，总行数占全国总数的40%，分行数占25.9%，自有资本占62.8%。其中，上海一地就有总行54家，银行自有资本26570万元， 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2.5%和61.2%。如果按民国时期划分的大区观察，情况是这样的：
A.华东地区（包括江苏和浙江），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90、572和27853万元，占全国总数的54.9%、35.2%和64.1%。
B.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山东、河北和河南），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6、359和3815万元，占全国总数的9.76%、22.1 %和8.8%。
C.华中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1、267和937万元，占全国总数的6.7%、16.4 %和2.16%。
D.华西地区（包括四川、甘肃、西康、陕西和贵州），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8、167和1166万元，占全国总数的11%、10.26%和2.68%。
E.华南地区（包括云南、福建、广西和广东），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4、170和3322万元，占全国总数的8.5%、10.45%和7.65%。
F.东北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和辽宁），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0、30和0万元，占全国总数的0、1.84%和0。
G.西北地区（绥远、新疆、察哈尔和宁夏），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3、26和34万元，占全国总数的1.8%、1.6%和0.08%。
显然，中国资本经营的银行分布最密集、业务开展最广泛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总行数和自有资本数均超过全国总数的一半。华北、华南、华西、华中依次下降。从财政部统计的1934年134 家金融机构营业数据来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见表3。
表3 全国商业银行庄号按城市划分资本和存放统计（1934年6月）
城市银行数占%实收资本占%存款额占%放款额占%
上海 44.02 72.6475.25 76.41
天津
5.22 10.8819.05 15.65
杭州
4.47
3.70 0.84 0.97
重庆
5.22
3.86 2.43 3.07
北平
2.23
1.02 0.45 0.99
青岛
2.23
0.87 0.46 0.65
汉口
1.49
1.46
太原 10.44
0.46 0.12 0.18
其它 24.68
5.11 1.40 2.0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据《财政年鉴》下册，第12编“金融”统计。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上海与杭州两城市的银行家数占全国的45%以上，实收资本占全国的76%以上，存放款分别占全国的76%和77%以上；华北四城市的银行家数占全国的18%以上，实收资本占全国的13%以上，存放款分别占全国的20%和17%以上。华东和华北两地区的存放款业务合计为全国的96%和94%以上，而且，在两地区中，存放款业务又大都集中于上海和天津两个大城市。
接下来，最差的是东北和西北地区。1937年初（《全国银行年鉴》统计上述数据的时间），东北已被日寇侵占数年，况且关内抗战呼声鼎沸，全国抗战一触即发，中国资本经营的银行能在那里维持几家分支机构（其业务主要为与关内通汇）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此间的东北地区应另当别论。就关内来看，上海江浙一带（即华东地区）中资银行总行及自有资本的数额均超过其它地区的总和，而且地区间借贷资本的流动又受较大限制（从前面考察的各地放款利率的较大差异可以看出），这种局面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是相当不利的，对于银行业的发展也是不正常的。中国资本的银行业大量集中于上海和天津，致使30年代沪津两地银行业经营资本找不到出路，发生资本闲置无用的矛盾。1934年，两城市银行业的自有资本和集中的存款达97332万元，而放款额只有63412万元，闲置33920万元，是资本和存款的38.4%。 （注：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当然， 银行家们选择社会环境安定、风险小、交易成本低、获利较多的地区开展业务是正常的，指责他们也是不公正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严重的分割性。
3、证券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微弱。 近代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对象是政府债券。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在抗战前，交易额的98%以上是公债，股票及公司债券不足2%， 人们将其戏称为“公债市场”。（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这样的证券市场间接地使大量的社会储蓄转向了政府消费，无益于生产与投资。
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支出逐年增长，主要是军政费用不断扩大的结果。在贫困经济的条件下，虽然政府不断加捐增税，但收支状况总是入不敷出，库亏之数逐年增加。因此，政府只好借债。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届政府曾多次举借外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举借外债比较困难，便大借内债。 清政府末期发行的公债总额为5850万元，北京政府为61206万元，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6年为255800万元（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代序；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83页。）。这些公债主要是通过银行发行的，而且大量为银行持有。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吴承禧先生估计，1921—1932年，在银行的投资放款总额中，公债约占1／10，且有增长趋势；1932年， 中国银行业持有的公债票大约占总额的一半。（注：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72页。）
那么，历届政府债务收入的用途又如何呢？清政府和北京政府时期暂且不论，就大力提倡经济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来说，只有1928年10月发行的3000万元短期金融公债用于扩充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自有资本，以及1929年发行的海河工程公债、1931年发行的浙江丝业公债等少数几笔用于经济建设，余者均用于军政开支。（注：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换言之，如此巨额资金，不是用于国外购买军火，就是用于各项消费。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在论著中都认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并不在于国民收入没有剩余，而在于缺乏一种将剩余集中起来转化为投资的机制。看来，政府举债行为足可认为是将近代中国剩余资金转化为投资的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债二级市场的活跃，又会助长一级市场的发行需求，二者互相促进。两级公债市场不仅吞噬了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剩余，而且将企业的一部分生产投资资金转化成了公债投机资金。
近代中国的一些股份制公司也发行股票，但由于证券交易所不健全或不存在，一般只能通过亲友关系募集股本，范围非常狭窄。就是在这狭窄的范围内募股，也是不容易的。
近代中国的工矿企业，为了募集股本，曾推行一种所谓“官利制度”。企业无论盈亏，必须按期付给股东“官利”。就是说，付给股金利息。一般年利率为7—8%，有时高达10%。企业如果还有盈余，再按股分给红利。这样一来，股东已经不是对企业投资，而是贷款了；股东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而是债权人了。这种“股东”并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可能关心企业的盈亏和发展。这种官利制度一度普遍存在。
（三）资本的不可分割性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们暗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是无限可分的，各生产单位都可以通过资本投资而利用同一水平的技术。但在近代中国，由于金融市场比较落后，资本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说极为有限的可分割性。一个经济单位若想投资某一项目，它必须自己积累一笔可观的资金，然后再去寻找合伙人或贷款者，而对于数量多如恒河之沙的近代中国小农和小手工业者来说，则完全依靠自己积累投资资金（内源融资型资本积累）。从整个近代中国的经济体系来说，金融市场很难起到聚集分散的剩余资金、引导其流向生产领域的作用。
由于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单位比较贫穷，投资的自有资金起点比较低，加之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就投资项目本身而言，其不可分割性也是明显存在的。显然，在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单位眼里，引进新技术的投资，是规模宏大的。投资一头良种奶牛，购买一台简易机床或缝纫机，添置新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都必然要在仅能维持经营和日常生活的净收入中减去一笔资金。贫穷、无能力和无渠道借款（不包括消费性质的高利贷），势必导致非连续性的投资支出，而这种形式的投资，甚至无法进行最简单的技术创新。
确实，假如不存在投资项目不可分割性的问题，内源融资型资本积累——储蓄和投资在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发生——可能满足新技术的缓慢传播，以及逐步减少各类经济单位之间收益率的差异。因为当前消费的稍许减少，就可以直接为分散投资提供资金，从而，贫穷但勤俭的经济单位进行的小型技术革新将会很兴旺。可是，由于事实上的不可分割性相当严重，资金上孤立无援的经济单位，很容易陷入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阱，除了小部分富裕的经济单位之外，技术创新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经济单位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实际上还会扩大。
近代中国的现代企业，几乎都是前买办、华侨、军阀、社会名流、士绅、政府要员或政府机构投资兴办的。对于他们来说，资本的不可分割性和投资项目的不可分割性的限制就要小得多。而早期的手工工场，则很少通过投资新技术而转化为现代企业，近代中国的小农也很少能发展为租地大农场主，因此，不能不说资本的不可分割性和投资项目的不可分割性的限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在一定时段内考察：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注：本小结的分析参考了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第6章。 ）
被束缚在内源融资方式上的经济单位（储蓄—投资者），如果打算购买一种与自己的产品不同的资本品，他可以有两种选择：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存货，在积累一定时间后将其出售，购买自己所需的资本品；将自己的产品正常出售，以货币余额方式储蓄。选用何种方式储蓄，取决于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贮藏自己产品的成本。他所面临的持币名义收益率和贮藏自己产品的费用及损耗是给定的，正常情况下前者大于后者，但如果加进预期物价上涨率的因素，就难说二者孰利孰弊了。我们可用符号d－
[*]来表示持有货币的收益率（d 为持有货币的名义收益率，[*]为预期物价上涨率），如果d－[*]上升， 该经济单位将用更多的货币和更少的自己的产品来作实际投资前的价值储蓄，即“引而不发”的货币——货币的投资需求。
再进一步看，经济单位在“引发”投资需求（宏观经济学概念上的投资需求，即实际投资）时，大量的购买力是集聚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在这一点会发生投资——不是机器、农具之类的固定资产，就是棉纱、种子之类的流动资产。准备进行投资的经济单位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时间平均间隔，要比单纯进行消费的经济单位的此种时间间隔长。与此相应，储蓄倾向将会强烈地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更准确地说，在任何确定的收入水平下，如果意愿资本积累率（从而私人储蓄率）提高，实际货币需求对收入的平均比例就会上升。
在近代中国，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绝大部分经济单位要在内源融资的束缚下经营和生存，较少部分的富裕经济单位——前买办、华侨、军阀、士绅、政府要员——也必须在内源融资达到一定数额后始有外源融资可能，而这些富裕的经济单位内源融资达到一定数额的时间，远大于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单位。从整体上说，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市场条件下，货币和实际资本是互补品，即投资越多平均货币需求量越大。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图形描述二者互补的问题。见图1。
图1 为消费和投资持有货币的时间分布
图1 列出了两个“典型”的经济单位在持有货币余额上可供选择的时间分布——实线代表一个经济单位，虚线代表另一经济单位。简而言之，假设两个经济单位在一段时间内，按同样水平持续获得收入，但支出是一次性的，这种集中支出是由两条线的垂直下降表示的。如果两个经济单位有相同水平的收入，且二者储蓄——投资倾向相同的话，两条线垂直下降的支出金额必定相等。图1 上两条线垂直下降的高低和间距，反映了经济单位在内源融资约束下储蓄——投资倾向的差异。在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消费时，实线代表这种情况下持有货币的时间分布。由于相对平稳的消费支出行为，A点的平均货币持有量较低。相反， 虚线代表主要准备从事一系列投资的支出流量，与“大量”投资有关的收入和支出之间较大的缺口，迫使投资倾向较大的经济单位保持较多的平均货币持有量——这由图1中的B点表示。
因此，在全部投资都是以内源融资方式进行的情况下（当然，这是一种极端，但在近代中国大量的小农、小手工业者那里，这种极端的情况并不少见。），平均货币持有量同投资（储蓄）倾向呈正相关趋势。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金融市场相当发达完善，全部投资均以外源融资方式进行，货币与实际资本是完全的替代品。显然，这种情况在目前也不多见。
从前面考察的资料来看，近代中国企业（包括农工商矿各类）投资的融资方式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偏重于或接近于完全内源融资。在既定的时段内（如一年），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货币具有投资的“导管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
至此，我们大致分析了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赖以存在的前提假设。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比较关键的方面：
A.国内市场分割性严重。价格差距较大，各种货币币值不一，各地区经济单位不可能面临较为接近的技术水平和收益率。
B.金融市场极不完善。各地区借贷资本收益率不一，金融机构过分集中于大通商口岸，证券市场的经济作用微弱，不可能用齐一的证券市场利率来表达货币资本收益率。
C.资本本身和投资项目具有较大程度的不可分割性。整体经济的贫穷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投资主要以内源融资方式进行；低水平的投资造成技术水平的落后，整个经济处于贫困陷阱之中。
D.在内源融资的严重束缚下，投资与储蓄在同一经济单位中进行，导致货币与资本是互补品，货币持有（储蓄）是投资的“导管”。
我们的前提假设是对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一种简化和抽象，意在突出其具有一般意义的本质特征，从而排除非一般意义的经济现象，使我们的考察和分析有一个事先约定的范围。我们再次强调，有假设就肯定有遗漏，能概括所有经济现象的前提假设是不存在的。况且，我们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刚刚学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二、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在金融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原因是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所揭示的公众对货币需求的各种决定因素，会对政府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终选择产生直接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产出量。通常，经济学界在评价和讨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否对产出和价格水平产生预期效果时，往往就把分析的焦点放在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是否稳定这个问题上。换言之，要了解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首先必须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货币需求，也就是要了解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在抗战前，近代中国几乎无货币政策可言。1935年11月实行法币制度之前，货币供给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政府有效的干预行为丝毫不见，因而对货币需求也几乎发挥不了任何影响。在这种局面下，我们讨论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是否还有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沿着“……货币供求→价格总水平·银行贷款利率→实际国民收入→货币供求→……”这样一条线索，恰好可以分析政府在货币供求关系的调节方面应该有那些行为。具体说来，银本位制下的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有无能力对货币供求关系实施调节，以期达到价格总水平稳中有升，从而使实际国民收入提高；在价格总水平下降、产出滑坡时期，财政当局在调节货币供求关系方面的举措有无失误，等等。
如同宏观、微观经济理论一样，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也是纷繁复杂的。可以说，凡经济学大师都有其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不同的学派，根据各自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形成不同的政策建议。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著述汗牛充栋，受篇幅所限，恕不赘言。但我们从对剑桥学派、凯恩斯、弗里德曼等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大师建立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思路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索：（1 ）货币需求量是收入（当期收入或恒久收入）的某种比例，注重短期均衡分析时采用当期收入概念，强调长期均衡时则可用恒久收入概念。（2 ）影响“某种比例”的各种因素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不同。把握它们的关键在于，货币持有或货币需求是一种人类经济行为，受人类意志的支配，而能于特定时空中、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人类经济利益的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关于货币持有量的人类意志。于是，经济利益→人类意志（行为动机）→货币需求（人类行为）这样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3 ）不仅当前可以看见或可以感觉到的现实经济利益因素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对于在不远的未来（如下一年、下个月）经济利益的某种变化之预期，也同样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按照经济学大师提供给我们的思路线索，我们将尝试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讨论。
首先，我们强调这是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宏观考察。因此，必须将近代中国的公众——个人、企业和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考察近代中国这个经济整体的各项货币需求与总体货币需求。结合前面所概括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前提假设），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从宏观上仍可以分为交易需求、贮藏需求和投资需求三个部分。
交易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函数，而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交易需求可以表示为：
M'[,d]＝f（Y） 且f'＞0
（1）
（1）式中，M'[,d]表示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同时，它既包括个人、政府的交易需求，也包括企业营业性货币需求的相当部分。现在我们把近代中国的公众视为一个整体，所以用交易需求概括之。显然，在经济欠发达的近代中国，对货币的交易需求是货币需求的主要部分。
贮藏需求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它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在近代中国，只要人们的收入有除消费之外的剩余（甚至节衣缩食牺牲部分消费）就会有贮藏需求。在有金融机构的城市中，市民的贮藏需求、企业的部分营业性货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实际存款利率的函数，二者也呈正相关关系。这里所讲的实际存款利率，是储蓄者心目中的实际利率，即存款利率减去预期物价上涨率。在有金融机构的城市中，决定贮藏需求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收入，因为整体经济水平并不富裕，交易需求的弹性很小，所以实际存款利率应是一个次要的决定因素。在没有金融机构的广大农村地区，储蓄的形式大都是窖藏货币，所以，贮藏需求的决定因素应完全是收入。货币贮藏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2）式中，M"[,d]表示货币的贮藏需求：d—[*] 表示预期实际存款利率。
货币的投资需求与实际资本投资二者是互补的关系，因此，投资率越高，货币投资需求也就越大。货币的投资需求无疑应是实际投资的函数，从我们对前提假定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习惯的做法是以实际资本的收益率——平均利润率代替投资率。不过，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运行的前提假设与市场发达的西方国家不同，无论同行业企业之间还是不同行业之间，实际资本收益率的差异都很大，单一的平均利润率几乎不存在，因此，我们使用投资率概念。同时，投资率又可以大略地表达经济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意义相近的宏观经济学范畴。由于近代中国的企业投资活动不同程度地受内源融资的束缚，投资额的相当部分要靠企业自身储蓄积累，因此，货币的投资需求又是收入的函数，二者也是正相关的。另外，就同样受内源融资束缚的城市工业、手工业而言，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也是正向刺激货币投资需求的一个因素。
那么，近代中国银钱业的贷款利率的作用又如何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货币市场分割性严重、金融市场极不完善的大前提下，银钱业的贷款从整体上说不足以消除经济单位的资金“瓶颈”效应，内源融资的束缚、资本的不可分割性是决定货币投资需求与实际投资关系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不应否认，银钱业对经济单位的贷款（或者说经济单位获得贷款），会增加经济单位的平均货币需求（在这里，暂不区分投资货币需求和营业性货币需求）。我们曾对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增量做过数量分析，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57。据此，可以认定贷款利率与货币投资需求的负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相关系数太小，说明其它因素的干扰较大。根据近代中国的经济现实分析，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在其中起较大的作用。因此，贷款利率这一变量在理论函数中尚难以数量化。
根据以上分析，货币投资需求函数可表述如下：
比较（1）、（2）、（3）三个函数式，我们可以发现， 投资货币需求函数（3）的自变量数目最多， 包括了交易货币需求和贮藏货币需求函数的所有自变量，且增减性相同。因此，我们可以以（3 ）式为基础，探讨近代中国的总体货币需求函数。
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总体货币需求函数时，除讨论上述变量外，还有一个绝对忽视不得的问题——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比率。货币化，即货币经济范围扩大的动态过程。货币化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说明货币这种效率机制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大小。那么，从统计角度来看，是不是货币绝对数额越多货币化程度越高呢？显然不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度量货币化程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度量货币化程度的统计量是货币化比率，易纲博士将其定义为：经济中购买全部商品和劳务时，用货币支付的比率（注：易纲、贝多广：《货币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定义中“购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形式之涵义应该是：
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形式＝货币支付的购买+非货币支付的购买；
非货币支付的购买＝以物易物的购买+自我购买（自产自用）。
显然，若计算某一年的货币化比率，则有下式：
Q[,M]
μ＝──── （4）
GDP
（4）式中，μ表示货币化比率；Q[,M]表示以货币支付形式购买的商品和劳务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它应等于“被购买的全部商品和劳务”。
货币化比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的影响较大，如果忽视了货币化因素，就不可能合理地建立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以函数式（1 ）为例，若对该式做双对数方程，则有：
1nM'[,d]＝c+α1nY （5）
若将货币化比率考虑进去，再做双对数方程，则有：
1nM'[,d]＝c+α1nY+β1nμ（6）
如果我们假定货币化比率呈现上升趋势、货币需求量和国民收入都呈上升趋势，那么，（6）式中的参数α势必要小于（5）式中的α。这是因为，（5）式把货币需求的增长都归因于收入的增长，而在（6）式中，货币需求的增长被解释为是由收入和货币化进程共同引发的，这样一来，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自然就要小一些了。
至此，我们可以将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用下式做一比较完整的表达：
（7）式中，
（──）[,d]
表示实际货币需求；Y表示实际产出量，即
GDP
────；
P
u为扰动项，表示不确定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函数式中，除扰动项u的符号不定外，其余各自变量的偏导数均大于0，呈现增函数性质。
三、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计量检验
我们虽然踉踉跄跄地建立了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但在未经实证研究证实之前，只能作为一种假说，而对其有效地解释货币现象的能力，也只可暂时存疑。在现代经济学中，实证研究是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验定的过程，即先将理论假说以数学模型的形式表达出来，然后再以数理统计方法测验资料，以证明或推翻该项假说。当然，实证研究的先决条件，除了构造严谨的模型和正确的计量方法外，还包括可靠的统计资料。事实上，如果没有较为适用的数据资料，实证验定就根本无从着手。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近代中国的有关数据来看，质量高的不多。相当部分的数据，由估计得来，一般误差较大。然而，我们无法得到更好的数据资料，只能在基础设施比较简陋的条件下勉强开展工作。
（一）计量检验所用数据的汇总与讨论
1、1927—1936年中国的GDP。美国学者叶孔嘉博士估计了1931 —193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南开大学的刘佛丁先生估计了1914 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争平先生估计了1920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10年的经济状况，估计了1927—1936年的GDP。 见表4。
表4 1927—1936年中国GDP（1933年币值） 单位：亿元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1932
GDP
248.58
257.11
266.26
276.21
285.70 294.70
指数 100.00
103.43
107.11
111.14
114.92 118.51
年份 1933 1934
1935 1936
GDP 294.60269.00290.90309.40
指数 118.51108.22117.03124.47
资料来源：拙文《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
2、1927—1936年中国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率。 美国学者罗斯基先生在《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估算了1903—1936年中国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我们选用1927—1936年的数据。见表5。
表5 1927—1936年中国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1933年币值）
单位：亿元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投资额5.90 7.46 8.93 8.48 8.43 8.65
年份
1933
1934
1935
1936
投资额10.34 12.71
12.87 13.98
资料来源：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51.
罗斯基先生的估算以这一时期中国的水泥、钢铁和机械的消费量为依据，这些重工业品的进口和销售基本上都是货币化的，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比较密切。
在农业投资（包括一些农村家庭手工业投资）中，货币化程度较低。我们将农业部门（包括子部门）产品年均商品率近似地替代农业投资的货币化比率，从而计算出农业投资的货币化份额。见表6。
表6 1927—1936年货币化农业投资额（1933年币值） 单位：亿元
年份 192719281929 19301931
货币化投资额 11.52
12.28
12.6513.0413.31
年份 193219331934 19351936
货币化投资额 13.70
11.78
10.9113.61
17.02
资料来源：农业投资额见张东刚：《近代中国农业投资的估算与分析》，载于《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农产品商品率根据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一文所载“农业生产总值”和“农业商品值”计算，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将表5和表6合并得工农业货币化的投资额和投资率，见表7。
表7
1927—1936年工农业货币化投资（1933年币值）
单位：亿元
年 份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投资额17.41 19.74
21.57 21.52 20.94
投资率(%) 7.0
7.78.17.8
8.1
年 份1932 19331934
1935 1936
投资额22.36 22.12 23.61
26.4731.00
投资率(%) 7.6
7.58.8 9.1 10.0
资料来源：表5表6。
说明：投资额为中外投资者投资额合计；投资率＝投资额／GDP。
3、1927—1936年中国存款实际利率。 近代中国的银钱业存款利率向无时间序列资料可用，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散资料做些判断。潘子豪先生在1929年杀青的《中国钱庄概要》一书中说：“活期存款之利息，按月2、3厘至5、6厘不等；定期存款之利息，按月4、5厘至8、9厘不等。”（注：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台湾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70—71页。）潘子豪先生在著作中未加年份说明，但可以认为这是20年代后期的存款利率。依张继凤先生的说法，30年代初的存款利率活期为4—5厘（年率）、一年定期为7.5厘。至1936年，存款利率也与20 年代大致相当，见表8。
表8 1936年4月上海银行业各种期限存款利率（年率）
期限 3个月 6个月 9个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平均利率 4.9%
5.9%
7.1%
7.5% 8.3% 8.9%
9%
9%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页。
1934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谷源田先生著文介绍了天津的储蓄存款利率（注：谷源田：《天津华商银行办理储蓄存款种类之研究》，载于方显廷主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丛书·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794—808页。）。当时天津华商银行的储蓄存款主要有如下几种：1、甲种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为周息（十个月为周）4—5 厘，起存点低，凭存折存取。2、乙种活期储蓄存款。周息3、3.5、4、5厘四种，起存点稍高，以支票支付，因银行工作量较大，所以利率稍低。3、活期存单存款。规定起存点，随时凭单一次提出本息。 各银行规定利率不同，大致为：存满6个月计年息6厘、9个月7.5厘、12个月8厘、18个月9厘。4、整存整付储蓄存款。一年期周息7—8厘，五年则在一分左右。5、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平均利率约在年息8厘左右。平均看来，天津与上海的存款利率大略一致。而且，20年代后期至1936年，各种存款利率变化不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美各国的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粘性也是较大的，即存款利率基本没有变动。
我们将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抗战前）的各种活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做算术平均（虽不太合理，但因无法搞到各种期限存款额的资料，所以不能加权），得出两个时段的名义存款利率：20年代后期，活期存款年利率为4.80%，定期存款年利率为7.80%；30年代（抗战前），活期存款年利率4.45%，定期存款年利率为7.53%。
活期存款利率是活期存款的收益率，但活期存款额对此收益率的弹性却很小。因为，活期存款几乎全部是交易需求的货币，它是国民收入及市场深化程度的函数；持币者持有活期存款不是为了积累货币和取息，而是为了方便交易。由于持币者持有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一般是为了积累货币和取息，因此，定期存款（含储蓄存款）额对于定期存款利率的弹性相对于活期存款而言，应该比较大。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舍弃活期存款利率，只用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货币需求量的解释变量。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存款者心目中的实际利率，即考虑进去存款者对币值的预期因素。这里要说明的是，不能使用剔除实际价格因素的“事后实际利率”，因为这对存款者的存款动机来说不起作用，所以，应该使用剔除预期币值变动的“事前实际利率”，它对存款者的存款动机可以起到扬抑作用。那么，怎样确定币值变动预期的指标呢？我们觉得，在近代中国，由于存在着国际银价→汇率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动→价格变动→币值变动的作用机制，在金融机构较多的城市中，对于币值和价格的变化而言，公众最为敏感的是汇率，因为汇率最直接地作用于货币币值和价格。至于近期整体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一般说来，人们较难作出判断。国际市场上银价的变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又显得遥远了一些。因此，我们用汇率作为社会公众对币值变动的预期指标。事实上，20—30年代都市里人们谈论较多、影响人们对币值的估计较为重要的就是外钞和黄金的市价。那么，事实上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如何呢？见表9。
表9 1926—1935年按月汇价指数（1930＝100 ）与物价指数（1926＝100）
年 月 1926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52.39 54.02
54.29 56.71 56.16 55.48
物价指数 97.9 99.099.2
99.4
98.1
97.9
年 月 1927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67.66 65.09
68.35 67.25 66.29 65.17
物价指数 103.2 103.1
104.7 105.2 104.1 103.9
年 月 1928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64.05 64.91
64.91 65.34 61.59 61.59
物价指数 101.0 102.2
102.4 102.9 103.0 101.7
年 月 1929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63.30 64.18
63.89 64.80 66.63 68.23
物价指数 101.7 103.2
104.1 103.1 102.6 103.0
年 月 1930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83.88 86.78
88.66 88.66 93.48 112.55
物价指数 108.3 111.3
111.3 111.2 111.0 117.5
年 月 1931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131.85143.36 132.58 134.2 138.07 139.83
物价指数 119.7 127.4
126.1 126.2 127.5 129.2
年 月 1932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106.12103.76 102.10 109.07 110.39 109.06
物价指数 119.3 118.4
117.6 116.7 115.7 113.6
年 月 1933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93.68 92.42
89.67 89.65 83.71 81.59
物价指数 108.6 107.6
106.7 104.5 104.2 104.5
年 月 1934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79.13 78.08
78.41 79.06 84.05 82.02
物价指数 97.2 98.096.6
94.6
94.09 95.7
年 月 1935年1月2月 3月4月5月6月
汇价指数 75.20 71.69
67.84 67.32 63.34 64.67
物价指数 99.4 99.996.4
95.0
95.0
92.1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56.64 58.89
60.32 67.38 70.50 71.16
物价指数 98.0 97.999.2 103.0 105.3 105.5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65.76 68.05
67.03 66.21 64.18 63.76
物价指数 104.5 104.8
106.2 104.9 103.1
101.7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61.98 61.84
63.13 63.35 63.35 63.74
物价指数 100.8 99.898.9 101.2 101.4 101.6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69.46 70.20
72.50 74.76 75.62 77.24
物价指数 103.4 104.8
106.6 107.4 106.1 105.5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113.06108.05 105.25 106.83 107.11 116.96
物价指数 120.4 119.6
118.4 115.4 114.1 113.6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134.42139.40 135.07 126.15 118.13 114.26
物价指数 127.4 130.3
129.2 126.9 124.8 121.8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108.24100.37
98.93 99.58 98.98 103.80
物价指数 111.8 111.3
109.8 108.7 106.9 107.5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78.83 79.48
76.29 76.20 73.37 72.72
物价指数 103.4 101.7
100.4 100.3
99.9
98.4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79.84 77.13
75.30 76.04 79.41 77.44
物价指数 97.1 99.897.3
96.1
98.3
99.0
年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67.70 71.48
70.10 73.33 88.28 88.90
物价指数 90.5 91.991.1
94.1 103.3 103.3
资料来源：汇价指数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 物价指数系国定税则委员会编制。转引自姚庆三：《近十年来我国金融演变之统计的分析及若干理论问题之重新的估计》，国民经济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抽印单行本。
根据表9的按月数据，我们计算出，汇价与物价的相关系数为0.94。可见，二者共同变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据我们的分析，是汇价的变化导致了物价的变化，即物价是汇价的函数。为了更清楚地观察物价对外汇汇率的反映，我们再配滞后一期（月）物价与汇率的双对数方程，双对数方程中自变量的系数直接构成其弹性，见（8）式。
1nP[,t+1]＝3.24+0.281nR[,t] （8）
r[2]＝0.87
t＝15.87n＝119
（8）式中，P[,t+1]表示下一期（月）物价；R[,t]表示本期（月）汇率。自变量1nR[,t]的系数0.28表明，本月汇率变动1个百分点，下月物价水平就会相应地同方向变动0.28个百分点。汇率与物价水平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外汇汇率可以较好地作为币值的预期因素。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以d－[*]表示储蓄者心目中的实际存款利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927—1936年d－[*]的数值。我们将定期存款利率剔除外汇汇率升跌幅度的0.28倍，作为城市持币者心目中的实际利率，即d－[*]。见表10。
表10 1927—1936年d－[*]值（%）
年份1927 19281929 1930 1931
d－[*]值4.85 8.925.50
-1.10 0.74
指数 100 184 113-23
15
年份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d－[*]值13.95 12.2711.21
10.21 1.81
指数 288
253
231 211
37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的定期存款利率。
应当说明的是，当时的城市居民——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心目中能有大致的预期，但未必精确到0.28的数值上。本文这样处理，完全是为了计量分析的方便。况且，在整体经济水平比较低下的近代中国，货币的贮藏需求或投资需求主要应取决于国民收入，而非实际存款利率（后面我们将用Beta系数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这样设定变量不会有大的偏误。
4、1927—1936年的货币化比率。 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计量研究领域中，我们接触到的实证货币化比率的数量方法大致有三种：（1 ）用最终产品（含劳务）的市场交易量占GNP（或GDP）的比例度量；（2）用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度量；（3）用名义广义货币量对实际GDP的比例度量。（注：详见П.К.РУеиН《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ДеНег》СаНКТ－НеТеРбУГ，1992，Стр.347—369.）第一种方法最好，可以得到货币化GDP的绝对数字，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化比率”就是按此方法计算的。但由于时间序列的数据不容易得到，所以，在经济计量研究过程中往往无法使用。第二种方法有不少学者使用，但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化比率，而且对农业经济货币化进程反映不足。第三种方法在金融问题的研究中较为常用，和第一种方法相比，缺点是得不到货币化GDP的绝对数量， 在对时间序列分析过程中，只能描述一种趋势。采用这种方法考察货币化进程时，要求样本区间内至少无“小跑式通货膨胀”（年率20—50%）。同时，还要消除以下干扰因素：（1）定期存款额对M[,2]（广义货币量）比例不规则变化的影响；（2）市场上进口商品量增幅不规则变化的影响 ；（3）从理论上看货币化程度较低的部门产出量不规则变化的影响，如农业的增产减产等。（注：详见П.Κ.РУеиН《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ДеНег》СаНКТ－НеТеРбУГ，第375—378页。）
对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来说，由于资料不足，前两种方法无法操作。考虑到该时段内的物价走势基本符合第三种方法的要求以及该方法要求的数据基本上够用，我们采用第三种方法描述1927—1936年的相对货币化程度。在修正名义M[,2]／实际GDP的比例时，我们使用了以下数据：（1 ）定期存款（注：据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台湾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70—71页、张继凤：《略论百年来我国利率之变迁》（《金融研究》1982年第2期）数字计算。）占M[,2]的比例；（2 ）1927—1936年中国进口物量指数与进口物价指数（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6年》，第38页。）；（3 ）叶孔嘉博士估计的1931—1936年农业收入物值（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台北1977（英文版），第127页。），对1927—1930年的农业收入物值做这样的假定：以1931年值为基础，按朱义农先生统计的1927—1936年的农业受灾面积大小增减（注：朱义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见中国文化协会：《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 —1936）》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91—193页。）。见表11。
表11 1927—1936年中国GDP货币化相对程度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名义M[,2]/实际GDP0.174 0.183 0.197 0.214 0.215
修正后的货币化趋势
0.174 0.176 0.178 0.179 0.181
年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名义M[,2]/实际GDP0.218 0.206 0.207 0.231 0.277
修正后的货币化趋势
0.182 0.186 0.186 0.188 0.190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 1937 及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95.，1933—1935年的M[,2] 做了修正。
（二）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计量检验
对于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做计量检验，鉴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匮乏，我们只能对1927—1936年这一时段进行数量分析。众所周知，货币需求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国民收入这一变量是检验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时至关重要的数据。我们所掌握的国民收入数字和我们用计量方法估计的数字总共只有10年的，若想进行较长时间序列的计量检验则无疑是无米之炊。为观察方便，我们将上述汇总推敲过的各变量时间序列的数据制一总表， 然后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包TSP》做计量检验。见表12、表13。
表12 1927—1936年中国若干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实际GDP I/Y(%) d-[*](%) μ指数
1927 248.587.04.850.174
1928 257.117.78.920.176
1929 266.268.15.500.178
1930 276.217.8
-1.100.179
1931 285.708.10.740.181
1932 294.707.6
13.950.182
1933 294.607.5
12.270.186
1934 296.008.8
11.210.186
1935 290.009.1
10.210.188
1936 309.40
10.01.810.190
资料来源：据本文有关表格汇总。
表13 1927-1936年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 单位：亿元
年份 C M[,1] M[,2] P
192723.2637.6543.32112.39
192825.2640.9947.12113.49
192927.3245.6152.54119.07
193028.5651.0259.16124.31
193128.9850.1261.40116.38
193228.2050.0064.27111.14
193321.6547.7660.62100.00
193413.5441.8555.79 94.75
193516.7050.5067.14 98.48
193626.1666.0885.74109.56
资料来源：前揭罗斯基书，第394—395页；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7，第43页。
说明：表中C为现金，M[,1]为狭义货币量，M[,2]为广义货币量， P为价格指数。1933—1935年的各层次货币量做了修正。
根据表12、13的数据，我们作出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计量模型，对理论函数检验之。见下式：
从计量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各变量系数均能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是相当高的。 并且，经过二级检验无自相关和多重共线现象。这说明我们建立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我们所选择的数据基本上是过关的。
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搞清各个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或者比较因变量对各个解释变量的敏感性，因此，就涉及到了Beta系数和变量的弹性问题。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Beta系数。由于偏回归系数与变量的原有单位都有直接的联系，单位不同，彼此不能直接比较。为此，可以将偏回归系数转换为Beta系数，其公式如下：
Beta系数就是按照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与因变量的标准差之比例对估计的斜率系数进行调整，其数值与测定变量时的单位无关，即是一个“纯数”，因此可以直接比较，用以确定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经计算，μY的Beta系数为2.73，I／Y的Beta系数为0.13，d—[*]的Beta系数为0.78。可见，在决定近代中国货币需求量的几个解释变量中，最重要的是货币化的GDP，是后两者的数倍或数十倍，道理自不待言；实际存款利率次之，但其重要性远低于货币化的GDP； 投资率的重要性最低，可能是由于近代中国的实物投资中，大量的外国在华投资与国内的货币需求联系微弱所致，目前尚无确切数据证实。总之，数量分析的结果与我们前面的讨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Beta系数比较适用于静态分析，而相对于动态分析来说，解释变量的弹性则较为适用。前面我们曾提过，双对数方程的系数直接构成其弹性。现在，我们来做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双对数方程：
双对数方程的解释变量系数表明，当其它解释变量不变时：（1）货币化比例每变动1%个单位，实际货币需求量就变动3.83%个单位；（2）GDP变动1%个单位时，实际货币需求量就变动0.68%个单位； （3）投资率每变动1%个单位，实际货币需求量就变动0.5%个单位； （4）实际存款利率每变动1%个单位，实际货币需求量就变动0.04%个单位。
标签：中国货币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自有资本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货币需求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金融论文; 经济论文; 银行论文; 股东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