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巡回演出_戏剧论文

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巡回演出_戏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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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半个月的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已经落下帏幕,然而,那辉煌的戏剧场面却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戏剧不景气,其中包括话剧、戏曲、歌剧、歌舞剧等,至今还没有走出低谷。可喜的是,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并不心灰意冷,他们甘守清贫困窘,默默地在戏剧园地之中耕耘。为了使戏剧早日走出低谷,多年来他们进行着全方位,多方面的探索。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举行的。

这次戏剧节是对近两年来戏剧创作的一次大检阅,展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戏剧舞台的新成就,新面貌,从参演的23台戏可以看到戏剧工作者艰辛跋涉的足迹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大多是整体性的,即便是局部性的成就,也是一种突破性开拓性的。它们显示了戏剧再造辉煌的端倪。

武汉市话剧团演出的《同船过渡》是获得普遍好评的一出戏,除舞台美术设计外,编、导、演均获优秀奖。这出戏贴近生活,具有一种亲切感、真实感。一对年青的夫妻恶作剧式地为同居一个单元的独身退休女教师登了一则征婚启事,于是一位老船长上门应征,带着喜剧色彩的一串串事儿立即发生,在矛盾纠葛中,互存偏见的两代人达到理解、谅解,同时也经受了一次感情的洗礼,从鸡毛蒜皮的争吵之中解脱出来。女导演王佳纳把女作家沈虹光机巧睿智的剧作搬上了小剧场的舞台,其导演手法朴实无华,细腻深沉,充分发挥了演员胡庆树、肖惠芳、李铁、校俏梅等人的表演才能,不搞外在的花花草草,喧宾夺主,与剧本、演员的风格达到了和谐统一。

广州市话剧团演出的《春秋魂》和成都市话剧团演出的《辛亥潮》可谓是大手笔,大气派,它们的恢宏壮观的场面再现了两个激越澎湃的历史大潮。《春秋魂》另辟蹊径,从改革者的角度再塑屈原,《辛亥潮》表现的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几个人物,寓意深刻的“灯潮”舞台形象令人叫绝。

自贡市川剧团演出的《中国公主杜兰朵》、上海市沪剧一团演出的《今日梦圆》和浙江省越剧小百花剧团演出的《琵琶记》被称作“满堂红”,从编、导、表、音、舞美乃至灯光、服装设计均获优秀奖,演出确实达到了整体性成功的高度,各个艺术部门无一不精,就是领唱、音响、小道具都是极为讲究的。戏曲是综合艺术,对于戏曲的综合性这一点三出戏是予以高度重视的。从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有几个阶段,一个是戏曲文学辉煌时期,以元杂剧、明传奇为代表,一个是表演艺术特别突出阶段;以地方戏和京剧的出现为标志,戏曲导演制的建立是解放以后的事,这是戏曲发展的又一时期。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戏曲产生了失落感,它不似以前那么被观众宠爱了,一大批戏曲名角也因年事已高相继退出了舞台。这时,戏曲工作者进行了痛苦的思索,经历了编剧、导演、演员“谁为中心?”的争论后,从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中,戏剧家们悟出了,真正的成功在于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创作积极性,达到整体和谐统一的高度,展现综合艺术的优势,反之强调某一个部门的职能到了不恰当的地步,失去总体的平衡,产生出的作品必定是畸型的。三出“满堂红”的戏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专家的好评,就在于它的整体感强。《今日梦圆》演出时全场鸦雀无声,观众完全沉浸在修建铁路的工人情感生活之中,饰演女主角的茅善玉,无论是唱还是念白都是那么轻松抒情,甜甜糯糯,深沉委婉,人们仿佛从喧嚣浮躁的现实生活之中走出来,领略了一丝宁静与温馨。灯光仿佛会说话,营造出剧情所需要的环境氛围,烘托出主人公的心情。虚实相结合的布景,象征地铁隧道的拱形假台口把难于表现的地铁修筑工程搬上了舞台。

《琵琶记》是中国五大古典名著之一,特别注重整体美的浙江省越剧小百花剧团把它搬上了越剧舞台,导演杨小奇特别擅长于借鉴吸收其它艺术门类之所长,特别是当代艺术的精粹,又不遗弃传统,这使“小百花”的演出具有一种现代美,有人称他们的表演是“青春的艺术”。戏剧评论家黄维钧认为:“《琵琶记》是古典名著整理改编难度最大的一出,此番经过大手笔的加工整理,加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精彩演出,这出戏成了戏剧节上的热点剧目之一。”(见《中国戏剧》95年12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饰演蔡伯喈的江瑶,饰演牛小姐的黄依群和饰演张大公的吴春燕均属冉冉升起的新星,饰演赵九娘的洪瑛也仅是二级演员,她们并非是什么大腕明星,但她们以自己非常投入,非常动情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专家的好评。一个坚实的创作集体是可以把一批好演员推出来介绍给观众的,一个好演员也需要依赖一个创作十分讲究的艺术群体,使他的表演才华得以发挥,因为当代的观众早已告别了“听角儿”,听一字,一腔的时代,戏剧家们也痛切地感到,戏剧的发展仅仅靠“角儿”也是不行的,不调动各个创作部门的积极性,戏剧就难于与时代同步。

把外国戏剧搬上戏曲舞台,这是当今一个奇异而有趣的戏剧现象。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与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夕鹤》,一个把普契尼作曲,阿达米·西莫尼作词的三幕五场歌剧移植成川剧,一个把日本同名话剧改编成昆曲,这是一种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对话的新形式,由于中西方戏剧观的不同,也由于产生戏剧的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这种对话是需要一个碰撞、磨合的过程,因此并非所有把外国戏剧搬上中国戏曲舞台的创作都是成功的。出现在戏剧节上的两出“外国戏”是达到一定的高度的。《中国公主杜兰朵》原本是西方人表现中国人生活的剧作,这次又重返中国大地。剧作家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公主还原,使之中国化,川剧化,更适合中国观众的口味,同时又进行了新的发掘发现,使之更加深刻,也更吸引人。《夕鹤》则强调异国风格、风情、风味,为了适应昆曲程式性强,载歌载舞的表演,从服饰、头饰到动作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不失异域风情,又能充分发挥昆曲的特长,寻求一种新的和谐,新的美,解答了一道新的创作课题。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反映少数民族多彩多姿的生活是戏剧工作者的责任,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也有所突破,滇剧《爨碑残梦》与歌剧《也兰公主》反映了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的新成就。这两出戏,一个反映了云南爨氏部族覆灭的历史,一个则反映的是蒙族英雄铁木耳在完成漠北统一大业中的所思所为,有趣的是两出戏反映了两个民族的一兴一衰,一胜一败,一存一亡。他们一南一北,相隔万里,同时出现在成都戏剧节上,仿佛早已有约,要齐心合力,共同掀起历史帏幕沉重的一角,让人们从血与火的厮杀之中悟出一点人类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让观众去思考品味。

中国戏剧正在走着一条在探索中求生存,求发展之路,从风格流派,创作手法,题材开拓到把外国荒诞派、象征手法、现代派引进,有的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大,不管探索中的得与失是三七开还是四六节,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没有前人的探索就没有后人的成功。评剧《毛泽东在1960年》(牡丹江市评剧团演出),第一次让伟人出现在评剧舞台上,而且开口唱评戏,观众听了并不觉得别扭,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个由殷杰扮演的,能唱“落子”的毛泽东,他们真是胆子大!京剧《范仲淹》(贵阳市京剧团演出),把一个政治家兼文学家搬上了舞台,政治家与文学家如何统一?剧作家陈泽恺着重写他的政治抱负,写他为官不得志,被贬谪,又心系朝廷,但观众相信这一个政治家就是写《岳阳楼记》的那一个文学家范仲淹,原因就在于戏剧用情节、细节、场面形象地阐译了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值得一提的是此剧唱与道白极为注意文采,这绝不是作家在卖弄才情,故作斯文之态,而是塑造人物的需要,特别是塑造范仲淹的需要,但作家并没忽略戏剧语言“通俗性”、“群众性”、“一次过”、“性格化”等特性,在追求文采的同时注意到以一般观众能够听懂看懂这个“度”。作家求“雅”而不害“俗”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有人说这次戏剧节几乎每出戏都“冒烟”,而且烟越冒越多,越冒越火,有的弥漫到前三排。再就是每戏必有歌队舞队,这引起了观众的反感。究其原因,一是手段重复,用滥了,一是用得不恰当,这说明创作不可些许地忽视观众审美的敏感性。如何评价当前戏剧发展?一位老歌唱家久不接触戏剧了,当她看了部分节目后即兴奋异常,她说:“现在的戏剧真是大变样了,特别是舞台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我们这些长年泡在戏剧中的人似乎不那么敏感,想一想,九十年代戏剧确实与八十年代不同,无论是题材、体裁、表现手法,乃至音乐、灯光、服装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一代戏剧新人已经涌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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