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侧记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第四届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牟宗三”在继续
1995年4月12日，当代新儒学大宗师牟宗三先生鹤驾西归。 在当代新儒家前二代中，牟宗三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代表人物，无疑还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牟先生之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究竟是“后牟宗三时代”，还是“续牟宗三时代”？1996年底，我应邀赴台北所参加的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为之提供了一个哲学史和社会学的答案。会议展示了一个新儒学的继承和开展的总面相、总特征， 它表明“Mou Zongsan（哲学）”并没有“Past”，而在“Continuing”；新儒学发展所进入的阶段，是“续牟宗三时代”。
二、鹅湖会议意义：薪尽火传
会议由鹅湖杂志社、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主办。鹅湖是纯民间的师友学术团体，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的参与者也就是鹅湖师友，中研院文哲所与中大哲学所中都有鹅湖师友，二所主持人戴琏璋、曾昭旭都是鹅湖杂志社的创办成员。所以，此次会议实即鹅湖师友策划主办的。以鹅湖杂志为核心的鹅湖师友都是当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尤多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学生行。他们自觉继承与循行前辈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和工作方向，以宋明理学抗拒考据饾饤之学为风格，主张身心体验，引介融会西方新知，创造性地重建儒学，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传统中国哲学。
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文史哲学界形成了四个基本的儒学论述团体与园地。一是有官方背景的中华文化复兴委会员、孔孟学会等，二是有天主教、罗马教廷背景的士林哲学，三是台中东海大学的《中国文化月刊》，四即鹅湖师友。本次会议有一篇论文，从这四个学术团体与园地的现象社会学考察中，发现鹅湖师友以重整儒家道统为己任，整合了社会中关心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的群众，开创出属于儒家的具体论述，形成一个关于新儒家的论述，是四团体与园地中最有影响力的，明确说“对儒家在当前社会的意义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讨论，要算是鹅湖杂志了。”
此文探究《鹅湖》之所以最具影响的原因有五：（1 ）它对学界时弊的强烈批评能切实表现出理想性格的价值观，为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之际的民众所关心的文化价值重建，提供了部分的心理支持。（2）引介融会西方新知，丰富了关于儒家的讨论， 而这也是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思想性格对鹅湖的方向性影响。（3 ）牟宗三、唐君毅等当代大儒具足权威性，鹅湖师友承此建立论述的层级性。（4）除刊物园地外，定期、不定期的聚会、讲学、 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活动，形成经常性的制度。（5 ）一直吸引相当多的后起之秀参与其事，后继不乏（翟本瑞：《新儒家论述形成的一个现象社会学考察》）。
此五点，正展示出对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是鹅湖师友的学术和工作传统，也是鹅湖存在的象征意义。
还须补充的是，据我的观察，结合当代新儒家诸大儒特别是牟先生，是鹅湖的一个重要凝聚力。在当代新儒学三大重镇中，唐君毅先生逝于1978年，徐复观先生逝于1982年；牟先生活得最长，他后来的号召力愈来愈大。牟先生的讲学热情又特大，直到逝世前几个月还常拖着羸弱之身去鹅湖视讲。因此，鹅湖师友对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自然常突出地表现为对牟宗三哲学儒学思想的继承与开展，如这次会议向大会报告的60篇论文中，有16篇是以讨论牟先生哲学为主题的，其余论文内容中涉及的也不在少数。会议向与会者赠送了两本书，一本是《牟宗三先生纪念集》，此纪念当然含继承之意；一本是《牟宗三与中国哲学之重建》，其中有以诠释为主的，也有修正、澄清、发挥的，即是继承与开展之意。还有，会议海报将牟先生语录作为刊头语。其文曰：
在某个意义上，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家派叫“儒家”，更没有所谓“新儒家”。
凡愿以平正之心怀承认人类理性所有价值以抵抗非理性者，即为“儒家”，即为“新儒家”。
我平生只为理性而奋斗。我并不曾反对什么学派或宗教，我只反“反”——反对“反儒家者”，反对“反中国文化者”。
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什么依傍，我们的后台老板是孔子。
又以加框“赋予儒学新意义，乱象厘清靠传统”为提题词。海报标此刊头语与题词，也正表示此次会议乃以“继承与开展”为主题为基调。换言之，鹅湖传统与此次会议所展示的面相、特征、主题和基调，乃是对儒学新儒学之理性、开放的继承与开展。
自梁漱溟、熊十力至唐君毅、徐复观尤其是领袖新儒家群伦的牟宗三及其影响，与鹅湖师友对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其实乃是当代新儒学发展之一体两面。牟宗三之后，其影响必将强度延续相当的时期，此“继承与开展”也将随之延续：薪尽火传，此即鹅湖策划主办的此次会议所表示所象征的新儒学发展之意义。
三、有理解有说明有诠释的“继承”
会议21日报到。学术讨论三天，安排在22日至24日。每天上下午各两场，自8时半至17时半，分三个会场同时进行，午餐匆匆。 除论文宣读外，还有儒学与社会科学、儒学与科学两场专题座谈会。与会者或互相补充磋商，或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使会议在内容上显得更紧凑、热烈、充实、饱满，而富学术气氛。鹅湖主其事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杨祖汉教授，其执行会务的则都是年轻一代，新任主编邱黄海先生乃留德博士，不过而立之年。代表中研院与会议相始终的是主持文哲所当代儒学主题计划的刘述先与李明辉教授。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台湾学者。
这次会议，我因时间紧促未能及时订上机票，又因两岸未能直通，故须在港滞留以取入台旅行证，心急火燎地赶到台北会议学者下榻处已经是23日8时多了。我实际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学术讨论会， 回到上海通读了全部论文（有的未见到），对其内容始有概要的了解。
会议主席台中东海大学蔡仁厚教授在开幕典礼上的报告《当代新儒学的回顾与前瞻》，完全是一篇“述牟”、“续牟”之作，“回顾与前瞻”其实亦可谓“继承与开展”。其“回顾”，“以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为主线”，说明当代新儒家的成就为五点：（1 ）阐明儒道释三教所开显的生命之道。（2）开立道、政、学三统， 以疏导中国文化生命途径。（3）抉发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畅通中国文化慧命。（4）消化康德，融摄西学。（5）疏导中西哲学会通之路。其“前瞻”， 则是从“重开生命的学问”、“贯彻现代化的道路”、“落实人文教化”三方面来开展新儒学，开显中华文化的光辉。
“继承”乃是通过理解、说明、诠释来“继承”的。大体而言，这次会议的论文除个别篇外，质量均不错，严守学术立场和知性原则。
四、“一本分殊”的“开展”
就各篇论文而言，自然也各有侧重继承或开展的，如蔡仁厚教授的文章是侧重继承的。继承与开展，同本同源，故即或各有侧重，亦并非泾渭分明，说白了，都是新儒学的论述。会议论文所涉及的儒家人物有孔子、陈白沙、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还有韩国的当代新儒家李相殷。其涉及的论题，除以往关注较多的形上学、心性论、外王学、宋明理学、康德学等外，还有牟宗三之后的新儒学分判、大陆“国学热”的解读、宗教对话、宗教学、爱情学、艺术美学、农业生态、新易学、汉初哲学、解经学、老子学等，呈现了“一本分殊”开展的面相。这里作些选择性介绍。
1.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是一久谈不衰的话题，这次仍受到学者的关注。我参加的24日第一场讨论会，即以儒学与科学为专题，有两个报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徐光台从科学史的观点探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认为Princetion University 历史学博士金永植质疑李约瑟注重妨碍性因素的思路，提出应转到在理学中来看科学知识的思考方向，是这项研究的突破。顺此思考方向，徐教授认为，王（阳明）学批判朱（熹）学而未及于自然知识的问题，松动了朱学的权威性，有利于新学识的传入，为在儒学发展下的科学知识开启了一条新的通道。朱学对西方科学的传入也有贡献，利玛窦以降的士林哲学是藉着朱子的格物穷理说将西学中国化、传入西学格物穷理的作品的（《儒学与科学：一个科学史观点的探讨》）。汪文圣透过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认为唐君毅以当下生活的理性化为目的，如此，当儒学以事实性科学来探讨客观世界之建立以实现外王理想时，一方面不必建立在对这理想的掌握之后，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即已开展科学。另一方面则要求科学家应不忘记当下生活之理性化为归属，而当科学在统合中被建立时，即是当下生活理性之在客观世界实现（《儒学与科学间的关系：胡塞尔与唐君毅之观点来看》）。
2.儒学与爱情学、女性主义美学
儒学与爱情学、女性主义美学，这是很能引人兴趣的“开展”。曾昭旭多年来重视从爱情学这个面向来开展新儒学，这次提供的论文为《心性学与爱情学》，探讨儒学自孔子至王阳明何以不讨论爱情的原由与爱情课题在现代的重要性。他认为过去是以谋生为中心的时代，求生存具有发生程序上的优先性，爱情自然受压抑。而在开放转型的现代，人的生活到了必须从“以谋生为中心”过渡升级到“以求价值为中心”的层次，爱情学应运而生。爱情学是心性学的现代型态，人类社会中最亲近、全面、持久的人伦在夫妇之道，夫妇之爱是心性修养的最中庸型态，爱情也许是心性学上一个最新也最艰难而有待我们去超克实践的课题。
女性主义美学是西方近年崛起的新理论。它批评康德美学，追求真实具体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关注人际沟通，主张艺术、自然与生活平等相关，以主客亲近与交融为审美原则，来解消传统美学的主客分割模式。文洁华认为牟先生对康德美学的批评，与西方女性主义美学相近而更深化。其论真善美之所从出，即合一超越的心境和“智的直觉”，直指审美经验的深层结构及其起源，可以作为女性主义美学正拟建立的新美学形态的一个很好的参考（《牟宗三先生的审美经验论与西方美学新发展——从女性主义美学谈起》）。
3.儒学与易学
儒学与易学的关系，在新儒学研究中是一个久被忽视的课题，这次却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青睐。郑裕硕（韩国岭南大学）认为离开《易经》，就不能理解熊十力哲学架构及其观念体系。熊十力哲学的思想方式与思维模型都是《易经》哲学所提供的。依熊十力的理解，最能代表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的是《易经》，《易经》提供了人在宇宙过程里拥有创造活动与自由潜能的哲学体系。熊十力正是通过对《周易》的诠释建立起新易学，又通过新易学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及价值体系的（《熊十力的新易学与传统儒学的重构》）。
邓立光（香港城市大学）则慨叹于当代新儒家未能参与近年兴起的《周易》热与牟先生的易学之未被重视，而呼吁应重视易学在新儒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牟先生的《周易的自然主义及道德涵义》尤精彩在透过汉易的卦爻条例指出其背后的形上内容，把象数易学从一门专学纳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从而将象数易学与哲学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对易学的划时代贡献，也为当代新儒学的真正反本敞开了大门（《牟宗三先生的易学与当代儒学的关系》）。卢雪崑（香港新亚研究所）认为牟先生的易学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著《周易的自然主义及道德涵义》，所阐发的是通过卦爻象数以观气化的理境，由之而言中国式的自然哲学。第二阶段由经文而正视《易传》，彰显孔门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之全蕴；进而正式确定《易传》乃上承《论语》、《孟子》、《中庸》一根而发之“最后之圆成”，它只是一道德意识之充其极，只是一“道德的形上学”。这是牟先生对《易传》义理性格的确定（《牟宗三先生对《易传》义理性格之衡定》）。
4.儒学与宗教
也许是当代新儒家自有一重视宗教精神的传统，或者还有近几年西方兴起的宗教对话话题影响之故，儒学与宗教成了本次会议的一大热点。有6篇论文指涉此题，其中一为历史性通论，一为合论， 四篇是落实在唐、牟二先生上的专论。通论（李杜：《儒学与儒教》）认为自孔孟以下一直有儒学与儒教之两面说，这其实未脱《中国文化宣言》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先生共说之矩矱。至于其批评牟先生未见儒教的教化功用，谓本牟说不会有宗教神性义的说法，虽或有强调儒教教化功用之意，批评却是无的放矢、未能取得事实的支持。且不说牟先生之关于儒教、道德宗教、神性的论述并非不易找到，即此次会议所提供的诠释牟先生宗教思想的几篇论文，已为此批评提供了知识上的否证。合论乃就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梁漱溟的佛学与牟宗三先生的般若观，指述新儒家对宗教思想的融摄在新儒学建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屏东师范学院余崇生：《当代新儒家对宗教思想之诠释与融摄》）。
郑志明（南华管理学院宗教研究中心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反宗教论和恐宗教症的文化气氛中，对宗教持肯定的态度而又能深刻洞察中国的宗教问题，唐君毅可说是第一人。唐先生相信一切的宗教都有着突破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与永恒价值，强调各个宗教在精神境界上有着相互资益与融摄的空间，认为儒者之教就是一种宗教精神，是从生命存在的根源处彻底地完成生命存在的意义，儒家只要顺其原有成己成人的生活实践，就可以圆满了宗教的要求（《唐君毅的“儒家宗教精神”说》）。
专论牟宗三先生宗教思想的有三篇。邝锦伦（东海大学哲学系）对牟先生的宗教思想作了初步整理，并依此来反思绝对精神。指述牟先生强调正视宗教问题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民主以上的国本非有宗教来维持不可。牟先生的宗教思想在以确立“人文教”即“道德的宗教”为本旨，而归宿于圆善。所谓道德的宗教，乃合道德与宗教为一之教，是教人实现其天职（天命之性），即成其为人，成其为绝对精神。于此，以心即理便是德，润生万物即是福，德福一致成圆善（《从牟宗三思想的观点看宗教与绝对精神》）。
依尤惠贞（南华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疏释，孔孟之教对于牟先生来说，并非单纯的思想义理，而是他所谓的“成德之教”，亦即是吾人所依之安身立命并进而成就道德实践的凭藉。牟先生所谓的“生命的学问”，乃直就个人生命之现实限制而寻求不断地超越的义理根据。牟先生的学问并非只为纯粹学术研究，而是扣紧儒家义理以彰显道德实践，并强调儒教肩负了人文教化、社会和谐的宗教责任与作用。他认为能将儒家义理与现实生活中之道德实践合一的，即是“真正的儒者”。依牟先生对儒学与儒教之诠释，可以推论出，内在于儒学义理其本质上即蕴涵了道德实践意义；而所谓的儒教，则是儒学义理透过高度的宗教意识与宗教精神所展现之宗教关怀（《牟宗三先生对于儒家道德实践与宗教关怀的诠释》）。
对于儒学和基督教的会通问题，牟先生也有深入的讨论。龚道运认为牟先生立足于当代，经从各民族的文化型态上判论儒学和基督教的差异，从理上洞见彰显无限心的儒学和注重客观实体的基督教必将由盈而通；又依儒学的无限心所应有的宽容精神，在现实机宜上仍顺承基督教的客观精神，以便与儒学和谐共存（《牟宗三论儒学和基督教的会通》）。
四、割裂后的新儒家就不成其为新儒家
当代新儒家的“续牟宗三时代”，以牟先生思想及其所代表所象征的新儒学思想成就与价值方向，将由于牟先生思想的强度影响，而继续为后来的新儒家学者和新儒学研究者所理解、所说明、所诠释，并在此理解、说明、诠释中获得继承与开展。这不是学者愿意看到或不愿意看到所能改变的事实。也就是说，自开启当代新儒学的梁漱溟、熊十力与唐君毅、牟宗三之后，在短的历史时期内将不会出现作为群体意义与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新新儒家。这里，仍可引用南华管理学院传播与管理系翟本瑞副教授的会议论文中的某一段话，以为本文之结束语，尽管笔者对翟文的观点未全苟同。其文曰：
……喊著“超越牟宗三”，其实只是意味著避开牟宗三、绕过牟宗三。了解牟宗三是很困难的，放弃牟宗三则是相当简单的；另起炉灶意味著没有传统，没有层次和境界，也意味著全新的起点，也就是重头做起。这时，就无所谓新儒家了，新新儒家已经取代新儒家，悄悄瓜分彼此的地盘。
……但是，割裂后的新儒家，也就不成其为新儒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