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和与悖离——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姐妹情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和论文,情谊论文,姐妹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6-0098-06
一、关于“姐妹情谊”
在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利益为优先原则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关系甚至私人情爱的范畴中，这无疑导致了两性情爱领域中起支配性作用的是男性本位的异性恋霸权，即异性恋被认为是唯一自然的性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这种异性恋主义作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着一套完整的价值和观念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妇女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接受父权制意识形态规定的具有女性气质的异性恋角色，并因此只能生存于性别等级制度宰制下的婚恋框架中，否则必然遭到排斥、诬蔑甚至身心的摧残。因此，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宰制的文化史中，男性历史(history-hisstory)成为一则英雄与英雄惺惺相惜的男性神话，而女性却一再地被书写为因私欲而相互妒忌不能众志成城无法团结的性别群体，历代文人更是大肆渲染女性为了争宠而进行同性相残的故事。
随着近代以来以人性觉醒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的兴起，女性得以迈出封建家庭的高墙，走进学校，走到社会上进行自由的社交，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也才随之浮出历史地表。“姐妹情谊”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它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淡出了女性主义，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姐妹情谊”作为一个理论术语仍然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领域风行一时，当然这一术语的性政治色彩仍然为理论界所保留，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姐妹情谊标志着“女性团结一致的情感”。具体说来，“姐妹情谊”这一术语更接近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这一术语之所以被选择是为了克服“女同性恋主义”一词的中立和狭隘色彩。在艾德里安娜·里奇看来，“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是指一个贯穿每个妇女的生活、贯穿整个历史的女性生活范畴，而不是简单地指一名妇女与另一名妇女有性的体验或自觉地希望跟她有性往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扩展其含义，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感情，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结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1](P39)艾德里安娜·里奇同时指出，所有的妇女一生都不断地进出于这个连续统一体中，从吮吸母亲乳头的女婴到给孩子喂奶体验情欲高潮的成年妇女，再到同一个工作场所工作的妇女，甚至那些被女人触摸的即将咽气的90岁老妇。如果认同里奇所说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那么标示着女性间相互关联的生命状态的姐妹情谊与女性成长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姐妹情谊与女性生命成长的历程如影随形，既有幼时两小无猜的亲密，又有成年后对床夜语，相互慰藉并汲取生存力量的温馨，更有超越生死的无限信赖。这种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或者以身体上的相互亲近来表达女性间的情感依恋，或者通过倾诉与倾听的话语交流来分享彼此丰富的情感内心生活，女性之间的相逢、相遇与相知构成女性成长这一主旋律中一段温馨的插曲。另一方面，由于在父权制社会中，成长中的女性往往处于被性别等级制度压迫和被女性气质与角色拘囿的性别境遇中，因此不论阶级、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差异，作为女人的共同境遇可以将女性联合起来，建立起一种“姐妹情谊”。这种以父权制为共同靶子并反对男性对女性权力的“姐妹情谊”，多少缓解了成长中的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下生存的艰难和无助，也为成长中不断处于生存困境和性别困境的女性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援助，因而成为女性成长小说中最常表达的主题之一。
早在女性文学的发轫时期，女性成长小说中就出现了姐妹情谊这一主题。庐隐的《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等小说都刻画了一些有着神圣的爱情理想并处于青春期成长的少女，为了摆脱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沉重阴影，只好借助与女伴的姐妹情谊来试图延宕被旧式婚姻吞没的命运。这因共同的恐惧和渴望缔结的姐妹情谊因不被社会认可而很快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写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作品《在暑假中》，小说中以教师身份出现的青春少女们，不仅情感上互相依恋，甚至效仿异性情人间亲昵的拥抱、亲吻，毫不掩饰对女伴身体的喜爱，小说充溢着无拘无束的青春浪漫，对姐妹情谊大胆而自由的书写使之成为女性文本中难得的范例。但不得不看到的是，这些初步觉醒的知识女性之间所建立的姐妹情谊，仅仅是她们在主体性成长过程中拒绝成为男性欲望客体而作的权宜之策而已。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们以细腻敏感的触觉捕捉到了姐妹情谊的存在，并把它作为女性成长主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插曲。刘西鸿在其作品《你不可改变我》中以一种主动、自觉的话语姿态构造了“我”和孔令凯那种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而这种同性之间类似情欲的诱惑构成了女性成长的迷离情境。而在刘索拉的《蓝天绿海》中，“我”在目击挚友蛮子死于华年的成长悲剧后，终于悟出：处于现代社会洒脱任情的蛮子仍然承袭着始乱终弃、野蛮堕胎致死的女性传统悲剧，而正是在姐妹情谊被现实无情摧毁的过程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成长。
既不同于上世纪初女性成长小说中因注重精神契合而有意忽略了身体及欲望的姐妹情谊，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女性成长小说中将温馨而又凄凉的“姐妹情谊”处理成故事背景的叙事手法，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从西方女性主义那里汲取理论营养，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以虽不激烈但执拗的写作姿态，把姐妹情谊的缔结视为远离甚至弃绝男性价值中心、固守女性自我的重要策略。它勇敢地突破了异性恋霸权的禁锢，大胆探索女性内心更为深层、更为隐秘的精神世界，并不避讳女性之间由于情感依恋而唤起的隐约含蓄的身体欲望，更着意渲染女性间分享苦难、互相汲取生存力量的精神相契。同时，它也没有放弃对姐妹情谊客观理性的审视，在对姐妹情谊局限性原因的探究中思考着女性主体性确立的路径。
二、共同抵御中的“亲和”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所认识的，妇女间之所以可以形成姐妹情谊是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在此基础上，女性这个性别群体可以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基于男女性别差异的性别路线，而这种性别路线就是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和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姐妹情谊”不过是女人在成长岁月中面对异性情爱的伤害时，对来自于同性的温暖、理解、关怀的奢求和期许。邓一光的《一朵花不能不开放》中童北地成长历程的每一步坎坷，都有好友余胜利不遗余力的解围和帮助，特别是当她深陷婚姻围城之内被丈夫曾广以婚内合法的名义精神虐待甚至暴力殴打时，只有余胜利不畏权势，不畏人言，挺身而出为她解决实际困难，并为女友仗义执言：“姓曾的，我告诉你，你休想再欺负人。”对童北地而言，成长岁月中唯一与时光抗衡的就是女友那感人至深的叮嘱和追问：“童北地你真不够朋友，你应该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才好帮你，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呢？”在“家”的神话破裂之后，是姐妹情谊为童北地的艰难成长提供了屏障与庇护，而她们共同抵御男性暴力的同时也彼此分担了人生的苦难。如果说童北地在姐妹情谊的慰藉下，以退守心灵的策略来抵御性别压迫，从而实现女性主体性成长，那么池莉《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则因女性主体性觉醒而主动构建姐妹同盟，以积极进攻的战术来对抗异性的伤害，并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走向成熟。戚润物是在目睹丈夫无耻的背叛并经历了一次令人心痛的顿悟之后开始自己的成长之旅的，她与女友李开玲和艾月构建的同盟，使长期以来男权文化为女性情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在女性创痛性体验的交流中分崩离析。面对一个集父权制丑恶于一身的男性，三位阅历不同的女性跨越积淀了千年的文化心理的羁绊和现实冲突，携起手来，抵抗性别压迫并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池莉的《小姐你早》其实就是一篇表现女性在欲望化商品社会中的性别困境及试图借助姐妹情谊进行突围的成长叙事，而这种叙事的产生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语境和女性的性别处境。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主体性成长在以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转型社会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性别境遇：女性一方面有可能获得更大、更普遍的精神人格自由；另一方面，女性再度沦为男性欲望化眼光中的可以买卖的特殊商品。唐颖的《丽人公寓》就披露了女性在父权制与消费主义合谋语境下左冲右突的艰难成长。宝宝作为一个美丽的在酒店工作的女孩，既沉迷于物质的浮华也对爱情充满期许。在被爱的幻觉中，她陷入了富有的华裔商人的欲望陷阱里，然而最后她才意识到她只不过是别人心目中一个高档的消费品而已。在宝宝痛不欲生走投无路之际，是海兰等人的姐妹情谊帮助宝宝走过这一坎坷，使其以洗尽铅华的姿态最终走向生命的成熟。在她们相互扶助共同抵御男性感情掠夺的过程中，“她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异性带来快乐也带来灾难，而同性朋友才是此生最牢靠的同盟。”而丽人公寓作为姐妹情谊的象征物，也成了她们逃离异性情感伤害的心灵避难所，正如宝宝的女友所言：“有丽人公寓在我就踏实，似乎人生有了退路。”这种以抵御父权制的无情伤害而互相亲和的“姐妹情谊”，无疑体现了成长中的女性对男性中心价值的窥破，体现了女性力图在同性的慰藉中规避残忍的异性情爱伤害、审视和反思自身灵魂残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女性主体性的要求。
事实上，正是由于两性之间因性别差异及性别文化造成的“性沟”难以填补，相同的生活境遇便成为同性之间情感亲和的现实基础。具体说来，主要是由于女性之间的情感要求、思维方式以及性别立场都更为贴近，因此女人之间的沟通，要比与男人的沟通障碍要小得多。因此当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时，如果在异性那里得不到满足，就会顺理成章地向同性身上索求。而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之所以令人向往和珍惜，还在于它超越了两性关系的等级模式，表现出了更为持久更为真诚的情感“亲和力”，这往往体现在女性之间对于内心生活的分享上。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就是把有关“我”的成长故事嵌入“我”写给女友乔琳的信中。乔琳是“我”的挚友，也是“我”成长故事的读者和倾诉对象，这种结构本身就隐喻了同性间亲密而抒情的诉说倾听模式。那“无处告白”的成长情愫迫切需要姐妹情谊的温情抚慰：“在这个使人们的心灵孤独无助的世界上，在这个表面亲爱、繁闹、热情而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所依傍的人群里，在这个当凛冽的冷风和嘈杂的人流从你身边流过而你却永远感到孑然自处的冬季里，乔琳需要我正像我需要她一样深刻。”女性之间这种感情的分享，不仅能使成长女性汲取到生存的勇气和力量，而且可以延伸至分享生存艰难的行动层面。盛琼的《生命中几个关键词》中，在遭受了一系列成长困惑和磨难的甘霖逃到南方工作后，因对生活丧失信心而一度消沉，正是阿花和王玲的姐妹情谊改变了她，让她内心把那些浮躁和飘忽的东西沉淀下来，将痛苦稀释成遗憾，将芥蒂化解为宽容，以一种感恩和知足的心态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而在海男所写的一部“关于女性成长和心灵体验”的长篇小说《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中，普桑子在成长过程中看到了同她一样以柔韧的身体去拼力突围生存困境的姐妹们，使她意识到父权社会中女性共同的情爱宿命。而正是普桑子心中升腾起巨大的悲悯，使她能够不断跨越了情敌间的世俗对立，在不无痛苦的情感穿越中，对身边的姐妹们由漠不关心，到动手扶助，再到全心接纳，实现了女性间的情感心灵互通，同时也促成了自己精神的成长与蜕变。
总之，“姐妹情谊”就是伴随女性主体性生成过程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它或者是女性成长坎坷中的一份真诚的扶助，如池莉《水与火的缠绵》中胡翠芳陪伴芒芒度过生育的艰难时刻；或者是女性成长迷惘时一个默契的相随，如周洁茹《让我们做点什么》中“我”跟随梅茜漫游N市所共同领略的那份难言的空虚；或者就是贯穿女性成长岁月里的一个恒久的见证，如蒋韵《谁在屋檐下歌唱》中晓巍与叶丹杨在经历共同的成长后那份深入骨髓的相知。在女性成长的历程中，姐妹情谊这种灵魂上的真诚交流与行动上的互相扶助，有时竟然可以超越死亡的隔绝。蒋韵的《隐秘盛开》中，潘红霞将自己一生的爱和最隐秘的感情讲给米小米听，而米小米也将自己成长的隐痛告诉潘，当潘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后，米小米代替潘拥抱了潘企望一生的爱人，米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了女友爱的心愿。同样，在铁凝的《大浴女》中，唐菲是尹小跳成长岁月一道传奇的风景，她们一同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做美食自娱，唐还为了小跳夭折的爱情两肋插刀。选择了不同成长之路的唐菲在临终前，把自己身体上最小的一方纯净而无奈的净土呈现给自己的女友。而小跳也在唐菲死后，努力完成唐菲生前的信仰，那就是对于唐菲生身父亲的寻觅与对父爱的转达。这些播撒在女性成长叙事深层的姐妹情谊，阐发了女性在灵魂沟通基础上相互给予的温情与关怀，成为女性成长岁月中心灵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庇护所。对于女人来讲，姐妹情谊承载了情爱、事业失衡后女性寻求精神支柱的心灵重荷，也充实了女性丰富而饥渴的情感世界，使女性得到了异性无法给予的情感满足，并因此更加注重自我的独立和发展，从而走上更为健康的女性成长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姐妹情谊就是一种女性文化理想的形象写照。
三、内外矛盾中的悖离
然而，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在张扬姐妹情谊对建构女性主体性积极意义的同时，并没有回避对姐妹情谊所内含的“悖离”因素的审视，总体来看，导致这种悖离的原因大致可包括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矛盾两方面。
在一个贬斥、压抑、控制甚至蹂躏女性的父权制社会中，它所设立的价值体系及行为准则往往以男性利益为优先原则，而女性则被这一看似公正的社会评价体系拘囿于以奉献和牺牲为核心的妻母角色里，这无疑拆解了女性之间可能的联盟与友情，堵塞了女性借助姐妹情谊寻找自我、确认自我的成长之路。王安忆的《弟兄们》就涉及到女性成长中妻母角色拆解姐妹情谊的女性主义主题。三位在学校相遇而成为亲密“姐妹们”的已婚女性，在感情交流的过程中，反省了很多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有关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的问题，发现了女性角色带给女性真实自我的失落，并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快乐，她们把姐妹之间相互支持和鼓励定位为“一个自我灭亡与新生的奋拼过程”。然而这种与家庭/男性社会拉开距离，并在同性相处之中获得了自我认识的体验，随着毕业而烟消云散了。几年后老大与老二重逢，又找回了当年那种平等、自由、团结的姐妹情谊，在她们看来，“同性间的精神对话实际上是唯一的可能。”然而这种执著于女性自我确认的姐妹情谊，却由于逸出传统生活的轨道而被社会排斥。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意外事件鲜明地昭示出：与女性妻母角色相比，姐妹情谊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小说的结局处理为老大、老二令人伤感的破裂，这本身就反映出作者对于女性成长过程中姐妹情谊坚韧性、可靠性的悲观态度。如果说王安忆的《弟兄们》质疑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通过姐妹情谊的精神支撑来获得主体性成长的可行性，那么林白的《瓶中之水》则进一步探究了女性成长历程中的姐妹情谊在多大程度上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扭曲和改写。《瓶中之水》以二帕和意萍的成长故事为主线，她们互相欣赏，互相赞美，甚至在身体上有亲近的意向。她们把对女友的情感需求郑重地放到了生命最重要的位置，这反映了女性对自身情感倾向的自主性和自信力。然而由于几千年文化传统习染，被父权制意识形态同化和规训的意萍却将异性恋中两性不平等及占有支配模式“移植”到姐妹情谊中来，这使得二帕觉得自己“跟意萍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意萍从一开始就高高悬在她的头顶，她在她的头上给她友谊，给她理解，给她帮助，而一旦二帕像一个真正平等的朋友说她一句，她的自尊就被大大地触犯了。”这种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姐妹情谊由最初的温馨最终演化为二人成长心旅中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瓶中之水”也许是女性情谊的隐喻，虽然纯洁晶莹，却因为缺少坚实的保护随时面临着流溢四散的结局。
然而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叙事中以相依相恋的“亲和”状态开始而以相恨相斥的“悖离”状态告终的姐妹情谊的悲剧，并不完全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钳制而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来源于姐妹情谊本身的悖论，这种悖论包括引导与遮蔽、群体与个体两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姐妹情谊的模式就是一种引领和启蒙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女性之间并不注重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和沟通，而是以崇拜与被崇拜作为女性感情链接的纽带。而这种同性之爱的寻求，完全为了满足女性成长的个体对于自我认同和主体镜像的需要，因为女性在所选择的精神姐妹身上，投射的是女性对于未来自我的想象，或者说女性把高于自我一等的姐妹视为自我成长的镜像，向精神姐妹的靠拢和认同只是为了寻求自我的确证，这无疑具有明显的自恋色彩。因此在姐妹情谊的对象选择中，往往把年龄、风韵及才华高于自己一筹的女性作为自己依恋对象。陈染的《私人生活》被倪拗拗视为“一个心照不宣的最亲密的共谋者”的禾寡妇，有着妩媚的五官和优雅的姿态。而徐小斌的《羽蛇》，单纯的羽“想念多年”的金乌，其容貌和装束可以称之为“艳丽”。迟子建的《东窗》，对年幼的“我”有很大吸引力的李曼云，则是“一个羞答答的美人”。还有些文本则凸现这些女性偶像的才华和精神魅力。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璟对于丛微的欣赏完全来自对其精神气质的信服。而蒋韵《隐秘盛开》中，在潘红霞看来，她与“竖笛姐姐”的相逢犹如梦境，因为竖笛姐姐优雅的艺术气质足以被她神奇化和诗化。成长女性以这样一些人物作为自我成长的镜像，无疑体现了一种性别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自觉。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讲，如果始终处于一种全身心地膜拜偶像状态，或者只能接受引领、启蒙而不能自由应用理性，这本身就是自我被他人同化与遮蔽的象征，是遗忘和迷失自我的明证，这无疑标示着个体精神的不成熟状态。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同性之间的引领和启蒙对于女性的成长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阻碍和遮蔽，并使得女性主体性的生成必须要跨过姐妹情谊中的崇拜情结，才能完成艰难的蜕变收获生命的成熟。在小说《私人生活》里，禾寡妇给了拗拗母亲般的呵护与温馨，她以柔情保护并驱逐一切降临于拗拗身上的疼痛和厄运，这始终让拗拗迷恋。然而这种庇护无法为渐渐长大的拗拗消弭一切成长的锐痛，因此小说设计的那场带走了禾寡妇的“火红的死神之舞”有着深刻的叙事用心：只有击碎了女性间那种美丽飘渺的乌托邦，才能使倪拗拗抛弃所有的幻想、依恋与困惑，直面现实的残酷，走向人格的成熟。无独有偶，在大火中消失的女性偶像还有《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丛微，她丧身大火的结局，标示着女性偶像从肉身到灵魂的死灭，为女性主体性成长留下了可供自由书写的“空白之页”。同样，在《羽蛇》与《隐秘盛开》中，金乌与竖笛姐姐也随着女孩的日渐成熟而成为其成长岁月中一道褪色的风景。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对姐妹情谊中女性引领者最后命运的书写正反映出对姐妹情谊本身的一种质疑，这种不注重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和沟通正是导致女性姐妹情谊溃退的根本原因。
女性间的姐妹情谊是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抵抗父权制的现实处境才应运而生的，它反映了女性希望通过个体的团结来改变性别劣势处境的期许，因此，它强调女性间的整体同一性。但是，女性的现实存在始终是个体性而非群体性的，也就是说，女性作为个体的人，有独立追求精神丰富性的要求。因此，女性情谊的这一悖论无疑导致了它的脆弱性。事实上，女性成长过程中所建构的姐妹情谊大都类似于存在主义哲学所提出的“共在”，即在某个特定条件下人与人的团结一致的关系，而这个特定条件一般指第三者的在场，当第三者被视为一个假想敌时，两个原本对立的人也会产生某种同情乃至同谋的感觉。因此，与“共在”一定程度上同义的姐妹情谊是脆弱的，甚至折射出女性精神的不成熟状态。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就体现了这一点，以姑婆为代表的农村陈腐惯性势力对李平与潘桃的规约与压抑，激发了她们内心的一致感和并肩战斗的情谊。然而当潘桃的婆婆表现出体谅和和解的一面时，潘桃立即缴械，在嫉妒心的支配下将女友不光彩的三陪经历传播出去，这不仅使二人的姐妹情谊分崩离析，而且彻底毁了女友的生活，她们刚被姐妹情谊激发出来的朦胧的女性主体意识也被传统力量所剿灭，其主体性成长的可能被农村妇女世世代代宿命的生活规范所扼杀。同样，在何玉茹的《四孩儿和大琴》中，四孩儿为了摆脱家庭的压抑，大琴为了逃离家庭的贫穷与粗俗，这种“共在”使两人缔结了姐妹情谊。然而，大琴是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才攀附四孩儿的，而四孩儿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叛逆才跟众人不屑的大琴结为朋友，女性间的情谊被相互利用的功利心理涂染上一层悲哀的色彩。这两个文本都表现了同性之间相互歧视相互挤压的阴暗心理，而导致这一心理产生的原因，正如切斯勒所说，“女性把权力看成父权制中的‘稀有资源’——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男性世界中，女性渴望受到尊重，于是常常要与女性进行她们自己不肯承认的明争暗斗，或是对才华出众的女性进行惩罚……这种女性的性别歧视支持了父权制的现状。”[2]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对姐妹情谊的描述，始终贯穿着有关姐妹情谊对于女性主体性生成有何意义的思考。姐妹情谊作为女性成长的一个精神庇护所，不仅可以使女性团结起来共同抵制父权制社会的压抑，而且也使女性之间可以分享彼此的内心生活及生存困境，在行动上相互扶助并互相汲取生存勇气。同时，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在姐妹情谊中寻求女性自我价值的成长之路时，并没有忘记审视女性成长历程中姐妹情谊联结纽带的牢靠性与边界。事实上，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社会中，那种相依相守、互为精神支柱的姐妹情谊不过是一种女性成长风景中的乌托邦。而姐妹情谊在女性成长叙事中蕴含了丰富的女性文化和社会文化症候，则象喻性地表明了在商品消费主义与父权文化合谋的转型社会，女性试图通过解构异性恋霸权来拒斥男性价值中心，并试图通过寻求同性声援而去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坚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