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一代风流》的大众化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风流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艺评论
欧阳山同志是一位很有自己美学追求的作家。早在本世纪的30年代，他就大力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值得珍视的是，他的文学大众化主张是一种深层次的美学追求，并不限于表层的“通俗化”。1937年他是这样说的：“这里提到的大众我是专指工人和农民劳苦大众来说的……他们处于日常生活最低层最惨苦的境地，没有供他们榨取和坐享的东西……。即使单就这一点而言，大众化和通俗化不是‘同一’的东西。”“提起文艺大众化，我们联想到不是一切文艺作品底普遍的赠与，而是有特定意义的现实主义底大众化。我们联想到大众自己起来继承文化传统，大众运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各地大众口头语的新文字）来创造更高度的文化。”（《我底苦心——〈失败的失败者〉代序》，《文集》第10卷4010—4011页）这就表示，欧阳山同志所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并不止于一般的内容与形式上的“通俗化”，而是要创造一种人民大众自己的新文学。这是对旧文学的全方位变革，它涉及“艺术品底内容，倾向性，它对于理解现实所采取的态度，和它底最大的可能性”，（同上书4010页）是一种遍及思想倾向、艺术内容、创作方法、文学语言、艺术风格等各种文学因素根本变革的大众化。几十年来，欧阳山同志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实践着、探索着的，鲜明地表现出他那人民文学家的情怀。《一代风流》是他这种美学追求和深切情怀结出的硕果。
一
《一代风流》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大众化特征呢？我认为，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以平民大众的革命追求为基础，努力从劳动群众的审美志趣出发，把平民百姓的世俗风情描绘和性格刻画与他们的革命行动融合起来；在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展示崇高，塑造人民大众的各种人物形象。这是《一代风流》最重要的大众化美学特征。
欧阳山同志曾经说过，他要通过《一代风流》艺术地表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极其壮阔的革命性文学主题，包容着许多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斗争场景和伟大人物活动。可是，《一代风流》并没有着力去描绘这些场景和活动，而是选择“三家巷”这一南国极富平民性、世俗性的社会环境作为切入点，描写其间周、陈、何三家及其附近有远近姻亲关系的杨志朴、区华、胡源等共六家人，从他们的起落盛衰，到年青一代的姨表兄弟姐妹们的生活情景，描写他们在人民民主主义大革命洪流中发生的种种悲喜剧。这就在富有世俗风情韵味的社会最底层，去展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深刻地表现了主题。
周、陈、何、杨、区五家，在前清时代的先祖都是平民百姓。到了现代，尽管陈、何两家发了迹，陈家走进洋买办的行列，何家成了在省城和农村都拥有大量房产和地产的大地主，可是，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姻亲关系。年青一代的姨表兄弟姐妹们就在这种姻亲关系中，一起读书，一起郊游、演戏，一起盟誓救国救民。这确实有点像一个现代南中国的“大观园”，但却又大大不同于《红楼梦》那个封闭、狭小的贵族“大观园”。在这里，不仅没有那个大观园的楼台、园林和围墙局限，而且包容着极为广大的社会阶层。从现代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到手车工人、皮鞋匠、话务接线生，到医生、青年学生，以及“二世祖”、工厂管事，到买办资产阶级、地主，后来还有郊县农民胡氏一家。因此，与其说像《红楼梦》的大观园，不如说更似《水浒传》所描绘的那个世俗世界。不过，时代和社会都不同了。它是剧烈激荡与变革着的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投影。
在这样一个世俗世界里，作品一方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那种南国平民百姓的生活风情和习俗、情谊，像七夕乞巧、金兰换帖、除夕卖懒、逛游花市、人日郊游、元宵拜访，还有后来的过端午节、“清明会”等等，令作品的艺术画面充溢着一片浓重的南国世俗风情气息；另一方面又大笔刻划、描写这群有着或近或远亲缘关系的姨表兄弟姐妹们，在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中，怎样从盟誓救国救民，到分化为不同的阶级营垒，他们当中的纠葛、斗争。一些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中牺牲了，那行动与情景是这样的悲壮和崇高；一些人成了达官贵人、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最后落得个自我毁灭或成了人民的俘虏，他们的命运又是多么可悲可笑；而以周炳为中心的一批人，如胡杏、区卓、江炳、何守礼、杨承荣、张纪文、张纪贞等则坚持进步。他们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先后奔赴圣地延安，投奔革命的大熔炉，或早或迟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为新中国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才智。尤其在周炳身上体现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更表现了中国人民大众的性格美。这样就成就了一幅世俗性与革命性相融合的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画卷。这幅宏大画卷，在浓重的世俗风情的描绘中，强烈地表现了现代中国的包括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在内的人民大众，追求革命、创建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和不屈不挠的革命行动，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和崇高性。它既切合劳动大众的审美志趣，又展示了人民革命的“来龙去脉”，给人以浓郁的审美兴味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与情感熏陶。这是《一代风流》在艺术内容上大众化的宝贵特色。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别具一格的。
二
叙事方式，是叙事性作品一个涉及艺术内容的传达和艺术风格的课题，也是关系到人民大众鉴赏趣味的课题。《一代风流》在叙事方式上也是富有创造性的。它一方面适应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继承民族传统长篇小说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又适应表现革命主题的需要，注意展现革命的历史性行动场面。例如，“6.23”的反帝风暴、著称于世界工人运动史的香港工人大罢工、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背叛、广州起义的枪声，以及上海的白区斗争、震南村的自发抗争、抵制日货运动、延安“抢救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等，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或大笔勾画，做到故事性与史诗性的有机统一。
《一代风流》的讲故事叙事方式是很显著的，连时间的交代都以“一千九百××年”的讲述性方式，体现了它的故事性风味。作品的主线单纯而明晰。这就是以周炳的革命历程为贯穿线索，讲述围绕着他发生的一个个故事，从中穿插他同表兄弟姐妹、姐夫、妹夫们的纠葛、矛盾和斗争，展现人民民主革命一个个历史斗争场面，基本上不用倒叙或截取横断面的结构手法。这种叙事方式，像一条脉络分明的藤蔓（或叶脉），在伸展蔓延中不断生发一瓣瓣枝叶或一根根脉络，层次清楚，枝繁叶茂，娓娓道来，首尾相顾。这就很容易为劳动大众所欣赏、所接受。
周炳，是贯串全书的主人公。作者说，他是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既不同于《青春之歌》的林道静，也不同于《红旗谱》里的江涛。他是生活、生长在南中国这个有着更多半殖民地气息的社会土壤之上的“这一个”。少年时代，他就有着多方面的生活经历。他做过剪刀铺、皮鞋匠的学徒，生药店伙计和大地主何应元的“看牛娣”。15岁那年重新读书，成了知识青年。这种出身与身份，造成了他不像燕赵之士的豪迈与刚烈，却有劳动人民诚实、敦厚、疾恶如仇、坚韧不拔追求进步与革命的品质，又有幼稚、好幻想、痴情缠绵和情感脆弱的毛病。从《三家巷》到《万年青》，就是叙述他怎样从一个追求进步与革命的知识青年，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历程。其中，在插入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中，着力描绘他的思想和性格成长，做到周炳的成长故事同人民革命历程的史诗性描绘相交融。这是一种既能够表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又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叙事方式，是对革命的大众化文学叙事方式的新探索。这种探索是成功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一代风流》虽然没有充分展现人民民主革命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全部历程（这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的），可是它通过主人公周炳和他的一批同龄亲友们的成长道路，大体上反映了人民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胜利历程。特别是在《圣地》和《万年春》两卷，作品着力描写这些革命青年，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如何成长并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而在整风运动中，又着重写了具有“左”倾印记的“抢救运动”及其被纠正，更表现了作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思考。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抓住了它，就是抓住了“整个的革命链条”，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大踏步前进，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事实表明，这次整风运动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而土地改革则是在解放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给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保障。《一代风流》后两卷的深入细致描写，就把握到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性历史缘由，并给了艺术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生活深刻本质的独特把握。
三
文学语言是表达艺术内容、构成艺术形式的物质手段，也是欣赏主体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鉴赏其中的艺术美和形式美的媒介。欧阳山同志早就说过，“文学作品（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文学作品就不能存在了”。（《从作者到读者》，《文集》10卷4006页）他主张要提炼“存在于每一个地方的大众底口头里”的语言，创造一种中国新文学的语言。（《〈生底烦扰〉序》）60年代，他又提出“采用一个‘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关于文学语言》）意思是广泛吸取古今中外和全国各地语言里有生命力的成分，创造一种民族的新的文学语言。几十年来，他是这样做的。《一代风流》就是这种探索的优秀成果。
《一代风流》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融入许多方言俗语成分，创造了一种简洁平实、明丽流畅而又富有乡土气息的大众化文学语言。应该说，在作品的文学语言中，融入方言土语成分，并不是自《一代风流》始。过去不少注重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也开始做了。但一些作品常常是未作多少提炼与加工，便大量引入方言土语的文字与词汇。结果，作品的语言有很大的地域性，难以为全国的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不看注解性文字，根本看不懂，大大影响审美欣赏的兴味。《一代风流》没有这种弊端。我们看到，作者是花了不少筛选、提炼与创造的功夫的。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保持全民语言的语法、词序基础上，用那些在粤语方言里仍有生命力的古词语，让它自然而然地同全民语言接合。如：
她（胡杏）又听见郭标禀神誓愿地回答道：……
他（金端）又用手轻轻地拍着周炳的背脢，表示爱抚的意思。
他们（何守礼、张纪文）看见胡杏受大家表扬，互相在暗地里藐嘴藐舌，不以为然，……
……越是跟自己所想的接不上榫，越要有意识地服从。
这里所用的“禀神”、“背脢”、“藐嘴藐舌”、“接榫”等都是保留在粤语中的古字词，现代汉语里仍保留着，引入文句，很自然就同全民规范性的汉语相融合，又有语言的乡土气。粤语方言里，本来就保留有不少古汉语的古音古字，发掘出来，引入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仅增添语言的大众化特色，也丰富了全民族的文学语言。
第二，适当变化引入的方言土语，坚持使用全民通用的字，不生造地方性的字。如：“秃尾龙”、“画小人儿要画出肠子来么？”“鬼咤狼嚎”等，这些语词和短语都是经过修改，使原来地域性较强的字、词，通变成全民都明白易懂的语句，其乡土味却仍在。
第三，在保持全民语句式和语法的基础上，引入人民大众的口语、民谚，使文学语言生动活泼。像：
“炳记，你这时候可不要出来走动，免得被巡逻队误会了；”
“算了，这种事情，老煲没米粥。”
“整个省城已经像倒翻一箩螃蟹似的。”
“妹仔长成小姐相，皇帝拣条乞儿命。”
“一样米吃百样人”。
这些都是广州地区人民大众的生动口语，略作修饰，化入全民性的文学语言，人们既看得懂，又生动活泼。
第四，对于一些实在难以通变的方言字词，则巧妙地融入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使读者通过上下文可以理解它的意思。如“靓仔”的“靓”字，在广州话不仅有“漂亮”的意思，如果读第一声就有藐视对象幼稚、不屑一顾的意味，难有全民语词能够替代。作品在周炳被宪兵司令部秘密逮捕后，把它放在振华纺织厂的“跑街”（杂役、跑腿）郭标嘴里说出：就是“宪兵司令部把那个靓仔（指周炳）绑票绑了去”，就很传神，既表现了郭标没有自知之明而自视高人一等的嘴脸，又容易为广州以外的读者所理解。又如，“抓拿”是广州方言词，是说办事者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把握之意。放在胡杏向何守礼、杨承荣求救周炳的时候，想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抓拿”，从上下文的描述，人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再如，“厉一眼”，是广州方言中意味十分丰富的眼神描写，放在何守礼嫉妒胡杏成功演出《夫妻识字》之后，不满意正追求她的杨承荣为胡杏辩解的情景下写出来：“何守礼用眼睛狠狠地厉了杨承荣一眼”，何守礼那种与杨成荣保持有特别关系的愤怒、警告之情便跃然纸上。广州以外地区的读者，大体也能明白这一眼色的意思。
第五，随着人物生活环境的变化，吸取不同地区的方言土语成分。如周炳在上海、到延安，同上海人、延安本地干部打交道，他们的人物语言中就化入一些上海、陕西的土语。使人物更生动，也保持着整个作品文学语言的乡土味。
凡此种种都表明，欧阳山同志在《一代风流》里，已经摆脱早期倡导方言文学的局限，极其用心地在锤炼一种具有浓厚乡土气味，又为广大人民大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学语言，来反映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代风流》创造了既有浓厚乡土气息，又与全民语言融合为一的文学语言。这在我国现当代文学中是富有独创性的，也是作者在本世纪30年代，期望创造一种为中国不同地区老百姓接受的大众化文学语言的优秀成果。
四
《一代风流》的文学大众化美学特征，还可以作更多方面的阐发。但我以为，以上是三个带全局性的根本方面。有了这三个基本方面，具体的人物塑造方法、手法、艺术形式与风格的选择就有了指归，这种选择也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新文学，一直在寻找着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从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文学”，到李大钊提出的“新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 ·1·4）反映了这种追求的深化。可是，由于文学实践经验积累不足， 倡导者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尚欠成熟，对文学大众化的认识还是不明晰的，理论的把握也不够充分。
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为了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后发动了三次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论争，在思想上、理论上明确了文学的大众化，就是按照列宁关于“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去创造一种劳动大众自己的文学。如瞿秋白所说的：“要去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不但表现革命的英雄，尤其要表现群众的英雄”，还“应当去描写劳动民众的家庭生活，恋爱问题，去描写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给大众看”。（《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二册）或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欧阳山同志当年是赞同瞿秋白、鲁迅的观点的，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作了种种尝试。然而，由于反动统治隔绝了作家同人民大众的深入联系，主观上对人民大众的利益、思想情感和审美期望的了解、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时的努力虽有不少成果，却也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正如后来欧阳山同志说的，在延安参加毛泽东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他是带着两个问题去参加的，“一个问题是：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工人和农民，以及士兵，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感情和愿望，不过他们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当中，凭着个人的斗争，经历着个人的悲欢离合，因此他们是痛苦的和没有出路的。这是不是工农兵的全貌，是不是工农兵生活的本质呢？换句话说，我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是否就等于了解了中国的人民群众呢？”“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一方面把文学活动跟中国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一方面又把文学创作跟人民群众隔离开来，那么这个目的怎么能够达到呢？”（《文学生活五十年》，《文集》4092—4093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中国文学艺术界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解决了，也为他指明了实现自己文学大众化理想的现实道路。他和当时在延安的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一样，“深入新的生活，准备新的创作”。在深入“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中，欧阳山同志了解了“一种全新的人民群众”，决心“继承鲁迅先生所开辟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改变自己“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欧阳山同志说：“虽然文学语言和风格的改变是麻烦的并且是痛苦的，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作品送到读者手里，我决心这样做。”（以上均见《文学生活五十五年》）由此开创了欧阳山同志创作的新阶段。先是长篇小说《高干大》率先问世，后有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发表。《一代风流》则是他长期艺术探索的成功力作，集中体现了他追求文学大众化的美学特色。
早在30年代，欧阳山同志就曾经给自己设定了写作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一条是，“这些小说诗歌必须稍识汉字的人们读得懂，而不识汉字的人们听得懂”。（《我底三个条件》，《文集》10卷，4027页）这是一种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的文学。它既表现深刻的革命艺术内容、思想倾向性，又有浓厚的大众化美学风格。它必然为人民大众所容易理解和喜闻乐见。这一艺术探索的成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体现。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而对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社会分工还不可能消除，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审美水准都有待提高，旧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落后意识与腐朽思想影响依然存在。怎样创造一种如鲁迅和瞿秋白说的为大众“能懂”和“爱看”，又“描写劳动民众各种生活”和革命意志的大众文学，是文学创作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广大群众的根本出路，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占领文化市场，培育健康向上的文化市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作用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一代风流》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只要如鲁迅先生说的，“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呕心沥血地劳作，社会主义文艺就会获得更大的繁荣兴盛，人民大众就有真正自己的文学。
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