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节的音义关联和汉语的变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义论文,汉语论文,音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3)03-0001-08
音节的音义关联是汉语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的音节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这种关联为基础而形成的音节在语言运转中音与义相互制约，灵活多变，使结构单位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变异。变音就是这种变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语义、语法等方面的因素如何影响语音的演变在印欧语的演变中不易找到语言事实的支持，而汉语变音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内容。变音是历史语言学需要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 音义关联与音节结构
音节是以某一个元音为核心而形成的元辅音有规则地相继出现的一种语音结构单位。不同语言音节结构的差异不仅仅是元辅音组配规律有区别，更重要的是它与概念性的意义有没有强制性的关联。关联的形式标志是有一个超音段的非音质语音特征控制着由元辅音组成的音段，使其成为一种表义的语音单位。根据这种音义关联的标准，人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汉语的音节与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有着重大的区别：汉语的音节是表义的语音结构单位，一个音节一个字，表达一个概念性的意义，说明音节和意义有强制性的关联，呈现出“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基础性结构格局；每个音节都可归入一个特定的声调，由它控制声、韵组合的音段，呈现出声、韵、调相组配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印欧语的音节在这方面与汉语有原则的区别，因为它与语言中任何一级带意义的结构单位（语素、词、词组、句子）都没有强制性的联系，控制表义性音段的非音质语音特征的重音落在词音上，而词音有几个音节是不定的，因而它的音节没有独立的表义功能。音节与意义是否有强制性的关联，这是两类语言的音节结构的基础性差异，或者说，是音节在语言编码功能上呈现出来的差异。过去人们经常称汉语为单音节语，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区别单音节语和多音节语的标准不是看语词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而是看音节是不是一种与意义相关联的语音单位。汉语和东南亚的许多语言都属于这种单音节语的类型。
音节的音义关联使汉语的音节结构呈现出很多独特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对外的封闭性、离散性和对内的凝聚性。对外的封闭性、离散性是就音节之间的关系来说的。一个音节，不管是单念，还是和其他音节相组合的连念，它的前后界限都是非常清楚的，不允许因连音而发生界限的混淆。由于此，音节如以塞音-p、-t、-k或-
收尾，它们只能只闭不破，以保证音节的封闭性；如果是以元音开头的“零”声母字，节首也得根据开、齐、合、撮的差异加一个喉塞音或半元音j、w、
，以避免和前一音节末尾的辅音韵尾拼合为一个音节。汉语拼音方案中的隔音符号就是为了防止相邻音节的混合而制定的一个特殊符号(xian≠xi'an)。相比较而言，印欧语的音节就没有这种特点，不仅词内音节的界限因语素组合的差异而可以变动，而且词与词之间的不同音节也可以因连读而分割原音节的界限。前者如英语的a mor al≈am o rous；apt≈ap ti tude（例引香港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空格为音节的界限，请注意m、r、p在“≈”前后的音节归属），后者如英语的a pear and an apple在连读时听起来就如a pea(r)-ran-da-na-pple（潘文国，1997,154）。中国人说英语可以说得很好，但人家听起来还是“外”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汉语音节的封闭性的发音习惯去说英语开放性音节的发音，词的界限听起来很清楚，但不符合英语的发音习惯，如an这种以开元音开头的词是不会像汉语的“安”那样有一个轻微的喉塞音
的。和这种封闭性、离散性特点相联系的是汉语音节的对内凝聚性，即音节中各个音素化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音块”，内向于韵腹元音，以至于在凝聚中磨损了各音素的“个性”和相互拼读连接的痕迹。比较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音节，发音时是以音素为单位一个个地“拼”出来的，每一个音素都占有自己发音的时间和空间，有一个明显的拼合过程，人们听得出每个音素的“个性”。中国人用汉语的发音习惯说英语，就会磨灭英语音素的个性，听起来不像英语。例如将I[a:i]（我）说成爱[ai]；bye-bye[ba:i]（再见）说成拜[pai]；将sway[swei]（摇摆）说成岁[suei]；将lie[la:i]（躺）说成来[lai]，等等。不同语言的发音习惯为什么有这些差异？或者说，汉语的音节为什么具有对“内”的凝聚性和对“外”的封闭性、离散性特点？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音节的音义关联，是概念性的意义使音节必须具有这些特点，不然这种意义就无法凝聚为语言交际中的一个“码”。
为什么要强调汉语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的音节结构的特点？这是由于一种语言的音变的原因和方式与这些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音节仅仅是一种以元音为核心而形成的元辅音有规律地相继出现的纯语音结构单位，与概念性的意义无直接的关联，因而音变的研究集中关注音系的聚合系统因结构的不平衡而产生的音变和组合系统的音素与音素因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同化、异化、换位等的连音变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音变是一种纯语音的过程，其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派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结构语言学的分层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实质上也是这种“纯语音过程”理论的延续、扩展和变异，认为语音层面的结构是独立的，语汇和语法的习惯对它没有影响，因而在音位结构的分析中不要涉及语素等语法结构的因素，等等（请参看布龙菲尔德，1933,452-453）；内部拟测法以此理论为基础，从共时音系中异于规律的例外入手探索语言的演变，也都只是这种“音变是纯语音过程”的假设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种音变理论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萨丕尔(1921,166)曾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每一个语言学家都知道语音变化时常引起形态上的重新布置，但是他往往会假定形态很少或完全不影响到语音历史的趋向。我认为，如今的趋势，把语音和语法孤立起来当作互不相关的语言学领域，是一件不幸的事。它们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历史之间可能有基本关系，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掌握而已。归根到底，如果语音的存在只是因为它们是要表达的概念或概念组的符号媒介，为什么概念世界的某种强有力的趋势或某种永恒不变的特征不能对语音沿流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呢？我相信这样的影响是可以证明的，它们应该受到远比迄今为止更仔细的研究。”这是一种重要的假设，但由于当时萨丕尔只是根据语言结构的原理提出来的一种猜想，没有或很少从印欧语的语音演变中找到实际的例证，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致使后来的布龙菲尔德和美国结构语言学继续沿着“音变是纯语音过程”的思路去研究音系的结构和音变的过程。当然，要用印欧语的材料来印证萨丕尔的假设，也确实有困难，因为实际语言中很少有语义制约音变的实例。这是音节与意义没有直接关联的音系结构制约语言研究思路的一种具体表现。
汉浯中语音演变的情况与印欧语有很多重要的区别。汉语的音节，一方面自然与其他语言一样，是以元音为核心的元辅音的有规律的组配，因而一个音素同样可以因聚合系统或组合系统的结构不平衡而发生变化（徐通锵，1990），呈现纯语音过程的音变，例如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k、k'、x和ts、ts'、s在元音-i、-y前颚化为
就是这种类型的音变。另一方面，由于汉语音节的音义关联的性质，因而在语言运转和演变中音与义往往互相制约，呈现出一系列非纯语音过程的音变，例如受语汇条件制约、具体表现为文白异读的叠置式音变和受语义、语法条件制约的变音。变音和音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音变泛指语音的变化，而变音特指一个字音分化为两个音节或字组（主要是二字组）的两个音节因受语义的制约而产生单音节化的过程。字组语音的单音节化是汉语变音的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为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合音等，儿化只是变韵的一种表现形式。变音本身含有意义，不是纯语音的过程，因而在音系结构的分析中需要涉及语义、语法结构因素的影响，李荣(1978)说“本音和变音之间是语法变化的关系”，这抓住了变音问题的实质。萨丕尔要是研究过汉语，定可以为他的假设获得很多具体语言事实的支持。叠置式音变和变音都导源于音节音义关联的性质，这是汉语型语言的一些特有的音变方式。对这些音变方式进行研究，总结出相关的规律，可以丰富和补正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二 变音的成因和产生的途径
变音的研究现在还没有现成的音变理论可资借鉴，只能根据变音本身表现出来的特点梳理音变的条理和规律。
结构格局是支配语言运转和演变的杠杆。由于音节音义关联的性质，汉语的基本结构格局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三者相互一一对应。这是汉语最简单、最基本的结构原则，各种复杂的现象都是以此为基础而生成、运转的，因而要弄清楚由音义互动而产生的变音，就必须牢牢地把握这一基本格局，并以此为视角去观察与此格局相矛盾的语言现象，梳理出变音的线索。由于语言的发展，汉语中出现大量的双音辞，呈现出“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的状态，与基础性的格局矛盾。这里的“1”和“2”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根据：“1个概念”的“1”是字的核心、编码的语义基础，自不必说；“2个字·2个音节”的“2”，由于汉语是两个音节组成一个音步，因而这个“2”符合音步的要求，也有存在的根据。但是，这个“2”与基本格局的“1”究竟是矛盾的；有矛盾，就必然会有改造和反改造的竞争，变音就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音变。竞争的基本规律是：如以“2”为主导，就会产生联绵式的变音，将1个音节分化为2个音节，这多见于诗词歌赋之类的韵文中，现代山西晋中方言的“嵌l词”（王立达，1961；赵秉璇，1979）、福州方言的“切脚词”（梁玉璋，1982）等也属于这种分音式的变音；如以“1个概念”的“1”为主导，就有可能产生将“2个音节”的“2”通过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和合音的办法逐步纳入“1”个音节的框架的变音。这就是说，变音的基本方式不是一分为二，就是合二而一。基本格局既然是支配语言运转和演变的杠杆，“1”的力量自然是最基本的，因而由音义互动而产生的变音，最主要的还是将“2”纳入“1”的框架的变声、变韵、变调之类的变音。这是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为基础，从整体上把握变音的全局，而不是一个个孤立地研究儿化之类的变音。
2个音节融入1个音节的结构框架的变音，其形成的途径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自然是语义的因素，两个字组成的字组所表达的必须是一个概念，否则不会产生变音或只产生连音式的音变。先请比较宁波方言的例证：
宁波方言的声调内部很复杂，多的有7个，少的只有4个，但变调方式一样（请参看徐通锵，1991，4-14）。上述由同样两个字组成的字组的变调差异，一般都用词和词组的区别来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也能列举出一些例子，但无法找出统率这种差异的根据。应该改变我们观察的视角，注意语义对变音的影响。李倩(2001,117-122)对宁夏中宁方言二字组的连读变调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就中宁话来看，能够把语音和语法、词汇层面整合起来，很有规则地控制着两字组连调模式选择的基本单位的确是‘字’。两个字（实字）意义叠合的，就读成连调乙，两个字意义加和的，就读成连调甲。而虚字因其意义的虚空，不论它是词法性质的（词缀）还是句法性质的（结构助词、体貌助词等），都使得整个两字组的调式一律选择受一个字（前字）控制的连调乙。站在词和词组区分的角度来看连调乙和连调甲的分类，总是参差不齐、顾此失彼。以字作为基本单位得到的中宁话连调甲和连调乙的分类却是相当整齐的。因此在中宁话里控制两种连调模式的，是构成两字组的字之间的意义关系，而不是所谓词和词组的区别。”这里提到的二字组字义的“叠合”指的就是“1+1=1”，表一个概念，即“前后两字有融合性，往往难以从整体意义中把前后两字的意义都分离出来”；“加和”指的是“1+1=2”，“两字组的整体意义等于字义加上结构义，前后两字的意义在结构中是相对独立的”。这抓住了汉语字组变调的关键。汉语连读变调的研究一般都着眼于纯语音的过程，考察“阴平＋阴平”上字如何变，下字如何变；“上声＋阴平”上字如何变，下字如何变，诸如此类。李倩的研究清楚地揭示出变调的成因，说明它不是完全受语音条件决定的纯语音过程，而是受语义条件制约而发生的一种音变。这使变调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宁话的变调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方言的连读变调的研究，前面列举的宁波话的几个例子也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变调的实质就是使字组中的几个字的单字调融化为一，实现单字调化，也就是“一个语音词的所有音节的声调融合在一起，联合构成一个跟某单音节调相同的声调”（五台，1986,4），以保证一个概念的“1”的表达。所以，发生连读变调的基础是语义，是“1个概念”的“1”制约着“2个字·2个音节”的“2”的变化范围和方向。
其次，字义对字组变音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黏附性的虚字在变音时服从于它所黏附的实字，那么字组中某一个实字的虚化也一定会在变音中留下它的痕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子、儿、头为后附字的字组的变音，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方言的差异而有区别。北京话以子、儿、头为后附字的字组，子、儿、头读轻声。轻声式的变音与实字虚化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往往还会给音系的结构带来重大的影响。比方说，不少方言中的“子变韵母”取轻声的形式，如山西，对应于北京话“子”的音，长治是
（侯精一，1985）。轻声的性质过去一般都将它看成为音强的问题，实际上它与音高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如北京话那样的方言，“轻音本身并没有固定的音高，它的调值决定于前一个音节的声调：在阴平、阳平和去声之后都是一个短促降调，在上声之后则是一个较高的短促平调”（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127），其他方言的情况与此类似。鉴于这种特点，我们将轻声看成因后字在语义上的依附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变调。这种决定于前字音高变化的轻声，由于其语音的“轻”，在语言的发展中就有可能由“轻”而走向消失，只在前一个字的读音中留下它的痕迹，从而使语言的音系出现异于音变规律的例外。这种痕迹多留于声调或韵母。比方说，异于单字调系统的特殊的声调有可能是由“子变音”的轻声留下来的痕迹，山西晋城方言（沈慧云，1983）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相当于北京话“子”尾的字在那里都是通过不同于单字调的特殊声调表现出来的。浙江的温岭方言（李荣，1978）、广东的信宜方言（叶国泉、唐志东，1982）异于单字调的特殊调型的调值也可以归属于这种类型。这是通过音高变化而表现出来的变音。山西的阳城、晋城（侯精一，1985）与和顺方言（田希诚，1986）因“子变”而产生的变音，除了某些韵类的声调有变化以外，还取另一途径，就是使前字韵母中的元音变为长元音（其中齐、合、撮三呼是介音变为长元音），入声韵丢失-尾而转化为阴声韵。这种变音导源于轻声，字音由“轻”而“变”，融入前一音节，实现“2个音节融入1个音节的结构框架”的音变过程。这些变音的形式，有些是以“子”为后字的字组的音变，有些还说不清后字是什么，因而也统称为“Z变音”。不同方言的这些众多的变化都是字组的读音因受特殊语义条件的制约而发生单音节化的音变，使音系中出现一些异于音系结构规律的例外。轻声在这众多变音形式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由“2”转化为“1”的桥梁，隐含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比方说，轻声字的韵母弱化、元音央化，像北京话的子、儿、头、的、了、着、过等的元音都为
或接近于，说明轻读的位置使这些原本有不同韵母、语义和语法作用的字都产生了相同的语音变化，具有相同的韵母读音。这就是说，“轻读”这一因素渗入了音变的过程，是语义、语法因素以及语言社团的发音习惯影响音变过程的一种具体表现；轻声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单音节化的过程，但为字组的单音节化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像晋城的那种异于单字调系统的特殊声调就已完成了“2个音节融入1个音节的结构框架”的变音，实现了单音节化的过程。
第三，2个音节能否融入1个音节的结构框架还与后字的语音有关。汉语的音节结构大致可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三种类型，其中的阳声韵以-m、-n、-
收尾，如果后字的读音能挤入前一音节而成为该音节的韵尾，或者相容于前一音节的读音，那么就完全有可能使2个音节融入1个音节的结构框架。这里最常见的就是儿化变音，具体表现为变声和变韵。变声在汉语中比较少见，但有些方言的儿化的“化”是用变化声母的办法来实现的，现在已发现的有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变声（徐通锵，1981）；山东的金乡方言（马风如，1984）和阳谷、高密方言（董绍克，1985，1993）也有丰富的儿化变声。这种变声的特点是将“儿”的读音
插入声、韵之间而成为一种介音性的辅音，促使某些声母因需要和它门谐合而改变发音部位（如平定的
相容于前一音节，结构上类似辅音性的介音，可能是汉语早期音变机制或音系复辅音的结构原理的一种残存。儿化变韵比较普遍，北京话的儿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变韵，“儿”
寄生于前一音节韵母中主元音的卷舌化。有些方言，如吴方言、安徽的徽方言等，“儿”读
，与传统的阳声韵的韵尾同，这就有可能挤入前一音节而成为它的韵尾，使两个字、两个音节的“2”融化为“1”。这些方言，如徽方言的屯溪话，现在就有不少由儿化变音造成的假阳声韵（平田昌司，1998）。类似这种加而形成的假阳声韵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严修鸿(2002,85-89)说他发现了客家连城的隔川话有“一种罕见的鼻音韵尾增生现象”，因而“用事实否认了徐通锵先生关于鼻音韵尾的增生不能靠系统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演变而实现的论断”。严列出的语言事实是：戈、咍、泰、灰、废、微、寒、曷、屑、桓、末、鎋、月、元、没、魂、文等17个韵的“白读”音为
，并比较相邻方言这一类字的阴声韵读法拟测韵尾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演变”的增生过程。很明显，严修鸿误解了语言事实的性质。文白异读以音类（声、韵、调）为单位，像北京话的宕摄铎韵字文读-o。（它因声母发音部位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变体，即在唇音声母后为-o、舌尖音声母后为-uo、舌根音声母后为），白读-ao（试比较博、落、郝的读音），而严所列的包括17个韵类，分属果、蟹、止、山、臻5个摄，是不同的音类具有相同的读音，说明这个根本不是这17个韵类的共同的“白读”形式，而是受高于音类层面的语义、语法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一种变音，“白读”韵的字想必带有语义或语法方面的某些信息。徐通锵(1985)曾对这一类现象有过分析，可以参考。至于这个在周围方言的阴声读音，可能的解释应该是-的弱化和演变，读成
、ei，而不是阴声韵通过连续式音变或离散式音变而“自我调整和自我演变”地增生一个-韵尾。山西的祁县方言的某些音变现象（例如宕摄字读
）可以为此提供具体的佐证（徐通锵、王洪君，1986）。总之，变音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有多种表现形式，需要根据具体的语言事实提供的线索进行具体的分析，不然就会弄错音变的性质，模糊了规律。不管是变声还是变韵，其共同的目标都是要使两个字的两个独立的音节融化为一，挤入一个音节的框架，实现“合二而一”的单音节化。
变音的类型，除了上述的几种以外，还有合音和D变音（贺巍，1982）。合音是“合二而一”的变音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前字取声母，后字取韵母，使两个音节合为一个音节，如河南获嘉、长葛一带的“知道”读
，北京话的“不用”读
，等等。它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合音字。北京话的这类字仅仅是个别的例子，河南方言的例字虽然也不算很多，但还有相当数量。D变音根据获嘉方言材料提供的线索，主要表现为“动词、处所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的读音的变化，根据方言的对比研究，现在还看不出这一类型的变音是“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但是从音理推断，似应为“合二而一”，是吞并了后字因轻声而消失了的那个音节的一种表现，不过后字是什么？是不是“了、着、过”之类，现在说不清楚，尚待其他方言材料的比较验证。
汉语变音的情况，大致犹如上述。我们可以就此得出几点重要的结论。第一，汉语的变音是一种非纯语音过程的音变，不管是联绵式的“一分为二”，还是合音式的“合二而一”，始终以“1个概念”的“1”为基础。“合二而一”式的音变是现在变音的主流，它由“1个概念”的“1”控制，促使两个字组成的“2”向“1”转化，实现单音节化；至于如何转化，则决定于字组后字的语义特点和语音特点，即字义上是否处于依附的地位和语音上能否融入前字的音节。这是一种音义互相制约的音变，受基本结构格局的控制而呈现出“1”与“2”的竞争。如果仅仅从语音层面来看，这种竞争或许可以看成为音节与音步的竞争：以音步为主导就出现如联绵字、“嵌l词”那样的“一分为二”的分音性变音，以音节为主导就出现变声、变韵、变调之类的“合二而一”的合音性变音。“合音”性变音的总的趋向是：尽可能用变声和变韵的方法实现单音节化，如无可能，那就在声调上找出路，于是出现了变调；轻声则是一种介于儿化之类的变韵和连读变调之间的语言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变调。“1个概念”的“1”是变音的语义基础。
第二，“2”融化于“1”的“合音”性音变在方言中的分布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从合音、“化”音（儿化之类）、轻声到变调，大多难以分出清楚的界限：特别是所谓“子变韵母”，从
到变韵，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一种连续的过渡。这种“合音”性的音变与现在已经知道的音变方式，如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都不一样。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是音系内部的纯语音过程的变化，与音变的语音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叠置式音变反映不同方言系统之间的竞争，而变音则是系统内部因“1”与“2”的竞争而在语音上表现出来的变化，既是变化，也是竞争：不过它既不完全决定于音变的语音条件，也与方言之间的竞争没有联系，跟哪一种音变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变音是一种特殊的音变方式，是受语义条件制约的一种音变。
第三，变音的音变单位既不是音位，也不是声、韵、调之类的音类。音位和音类本身都不含意义，而变音虽然通过音类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身是含有意义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是两个字的两个音节“合二而一”地融化在一起的一种字化了的音类，不是历史上某韵、某摄的演变，因而相互间没有特定的历史关系。比方说，叠置式音变的文白异读，文、白这两种音类必须具有历史同源关系，而变音所“变”出来的音类是跨韵与摄的，只受语义或语法条件的制约，不受摄、韵、等之类的历史音韵条件的限制。变音由于其本身含有意义，因而语言社团的主观评价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与“子、儿、头”相关的变音就隐含有语言社团的褒贬、爱憎之类的成分。前强后弱的发音习惯也是产生变音的—个重要原因，除了变调以外，其他各种类型的变音，变的都是后字的音，就是这种发音习惯在音变方式上的一种具体表现；音节的语音变化往往表现为韵尾的弱化、消失等，实际上也是这种前强后弱的音变机制的反映。
这三个特点说明，汉语的变音是由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音变，历史语言学的著作以往没有系统地讨论过这样的音变方式，需要我们去开发。
三 变音的研究与语言理论建设
变音的核心是一个“变”字，而“变”的结果肯定会对音系结构和音系的演变带来深刻的影响。
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一般都认为它由语音、语汇和语法三个子系统组成。这不是很确切的，因为“音义结合”的“义”在这里没有独立的地位。准确的分层似应为两个二分：第一个二分着眼于符号的音义结合，应分出语音和语义二层；第二个二分着眼于音义结合的符号本身的运转，应分出语汇和语法二层，它们对变音产生的影响也需要以语义为基础。汉语的纯语音系统就是声、韵、调之间的相互组配关系，传统的韵图就是一种纯音系的描写。语义系统表现为义场和语义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徐通锵，2001,100-116）。变音处于这两个系统之间，是因音义互动而在语言运转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同时联结语音和语义的结构层，它和音系的结构往往貌合神离，形式相同，含义有别。例如晋中方言带喉塞音的入声韵因“子变”而变为舒声韵，而黏附性的子、儿、头等原来非入声韵却因“子变”而带上喉塞尾，舒声入化；这种入化的原因是由于轻声的发音短促所致（王福堂，1999,162）。对于这一类变音，人们早期用音位的理论去分析，自然难以得其要领，因为音位本身是不含意义的，而变音是有意义的，性质不一样；变音的单位是字化了的音类，不是音位，结构单位不一样，因而无法“张冠李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北京话的“鸡”读
诸音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因对立中和而产生的语音不是音位，而是含有意义的音类。后来人们吸取了教训，就用语素音位的理论去分析。变音与语素音位在结构层次上虽有点“像”，都是处于两个结构层次之间，但那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音位和语素音位都是以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分布，以语音条件为转移，可以预见变化的产生（请比较英语名词复数-s、-z、
这三个语素音位的音变条件），而变音的基础是音义互动的非线性结构，是在“1”与“2”的相互竞争中产生的，受语义条件和语言社团主观因素的制约，而且以字化了的音类为变化的单位，因而无法根据语音条件预见变音的产生。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后附成分“子、儿、头”的出现条件。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名词后可加子、儿、头。汉语的名词没有特定音韵条件的标志，无法预见它们的出现；即使不管音韵条件，这一说法也颠倒了因果关系。不错，加子、儿、头而产生的二字组单音节化的变音多表名，但不能反过来说：名词后可加子、儿、头，因为表名的原因是由后附的子、儿、头给予的，而且不限于名词。以浙江的温岭方言为例，乌、黄、白三字原来“都是指颜色的形容词”，改读变音后“都成了名词”，分别指黑色染料、鸡蛋黄和鸡蛋白，“‘名词化’就是温岭话变音的语法意义”（李荣，1978,96）。所以“名词后可加子、儿、头”的说法需要作一点调整，宜倒过来说：后加子、儿、头的字组转化为名字或名辞；能否加子、儿、头受一系列语义条件的限制。第一，着眼于字的“离散／连续”的语义特征对字进行语义分类，就会发现字类的分布是一种连续统(continuum)，相互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大体是一般所说的名词的离散性最强，动和形兼表离散和连续，只有一部分形容词只表连续性的特征（徐通锵，1997,447-457）。这种语义分类对加子、儿、头之类的变音有影响，大体是：离散性特征越强，加子、儿、头以形成名辞的几率越大，而只有连续性特征的字很难加子、儿、头以形成名辞；黄、白、玩、蔫等字兼具离散和连续的特征，因而它们也有可能加子、儿、头之类的字，并实现单音节化的变音。第二，加子、儿、头之后形成的字组需要表达具体的名物性概念的意义，如不符合这一语义条件，字和辞尽管具有离散的特征，也很难加子、儿、头之类的字，因而自然也没有“合二而一”的单音节化变音。第三，能寄托语言社团主观感情因素的字和辞加子、儿、头后最容易实现单音节化的变音。这三个条件全具备，实现“合二而一”的单音节化的变音的几率就越大；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条件，变音的几率就较小；不具备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变音的几率等于零。这就是说，单音节化的变音是受语义条件控制的，不能单纯地从语法上找原因，更不能用语素音位之类的理论去解释。
变音对历史语言学也提出了很多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变音是含有意义的音类，形式上与普通的音类相同，因而在“合二而一”的单音节化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音系本身结构规律的制约，强使变音融入纯语音层的结构。由于变音是语音结构的“异己分子”，因而纵使它服从语音规律的支配，随同演变，也是貌合神离，最后只能出现音变规律的例外。例外是音变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它往往是由某一种演变规律留存在音系中的痕迹，因而可以成为探索例外成因和某一演变规律的突破口。变音是形成音变规律的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核心是语义、语法等因素渗入音变，使音变呈现出非纯语音的过程，是萨丕尔想证明而还没有证明的一种重要音变原理。宁波方言的“鸭”
类字的变音可以为此提供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徐通锵，1985）。变音由于不是纯语音的过程，因而无法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历史比较法有它特定的适用条件，这就是所比较的现象必须具有历史同源关系和因分化而形成的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是一种纯语音的过程。变音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而只能根据变音本身提供的线索去探索它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历史比较法不能超越它的适用条件而随意扩大它的运用范围。（注：真理都有一定的界限，超越界限一步就会走向谬误。历史比较法也不例外。我在《声调起源研究方法论问题再议》（《民族语文》2001年5期）中曾强调历史比较法有其特定的适用前提，这就是一同源，二分化，由于声调的起源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而说历史比较法无助于声调起源的研究。瞿霭堂撰文反对（《民族语文》2002年3期），但遗憾的是，他回避了声调的起源根本不具备历史比较法这两个适用的前提的事实。汉语和藏浯是亲属语言，但它们的声调都是独立产生的，不是原始汉藏语“声调”的分化（当时还没有声调），根本无法对这两种语言的声调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相反，和汉、藏语没有亲属关系的越南等南亚系语言却有和汉语、藏语相同的声调生成机制，也根本不是历史比较法所能适用的领域。这些都是拙著《再议》一文立论的事实依据，但瞿只字不提这些关键的语言事实而抽象地大谈历史比较法平台、以今证古之类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研究是无法为他的声调起源的“标准流程”提供什么帮助的。回避论题的要害、转移论争的方向，这都不是真正的学术论辩。另外，瞿文还对拙文所用的“猜想”一辞讥讽挖苦。这未免少见多怪。理论就是根据部分语言事实的研究而提炼出来的一种假设，一种猜想，用来解释未曾涉及的现象；解释得通，说明这种假设或猜想成立，是一种成功的理论，解释不通，就得根据新的语言事实予以修改和补正。著名的“哥德巴哈猜想”就是一种猜想、一种理论；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和张琨都曾用“猜想”这一概念来研究语音的变化（萨丕尔《语言论》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85；《语言学论丛》第13辑第244页）。本人这里借此对这种批评作一简单的回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拙文《再议》与瞿文对比起来看，我想不难发现其中与争论有关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流行的语言理论既然不适用于变音的研究，那就得根据语言事实提供的线索进行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本文就是根据这一设想而进行的一次探索，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为基础，统一考察变声、变韵、变调、轻声、合音、分音之类的现象，探索非纯语音过程的音变的成因和特点，以补正青年语法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关于音变是一种纯语音过程的假设。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变声、变韵之类的现象各不相同，怎能将它们合到一起？不能说这些想法没有一点道理，但不可否认，它也清楚地流露出我们理论思路的弱点，这就是就事论事，没有考虑或者是很少考虑隐含于“事”背后的结构原理，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固然，“就事论事”是研究的基础，但如没有高屋建瓴的宏观的眼光，就不会对“事”进行演绎论证，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就无法把握个体性的“事”的本质，进行相应的理论建设。语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控制一点，占据一片”，这个“点”就是宏观的观察视角，是根据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提炼出来的，要简单而有解释力，易于操作，以便广泛而有效地去“占据一片”。本文占领的“点”就是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字，建立起“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基础性结构格局，并据此去观察、研究和“占据”变音的一片，找出各类变音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理论的解释。人们可能对我们抓的这个“点”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但这只能让语言实践去检验；至少就变音的研究来说，抓住这个“点”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我们自己的语言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