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个性与其诗歌的主题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诗歌论文,个性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初遗民诗人中，傅山在民间和学界有着同等的影响。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卷2曾言：“述傅山事者，杂以神仙，不免近诞。然至今妇人孺子咸知姓名，皆谓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其为人所慕如此。”[1]傅山的人品和他服务于民的精湛医术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傅山的学术事业在清初遗民社会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却更具感召力。
清代初年，在山西祁县的丹枫阁和江苏如皋的水绘园分别形成了南北两个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丹枫阁主人虽然是怀有浓厚的故国之思，后来又出仕清廷的戴廷栻，但丹枫阁的闻名却由于傅山、顾炎武、阎尔梅等大量遗民的登临题咏。因此，可以说，傅山入清后虽不予世事，但仍系一方人望，无疑是这个学术文化中心的领袖之一。清初江南地区的抗清武装斗争失败之后，不少遗民流寓北方，加强了南北遗民的交往，北方遗民群落成为清初遗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等地分别形成了以张尔岐、傅山、申涵光、孙奇逢、王弘撰、李颙等为代表的遗民群落，他们与南方遗民群落既相互联系、互通声气，又有着诸如地域、家族、宗教等不同文化基因所积淀的文化个性，而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构成和心路历程，兆示了南北遗民诗作的不同特征。傅山不仅以其高洁的人格和卓越的成就成为清初北方遗民社会的中坚和北方学术文化的重心，而且以其独具地域特色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北方遗民诗创作的最高水平。
一、傅山的思想和个性
傅山（1609年—1684年），字青主，号公之它、石道人、朱衣道人等[2]。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市北郊）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仕宦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傅霖是明嘉靖壬戌科进士，官至山东辽海参议，博览群书，曾批点《汉书》，刊印《淮南子》，有诗文《慕随堂集》。父亲傅之谟，号离垢，自幼深受举业之苦，后为贡生，在乡里授徒终身。傅之谟性格静穆，文如其人。傅山晚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4]的心境，就深得其父遗风。傅山在《家训》中说：“吾家自教授翁（六世祖傅天锡）以来，七八代皆读书解为文，至参议翁（傅霖）著；下至吾，奉离垢君教，不废此业”。其在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中所受的家庭影响不难想见，而其书法中的坚骨劲气更得自家传。他曾谦逊地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孔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杂记》）
明朝灭亡以前，既是傅山读书应试、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也是他关心现实、热衷社会活动的时期。据全祖望记载，傅山青少年时代“性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阿”[5]。所谓“性任侠”，除晚明忧患现实的刺激之外，主要是植根于三晋刚直、任侠民风民性的个性显现。清代王轩等编纂的《山西通志》所辑录的各类方志中“刚强”、“强悍”、“剽悍”、“劲悍”、“劲勇”、“勇伉”等皆言此。山西特殊的水土、地气特点，兼之“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地理形势，使其自古就有尚武传统，在傅山身上比较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刚直、正义、任侠。崇祯六年（1636年），山西提学袁继咸修复三立书院，以文章、气节教导三晋诸生，傅山始与戴廷栻、薛宗周等晋中士子订交。同年，袁继咸被阉党、巡抚张孙振诬陷，解京究问。傅山组织山西生员100多人赴京请愿，联名上疏，为袁伸冤，斗争到次年五月，终于取得了胜利。傅山遂以其刚性侠行名动朝野。
轰轰烈烈的义举却与日暮穷途的明王朝相伴而行。面对着江河日下的王朝，傅山曾迷惘徘徊过，但农民大起义的波涛和清军入关的风暴很快又将他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时走过山西，多尔衮的八旗铁骑入关不久即踏进了山西，明亡后北方抗清义军坚持最久、对抗最烈者亦在山东、山西。身处刀光剑影的战斗前线，傅山曾为明王朝的救亡图存而积极奔走。甲申前后直至明亡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傅山一直秘密从事着反清活动。1654年，他因抗清事件牵连，被捕入狱，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曾“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6]。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义军入江南，复镇江，围南京，傅山携子南游，观察战争形势。当抗清大潮渐次消歇，傅山归隐太原松庄，先后结交了孙奇逢、申涵光、王弘撰、李颙、顾炎武、阎尔梅、屈大均等遗民，以及当时尚未与清廷合作的李因笃、朱彝尊、阎若璩等人。他们或寄愤闷于诗酒间，或倾心腹于密谈中，以气节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傅山性喜游，喜结纳志节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遗民群，他便成为这个遗民社会的当然领袖。1678年，康熙诏开博学宏词科，笼络山林遗老，傅山拒不应征，后虽被迫进京，但他坚持不合作态度，“七日不食，佯癫将绝”[7]。归后，避居乡壤，或课读两孙，或行医民间，或究心学问，去世时仍遗命以朱衣黄冠敛葬。其贞刚自持的气节，为北方遗民社会树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傅山思想的成熟期正当17世纪后半叶商业文明催发下的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他的不少主张具有革新独创的精神，显露着批判的锋芒。在哲学上，他主张实学，注重实践，强调经世致用，尖锐地批判了宋明理学。这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就思想解放的程度而言，傅山又超过了顾、黄、王三家。仅就对待李贽的态度而言，顾、黄、王三人在总结明亡教训、追究明亡之因时，曾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李贽。顾炎武甚至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8]傅山却不同，今存《霜红龛集》中提到李卓吾及其著作者共7处[9]，处处流露出仰慕和赞赏的情态。傅山肯定李贽，既有山西一地商业文化的发达与傅山本人的从商经历作基础，又因李卓吾学术思想对山西士大夫的深远影响。李贽曾于万历二十四到二十五年之际应山西学者刘东星之邀，在山西沁水及大同两地住过一些时候，接触过一些当地名流学者，对当时山西思想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阳城人张慎言的《洎水斋文钞》中记载了不少山西士大夫崇敬李卓吾的史料。他在训子书中说：“李卓吾四书艺数首可传，说者以为腐。吾岂谓经生袭其词语，所谓痴人前说梦不得尔。读之，果得之文字之外，便有悟头矣。”[10]由此足以窥见当时三晋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与精神面貌。而张慎言又是傅山的前辈，私人交谊甚笃，对傅山影响甚大[11]。从李卓吾的《焚书》、《续焚书》，到张慎言的《洎水斋文钞》，再到傅山的《霜红龛集》，影响、继承之迹甚明。傅山“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哭子诗·哭文章》）的独创精神，诗歌创作中“不事炉锤，纯任天机”（《诗训》）的追求即源于此。
傅山一生既逃禅，又求仙，还倾心于老庄，但入世始终是其思想的主导。崇祯十五年（1642年），即在明灭亡的前两年，傅山已受道法于还阳真人，服黄冠衲头。但当时的情况正如他自己在《即事成吟二十一首》中所言：“怕官非欠税，寻寺不逃禅。我有我身患，何求何处仙。茶瓜行遇集，只觉未人全。”他只不过是在寻找科场失意后悲伤心灵的寄托而已。明朝的灭亡才使他成了一位真正的“朱衣道人”。他自剖当时的思想是：“贫道初方外，兴亡著意拼。入山直是浅，孤径独能盘。却忆神仙术，无如君父关。留侯自黄老，终始未忘韩。”（《龙门山径中》）足见其入世心态。
在傅山那里，儒、释、道是平等的，这与李卓吾三教同一旨归的观点基本一致。李卓吾说：“弟学佛人也，异端者流，圣门之所深辟。”[12]傅山说：“老夫学老庄者也，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题汤安人张氏死烈辞后》）学佛也好，学老庄也罢，都是对儒家独尊地位的抗议。但在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中，傅山毕竟是矛盾的。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入世思想时时叩动着傅山的心。他的好友戴廷栻在《石道人传》中曾说：“道人犹自谓，闻道而苦于情重，岂真于情有未忘耶？吾恶足以知之。”他很想逃世，但对于社会和民族的关怀又使他入世。说穿了，傅山念念不忘故明王朝，始终不与清朝合作的政治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强烈入世的表现。故而全祖望说：“顾亭林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矣。”[13]这也是我们在了解傅山诗之前所必须掌握的。
二、傅山的心态与傅山诗的主题取向
傅山生前，其部分诗作曾借戴廷栻《晋四人诗》得以流传，影响颇大；但傅山身后，其触忌犯讳、不合时宜的作品却多散佚不序。沈树德《傅征君传附记》说：“征君著作甚富，多残缺不全。”瞿源洙《霜红龛集序》也说：“先生著诗古文辞不下数千首，兵燹之余，多散佚，十无一存。”今存丁宝铨刻本《霜红龛集》共40卷，其中卷2至卷14为诗歌，这些诗均按体分卷排列，计762首。这个数字尽管与傅山作品“数千首”之原貌相距甚远，但据此我们仍可勾勒出傅山诗歌创作的大致轮廓来。
今存傅山诗虽未编年，但从其创作内容来判断，大都作于甲申前后，主要是明亡以后。从贯穿傅山一生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态，亡国以后忠与孝的内心斗争、虽生犹死的心境中，我们不难窥见一代士人苦难的心灵历程；而其诗作中所表现的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民生疾苦、亲情与友情，以及写景咏物诸作里的家园败落、人事沧桑，还有诗人老树临风的主体形象，都是明清之际动荡不安的时代现实和一个遗民诗人精神世界的绝妙展示。
1.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
甲申前后，傅山的思想和创作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亡国的重创迫使诗人直面严酷的现实。《甲申集》共收傅山甲申、乙酉两年的各体诗作90首，集中反映了明朝灭亡之后诗人的悲愤心情和他对满清入主中原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当明朝的宫室被清统治者占据时，诗人曾“泪眼相瞠望帝桓”（《甲申避地过起入兄山房》），为国家的灭亡而洒下痛苦的泪。但在悲叹的同时，他又大声疾呼：“中原用剑戟，偷生亦可耻。”（《七机岩》）这一时期山东、山西的抗清斗争正风起云涌，所以，深怀亡国之痛的诗人又不时为抗清斗争呐喊助威，像“盘根砺吾剑，金铁满山鸣”（《岩宿夜大雷雨同白、范二子枕上成》）这种充满战斗精神的诗句俯拾即是。而将诗人在明朝覆亡、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的痛苦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的作品，当数《甲申守岁》2首。诗人写道：
三十八岁尽可死，棲棲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著崇祯十七年。
掩泪山城看岁除，春正谁辨有王无？远臣有历谈天度，处士无年纪帝图。北塞那堪留景略，东迁岂必少夷吾。朝元白兽尊当殿，梦入南天建业都。
甲申除夕之夜，诗人守岁不寐，留恋着已经覆亡的故国，又寄希望于南明政权。一方面，他对清统治者仍充满仇恨，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自身在流离颠沛、无以为家、无心过年的伤痛境遇中对故国的思念，悲痛中满含希望，这是诗人亡国之后的主导心态。也正因为诗人念念不忘故国，所以顺治十六年当他听到郑成功的军队围困南京时，心境愉快、情绪激昂，《江风》、《江月》诸诗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明亡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傅山一直秘密从事反清斗争。但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渐巩固，他的心理和行为均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反抗无力的情况下，只好默认这个王朝的存在，但又始终保持不合作的态度。他曾一再说：“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病极待死》）：“坚贞有恒正在此，命寒情热亦奈死”（《迎春花》）。《寄示周程先生》更进一步揭示自己明亡以后的心境：“弟心活神死，天机无复鼓动。……如今何日何时不可死世”。亡国的打击对于傅山来说，委实太惨重了。《庄子·田子方》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对于像傅山这样深衔家国之恨的遗民而言，无论“形存神亡”还是“心活神死”，实际上都处在一种虽生犹死的境地中。
但对故国执著的爱支撑着诗人顽强地走完了人生的路。“众鸟趋新林，孤云危岫依。势力不可忽，素心讵易违。”（《苦陶先生于王抚军座上作诗依韵代遣》）傅山的选择是宁作“孤云”，不违“素心”。当心情处于极度苦闷的境地时，他有时以老庄超脱旷达的思想安抚自己的心灵，有时以谈禅游仙排遣胸中的郁闷。《天龙禅院》其三云：“负暄共高鸟，炊饭凭老僧。此际通可死，诸缘似无争。”但实际上他又时时以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行动。“生时自是天朝闰，此闰伤心异国逢。一日偷生如逆旅，孤魂不召也朝宗。”（《右玄贻生日用韵》）这种生死不移的故国之思正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眷恋。
2.惟歌生民病
傅山是一位热切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尽管他是官宦人家的贵公子，但长期的农村生活与行医实践使他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广泛了解，特别是社会大动荡之际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在不少诗篇中多次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览息眉诗有作》云：“不喜为诗人，呻吟实由瘼”；《儿辈卖药城市诽谐杜工部诗五字起得十有二章》又写道：“世界疮痍久，呻吟感兴偏。”傅山把反映民生疾苦作为自己的任务，具有忧国忧民的创作使命感。诗人亲历亲受的人生病痛迫使他呻吟、痛哭、长歌、呼号，这也是诗人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的切身体验，因而，傅山对民生疾苦的反映不仅深刻，而且烙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对异族压迫下老百姓的痛苦诗人深表同情，同时，又抒发了对亡明的思念和自己作为亡明遗民的痛苦心情。当然，作者更多地把民生疾苦与自己的忧伤糅合在一起，反映出时代灾难造成的心灵重创。
明朝灭亡以后，傅山大部分时间隐居在松庄，留下了不少反映村民生活的诗作，表达了诗人对农村生活的热爱，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僦陋》写诗人居住环境是：“壁榻悬山郭，村房僦陋栖。蓬蒿仍旧径，简牍顾新奚。风雨不题凤，槐榆长坐鹂。”这是一处开挖在半山腰的典型的北方窑洞，门前小径长满蓬蒿，周围的槐树、榆树上黄鹂一类的小鸟在鸣叫，虽冷落，但也清净。《春雪》、《消夏》、《老景信口》、《怀融苦酒远志忽漫六首》、《看书》以及《村居杂诗》10首、《失题》12首等，既有对农村清幽环境的描写，又有对淳朴民风的展示，还有对诗人悠闲自得村居生活的描绘。而对村居生活的切身体验则是傅山“惟歌生民病”的基础。
3.亲情与友情
傅山诗中对母子情、夫妻情、手足情、父子情以及朋友情，均有深刻的描绘。傅山明亡后念念不忘恢复故国，但又没有直接投入抗清战斗中去的原因，也可在读其表达母子感情的作品中找到解释，忠与孝一直是明亡后缠绕在傅山心中的尖锐矛盾。
傅山一方面对母亲竭尽孝心，但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因奉养母亲而未能尽忠于故国深感歉疚：“飞灰不奉先朝主，拜节因于老母迟”（《乙酉十一月次右玄》）；“依膝有老母，远心无故乡”（《苍岩方外格八首》其一）。特别是当他想到抗清斗争中牺牲的义士时，这种愧疚更显沉重。《无聊杂诗》其四云：“西河惭二义，堂北炯孤星。甘作阿奴老，霜鬓已乱茎。”既要奉高堂老母，又不甘做平庸到老的阿奴，这种痛苦时时啮噬着诗人的灵魂。当然，最让诗人快慰的是他的老母怀有一颗故国心。《生日示儿侄》云：“老母朝南拜，方将愧北强”，即反映了母亲的民族意识。而忠孝无法两全，他选择了尽孝，即《山寺病中望村侨》所言：“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而当母亲去世后，抗清斗争的大势也已逝去，诗人感到无限悲伤，《与居实书》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他说：“人无父母了，便是无根草，有甚依倚，有甚趣味，再理会立身扬名事，亦是大忍心不仁之言，如今日死可也，明日死可也。”傅山的母子情正是在这种忠孝矛盾中得到展示的。
傅山的妻子张静君，在儿子傅眉5岁时病故。当时，傅山27岁，旁无妾媵，誓不复娶，直至终老。《见内子静君所绣大夫经》所反映的正是这种真挚的伉俪情。诗中写道：“断爱十四年，一身颇潇洒。岂见绣陀罗，悲怀略牵惹。”又言：“人生爱妻真，爱亲往往假。”诗人直白坦率地宣示了他对妻子真切的爱以及妻子早逝给他心灵上带来的痛苦。
《元日雪》2首、《壬午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吟成二十一首》写诗人与兄傅庚、弟傅止的手足亲；《哭子诗》14首、《哭侄襄秀才》、《悼侄襄秀才》、《哭侄仁六首》、《悼孙女班班》等写诗人与儿子傅眉，侄儿傅襄、傅仁，孙女班班之间的深厚感情。其中既展示了诗人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又反映了诗人所经受的人生磨难。这些作品大都情真意切，甚至不忍卒读。如《哭侄仁六首》其一写道：“芍药花开了，仁哥不见来。从兄红泪湿，名士紫荆才。爱女供茶拜，惸儿病恕哀。龙钟老叔叔，抚此奈安排。”此诗触景伤怀，写傅仁死后全家老少的悲痛之情，尤其是对自己的沉重打击，感情朴实、沉痛。
傅山诗除写亲情外，表现友情者也不少。他一生笃于朋友，交游广泛，明亡以前，所交多为三立书院时的同学如戴廷栻、薛宗周、白孕彩、王如今、范云茂、郭九子等人，以及同乡前辈或同辈张慎言、钱文蔚、程示周、王佳言、杨尔祯等人。傅山与其同学多以气节相砥砺。如王如今，傅山在《汾二子传》中曾对他和薛宗周的抗清行为进行过表彰，在《西河王子坚贻诗用韵》、《子坚先生斋竹》、《子坚书斋移得竹十一个》、《悼子坚二首》等诗中又对二人的友谊以及王子坚殉节后诗人对他的思念之情做了表述。又如范云茂卒后，傅山有《伤垂云堕驴》、《哭范垂云二首》。郭九子死后，他写了《郭九子哀辞》、《序旷林一枝》和《题九子故里》，回忆了二人交往经过，赞扬了郭九子雄豪狂狷的品性和远大的抱负，而且从郭九子的身世联想到整个士林的状况。这些三立书院时的同学，实际上形成了结在傅山和戴廷栻周围的一个政治和学术团体。亡国前，他们曾为袁继咸伸冤，与阉党余孽进行誓死斗争；甲申前后及明亡以后，他们又为抗清斗争而积极奔走，或死于沙场，或抱节而终，对傅山人格产生过积极影响。
明亡后，傅山的交游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隐居松庄后，与其结交者或为遗民节士，或为清代官员，或为平民百姓；或深交挚友，或浮来暂住。这些人中有顾炎武、阎尔梅、王弘撰、屈大均、孙奇逢、申涵光、李颙等著名遗民，也有李因笃、朱彝尊、阎若璩、吴雯、潘耒等具有民族意识的人，还有冯溥、魏象枢、王士祯、曹溶等清朝官员。傅山诗形象地记载了他与这些人的交往，尤其是他与遗民故老的友情。
他与顾炎武多次见面，多有诗作赠答。顾炎武有《赠傅处士山》、《酬傅处士》等，肯定傅山的高洁人格，赞杨傅山的斗争精神，并以反清大业互勉。而傅山有《顾子宁人赠诗随复报之如韵》、《晤言顾子宁人，还村途中，叹息有作》等回赠。前一首有言：“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浃衫。”抒发相见恨晚之感，而顾炎武的气节又深深感动了诗人。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首次接待顾炎武时，号称“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也访问了傅山。申涵光有《怀太原傅青渚》诗，回忆这次会见，并由衷地赞扬傅山的气节。傅山除赠给申涵光书画作品外，又作《想甚》诗，表达对朋友的深深怀念。
傅山还有一些方外友，既有道士，又有和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雪峰和雪林两位具有民族思想的诗僧。雪林亡国前为阳曲庠生，乱后为僧，他在生活上不守戒律，平时不读佛经，专研《左传》与《庄子》。傅山写给雪林的诗有《雪林二首》等数首，这些作品叙写了二人的友谊，揭示了雪林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恨。傅山曾教雪峰写诗，今存《霜红龛集》中涉及雪峰的诗文有十七八首（篇）之多，其中写到了二人的真挚感情，也对僧诗进行了评价，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论见解。
4.物中志与景中情
傅山诗中还有不少咏物、写景之作。这些作品或托物寄兴、咏怀自白，或描写风景、借景抒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三晋独具地域特色的风物。
傅山咏物诗中的物均有象征意义。《义蜂》写群蜂失主后的悲愤与抗争，所谓：“群蜂失共主，浩荡往来飞。苦螫撩人打，甘心得死归。”这何尝不是明亡后抗清义军苦战猛攻、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的象征呢？《七亘老杏》云：“厓边红瑟瑟，老杏懒于开。悔不斧斤断，靦随时令催。众怜春色冷，独敬傲枝才。对酒不成醉，原非狂药媒。”早春开花的老杏，显然是诗人自我形象和高洁人格的象征。明亡后诗人的铮铮傲骨与悲痛心情同寓其中。在《狱祠树》中，诗人又以生铁般坚贞的老椿自喻，以“高枝丽云日，瘦干能风霾”象征坚强不屈、毫不妥协的坚硬气节。他在七言歌行《李宾山松歌》中写道：“小松无数不成林，龙子龙孙尽麻蒿”；“保此枝条千百年，几时鳞甲摩苍天”；“春生秋死无关系，安于蹙踏人不怜”。诗中所写的“小松”，也即“龙子龙孙”，显然是明朝宗室后裔的象征。诗人一方面哀叹他们“蓬颓蔓委不作气”；另一方面又殷切地希望他们能“鳞甲摩苍天”，能“含吐风云作雷雨”。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又冀其振作的心理，反映了清初遗民的普遍愿望。
傅山的写景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明亡后家园败落情景的描写，一是对其所居环境及旅途所见自然景物的刻画。前者富有时代特点，后者多具地域特色。
明末清初，山西一直处于战火的笼罩之中，家园破败，生民涂炭。傅山是这出悲剧的见证人，他的诗突出地反映了战乱之后家园的破落残败。如《园》写道：“园外谁家地？园翁不欲知。荒锄无意荷，茂草懒情谊。老树风更静，高莺独语迟。井阑红一点，露绽小
葵。”野草茂密，园翁情懒，而小葵的一点红色，更反衬出废园的荒凉寂寞。
《顿村》、《土堂杂诗十首》、《青羊庵》等集中体现了北方农村的风物特点。而《方山》、《五台》、《太行》、《沟外》、《游天龙》、《天龙山径》、《天龙禅院》等又是记旅途中之景。如《虹巢二首》其二所写的：“汾水初出峡，远心为小欄。山花春暮艳，柳雪夏初寒。细盏对僧尽，孤云旋自观。饥来催晚食，苦莱绿盈盘”，完全是当地的风景物候，富于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傅山的写景诗不仅在写作时融入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景中含情；而且在取景构境上颇具艺术匠心。《失题》云：“几株老杏里，山塞小茅亭。柳荫不密处，微露侧峰青。”山脚之下，柳林深处，几株老杏，围着一座茅亭，柳荫稀疏的地方，微微露出一角青山，仿佛一幅美妙的山水画。又如《春雪》其一写道：“老眼明春雪，东山揽卧云。敌泥毡屐曳，防滑薄冰循。净界无人共，平林一鸟分。夕阳檐乳下，煮药闭柴门。”诗写初春雪后的景致，展示了一幅清洁、静谧的雪景图。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完全得力于诗人的绘画天才。
注释：
[1]《清诗纪事初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新1版。
[2]傅山名、字、号颇多，仅见于傅山各传、《霜红龛集》及其书画手迹题款者就有40多个。
[3]关于傅山的生年，向来就有万历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两说，卒年也有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三年两说。这些说法证据均较充分。
[4]《广师》，《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6，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
[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阳曲傅先生事略》，“四部丛刊”本。
[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阳曲傅先生事略》，“四部丛刊”本。
[7]郭钹《征君傅先生传》，见《阳曲县志》。
[8]《日知录》卷18，“李贽”条。
[9]分别见卷8《壬午六月二十一首》、卷3《土堂杂诗》、卷38《杂记》、卷31《讲游夏问孝章》、卷20《缺题》、卷26《失笑辞》二、卷9《无题八首》其一。
[10]《孝廉王仁辅墓志铭》，《家书七首》之一，见《洎水斋文钞》卷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出版之《山右丛书初编》第13册。
[11]《霜红龛集》卷40，《杂记》五曾忆及二人情谊。
[12]《焚书》增补。
[13]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阳曲傅先生事略》，“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