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形态论文,文献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7)03-0003-14
近半个世纪以来，《周易》经传的多种古版本以及上古竹简易筮资料纷纷出土，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文献资料主要在古楚地出土。对于它们的解读与研究，颇能使我们对于《周易》文本早期形态获得更为深入的了解，从而发现《周易》是如何从纯粹的“卜筮之书”向“经典文本”过渡的。
一、楚地出土易类文献概述
楚地出土易类文献可以分为周易文本与易筮资料两种。其中与周易文本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阜阳汉简《周易》、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已公布的竹简易筮资料主要有望山楚简、包山楚简和新蔡楚简等。当然，这两类文献不是截然相分的，一些古本周易，如王家台秦简《归藏》，阜阳汉简《周易》等，同时又是易占易筮资料，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周易》之为卜筮之书的特点。下面对楚地出土的主要易类文献作一概述，以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一批楚竹书，是为上博藏战国楚竹书。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楚竹书《周易》。其基本情况如下[1]：(1)楚竹书《周易》共58简，涉及34个卦的内容，共1806字，其中有3个合文，8个重文，还有25个卦画。每一卦，或占两简，或占三简。是已经公布的几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2)它是目前最早的《周易》本子。(3)其卦画，以“八”表示阴爻。这与阜阳汉简易和帛书易相同，而与王家台秦易(阴爻作“∧”)和今本易(阴爻作“— —”)不同。(4)文字表述方面，与帛书易和今本易相同，即由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用字、用辞、用句有所不同。(5)首次出现六种红黑符号。首符在首简，置于卦名之后卦辞之前；尾符在末简，置于该卦最后一个字之后。尾符后留白，不再接续书写下一卦的内容，以明每一卦的独立性。(6)抄者在第54简补了漏字。(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收藏的一段残简属本篇，并能和本篇第32简完全缀合。(8)本篇只有经没有传。
(二)王家台秦简《归藏》
1993年3月，湖北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秦简易占，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易占即是《归藏》。其基本情况如下[2] [3]：(1)《归藏》编号者164支，未编号者230支，共计394支，总字数约4000余字。共70组卦画，除去其中相同的16组，不同的卦画有54种。(2)卦画皆以“—”表示阳爻，以“∧”表示阴爻①。(3)卦名有76个，除去重复的23个，实际卦名53个。大多与今本易之卦名相同。(4)其文例以卦画开头，接着是卦名，卦名后以“曰”字连接卜事之辞，然后是卦辞。其辞与今本易辞都不相同。多采用古史中的占筮之例。其中涉及的古史人物有黄帝、炎帝、穆天子、共王、武王、夸王、羿等，还有羿射日、武王伐殷等故事。(5)只有卦辞而无爻辞。(6)竹简有两种，一种宽而薄，一种窄而厚。王明钦先生推测，这批《归藏》有两种抄本。
(三)阜阳汉简《周易》
1977年7月，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周易》资料。其基本情况如下[4] [5] [6]：(1)阜阳易残破特甚，原来卦序已无法复原。易类碎简超过了752片，计3119字，其中属经文的有1110字，属卜辞的2009字。存有卦爻辞的221片，分别属于52个卦。(2)残存卦画五个(大有、林、贲、大过、离)，以“八”表示阴爻②。(3)文字内容除了卦爻辞，还连属着卜问具体事项的卜辞。但因残破太甚，大部分卜辞都与卦爻辞分开而不知所从属了。(4)其辞有固定的格式：卦画写在简上端，下空一个字格间距再写卦名，然后书写卦辞、卜辞，再写爻题、爻辞和卜辞。爻题前有圆点隔开。卦爻辞与卜辞之间无明显区分，仅在卜事前加一卜字。
(四)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周易》文献，有《经》有《传》。帛《易》目前在出土易学文献中是份量最重，研究最多的一种。其基本情况如下[7] [8]：(1)帛书《易》经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的方式成卦，共分八组，每组八卦。属另一系统的卦序。(2)帛书《周易》有经有传。其《易传》没有发现《彖》、《象》、《文言》、《序卦》、《杂卦》，但有今本《系辞》和今本《说卦》前三章的内容，以及其它几篇不见传世的解《易》著作。(3)帛书《周易》分两幅帛书写，作两件，可分为上下卷。上卷包括经文(原无篇题，未计字数，约四千九百余字)及卷后的《二三子问》③(原无篇题，未记字数，约二千六百余字)。下卷包括《系辞》(本篇尾残缺，不见篇题，不见计字数。约四千七百余字)及卷后的《易之义》(原有篇题《衷》，计字数二千)、《要》(原有篇题，并计字数千六百卌八)以及《缪和》与《昭力》(原各有篇题，并合计字数六千)一种两篇④。因此《传》文有五种六篇⑤。
(五)望山楚简易筮资料
1965年冬至1966年春，湖北江陵县纪南城(春秋战国楚国郢都故址)周边望山一、二号墓出土了战国楚竹简，其中易筮资料简出于一号墓。其基本情况如下[9] [10]：(1)一号墓出土竹简的内容主要是为墓主卜筮祭祷简的记录。这类简在全国属首见。这批简的保存情况不佳，残断较甚。(2)简文共约千字左右，墨书于篾黄上。书写工整，笔法不一，似出多人之手。就可能辨别的竹简上下头尾数量估算，当在二十三、四简以上。(3)其文辞格式，通常先记卜筮的时间，后记卜筮的工具，再记所问事项与卜筮的结果，最后还要记为墓主求福去疾的许多祭祷的措施。其卜筮祭祷的格式、内容和用语与包山楚简十分近似。但望山简未见卦画，可能是残断过甚的缘故。
(六)包山楚简易筮资料
1986年11月至1987年1月，湖北荆门包山楚墓2号墓出土有战国卜筮祭祷简。其基本情况如下[11] [12]：(1)卜筮祭祷简共54枚(简197—250)。可分为二十六组(件)。其中22件专记卜筮之事，另外4件则专记祷祠之事。[13](2)各组简按贞问或祭祷的时间顺序排列，每组记一事，多则四、五简，少则一简。内容皆为墓主贞吉凶祸福，请求鬼神与先人赐福、保佑。格式为：前辞(以事记年，日用干支，并载卜具)、命辞(有卜得爵等)、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3)简文中6组12个易卦卦画，每组卦画由两个卦组成，左右并列，见于简201、210、229、232、239、245。简文中没有卦画的名称，也没有对卦画的具体解说。卦由“—”(一)、“∧”(六)、“×”(五)、“
”(八)四个数字中的两个、三个或四个数字组成，其中“一”恒有。这六组卦转换成今本《周易》阴阳爻符号卦，其卦名及组成为：
简201：豫兑(由一、六组成)
简210：损临(右卦损，左卦临六三均作“八”，其余由一、六组成)
简229：蛊晋⑥(左卦晋六三、九四分别作“八”、“五”，其余由一、六组成)
简232：随离(由一、六组成)，
简239：颐无妄(右卦颐六三作“八”，其余由一、六组成)
简245：恒需(右卦恒卦初六与左卦需上六均作“八”，其余由一、六组成)
(七)新蔡楚简易筮资料
1994年5月，河南省新蔡县平夜君成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楚竹简，其中绝大多数为卜筮祭祷记录简。其基本情况如下[14] [15]：(1)卜筮祭祷记录简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与包山楚简的卜筮祭祷类简极为相似，主要为墓主人平夜君成生前的占卜祭祷记录，占卜的内容以求问病情为主。格式亦与包山简非常相似，由前辞、命辞、占辞等部分组成。第二种为平夜君成自己的祈祷记录，数量很少，简宽字大。第三种内容单纯，仅是与祭祷有关的记录，不见占卜。内容简单，格式统一，竹简很短。这类简以前发现不多。(2)根据《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共有15组卦，每组两卦，完整的有12组24卦。由“—”(一)、“∧”(六)、“×”(五)三种数字组成。比列如下(无特别说明，下列每组卦都由一、六组成，阴爻作“∧”，上下体分明)：
甲二19、20：比同人
甲二37：临师
甲三112：旅大过
甲三112：观泰
甲三132、130：(右卦下体艮，上体只有六四爻；左卦下体离，上体存九四、六五两爻。)
甲三184—2、185、222：晋师(右卦晋由一、六、五组成，上体离阳爻作“×”。)
甲三302：剥咸
乙二2：谦颐
乙四15：谦遁
乙四68：复观
乙四79：巽离(右卦巽九二作“×”，即五。)
乙四95：姤坤
乙四102：(仅存右卦上体坤，左卦上体下两阴爻。)
零115、22：比同人
零506：(仅存左卦上体两阴爻)
二、只用易卦·实用筮书·经典文本——使用《周易》的三种方式
从以上对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约略能够分辨出在战国秦汉之际，《周易》所表现出来的三种形态，或者说人们使用《周易》的三种方式。其一是只用易卦(只用卦画或卦画卦名并用)求占，而不用卦辞，或另用繇词，如战国竹简易筮、王家台秦简《归藏》；其二是把《周易》当作实用的筮书本子，在卦爻辞后系以具体的卜事之辞，以便翻检断筮，如阜阳汉简《周易》；其三是把《周易》当作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进行编撰，如上博易、帛书《周易》。
下面具体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的文辞格式来看这几种不同用易方式的特点及其与《周易》的关系。
(一)三种易类文献的文辞格式分析
这里的举例与文辞格式不包括上博易与帛书易，因为它们在文辞上除了用字有异，在格式上都与今本《易经》相同。而王家台秦简《归藏》、阜阳汉简《周易》以及包山楚简易筮的文辞和表达方式则是不相同的。又由于望山楚简、新蔡简的易筮资料与包山简易筮相类，故单举包山易筮文辞以赅同类。关于各种易版本的卦画形式，见上文的介绍，下文涉及卦画形式时，除包山简所举例外，其它都省略不画。
1.王家台秦简《归藏》举例(采用王辉先生校释本[16])：
(1)同人曰，昔者黄啻(帝)与炎啻(帝)战
[涿鹿之野，而枚占]巫咸，182[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189。
(2)鼒曰，昔者宋君卜封□而枚占巫苍。苍占之曰吉。鼒之
(佗佗)，鼒之轪轪，初有吝，后果述(遂)214。
(3)右(有)曰，昔者平公卜其邦尚毋[有]咎而枚占神老，神老占曰：吉，有子，其□間
，四旁敬□風雷不302。
上引王家台秦简《归藏》三卦的内容，属《同人》、《鼎》和《大有》卦。同人卦讲了黄帝与炎帝、蚩尤将战之时向神巫巫咸占问吉凶，结果是“果而有吝”。巫咸为古神巫，或以为黄帝时人，或以为尧时人，或以为殷中宗时人，是神话人物。宋君泛指殷王，乃周初所封。他为封国之事占于巫苍，得鼎卦，结果是吉。又“苍”，或为苍颉，是黄帝史官。古巫、史职近。第3例的“平公”当为殷之后宋平公[17]，为东周有为之君，他为邦国大事占于神老。
2.阜阳汉简《周易》举例(采用韩自强先生的释文[6])：
(1)贲，亨，小利有
往。 卜105 106(贲卦辞)
(2)□
得不喜，罪人不吉。 ·初六，僕□112(剥初六)
(3)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 ·初九，履
然，152(离初九)
(4)取妇嫁女不吉，田不得。 ·上九，翰音212(中孚上九)
(5)人不吉·六三，勿用取女，见金20(蒙六三)
(6)雨，自我西鄗。 卜34
得也·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有35(小畜初九)
(7)人吉·六三，枹羞。 卜雨51(否六三)
(8)·六二，同人于宗，吝。 卜子产不孝，吏55(同人六二)
(9)战
遆强，不得志。 卜病者不死，乃
。 ·九四，乘高唐，弗克58(同人九四)
3.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举例(采用《包山楚简》释文[18])：
宋客盛
聘於楚之岁，
之月乙未之日，
会以央
为子左尹
贞，自之月以庚之月，出入事王尽卒岁躬身尚毋有咎，
(阴爻原作“∧”，此处转换成今本卦形，右豫左兑)。占之，恒贞吉，少有忧于躬身，且雀(爵)立(位)迟践，以其故敓⑦ 之。
祷於宫地
一
；……201，202
这三种易文的文辞格式具体如下：
1.王家台秦简《归藏》的辞句格式是：卦画——卦名——曰——昔者——某人(占主)卜某事而枚占某人(占者)——某人(占者)占之曰吉或不吉等——繇辞
2.阜阳汉简《周易》的卦辞卜辞格式是：卦画——卦名——卦辞——卜某事吉或不吉，另外一事吉或不吉等
3.阜阳汉简《周易》的爻辞卜辞格式是：·——爻题——爻辞——卜某事吉或不吉，另外某事吉或不吉等
4.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辞句格式是：某时——某人(占者)——以某种卜筮用具——为某人(占主)贞某事“尚毋有咎？”——左右并列的一组两个卦画(无卦名)——占之——恒贞如何，短期如何——以其故敓(或它种祭名)之——具体祭祷之事。
(二)楚地出土易文、易辞与商周甲骨卜辞之渊源
《周易》的编纂是以大量以往的筮卦和占辞为素材的，是长期占筮经验的总结。大量筮卦、占辞的记载与保存，要归功于上古的“卜后刻辞制度”。《周礼·春官·占人》曰：“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郑玄注云：“既卜筮，史必书其命龟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礼神之币而合藏焉。”其做法是卜筮完后，将所卜之事与所得之兆(龟卜所得为兆，占筮所得为卦)写在竹简上，其目的是到年终的时候再来看是否应验了。《尚书·金滕》有周公卜龟之后“纳册于金滕之匮”的记载。这个册正是记录卜事卜辞的简。这是对占筮经验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积累与总结，是一种刻辞制度。没有这种刻辞制度，《周易》无从编起。
刻辞制度兴起于商末，在商王武丁之时有大的发展。从殷墟发现甲骨来看，多是无字甲骨，有文字的不过十分之一。在大量刻辞之前有一个只刻筮得数字卦的阶段，到后来同时刻写命事之辞，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上个世纪下半叶考古发现了多批战国楚墓出土的卜辞竹简，还出现了一些成对的六爻卦画。通过比较研究，李学勤先生指出：“商周甲骨卜辞以至战国时期的竹简卜辞实际是一脉相承的，在细节上虽有出入，却属于同一卜法绪统。竹简卜辞现已发现不少，在全部发表后，一定会对古代卜法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内涵。”(第196页)[19]
李学勤先生主要是从甲骨卜辞和竹简卜辞的用语、格式来比较的。他没有提到这些竹简卜辞中出现易卦符号这件事及其意义。我们这里之所以称这些竹简资料为易筮资料，主要是因为其中出现了易卦符号。但关于这些卦画的意义问题，仍有待于研究。《包山楚简》第一部分《包山二号楚墓简牍概述》即云：“简文中尚有部分贞卜的卦画，每个卦画由两个卦组成，左右并列，……简文中没有卦画的名称，也没有具体的解说，尚不可了解它们原来的含义。”(第12页)[18] 据陈伟先生的考察：“在包山简所载22次贞事中，共用到10种卜筮材料。……采用央旨、丞
、共命施贞时皆有卦画，而以其他材料施贞时皆无卦画。……据此可以相信，央旨、丞、共命为筮用材料；其他均为卜用材料。”(第158页)[20] 这可以支持我们只将带有卦画形式的筮法称作“易筮”的看法。
在包山楚简卜筮资料中，其实卜的资料比易筮资料要丰富得多。易筮资料与《周易》直接相关，而卜辞也间接与《周易》有关。虽然占法不同，但占事占辞相类。商周甲骨卜辞也是《周易》卦爻辞由以编纂的素材。从战国时期仍“卜筮并用”且卜多于筮来看，卜的传统仍十分强固。这样的卜辞本是《周易》的来源，而且在《周易》早已定型之后，人们仍在沿用《周易》成型之前的传统筮法，记载筮事与经验和所得筮卦，却并不用《周易》的卦爻辞。可见，在《周易》卦爻辞编定的前后，只用卦画进行占筮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战国竹简易筮文辞与商周卜筮刻辞有渊源之外，上举其他两例，秦简《归藏》和阜阳汉简《周易》卜辞亦与它有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据陈梦家先生介绍，一篇完整的甲骨卜辞可以包含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部分，如例：(1)癸巳卜殼贞(2)旬亡祸(3)王占曰之杀其之来
(4)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自西沚
告曰土方
于我东啚田(《菁华》2)。(1)即前辞，记卜之日及卜人名字，(2)是命辞，即命龟之辞，(3)是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4)是验辞，即既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这四部分并非完整地见于每一条卜辞。如“康丁卜辞往往在兆帝记吉、大吉、弘吉等，乃是简化了占辞。又如祖庚卜辞云‘癸亥卜王吉’(《河》200)只有前辞和占辞。”(第43页)[21] 这样的例子不少。
战国竹简易筮，如包山简易筮完整的文辞格式包括：前辞(以事记年，日用干支，并载卜具)、命辞(有卜得爵等)、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再看秦简《归藏》的文辞格式，在卦画卦名与繇辞之间有一句由“曰”字领起的话，“昔者——某人(占主)卜某事而枚占某人(占者)——某人(占者)占之曰吉或不吉等”，其实就极类似于商周甲骨卜辞中的前辞、命辞和占辞三部分内容。有的学者把这句话说成是卦辞，把后面真正相当于卦辞部分的繇辞说成是爻辞，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秦简《归藏》只有卦辞而无爻辞这是很明显的。以“昔者”开头的这句话是讲以前的卜筮故事，是过去发生的事，所以前辞中的时间一律为抽象的“昔者”，而非具体的当时卜筮的时间。如果把时间作具体化还原，对前辞和命辞的句序稍作调整，就完全成了商周甲骨卜辞的表述。再看，阜阳汉简《周易》的卜辞格式，就一句“卜某事吉或不吉等”，只包括上述命辞和占辞两部分内容，十分简洁概括。而商周甲骨卜辞的内容也并非都是完整地包括四部分内容，是有简省的。从所卜事类来看，阜阳汉简《周易》与商周甲骨卜辞一样十分广泛。这明显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从“卜筮之书”到“经典文本”——《周易》早期文本的历程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它之成为经典文本，走过了一段路程。这段路程是通过对《周易》文本的不同使用目的和方式而获得延伸与展开的。这段路程的关键路口就是《周易》在东周秦汉的发展中所留下的足迹，是为《周易》文本的早期形态。我们从楚地出土的这些丰富的易类文献，正可以清楚地了解《周易》文本早期形态是如何冲出卜筮的重围努力走向经典之路的。
从上文对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知道上博易、王家台秦简《归藏》⑧ 与三种战国竹简易筮资料基本同时，在战国中晚期，而易筮资料稍偏前。阜阳汉简《周易》与帛书《周易》基本同时，在汉初。上博易是《周易》经典文本形成的可靠证据，不过经典文本非一种形式，汉初的帛书《周易》即是与今本《周易》形式不同的经典文本。根据对上博易特殊符号分布规律的研究，我们认为上博易的卦序形式是与今本《周易》相同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易文本和易筮资料的同时出现，充分说明，《周易》经典文本的形成是艰难的，即使它从形式上完成了向经典文本的转化，其最终的巩固之途也是充满荆棘的。这主要是由于卜筮传统的强固所致。虽然《周易》的本质是卜筮之书，在东周秦汉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在完成了性质的大蜕变之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作为经典文本依然是同时并存的。
卜筮之用在“决嫌疑，定犹与”(《礼记·曲礼上》)。《左传》载有春秋时人用易占筮的实例。每有疑问，筮得某卦某爻，即以其卦爻象与卦爻辞占之以定吉凶。这必在《周易》六十四卦卦画与卦爻辞定型之后，也就是说这时的《周易》卦爻象与卦爻辞已经可以当作判断吉凶的根据。《周易》既已定型之后，战国竹简易筮以及王家台秦简《归藏》仍然不用卦爻辞和卦爻象来占，而只用易卦。后者既用了卦画也用了卦名，而前者只用了卦画。后者出现卦画的形式与今本《周易》一样只有一个卦画，而且卦画之后接着卦名；而前者则是两个卦画成组地出现，直观地体现了《周易》变占在实际占筮中的运用。阜阳汉简《周易》则对《周易》卦爻辞和卦爻画全盘照抄，但通过增加具体筮例把《周易》文本改造成为实用的卜筮之书。张政烺先生在看了阜阳汉简《周易》的卜辞后说：“这是当时的实用本子，基本上保存了作为卜筮之书《周易》的原始面貌。”(第96页)[6] 是否是作为卜筮之书《周易》的原始面貌不好说，但是“实用本子”却是确确实实的。阜阳易的这种形式，其实曾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使用《周易》的方式。《汉志·六艺略》中有《易经》十二篇，而《数术略》中另有《周易》三十八卷、《於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大次杂易》三十卷等，属于筮龟家的《易》。阜阳简《周易》是实用筮书本子，即属筮龟家的易，而未入《易经》。《周易》要想走向经典，是不能依赖或停留于卜筮的，而必须通过引述和解读才能真正实现。这条路子可以说在《左传》的某些筮例中开其滥觞。在这些筮例中，其实人们并未筮策起卦，而是直接引用卦爻辞或以卦爻象来解释某种道理。这表示人们已经将《周易》卦爻辞当作了经典文本，将其文辞当作了引用的对象和具有普遍法则、隐含普遍道理的文字。人们不再需要把具体的占事记载下来，以备它日翻检或检验，而是可以随时通过筮卦分析所得卦爻象与卦爻辞来判断吉凶。这一引述和分析是需要讲道理的，而不是直接查对哪一条具体事项之吉凶那么简单。这一用法的进一步发展直接导致了《周易》的经典化，因为《周易》在这里成了一本讲道理的书，而不只是一部记载具体筮事的书。
以上即涉及上文提到的三种用易的方式：只用易卦、实用筮书与经典文本。严格地说，只用易卦式的用易方式，仍处在易筮的创造中，而不是筮书的编辑中。其中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当时人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事情，而不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其中也有易卦，但没有卦爻辞。卦爻辞是以往的筮辞，或《周易》编纂者所作的教训。而实用筮书式用易，则是用既已编定的《周易》卦爻辞来占筮，在每条卦爻辞之下直接书写卜辞，这大概是想考察《周易》卦爻辞是否应验，以便修订。似亦表明筮者并未把它当作不可改易的经典文本来看待，而只不过把它看作一本筮书而已。《左传》某些筮例的用易之法，在当时并不占主流地位，但却是后世通用的一种用易之法⑨。这三种用易之法在东周秦汉之际是同时并存的。后来《左传》所载用易的筮法成为了用易之正统。
上博易是目前所见最古的《周易》本子，又是以纯粹的卦画和卦爻辞的形式出现的，即是以后世《周易》经典文本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这一大堆的作为卜筮资料和卜筮文本的易文本和易筮资料的重围中，上博易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如果把卦爻辞的基本编定放在西周初年，那么它编成之后是怎样一个去向？建周之初，箕子献《洪范》，其中有卜筮并用，先卜后筮之法，乃殷商遗法。其筮必为殷易《归藏》之筮。随后有周建制，以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其中出现了三易中的最后一易——《周易》。虽然《周礼》创作年代问题颇多分歧，但其讲古制极为具体入于纤微，此非见西周王室档案莫能为⑩。《周礼》大体上体现了周初之制，应该是没错的。而《周礼》载有《周易》书名。于是，《周易》成于周初，也就有了文献相传和记载上的根据。又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这表明陈侯此前尚未见过《周易》，他感到稀奇，就请周史为他占筮，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遇《观》之《否》，代陈有国之占。陈侯即陈厉公，前706年即位，其时为平王东迁后的第二个王周桓王十四年。连一方诸侯都没见过《周易》，更不用说地位更低的人了。可见，《周易》编成之后，藏于天子之朝而掌于太卜，只有天子才能用。民间所用乃其它筮法或卜法，可能是传统之遗存。我们从《左传》所载占筮看，以易为占的次数和以易占的诸侯国都不占多数。可见，这时《周易》流传不广。而周史以《周易》见诸侯王，必是来推广这一周王朝的宝书的。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一，官学失守，学术下移。《周易》可能正是趁此东风，而逐渐流传开来的。虽然流传仍然不广，但成绩可喜，因为逐渐出现了多种用易的方式。如上文所述至少有三种。而以《左传》所见某些易筮之例为正统，因为它是通过引用和分析《周易》卦爻象与卦爻辞来用易的，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来用易的。其它两种方式如战国竹简易筮，如阜阳简易辞后系以卜辞，都不是通过对《周易》之辞作解释的方式来使用。而且《左传》还出现了专门引用《周易》卦爻辞来说道理，而不用于占筮。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周易》的利用，在春秋时代，已经渐渐超出了筮问活动的范围，而是把《周易》的卦爻辞与其占问分开，使得卦爻体系成为独立的文本体系，而加以称引，以说明、证明某种哲理或法则。”(第27页)[21] 这算是开了儒家以义理说易，撰《易传》之先河。我们从后来的今本帛本《易传》中读到许多直接从卦爻辞引申出道理来的论述就是走的这条路。这使得《周易》走向了一条经典之路。而目前所见最古的《周易》文本——战国上博易，正是《周易》走向经典之路的一个驿站。它没有象竹简易筮资料那样只是择取或裁剪《周易》文辞，也不是象阜阳简那样纯粹只为满足日常的占筮而为《周易》文辞添加实用材料。从时代上说，上博易与《易传》的年代基本同时，距《周易》文本的下限也并不远。正由于有了像战国上博易这样忠实于原本《周易》的本子在卜筮风潮中的坚守，使得对《周易》继续作多方解读成为可能，也使得《周易》走向经典之路成为可能。与上博易同时或之仍有像阜阳简那样的实用《周易》本子存在着，也许上博易的特殊符号也有方便卜筮之意，但它仍然是忠实于原本文辞的，是把它当作经典文本保存的。如果说战国竹简易筮、秦简《归藏》和阜阳易走的是一条从卜筮而来的实用之路，那么上博易走的就是一条从易文本而来的经典之路。
三、《周易》文本早期形态展开过程的一些特点分析
我们现在拥有了诸多不同的《周易》古版本，拥有了《周易》形成之初的材料，这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看待《周易》文本之源问题。其间虽然也存在理解活动，但对于《周易》版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解释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事实层面上的问题。这里我们不是要对《周易》文句作出各种解释，而是要对《周易》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把握，对《周易》的性质作出认定。这种认识和把握乃至认定尚未进入解释学的领域，而是理解文本的出发点。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周易》文本本身之为“卜筮之书”是如何展开的，又是如何可能走向经典文本的，这个过程有哪些问题，又有哪些特点。
在上博易尚未公布之前，有一位日本学者根据包山楚简中的易筮资料，只有六组左右成对的六画卦，而没有卦爻辞，就推测包山易筮意味着一种“与秦汉时期的《周易》不同，卦辞爻辞都尚未定型，亦即尚未采用卦辞爻辞，仅有易卦(卦画)的一种《易》”(第128页)[22]。近藤浩之先生并非从并列的意义上说，有卦爻辞的一种《易》与没有卦爻辞的一种《易》在战国时代并存，他是从前后相继发展的线性的角度来说的，他将这一推测扩大化，认为“仅易筮或易卦而言，春秋时代已经开始有了。而将占筮活动中贞人随意的记语录(占辞)加以搜集、整理，综合编纂成《周易》卦爻辞的时期(定型化时期)则在战国中期末以后”(第131页)[22]。他仅仅据包山易筮的特点，就推论易筮或易卦，在春秋时代才“开始”有，《周易》卦爻辞到战国末以后才定型，好像是到了“秦汉时期的《周易》”才是定型的。现在看来这一看法缺乏充足的证据。他所谓的“卦辞爻辞都尚未定型，亦即尚未采用卦辞爻辞”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至少是不严密的。“尚未采用”并不等于“尚未定型”，“尚未定型”也并不等于不能采用。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认为《周易》成书于战国初年，也是不值一驳。上博易的出土直接证明了战国中晚期已经存在与今本《周易》为同一系统的已经定型的卦爻辞编本。根据文献内容的成型比抄写之时要早来看，上博易卦爻辞的编成必更在其前。其实我们在《左传》、《国语》中也已经读到了今本《周易》的卦爻辞，上博易则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证据。它虽然残缺，但从残存的卦爻辞来看，除用字有不同之外，与今本《周易》卦爻辞用语句式都相一致。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这个残本必有一个全本。我们必须承认，《周易》之作为经典文本这时已经定型了。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周易》是编撰而成的。郭沫若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第37页)[23] 郭沫若先生虽然错误地认为《周易》的作者是战国前期孔子再传弟子馯臂子弓(11)，但还是认为《周易》卦爻辞的资料来源是商周之际，反映的是我们原始社会之后一个很长的社会发展期的情形，内容很复杂。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近人虽然走出了《汉书·艺文志》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说法，但对此一问题的具体看法仍有分歧。自顾颉刚先生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情况大有转机，《周易》作于西周初年的说法(12) 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他的结论是这样得来的：“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它里边提起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第43页)[24]
下面具体来看看《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以及走向经典的过程的一些问题和特点：
第一，从占主、占者与所占内容来看，易之为卜筮书有一个从太卜所掌(13)、王室封君所用，到民间日用的下移过程。其内容对社会生活的涉及面在不断扩展。这是一个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的过程。
三种战国时期易筮资料的筮主随着时代的偏后其身份地位随着下降。前340年左右的新蔡葛陵墓主平夜君或乃封君大臣；前316年下葬的包山二号墓墓主的身份次于封君，为上大夫；前300年左右的望山楚简一号墓墓主虽为楚悼王之后，但身份为下大夫。三者的卜筮内容和形式都相近，而占者的地位有所下降，不过还都是封君大臣一脉。包山楚简易筮资料是专为墓主一个人进行占筮的实录，因而占筮的内容依墓主个人的情况而有很强的倾向性。占问之事主要有求贞人出入宫廷侍王是否顺利，何时获得爵位，疾病吉凶等三方面的内容[12]。王家台秦简的占主都是古帝王和有大功于人民的大臣，乃至神话人物。从神话之中有“史影”(第23页)[25] 的角度来看，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内容有更为古远的来源。如果说其先坤后乾之序和存有女娲的故事隐含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始祖崇拜之遗存，那么其所载大量的古帝王也即古英雄的神话故事则隐含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先民对男始祖崇拜之遗存。王家台秦简《归藏》虽然有东周的故事，但其主体内容的来源与其所反映的时代必定很古。神话故事也不是一下子就在战国文献中出现的，在文献尚未产生之前，它必定有一个长期的口耳相传的历史。而王家台秦简《归藏》的繇辞用的都是古代的占筮记录或是借用古代的故事撰成的占筮之辞，以“昔者”开头，是它在这方面的典型特征。其所记大多是有关古帝王、有关部族之间的战争及封国等大事。虽然战国竹简易筮资料是商周卜筮刻辞制度之遗存，但从所反映的时代来看，秦简《归藏》可能更为古远。秦简《归藏》与竹简易筮的占卜是帝王、封君大臣等人的占卜。从占者来看，秦简《归藏》与竹简易筮都有专职的神巫人员。从占者所服务的对象来看，前者比后者的地位要高，但后者显然比前者更有普遍性。前者所记巫咸、巫苍等古神巫人员的产生，带有明显的标志着原始宗教时期从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绝地天通”(14) 宗教改革之影响的痕迹。随着这种影响的逐渐减弱，封君大臣也有了专职的神巫人员专为自己一个占卜，这就是竹简易筮时期的情形。
以上两种占卜都没有一般人的日常占卜。阜阳汉简《周易》卜辞就不同了，它没有出现占主、占人，而只有卜事和断辞。这显然是在对大量占卜材料作整理时，特意把占主和占人抽象掉，以使易占具有更大的普遍性。阜阳简《周易》卜辞卜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卜问气象方面的，有卜劳作田渔的，有卜人事方面的，有卜人君聚敛之事的，有卜事君伴君之事，有卜军旅行事、居家迁徙，有卜生老病死、嫁女娶妇的等等，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二，从文献编撰的角度来看，《易》为卜筮书有一个从对占辞的记录到有意识的编撰的过程。对于每条筮辞来说，有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
战国竹简易筮资料还只是具有备忘录性质的个人性很强的尚未经过编纂的占筮记录，对每次的占筮过程和结果以及祭祷情况都记载得十分详细。而秦简《归藏》与阜阳汉简《周易》卜辞显然都已经过编纂。秦简《归藏》每条繇辞都以“昔者”开头，明显表示这是对以前占筮资料的整理与编纂。故事的记载很简略，往往用一两个词就完成了。不像竹简易筮，它没有具体年代的详细记载，也没有用什么卜筮工具等的记载。这是一种简化。阜阳汉简《周易》的卜辞就更加简化了，连时间、占主、占者统统不要。足见阜阳汉简《周易》卜辞明显是经过整理与编纂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占主和占者都在编纂过程中被抽象掉以更便于普遍运用之外，其抄写的形式也足以说明这一点。阜阳汉简《周易》卜辞虽然甚是残破，但我们隐约还是可以看出它是分卦抄写的，爻辞与爻辞也不独立，而是连抄，只在每条爻辞的爻题前用一圆点隔开。每条卦辞和爻辞后都系有卜辞，卜辞与爻辞没有隔开的符号，大多以一“卜”字起首，也有用“以卜”起首，或不用任何特殊字词起首，而是直接书写卜辞。说是分卦抄写，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卦名卦画之前还有其它辞句；说是带有卜辞的爻辞乃连抄，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爻辞前后都有卜事之辞，爻题前面用小圆点隔开的是上一条爻辞所系的卜辞。这些都可以在上列阜阳易卜辞举例中看出来。而且卜辞事项非一条一事，而是多条多事。如上例4，简212的中孚上九前的卜辞显然是中孚九五爻辞后所系卜辞，有娶妇嫁女与田猎两事。又如上例9，简58向人九四前的卜辞显系同人九三爻辞后所系卜辞，有斗事遇强敌和病者不死两事。这颇类于后世为抽签所制的签条，在一张签条后附有很多事项的吉与不吉等情况，可供抽得此签者根据自己所需卜问的事判断其吉凶。显然，阜阳汉简《周易》卜辞是对大量占筮资料的整理后已编成定型的一个可供实用的本子，并非临时性地可增可减地系在每条爻辞之后。因为如果是临时性的，那么必定是每条爻辞要独立抄写，不能连编，否则就无法随时为每条爻辞系卜辞了。可见，阜阳汉简《周易》必是已经完全编定后重新誊抄过的一个完整的本子，必定早已在社会上被广泛运用。
第三，从这几种易与易筮资料的易类体例来看，又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
竹简易筮资料中每条资料只出现了一对左右并列的六画别卦，但不见卦名卦爻辞，亦不见对此卦有何理解，只有简短的一句占辞，往往是“恒贞吉”，然后是近期会小有一些什么灾吝需要注意。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今本《周易》卦爻辞中的“永贞吉”“小有悔”等断辞。由此，我们又想到商周考古资料中的大量数字卦，许多是只有卦而无卦名无卦辞。有的数字卦似乎有卦名，如四盘磨西区的一片卜骨上有两个数字卦，转换成今天的数字号是“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第177页)[26] 或许这就是当时出现的卦和卦名。卦名之起可能是便于称谓。后来有了卦爻辞，有了占断辞，都是对实占记录的概括和整理得来。竹简易筮只取卦画与占断辞，是取其为卜筮书的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些是可以用于实际占断的。至于不靠卦爻辞只靠卦画如何占断，在商周之际可能自有其断法。就像后来术数家，可以单凭一个卦象断出吉凶一样。其实《左传》筮例中亦有单靠卦画之象而不靠卦爻辞来断吉凶的。因此，《周易》的起源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单凭卦画之象来断吉凶的时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竹简易筮资料之时，《周易》卦爻辞已经形成，但仍然只以卦画与断辞为占，可以说沿用了一个很古的形式，尽管竹简易筮资料所处的时代并不很古。我们在上文把这称为三种用易方式中最古的一种。
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了卦画、卦名和卦辞，但无爻辞。这在体例上显然是在竹简易筮这类古用易法的进一步繁化。《周易》的体例在此基础上又分出了爻辞，更加繁复了。也许有人会说，《归藏》、《周易》是不同的系统，怎么能放在一条线上来谈呢？不错，两者是不同的系统，但都属于易筮的范围，而不是龟兆的范围。《周礼·春官·大卜》所谓“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即《归藏》与《周易》同属易筮之法的明证。即算是龟兆与易筮之间都有前后的线性关联，更何况三易之间？三易之间有一个相连相续的发展过程，后者对前者又有继承与发展，三者又有同时并存并用的现象，都是合理的。
《周易》卦爻辞在编定之后，由于其抽象性，并非所有人都能直接应用。《左传》《国语》中的用易者都是上层知识分子。随着知识和文献的下移，一般老百姓也可以有机会接触和运用这些文献。特别是《周易》与日常社会生活更是直接相关。但由于其抽象性，可能又阻碍了它的广泛应用。于是就有了阜阳汉简《周易》这类用易的本子。可以说阜阳汉简《周易》把易为卜筮之书最为直观地表现出来了。如果说，《周易》卦爻辞之编成是对占筮之辞的抽象的过程(15)，以便它有更大的适用性，那么，阜阳汉简《周易》则是在《周易》卦爻辞的基础上的一个具象化或者说还原的过程。若把“易占”作为一个概念来分析，如果说《周易》卦爻辞之编成走的是“缩小内涵”的道路；那么阜阳汉简《周易》系以卜辞走的则是“扩大外延”的道路。对于一个概念来讲，缩小内涵与扩大外延是一致的。内涵缩小，外延必扩大。因此，对于“易本卜筮之书”来讲，这两条道路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在上文把阜阳汉简《周易》也作为《周易》起源之初的一种用易方式。
第四，从卜与筮的关系角度来看，“易本卜筮之书”这一提法本身就考虑到了龟卜对易筮之法的影响。从出土易和易筮资料来看，卜筮并用，以及“卜”字本义的虚化与泛化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表明《周易》的性质与卜法关系紧密。其中包含有卜筮轻重、短长与先后等具体问题。
《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第1924—1946页)[27]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周初卜筮制度中大体有三种占问法，一曰兆，二曰易，三曰梦，兆法居首位，易法居其次。兆法即卜龟观兆之法，亦名曰卜法。由于卜法最重要，所以以“大卜”称掌三占之法的最高长官。兆、易、梦三法都可谓之占。而龟兆之为卜，易筮之为筮是不可混淆的。前者观兆象，后者算筮数。
卜与筮之有轻重可能与两者之产生有先后、久暂有关。《左传·僖公四年》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第1793页)[28] 杜预注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龟象筮数，故象长数短。”杜预注文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记韩简语。孔颖达为之疏曰：“象者，物初生之形；数者，物滋见之状。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数从象生也。龟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为长；筮以末数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为短。”(第1793页)[28] 孔颖达在案语中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案《易·系辞》云：‘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然则知来藏往，是为极妙。虽龟之长无以加此。圣人演筮以为易，所知岂短于卜？卜人欲令公舍筮从卜，故云蓍短龟长。非是龟能实长。杜欲成筮短龟长之意，故引传文以证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实无长短。”(第1793页)[28] 孔颖达认为，从预测功能上讲，卜与筮不能说谁长谁短，易筮也是圣人所演，岂能短于龟卜的预测功能？短长之说只是卜人向晋献公劝谏的托词罢了。孔颖达只是从预测功能上来理解卜与筮的短长问题，所以说无短长。但如果从卜与筮的产生先后，历时的久长与短暂来说，何尝没有短长的问题。其实《左传》之文和杜预的注都隐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只不过孔颖达钻了牛角尖，一时没有看出来。注文的意思是先有象后有数，数从象生。推想到龟卜与易筮的关系，则是先有龟卜后有易筮，易筮是从龟卜来的。象数先后问题后来在易学中是一个本原性的问题，而这里的象数之象并非易象之象也不是指龟兆之象，而是物生之象。象数先后与象数本原的问题主要由于象的复杂性以及人的观念起源的复杂性而成为一个难有定论的复杂的问题，数字卦的来源与后续发展方向的问题与此问题亦有关系，此处不讨论。我们要明白的是“筮短龟长”可以从卜与筮产生先后的角度来理解。从事实上来讲，也的确是龟卜在先已存在和被运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出现易筮的。由于龟卜的存在的时间长，它逐渐演变得非常地繁复，如上引《周礼·春官·大卜》所说的“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每一种兆法都有其经兆之体，就如三易之法都有八经卦一样。但这经兆之体却有一百二十种，是三易之法八经卦数目的十五倍。“颂”，是具体的兆辞，也即龟卜繇辞。以其为韵语故谓之颂。每种卜法的颂有一千二百种之多，是三易之法六十四别卦之数的将近十九倍。龟卜还不只是兆颂多，而且取材制材不易，工序也复杂，这更增加了它继续广泛流传的难度。三易之法以其简易而渐趋流行，最终取代繁复的龟卜。在完全取代龟卜之前，卜与筮共存了很长一段时期。具体占事时产生了先卜后筮还是先筮后卜的复杂关系。
《周礼·春官·筮人》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第1965页)[27] 贾公彦疏云：“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大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后卜。筮轻龟重，贱者先即事，故卜即事渐也。”(第1966页)[27] 贾氏又云：“《曲礼》云‘卜筮不相袭’。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袭筮，故于筮凶则止不卜。按《洪范》云‘龟从筮逆’，又云‘龟筮共违于人。’彼有先卜后筮，筮不吉又卜，与此经违者，彼是箕子所陈用殷法，殷质，故与此不同。”(第1966页)[27]《曲礼》孔颖达疏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晋卜纳襄王，得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晋卜伐宋，亦卜而后筮。是大事卜筮并用也。但春秋乱世，皆先卜后筮，不能如礼。其礼既先筮后卜，《尚书》先云龟从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龟也。”(第1966页)[27]
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卜筮之先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的事实：一、《尚书·洪范》“先卜后筮”(16)。《洪范》乃箕子所献，属殷法，至少可以代表殷商晚期的占制情形。二、《周礼·大卜》记三占之法，以兆法居首，在谈到为国之大事行占时，都是讲的卜法。《周礼·大卜》：“凡小事，涖卜。”贾疏云：“凡大事卜，小事筮。”(第1943页)[27] 似可知其时从总体上说实为“先卜后筮”。这大概是周初之时，犹用殷商遗法的缘故。三、《周礼·筮人》讲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显然与《大卜》所载卜重而筮轻之制不同。《筮人》所言可能是周盛之后的占制。而贾氏为使《大卜》与《筮人》所述一致，也就是统一于“先筮后卜”之制，于是认为《大卜》也是行先筮后卜之制，并且同样体现了卜重而筮轻的观念。其实同一个“卜重而筮轻”的观念既可用来解释“先筮后卜”，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先卜后筮”。这就失去了解释的意义。因而关键要看《大卜》的实际所述是怎样的情形。显然，《大卜》是先述卜再述筮，而且在讲行占之时都是讲的卜，这难道不能说明是以卜为先吗？贾氏只为统一《周礼》的叙述，殊不知《周礼》之叙述不必定处处相符，因为是后世之编撰，免不了把不同时期的制度都为一编。四、春秋之时，又回到先卜后筮。孔氏说得好，春秋乱世，所以不行“先筮后卜”的周制。也许是因为卜的势力依然强大，尽管周行“先筮后卜”之制，但用卜仍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春秋诸王以此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就与季氏僭天子八佾之制(《论语·八佾》)是同样的道理。很大的可能性是：周王室和大臣及一般筮人行占时是“先筮后卜”，而周天子太卜所掌仍是“先卜后筮”，以明其尊贵。因卜繁而筮简，卜难而筮易，卜的历史长而筮的历史短等等，卜的这些特点足以使用卜体现用卜者的尊贵了。所以有春秋“先卜后筮”之乱。贾氏还只是想统一《周礼》的说法，而承认了《洪范》是殷法故有不同。孔颖达则想进一步将《洪范》的制度也统一到周制上来，他说“其礼既先筮后卜”，然后讲《洪范》先言龟只是“以尊卑言之”，言下之意《洪范》的实际操作也是用既有之“先筮后卜”。这显然是没有看到卜筮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变化。
从卜筮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到了卜法的强大的生命力。在战国中期的包山楚简二十二条卜筮简中，只有六条用的是易筮，其余用的都是卜法。不管用卜法还是筮法，占辞都统一用“占”字。秦简《归藏》是“卜”字和“占”字并用。阜阳汉简《周易》占辞用的都是“卜”字。而传本《归藏》用的都是“筮”字和“占”字。从包山简、秦简《归藏》和传本《归藏》都用“占”字来看，“占”字兼“卜”、“筮”而为言是明显的，这与《大卜》所载相符。占，从卜从口，《说文·卜部》：“占，视兆问也。”显然，占的本义是与卜兆有关的。《洪范》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前五种是龟卜之兆象，后两种贞与悔属筮得卦象，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左传》、《国语》在用易筮时，即取筮卦之贞悔象来解卦定吉凶。(第22页)[29] 可见，《洪范》此处“占用二”之“占”实指易卦之筮。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尚书音义》引马注云：“占，筮也。”(第46页)[30]《洪范》可是商周之际的殷商遗法，其时，“占”字已经转移了“卜”义而可以指“筮”了。到后来“占”字可以兼指卜与筮。《周礼·春官·序官》：“占人：下士八人。”郑玄注云：“占，占蓍龟之卦兆吉凶。”“占”字在周初之时即已含蓍龟两义，明矣。占字由于从口，有问义。问卜是问，问筮亦是问。所以随着筮法之逐渐巩固，占义引申用于筮是很自然的。而卜字“龟卜”之本义则比较顽固了，难以引申。但由于卜法之强大与久远，所以后来凡占测之事都可以用“卜”字表示。《广韵·屋韵》：“卜，卜筮。”大衍筮法大行之后，也多是“卜筮”连言。成书于战国的《易·系辞上》：“以卜筮者尚其占。”以“卜筮”连言，实则偏于“筮”义。《归藏》和《周易》都属三易之法，其法为“筮”，但秦简《归藏》与阜阳《周易》都用“卜”字，表明传统卜法对后起筮法的影响。可是从占法上来讲卜法与筮法的差距太大了，一为视兆，一为算筮。因而卜法对筮法的影响可能主要是在占辞而非兆象上。包山楚简卜与筮的占辞都很相似，若没有出现卦画并由此推测出其占用工具有卜与筮之别，专从文辞和占后结果来看我们可能看不出哪是用的卜法，哪是用的筮法。两者除了操作不同，其它都相同。可见，易筮对龟卜的继承和龟卜对易筮的影响。从秦简《归藏》到传本《归藏》“卜”字改作“筮”字，则表明对易筮意识的有意识的强化。“易本卜筮之书”这一提法即以“卜筮”连言来说明《周易》一书的性质的。其实这就如阜阳汉简《周易》卜辞用“卜”字一样，并非在《周易》中是卜筮并用，或先筮而后卜。这里的“卜”字本义已经虚化或者说泛化了，而与“占”、“筮”同义。
从楚地出土的易类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周易》一书在形成与起源之初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样态。其关键问题是，“易本卜筮之书”这一涉及《周易》性质的问题在上古之时是如何展开来的，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是如何成为经典文本的。根据楚地出土的不同易类文献的不同特点，我们区分了三种用易方式。《周易》经典文本的定型就是在这三种用易方式并存并用的背景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易》文本早期形态在占筮内容、文献编撰、易类体例以及卜筮关系等诸多方面得以充分展开，表明《周易》作为经典文本成型之不易以及在成型过程中具有丰富的内涵。
注释：
①此处从王明钦先生的介绍。这与《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的报道有出入，报道称以六或八表示阴爻。
②《阜阳汉简简介》的报道有误，称“阴爻作‘∧’形”。《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发表的《阜阳汉简〈周易〉释文》有更正。
③有学者认为《二三子问》是分上下篇的，主要是根据“夕沂若厉，无咎”之后剩三字空位，即另起一行书写下面的内容这一现象立说。(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廖名春先生认为，帛书每行字数较随意，若某段话书写完毕，尚剩一两字空，往往另起一行写下一段的内容。只不过这里的空稍留多了一点。因此，不能据此分篇。又从内容上来看，此前此后是交叉论述乾坤两卦的，不宜分为两篇。(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页)我们同意廖先生的说法。
④《缪和》、《昭力》两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相互贯通的，都以问答式论《易》。《缪和》篇首有墨钉作分篇标志，《昭力》不接续《缪和》篇尾空白书写，而是另起一行，但篇首无墨钉。两篇各自的篇末都题有篇名，《昭力》末还合计了此两篇的字数“六千”。这些都表明，《缪和》、《昭力》为一种两篇。
⑤关于帛书《周易》经传的篇章结构，邢文先生在其专著《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一书中详细介绍关于帛《易》传文内容划分的五种不同意见。这五种不同意见是：于豪亮先生的传文六种七篇说，李学勤先生的《易传》七篇说，韩仲民先生的传文六种六篇说，傅举有、陈松长先生的传文六种六篇说，李学勤先生的传文六种七篇说。在概括比较诸家之后邢文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五种七篇”说。这里，我们认为是五种六篇。
⑥《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误释为《剥》卦，但翻译成阴阳爻符号卦时没有错。该释文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57页。
⑦敓，借为“说”。《周礼·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六曰说。”“说”是为解除忧患而举行的祭祷。祭祷必有所陈辞以求消灾，故谓之“说”。
⑧根据王明钦先生《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的介绍：“《归藏》形体最古，接近楚简文字，应为战国末年的抄本。”
⑨当然，《左传》不只是用了《周易》，还用了其它不同于《周易》的筮书，引有不同于今本《周易》卦爻辞的筮辞。
⑩郑玄所谓“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以周公作周礼固然无据，但以《周礼》出于战乱既久之战国，也不见得对。洪诚采朱谦之等人之说，断为“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金景芳先生认为比较接近事实。金先生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参金景芳《周礼》，载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42—50页)不管《周礼》成书于春秋还是战国，它的内容大体反映了周初之制，应该可以肯定。
(11)此说之错误是建立在对卦爻辞的错误解读的基础之上的，李镜池先生有反驳。详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75页；李镜池《论周易的著作年代——答郭沫若同志》，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2)余永梁先生在顾先生之前也曾通过挖掘卦爻辞中的故事简略地证明了卦爻辞为周初作。参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3)据《周礼·春官·大卜》载，三兆、三易、三梦之法均由太卜所掌。
(14)我国上古社会曾进行两次“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一次是帝颛顼时，一次是帝尧时。参《国语·楚语下》和《尚书·吕刑》。
(15)当然不只是抽象的过程，也有直接的仿作。《周易》卦爻辞是编自或仿自占卜之辞的。余永梁先生通过对“句法”和“成语”的比较，指出《易》之卦爻辞是仿自卜辞的。参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
(16)《尚书·洪范》云：“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不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孔颖达《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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