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区域政治中心的变迁与城市功能的演变&以清末民初保定、天津为例_李鸿章论文

近代区域政治中心的移转与城市功能的衍变——以清末民初的保定、天津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定论文,移转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天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3)06-0037-06

       自康熙八年(1669年)建“直隶省治”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移督”天津(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在1913年行政建制改革中将直隶省会正式移至天津)，保定作为直隶首府一直是直隶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有着“畿辅首邑”的美誉。然而，到清末民初，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北重镇逐渐失去了它的显赫地位，其地区政治中心地位被新近崛起的沿海城市天津一步步取代。

       保定这样一座传统内陆城市的衰落伴随着天津这样一座沿海城市的崛起，二者的此消彼长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什么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原因和可资借鉴的规律以及二者的变化怎样影响到直隶地区政治中心的移转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学界对于近代天津发展变化的研究成果甚丰，发表了一批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变化的文章与论著①，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近代天津的发展和演变，对了解和认识天津社会的特点及天津的城市性格很有助益。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天津这单一个体城市进行的研究，对于近代天津变化与其周围城市的互动关系、对于天津与职官关系的研究都还关注不够②。对近代两座直隶省会城市——保定和天津及其二者互动关系的问题个别文章虽略有提及③，但基本上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有关职官(三口通商大臣及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对城市的影响问题、近代直隶地区政治中心移转及典型的内陆城市保定在清末民初的沦落及城市功能的衍变等问题，也都有待开发与研究。本文试以清末民初保定城政治功能的衰落和天津城政治功能的凸显及其相互的互动关系为个案进行对比研究，从中探讨近代中国传统内陆城市衰落与地区政治中心移转的成因，以供借鉴和参考。

       一、天津的开埠——直隶政治中心移转的客观成因之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侵略的目标由南方一步步深入到北方。由于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与海河的交汇点，有着发达的水陆两道直通内地，帝国列强又看中了天津这个“北近京师、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1]的中国北方重要出海口，认为“在中国，除去上海或许还有广州，没有任何一个口岸像天津这样有着同内地如此良好的水陆交通”[2]328，于是在19世纪中叶借助种种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强逼清廷于1858年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紧接着1860年又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抢先在天津划占租界地，天津自此开埠。自英国在天津抢先划占租界地开始，在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法、美、德、日、俄、意、奥、比等接连在天津划占自己的租界地，一个城市集中了这么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地，在全国独一无二[3]488。各帝国在天津建立了自己的租界后，便在租界大兴土木，以西方人的理念和方式对租界进行规划和建设，由此，近代的天津在“破”与“立”的状态中开始走向中西合璧的城市化，其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带有殖民性质的租界建立起“国中之国”，实行独立的行政自治权及治外法权，从而打破了天津传统的政治格局，破坏了中国固有的行政管理体系。如天津英租界，仿照其本国的政治制度，设置了天津英租界董事会及其执行机构工部局，它们均为租界的决策机关与最高行政机构，实行侨民的“自治”。由于其在津最早建立租界，将有利于贸易发展的地段作为租界的界址，又通过进行如水电、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商业及住宅建筑、疏浚海河、修建码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中外资本适宜的投资环境，英租界也成为天津各租界中经济最发达之处。其逐渐建立起的工厂与洋行促进了近代进出口贸易与商业的发展，天津当地的经济重心也由传统的天津老城区转移到英租界。河流的疏通与码头设施的修建使得原天津三岔河口那往日“转粟排千舰，分流纳九河”[4]48的南北大运河转运站的繁华景象逐渐被英租界所取代，三岔河口的航运中心位置也逐渐转移到英租界。清末民初期间，其他国租界也纷纷仿效英租界在天津进行着殖民性质的扩张与侵略，改变着天津城原有的城区格局。天津城在近代俨然成为一座体现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风格特色的“万国汇总基地”。

       清末民初天津城的开埠使得近代北方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展，由原来国内各省之间的贸易转变为中国与国外的通商而走向国际化。天津城经济中心由三岔河口向租界的转移，也使原有的南北往来之要冲的“天津卫”成为近代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通过分析“近代中国五个港口在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1871-1936年)”可见近代天津在几大港口中的比重值的状况(表1)。

       表1中数据显示：

       (纵向分析天津)天津在1871-1936年的65年中对外贸易比重值始终处于稳固上升状态，其增长值基本都是正增长。如：第二个10年(1881—1883年)与第一个10年(1871—1873年)相比上升了1.3；第三个10年(1891—1893年)与第二个10年(1881—1883年)相持平；第四个10年(1901-1903年)比第三个10年(1891-1893年)上升了0.5；第五个10年(1909-1911年)比第四个10年(1901-1903年)上升了0.9；第六个10年(1919—1921年)比第五个10年(1909-1911年)上升了2.9；第七个10年(1929—1931年)比第六个10年(1919—1921年)上升了1.0。

      

       (横向比较天津与其他港口)相比较同期的广州、上海两大港口，1871-1936年的广州、上海两大港口却出现萎缩状态，广州在1871-1936年的65年间(几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由(19世纪70年代)12.7降为(20世纪30年代、40年代)4.4、5.1，仅仅在1933年、1947年间出现过暂时的升值，其他时间则是下降，其增长值均为负数；上海港尽管所占比重额较大但比重值在逐渐缩小，尤其在清末的1909-1911年间下降比重最大为-11.9。而天津港于清末的1881—1883年间比重增长值为1.3、民初1919—1921年间是2.9，成为天津港口65年里的最高，与同时期的上海、广州港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清末民初时期天津港随着贸易额的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提升了天津城的区域地理地位，客观上为天津城在清末民初直隶政治中心移转至津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前提。

       二、天津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显现——直隶政治中心移转的客观成因之二

       天津历史上一直是盐运及产销之地，如元代设立盐运使司以管理盐的产销，已成为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明代朱棣将此作为军事要地筑城设卫而成“天津卫”；清代早期天津始终发挥着其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与军事卫所的职能作用。特别是自明朱棣定都北京以来，所需南方物资均由天津转运，天津航运业得以大规模发展，粮、盐的运输成为“天津卫”的两大经济支柱，借此天津也成为北方大的商业城。由于“卫”的建制没有行政职权，因此天津的政治功能并不明显，开埠之前主要是以商业、“卫所”职能体现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的“入津”，北方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清廷为稳定时局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中“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以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等事宜。因“三口通商大臣”为临时差使，其职权只是“专办洋务，监督海防”，虽有“绥靖地方之责”但“无统辖文武之权”。一旦遇到中外交涉或紧急要事，应会同直隶、山东、奉天的地方官员商办。倘若意见不一，还须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直隶省城保定)的直隶总督函商请示。加之当时的交通工具与通讯工具的落后，这个“请示”即便到了省督手中、再回到“三口通商大臣”那里想必已“事过境迁”，不但贻误战机还易造成“权以相让而益猜，事以相待而交废”[6]2086。其办事的效率与执政效果势必是“事机变幻，只在须臾，书牍往还，动需时日，缓不济急，贻误必多”[6]2086。为此，清廷采纳了工部尚书毛昶熙的建议将“三口通商大臣”职权“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专责成”[6]2087。即“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给予直隶总督直接管理海防、洋务权，以加强直隶对京师的直接防守。于同治九年十月(1870年11月)发布上谕：

       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7]234

       “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一职的设立，将直隶总督原有的“三辅资为政，屏藩卫帝京。修文敷教化，讲武寄干城”[8]320的权能扩展为集军事、行政、河道、盐业及三口通商大臣职权于一身的清廷重臣，其公务一是在省城保定管理省属事务，一是在天津管理海防事务。为便于公务，清政府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允许直隶总督在天津设立直隶总督衙署，可以于保定、天津之间“轮驻”：

       (直隶总督)……将(位于天津的，笔者注)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7]234

       《清史稿》中对此也有过专门的记载：

       同治九年(1870年)，加(直隶总督)三口通商事务，授为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冬令封河，还驻保定。[9]3338

       衙门作为官署，居地方区域的领导、指挥地位，在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中处于城市的轴心地带、核心区域，可视为城市及区域的灵魂。衙门的建与拆直接关系着这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带政治地位的变化。清政府为应对时局，在清末的天津建立起另一座直隶总督衙署，一个省同时有两座省总督衙署(另一座是一直保留在直隶省会之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成为清末直隶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显然背离了衙署的“唯一性”特征④。从中可见在清政府的眼中，“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6]2087。天津直隶总督署的修建为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在天津的办公提供了便利条件，更好地发挥着管理海防事务的职能，使得天津成为与各外国使臣交流的平台，客观上促成了近代天津成为北方海防事务的管理中心与对外交流中心，天津城也由“卫所”职能一跃升为具有一定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城市。

       三、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职官设置成为天津政治功能提升的前提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虽然是清政府内部官制改革的运作，但却是国家统治集团应对时势的一种主观意志的表现，这种表现通过李鸿章及袁世凯的任职直接影响了直隶政治中心的移转及天津、保定两座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

       作为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本应坐镇直隶省城保定，但其认为天津的客观环境更有利于他与各国公使的协商沟通及其职权的发挥，于是以方便公务为由，李鸿章即以当时还不是省会的天津为他的办公驻地而几乎常驻天津，在修缮了的天津直隶总督衙署内办公。其结果是逐渐淡化了省城保定，从而使省城保定的政治权能被渐渐分解、天津的政治功能渐渐显露。这里通过《清史稿》《李鸿章传》、李鸿章年谱等相关史料所记载的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一职20多年的时间中在保定、天津两地所进行的公事活动，从中可见两座城市政治地位的此消彼长。

       A在省城保定的公事活动：

       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上任前期于省城保定所做的首要工作便是整顿吏治、奏请豁免各属地方官的积欠钞票及进行省志的修扩编写。如：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在莲池书院设立修志局，聘请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出任总纂重修《畿辅通志》，光绪十年(1884年)修《畿辅通志》成书，将原来120卷的《畿辅通志》(1735年纂修)扩充为300卷，所载资料充实，内容丰富。

       其次，改造省城保定，建设保定市政。如整顿市容市貌、疏通保定城的河道，将城内的明河改为暗沟。在其任职后期1885年至1895年间进行的保定电政建设及1889年至1897年间的铁路路政建设也只不过是配合天津电报的官网建设与国家铁路建设而成为其中的部分。如1885年引天津电报官线至保定，1887年设立北洋电报官局保定电报分局，1895年将电报线路延伸到内陆，由保定经太原、西安、兰州到嘉峪关。1889年开始筹办卢汉铁路建设，1899年卢汉铁路的卢沟桥到保定段修成通车。

       B在天津的公事活动：

       1.“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赴津筹办与日本换约。四月与日换约毕。五月因台湾生番杀日人，日派专使赴京与总理衙门交涉，先至津谒公(指李鸿章)。”

       2.“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调任文华殿大学士，仍住保津以直隶总督摄行。”[10]28

       3.1875-1876年光绪初年，因马嘉理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至津见李鸿章”(《清史稿》卷一百五十四志一百二十九)。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清政府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邀威妥玛商办通商事宜，期间，“往来谈宴”于7月26日，李鸿章和威妥玛在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事毕，“鸿章仍回直督本任”。

       4.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李鸿章“丁母忧，旨命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累疏固辞允开缺，仍驻天津。六月朝鲜内乱。公时在籍，趋赴天津”。

       5.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回籍葬母，予假两月，假满即回任。六月命署理直隶总督，并兼通商大臣，乞终制不许。八月三日至津接任。(注意此时不是到保定接任)

       6.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日本以朝乱伤及日本兵士事，派伊藤博文至津办理交涉。二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于天津定约三条。(此为北方的冬天，并未按照冬令封河后回保定的旨意)

       7.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八月李鸿章奉命自沪北上、至津之后闰八月自津赴京，居住在京城的贤良寺直到九月二十七日薨于贤良寺。

       李鸿章任职期间，借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与各国商谈外交事务、充商务大臣前往南北洋各埠考核商务之际在天津建立起如水雷学校(1876年11月)、水师学堂(始创海军，1880年7月)、北洋武备学堂(1885年4月)、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7月)等各类学堂，奠定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基础。其开设的天津铸造局、火药局、洋炮厂、枪子厂等，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其架设自天津达上海绵亘三千里长的南北洋电报线路(1880年8月)及创办的洋药公司(1881年)、医学堂(1899年)等也大大促进了天津的近代化进程。

       很显然，李鸿章在省城保定的活动如果说是一个直隶总督的省务职权范围所在，那么其在天津的公事活动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直隶总督的省务(兼北洋通商大臣)职权，其影响更为深远。这个被誉为当时“中国第一人”[11]6-7的直隶总督，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在天津编练海军、兴办实业、建立新式学校等。这一系列模仿和学习西方的科技及生产模式的重要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全国都起着创新和示范的作用，天津也因此而大大提升了其社会“知名度”。可以说，李鸿章以天津起家，天津因李鸿章而知名。天津能够在清末成为北方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教育的中心与李鸿章这个“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11]5在天津的“执政”不无关系。李鸿章死后袁世凯作为接班人坐镇天津直隶总督署，更是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职权放大，直接催生了天津城政治功能在近代的崛起⑤。

       四、直隶省会保定城政治功能的“渐失”

       清代的保定城自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于此即开始为直隶首府，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重镇，呈现出“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特色。被誉为“畿辅首善之地”[12]的保定，作为直隶首府，其突出的优势就是它的政治功能。正是这种首府的政治功能，使其成为直隶地区的政治中心。而李鸿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之后，逐渐把天津变成了其省务办公之地，省城保定的“首府”职能日渐淡化，其直隶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日渐“丧失”。此后，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从1895年仿照外国的军制于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培植自己的北洋军阀起直到1916年去世，袁世凯一直将天津视为其根据地。袁世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二日，将接管过来的八国联军“都统衙门”作为长久的直隶总督署，以前的总督衙门改为海关道衙门，正式把直隶首府“移督”天津。“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随着袁世凯的“移督”，天津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如直隶总督署及其附属机构的建造与修缮，众多衙门、官邸纷纷迁入(天津)境内[13]64。袁世凯为更好地达到其掌控政权的政治野心，在李鸿章所开辟的“洋务新政”的基础开展了“北洋新政”，如小站练兵、新式军事教育、专职教育等，众多的清末新政之策开始在天津着手实施。随着袁世凯“北洋新政”的开展与其实力的增强，天津城在袁世凯的督政中也成为了全国的“新政中心”[13]64，成为清末直隶政治的核心基地。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14]150。不仅如此，随着天津政治地位的提升，天津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往的“卫、所”职能而成为了近代北方最大的海港与金融贸易中心。而当时名义上的直隶省城保定，实际上成了袁世凯军事教育培训的试验基地，已没有了直隶省会的实质功能与意义。保定城这一备受清廷几任皇帝喜爱的“宠儿”⑥在清末只是徒有“省会”虚名而已。

       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的权力已达顶峰”[15]25，他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权对各地进行地方行政建制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保定自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几年中，因行政建制的调整与府署的变更而处于起落不定的动荡之中。如：

       1912年撤销清苑县，留保定府直接辖管清苑城关及各村镇。

       1913年，袁世凯下令废止“州、府”称谓，改为“县”，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2月，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裁保定府设范阳道，恢复清苑县建制，结束了保定二百四十多年的直隶省会历史。此时天津的直隶省会管辖渤海、范阳、冀南、口北四道，119个县，即范阳道(保定)成为天津直隶省会的管辖之地。

       1914年，改范阳道为保定道，管辖原来清代的保定、正定二府及易县、定、深三州，计40县。

       1916年，直隶总督署改督军公署嗣(后来改为直鲁豫巡阅使署，1934年军政长官驻节之处等)⑦。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改革行政建制，北京不再是都城而为北平特别市，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废直隶省建立河北省，撤销保定道，清苑、满城升格直属河北省，其中清苑县划分了7个区，包括保定城内、富昌屯村、西臧村等，此时保定城归属于清苑，连降为清苑县的一个区。

       由此我们看到，1913年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在行政建制级别中保定只是作为一个道、一个县存在归属于天津管辖，随之原来清朝驻保定的各种行政办事机构(衙门)也进行了改建与废止。作为直隶省会之城的保定其地方政治中心地位丧失，保定城发生了政治意义上的质的改变。

       在保定城政治中心作用日渐丧失之时，其周边城镇却在悄然崛起。如保定城南面新兴了“铁路产儿”石家庄，代替了保定城以往的交通枢纽地位；保定城东面的天津代替了保定城的地方政治中心地位；保定城北面的北京因国家政治中心的南移被改为北平特别市，保定不再是都城的“南大门”，亦失去了其“京畿重地”的地位。

       政治地位的丧失导致商业凋零、经济衰退、人口锐减，从而导致整个城市社会地位的降低。自1913年到抗日前夕，保定这个曾备受朝廷重视的“宠儿”陷入一个衰退圈中。据杜恂诚《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1840—1927年)》统计，到1927年，保定共设立5家工厂，均为商办，规模都很小，总资本只有850万元。这两个数字在有统计的44城市中十分落后，分别居于倒数第10位和倒数第8位，仅占44城市总数的0.3％和0.2％；在有统计的华北区域城市中，不仅远远落后于北京、天津、济南、青岛，而且也明显落后于石家庄、烟台、唐山、太原等城市[16]326-327。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保定城“几与外县等夷或尚不及繁盛一镇”[17]，人口由清同治十二年以来的城关男女人口数的“六万五千七”减到“四万二千”人左右，城关人口减少了“二万三千”之多，已然没有了城市繁荣景象。如民国《清苑县志》卷2《赋税·户口》中记载：

       清同治十二年清查本邑城内及四关共一万一百户有奇，男女人数六万五千七百有奇，四乡共一千五百户有奇，男女人数一十九万四千有奇。

       迄今民国二十有一年，清查城关男女人数四万二千余，四乡男女人数三十八万零八千三百余，其在四乡则增十万有余，而城关减少二万三千余。

       盖彼时督军驻节保定，布按以次，各廨林立，而客游于斯，就食于斯者，亦肩摩而趾错，且维时商贾以无所扰，获利较丰，又辐辏而云集也。自政变以来，省署移津，布按各署，一切罢废，仅设保定道尹一署，旋亦废之，仅留县署及公安局，几与外县等夷或尚不及繁盛一镇，而商贾亦固之凋弊。此所以城关户口如斯衰耗也。然则户口之盛衰，随时势为转移，其故可深思也。

       ——民国《清苑县志》卷2《赋税·户口》

       20世纪初期天津创办的《大公报》也见证了北京、天津、保定当时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以1902-1910年间的《大公报》为例，在《大公报》专门记载中外各地时事的“中外近事”栏目中，自1902年6月开报之日起，便几乎每日报道北京、保定及天津等地的时事新闻，其排列顺序分别是“北京、保定、本埠(天津)”，显然当时保定城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天津。但1902年底及以后，该栏目增加了“直隶”名称且排于保定之前，排列顺序变为“北京、直隶、保定、本埠(天津)”。从保定的“上报率”看，1902年间，有关保定的纪事几乎是“实时报道”“日日报道”“上报率”极高，备受关注。但自1903年以后至1910年间有关保定纪事方面的报道在该报中日渐减少，由原来的“日上报率”到“周上报率”，再到后来的“事情上报率”，即有事则报无事不报，其所报之事亦非重要之事可有可无。而此阶段有关天津纪事报道却有增无减，“上报率”日渐增多。

       结论：就历史发展来看，“城为保民为之也。”(《谷梁传·隐公七年》)“城郭沟池以为固。”(《礼记·礼运》)所以“城”是有意为之；“市，买卖之所也。”(《说文》)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说，在冷兵器时代人们重视的是给人以安全感的“城”。近代随着火炮的威力越来越大，城墙的保护作用渐趋衰微，而经济文化成了主导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城”的作用日渐弱化，而“市”的作用日渐凸显。于是近代开始把一个地区人口密集的行政中心或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统称为城市。现代进而以“市”来划分行政区域。从这一“城”与“市”的重心的转换，可以发现我国近代城市兴衰变化的大致规律和走向。传统的中国城市多以防御和统辖为出发点，重视的是“城”。由于缺乏开放的海洋意识而尊崇大一统的中心意识，所以城市的修建往往选取水源充沛、物产丰富、人口相对集中的内陆地区。如西安、洛阳、开封、北京、保定、太原等。而近代随着中国的“被开放”，沿海地区的经济贸易迅猛发展，很快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金融、运输、出版等带有近代工业社会的产业的勃兴。出现了香港、广州、上海、天津、大连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都市。打破了以往中国传统城市分布的格局。使中国的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由内陆城市向沿海城市移转。本文以清末天津、保定这两座城市的兴衰衍变为个案，探讨中国近代城市兴衰变化的规律与走向。对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保守与创新的不同选择，是近代城市崛起与衰落的重要的内在因素。天津、保定的城市功能变化正是这一规律的应然性体现。

       注释：

       ①仅仅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且国内最早也是唯一的城市史研究专业刊物《城市史研究》中就有多篇如鲍觉民的《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与发展》(第1辑)、李森的《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第1辑)、陈克《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第2辑)、张利民《从军事卫所到经济中心——天津城市主要功能的演变》等。此外，如《天津市政设施的近代化》《近代天津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及其结构特征》《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新政时期”天津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变迁》《清末警察与天津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及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鲁荡平：《天津工商业》，宋美云、张环著：《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侯振彤译：《20世纪初天津概况》，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848)》，樊如森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等成为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变迁的基础。

       ②目前对于天津与周边的互动关系研究，多从经济角度进行。如樊如森的博士毕业论文《天津港口贸易与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1860-1937》复旦大学，2004、郭锦超的博士毕业论文《近代天津和华北地区经济互动的系统研究1880年代-1930年代》南开大学，2004。对于天津与职官关系的问题，则是注重了清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及其裁撤原因的研究，如叶开锋：《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载《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3期；叶开锋：《三口通商大臣裁撤原因探析》，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期。

       ③如王志勇的硕士毕业论文《近代保定天津城市发展比较研究(1840-1927)》[D].华中师范大学.2005.

       ④此处衙署“惟一性”特征即指同级衙署的独一无二性与“排他性”，即同一地方区域范围内不允许有同一级别的衙署同时“共存”，如在一个国家区域里皇宫只有一座，一个省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省政府办公场所，即两个省督衙署，同样在一个县也不可能同时有两座县衙署共存。

       ⑤关于“天津政治功能”这一点，张利民先生在《从军事卫所到经济中心——天津城市主要功能的演变》一文中也谈到：“天津在李鸿章和袁世凯的主持下，通过推行洋务事业和清末新政等，增强了城市政治功能。”(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05月第1版.第30页。)其文章中所言的“政治功能”主要指天津城市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意在不论天津城是否为省会，但天津因洋务事业和清末新政等的开展增强了其在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与笔者在本文中的政治功能涵义略有不同，笔者在本文中的政治功能主要指省级的地方政治中心功能，因天津以往并非是省级的地方政治中心，近代由于天津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增强，其省级地方政治中心功能得以显露，所以本文中视为“崛起”。

       ⑥保定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备受历代皇帝的关注，它曾经是清廷皇帝的宠幸之地与“临幸”之地，如康熙三次(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九年)到五台山祭祀均宿满城，乾隆帝六次到五台山祭祀均驻保定城，其中灵雨寺行宫、莲池等地为其下榻之处。莲池书院建立后，更是声名远扬，因书院的环境优雅，保定距离都城很近更是成为清廷帝王及王族贵臣的游玩之地。以后慈禧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期间拜谒西陵时在慈禧行宫驻3日。

       ⑦(民国1934年)《清苑县志·建置·署廨》记载了位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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