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公共政策的指针拨向“幸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指针论文,幸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公平、安全、环境、亲情、休闲等无法用GDP衡量却对人们主观幸福感具有极大影响的因素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以GDP来衡量的国民总体收入同人们主观幸福感受之间的不一致性开始突显，单纯追求GDP增长并以其为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缺陷日益显现，各种对二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反思的声音也逐渐加强。对此，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大政治决策均用大量篇幅向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公共政策的核心将从追求GDP增长转移到更加关注人们的快乐和幸福上来。
经济增长等于幸福快乐？
据美国经济学家德隆(DeLong)对过去两千年来世界GDP增长水平进行的粗略估计，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全球人均GDP为6539美元，是1900年679美元的9.6倍，更是1000年133美元的49.2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我们经常思考，却很难回答的问题：现在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那些时期的多少倍？欧洲统计局从1970年开始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过去的30年间，人们的快乐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于快乐幸福。
经济增长是一种用货币收入和GDP衡量的有形财富的增加，而快乐和幸福则是人的一种无形的主观感受，它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难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客观公允的衡量。马斯洛经典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当人们的收入很低，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时，收入的增加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人的快乐和幸福，但是，当基本的生理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时，仍然将这两者完全画上等号并单方面地追求收入的增加，就大错特错了。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导致快乐同等程度的增加，原因有三：一是人类对财富的增加具有一种“享乐疲劳”效应，更高的收入只是使人短暂地快乐，然后又迅速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并迫使人们不断地追求更高的收入并使自己始终处于过度劳累状态；二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收入对快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三是相当一部分人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不快乐的基础上，即嫉妒，改变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需要教育以及宽容，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类是一种经济动物，具有积聚财富的本能，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并未考虑这样做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说，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
在国家层面，公共政策需要有可操作性，经济增长可以比较客观地衡量，而主观快乐和幸福则无法科学地评价。如果没有一套较为全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衡量个人主观快乐和幸福、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不得不采用GDP和居民收入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效果和下级官员的绩效。在这种衡量体系下，地方官员片面追求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就成为一种必然。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财富和经济增长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的同等增加，却产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类似的后果（尽管我国和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并不属于同一阶段和同一类型）。这种客观收入同主观幸福之间的巨大差异近年来促成了一个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它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对我国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结合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它重新将理论视野投射到那片曾经被忽视的主观快乐领域。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从此开创了这一经济学分支。
最先在我国进行类似研究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针对东亚以及我国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人们快乐下降的现象，提出了“快乐鸿沟”的概念。《光明日报》于2006年10月和11月分别发表《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公共政策内涵》、《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两篇文章，对这一学说进行全面的引介。《经济研究》在2006年第11期发表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等人的论文《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他们发现，当收入超过一个临界水平时，增加收入反而降低幸福水平。
在实践层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6年年初发布《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开始从多个方面对各大城市市民的主观幸福状况进行比较和研究。《小康》杂志近年来开始对我国的“快乐小康指数”进行统计调查，并得出2005-2006年度中国快乐小康指数为79.3，比上一年度的78.1略有提升。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2004年有所下降。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后我国将把“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列入新的统计内容。尽管以上这些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还有待商榷，但近年来对快乐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关注表明，当前经济高速发展同人们主观快乐幸福之间确实出现了相当的落差，我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幸福？
快乐经济学认为，除了收入和财富以外，还有大量会影响到主观快乐和幸福的因素，主要包括：
个人特征。个人特征是决定个人主观快乐的首要因素，包括人种、性别、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人生阅历、家庭背景、健康等多种因素。有研究表明，就平均水平而言，白人比黑人、女性比男性、健康的人比多病的人、社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地位低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人生阅历更加简单的人更有可能感到快乐。最新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研究则发现，是否快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同时，这些研究者也警告，这些因素本身也受到社会政策环境的影响，需要谨慎地将它们同其他外在因素分离开来。
宏观政策因素。影响快乐的宏观政策因素主要有不公平的制度、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公平显然对人们的快乐具有负面影响，但与我们通常想象不同的是，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差异。一些研究发现，在美国和欧洲，不公平对快乐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也许是不公平既可能是不公正的一种表现，但也可能是转换工作甚至是未来发展的一种机会。对于拉美的研究则发现，不公平对于穷人而言是一种损害，而对富人而言却是一种额外的福利。因此，在显著不公、政策环境恶劣、劳动力市场效率低下的国家和地区，不公平更多的是一种持久性的歧视或特权。对于失业和快乐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只要对于那些失业者进行适当的货币补偿，许多失业者宁愿选择失业，这意味着失业对这些人的影响并不严重。然而，绝大多数失业不是自愿的，失业者的效用损失要远远大于经济学家按照传统方法估算的水平。还有研究发现，尽管通货膨胀和失业对快乐都有负面影响，但它们的影响程度不同，失业的影响要大于通货膨胀。原因可能在于失业影响的是少数人，而通货膨胀影响的是社会中所有的人。
社会资本和政治安排。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互助、合作等文化和传统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对人们的快乐具有正面作用。但个人在提供这些社会资本方面无能为力，它们应当是政府的职责。另外，一个透明、宽松、分权、自由的政治安排对于人们的快乐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环境污染显然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度。然而，由于环境损失没有直接的市场价值，因此它无法计入GDP。不同学者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的测算表明，将环境损失扣除后我国的GDP增长率将下降3至5个百分点。因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官员纷纷呼吁建立“绿色GDP核算”，但是，如何对环境等没有价格的非市场资源定价和计量尚存理论上的困难。
如何开启幸福之门？
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用收入和财富取代了快乐和幸福，这种替代确实使我们实现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但并未带来同等程度幸福的增加。当前，我们要用快乐和幸福重新取代收入和财富。这种回归，需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改变观念，减少对收入的强调与关注，将个人的追求目标以及公共政策的方向重新定位于快乐幸福。我们以往过度地追求财富和收入的增加，使得人成为经济机器，破坏环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最终反而减少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甚至有可能使人类走向战争和毁灭。如果收入不能有效地增加人们的幸福，那么，个人和整个人类以牺牲环境、过度竞争为代价追逐收入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幸福和快乐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收入以及GDP仅仅是人们实现快乐的手段，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显然在不知不觉中用手段取代了终极目的。
——用更加全面的指标衡量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仅有观念的改变是不够的，公共政策需要解决衡量与操作问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编制了各种指数，从不同方面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联合国开发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编制的经济福利指数，还有其他一些机构编制的如社会进步加权指数、快乐星球指数、真实增长指数等。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等经济学家提出应该建立国民快乐账户，用国民总快乐(GNH)来反映经济增长的终极结果——人类快乐的增进，以此来取代我们现在常用的GDP。这些方法尽管目前还没有取得公认的一致，但对于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公共政策的核心应该从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应该更加关注公平、工作场所的安全、环境、闲暇、健康、家庭和睦、减少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方面，这些人性化的补充将使经济总量增长成为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且保障这种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这种良好的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惠及大众的公共产品。黄有光教授提出的“扩大公共开支势在必行”的观点从增进国民快乐的角度看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公共开支的扩大并不是无效率的浪费，而是要将公共开支用于更加健康和谐的制度建设。如果仅仅以经济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得到弥补的。效率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公平不需要通过增加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公共政策更加强调上述的这些方面，就可以在无需大幅提高收入和成本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人们长久的快乐和幸福。这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理想的世界发展目标。
——政府需要对人们进行教育，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持久快乐以及如何增进这种快乐。各种研究均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加快乐。原因在于，一方面教育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教育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快乐。近期在互联网上流行的文章《出租车司机给我上的MBA课》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不是因为我有钱，我才快乐”，恰恰相反，“而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快乐对经济增长和工作绩效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吸毒、纵欲、投机以及追求其他短期和偶然所得（如贪污）等确实也可以带来快乐，但这种快乐是一种短暂的快乐、一种低层次的快乐。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有力武器，是对抗自由主义个人选择至上的重要手段。通过教育，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让国人成为遵守市场规则的公民，这对于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具有最为远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