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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各国都在忙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已经取代东西方两大集团间的对抗，成为新世纪国际格局发展中的重要特点。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及其与政治多极化的不平衡状况，给国际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相互依存下的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并存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不断加剧，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矛盾与整合成了国际社会的一种现象。本文将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集中分析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新问题，试图从新的角度把握新世纪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
一、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与整合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实现了全球互动。在全球化打破了地区经济纬度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价值与社会认知的矛盾与整合。全球化不是纯粹的经济或政治的全球整合，“其目标甚至首先指向了文化价值方面”(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39页。)。
冷战时期，全世界被意识形态所分割。当国际关系格局冲破意识形态的控制时，人们突然发现别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已经渗入进来。在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在首先做出排他性反应的同时，也遇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然而，当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给当今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时，为了自身的发展，各个民族程度不同地从物质层面上接受了它，但也无法拒绝隐藏在物质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于是，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在世界格局的转型期选择了吸纳与排斥西方文明的双向行为范式。当两种不同文明相遭遇时，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排他行为，并且加强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便进入了排斥与接受对方的两难境地。当西方推广其文化的普世性时，世界便在一种文化全球扩张与其他文化自我认同的张力中分离与整合。
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也加强了文化内部的融合的活力。从历史角度看，当不同的文化还未发生深层的互动时，同质文化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欧洲大陆的许多次战争大都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的物质利益层面上的冲突。当全球化进程将一种文化及其载体推向全球层面的互动时，文化内部的冲突开始减缓，乃至终止；文化内部的冲突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冷战结束后所谓“西方民主”的胜利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展，给不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文化对立乃至冲突制造了诱因。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具有文化冲突的特点。此外，文化间的互动又促进了同质文化内部合作的加强，欧洲终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走向一体化。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单向整合所带来的矛盾显现出来，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磨合，这既是一个自然发展、多元整合共生的客观过程，也是一个人为导向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掺和了人为导向因素，具有强势经济和政治外壳的“强势文化”就易于在全球推行文化单极主义。全球正在致力于营造一个多元互补、共存共荣的世界，但不排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西方普世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世主义就是“以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社会观系统为前提预制的单极化或一元化普遍主义。也就是说，某种强势社会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可能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行。”(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2页。)这种普世化行为必然将世界推向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苏联解体后，西方以为其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于是就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以及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东西南北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对人权理解的差异性。非西方国家强调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西方国家却推行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优先的普世性。这两种观点都出于维护人权的最终目的。但是，人权的有效性在于将人权置于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中，显然，西方国家却忽略了这一差异。
尽管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确定的将来事物，并且能创造一个复合的全球文化空间，但现在就认为它已经到来却为时尚早。文化的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全球互动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的存在，而其根源在于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文化互动也具有两面性，差异是整合的前提，而对立则是整合过程中的一种极端方式。整合不等于一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优势互补、多元趋同共生的过程和状态。
二、南北经济的矛盾与整合
科学技术的发展缩小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可能性。在财力创造财富的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的稀缺性便显现了出来，导致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与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发生了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实现资源在一个国家内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必须保证资源在任何时空点有充分的自由流动性，也就是经济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实现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发展要求下产生的，并且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着全球的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和制度。
资源能否实现合理配置，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它会公平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自由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竞争的公平性。然而，公平竞争只要求竞争者不论能力大小，都必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却导致了一种社会不公现象。作为国家，其能力大小有天壤之别，让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现有的发展状况以同等的游戏规则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社会中进行竞争，它必然会被这只“无形的手”无情地抛出公平竞争秩序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没有在全球实现公平而合理地配置，反而使南北经济发展更加不对称，国际经济秩序也因此更加不合理，不公平。
导致南北经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很多，但总体上讲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西方一跃成为一个发达地区，拥有了向外部扩张的“铁爪”，并先后将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置于其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之中。南方国家开始被北方发达国家殖民化。殖民主义使南方国家更加贫穷落后，并使整个世界陷入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分配体系的“深渊”之中。在人类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贫富两个世界间的对立也在不断加大。南方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承担着现行国际金融制度及经济自由化过程的高昂代价，而北方国家却是受益者，他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将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并把南方国家的经济纳入由自己主宰的世界经济秩序之中。以强制的手段实现经济政策与制度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手段的强制性越强，南北经济的对立也就越加剧。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次，知识经济加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实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次转变速度快、波及面大、影响范围广，使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局面更为严重。“1965年，最富的7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穷的7个国家的20倍，1995年已达到40倍(有些统计表明，现在已达到60倍)。1960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比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多20倍，1990年已达到60多倍。”(注：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知识经济把世界再一次引入了殖民时代。所不同的是，发达的北方国家以知识技术殖民手段取代了“炮舰”手段。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的同时，也进入了知识殖民时代。
《知识与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8/1999》指出：“穷国和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少。”(注：转引自安维复《当代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知识垄断》，待发表。)缺乏知识和技术与资本匮乏互为因果，一些南方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陷入了缺乏知识的恶性循环当中。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南方国家在全球商品、劳务、生产、投资及科技开发等方面的组合配置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占人口总数20%左右的发达国家拥有着全球总产值的86%和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80%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只分别占这两项的14%和18%。知识经济将整个世界向富裕和贫穷两个方向撕裂，不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场灾难，也会为整个世界带来一场灾难。
当然，南北经济间并不只是存在着矛盾，也存在着整合与相互依存。也就是说，没有南方国家广大的原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北方国家也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合作实质上是一种强弱之间的不合理和不对称的合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经济间的对立。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对等的全球化。所以说，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依然没有超越南北经济间的失衡发展。
三、权力与公理的矛盾与整合
根据华尔兹的体系结构理论，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导致体系内单位的变化(注：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chapter 3.)，然而体系内单位的变化同样也可以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对抗式的两极体系瓦解了，世界格局呈现为“一超多强”的态势。迄今为止，国际合作仍在继续，并在有些领域有所加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世界格局依然是强与弱两个世界的对立，也就是权力与公理的矛盾，国际政治仍未摆脱无序状态。
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这一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各民族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在加深和加速进行，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促使各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的深化和扩大。在这个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建立起一个单极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公理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以往国际格局变动不同的是，维持大国霸权也有了新的支点和内容。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约束力，也就是说，阻挡世界单极化的因素在减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有了生存和维持的历史机遇，军事上能够挑战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也难以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美国的单极趋向与有多极化要求的世界之间出现了矛盾，导致民族主义四处泛滥。“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注：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9页。)美国利用其绝对优势地位，在国际事务中不惜以强权破坏公理，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其单边意愿在地区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很明显。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的其它力量在竭力约束美国强权。虽然这些力量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多合作，但维护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和公理、国与国平等的呼声在加强。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就是一种客观反映。
对于权力与公益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之一是公益的“共享性”(jointness)。共享性要求不同的国家都能同时享受公益的同一种单位产品。从广义上讲，它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所有成员能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而强权机制除了维护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公益”外，“只有剥削性和不能满足‘共同享有’的特性，因为在这种状态，利益并不是所有成员共享的，而是从一国重新分配到另一国”(注：Duncan Snidal,“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293.)。在存在强权的状态下，公共物品主要提供给某些更为特定的国家，比如垄断集团所制定的规则就只有利于垄断经济。在单极体系中或者在谋求单极格局的过程中，使用强权的国家会强迫其他国家遵循强权体系规则，甚至迫使他们提供公共物品。而通过强迫实现的公益就不再是真正的公益了，反而是对公益和公理的破坏。这样，国际格局就处在破坏公益的权力和维护公益的公理之间相矛盾的状态。
美国及其盟国强调“全球社区”、“全球责任”和“世界主义伦理”，目的在于使世界政治西方化。正是由于贴上了人道主义的标签，“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这些行动同帝国主义的旧目标十分合拍”(注：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人道主义的干涉”在一步一步地吞噬着民族国家的主权，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全球公理，并加深了权力政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对立。
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同时，却在破坏国际社会中民主和不同类型的价值观的共存。“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对国际格局的运行规则有相当的影响。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和进步标志，……它一方面表现为国际行为主体的独立和成熟；另一方面表现为国际行为由野蛮向文明方向发展。”(注：戴德铮、阮建平：《国际格局与世界和平》，《世界政治与经济》2001年第3期，第27页。)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并且互为存在的前提。民主化的实现有利于遏制权力政治的蔓延，促进多极化的发展，而多极格局的构筑又保障了国际社会民主秩序的营造。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国际社会也基本维系着多极格局，但这种多极格局是殖民主义国家间的多极格局，它依然是对公理和国际社会民主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体系中的单位逐渐成为成熟的政治行为体，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要求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但两极体系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是新型的、进步的，它与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一致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旨在推动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维护代表公益的国际制度。可是，国际社会民主化及多极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行中它遇到的最大的逆反力量是权力政治。可以说，当前国际政治矛盾是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与单极化和等级化之间的矛盾。
四、结论
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借助“冷战胜利者”的余威，继续向全球扩展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实现“历史的终结”。这种扩张性和排他性的文化扩张，很容易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新的世纪还在不断地扩展和加深。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兼容和整合的情况，但是这种和平接触和融合有着长期性和渐变性，与当今时代中文化间激变性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经济全球化在使世界总财富增加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却又加剧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依然主导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这种旧秩序的受害者。南北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减缓南北经济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的融合和依存并不掩盖南北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冷战结束后10多年来，美国依靠其无可匹敌的国家实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迄今没有遇到强阻力。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有一定的客观性，国际政治中的“搭便车”现象非常普遍，大国安全合作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显著特点。不过，权力政治却与其长久以来追求的国际公理和正义发生了矛盾。“权力即是公理”的逻辑已经不符合国家安全相互依赖的现实。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依然表现在两个世界间的矛盾及其整合，即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经济上的南方与北方以及政治上的权力与公理的矛盾与整合。事实上，全球化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即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参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对立中孕育着整合，整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立。对抗的结果是多元共生的长久的整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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