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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刊载的马龙闪的文章《苏共的“超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历史根源》，对文章所表述的“超阶段”是苏共执政失败的最大教训之一，我完全同意，我甚至认为，“超阶段”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一切错误和挫折由以发生的总根源(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刊登的拙文《对社会主义所处时代的重新界定》)。但我认为，苏联“超阶段”不自斯大林开始，也不仅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有此错误，而是发生得更早，是从列宁开始的，始于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的《四月提纲》对俄国革命性质、任务转变的新判断，由此导致的十月革命后一系列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列宁伟大之处在于他及时认识并纠正了错误，提出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从“直接过渡”转为“迂回过渡”。为了研究历史，本文想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
(一)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是一贯反对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绝不能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在村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
早在19世纪末列宁就在与民粹派的论战中对民粹主义作过系统批判。他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把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个主要特点作了概括，指出：(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制止”、“阻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狂叫。(2)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农民村社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去”(瓦·沃·先生)、“超出轨道”(尼·逊、龙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18、556页1995年版。)。这里，列宁坚定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美化俄国农民及其村社这种旧基础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存在、发展的必要性的错误理论。
随后，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进一步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摒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18、556页1995年版。)
1914年6月，列宁在《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又说到：在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而由‘另一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俄国自由派老爷或者落后的小业主(小资产者)所特有的‘幻想’，只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反动性)和软弱性。”(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13页中文第2版。)
但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列宁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分析和判断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应当是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一关键性的、重大的观点的转变发生在二月革命仅仅两个月之后，列宁所提出的著名的《四月提纲》之中。
列宁在提纲中提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国家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4—15、25—26、15—16页1995年版。)在随后写的《论两个政权》中，列宁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含意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对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4—15、25—26、15—16页1995年版。)这里，列宁是把农民和农民中的贫苦农民、雇农区分开来的，并且认为从整个农民群众来看，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既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与临时政府并存的两个政权的局面，说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在《四月提纲》里，列宁虽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但他明确提出了“公社国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权转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以上仅就政权性质而言，尚不足以说明有超越历史阶段的问题，而且列宁还强调了这种转变不是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四月提纲》的第八条明确讲到“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阶级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但是，提纲的第五、六、七条中的措施规定，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没收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把每个大田庄建成示范农场，由公家出资经营；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等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4—15、25—26、15—16页1995年版。)无论从形式(公社国家)和任务来看，虽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却实实在在地实行的是马克思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所履行的任务(当年马克思曾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并预言公社是未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一种形式)。提纲里虽然还没有提到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改进小生产者这些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但后来当列宁把十月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颁布一系列法令剥夺剥夺者，消灭资产阶级，没收资本家、小业主的财产；实行土地国有化，组织共耕社、农民公社；实行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国家计算与监督，限制商品流通与交换，实践了比《四月提纲》更激进的超越历史阶段的措施，人为地打断了俄国社会的自然历史发展进程。
列宁的《四月提纲》曾经引起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争论。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发表的短评中说，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观点被列宁严厉批驳，认为加米涅夫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是拘泥于过时的、僵死的老公式，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观点是全然错误的。列宁争辩说，他并没有立刻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思，没有提出立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他也明确提到，直接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和分配。
我以为，列宁的反驳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上面分析过的，提纲提出的逐步扩大工人代表苏维埃，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从而完全取代资产阶级政府，这只不过是“取代”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不同于暴力推翻的和平方式而已，实质并不无同。提纲虽然不是直接实行社会主义，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直接过渡。后来列宁在1917年7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解释工人如何监督社会的产品和分配时还提出过一切银行归国有；一切资本家最大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等等，就更清楚不过了。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相隔才8个月，说列宁提出的措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很确切的，它直接导致了十月革命后发生的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
列宁为什么会从一贯反对超越资本主义、反对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转而也产生这种“非资本主义倾向”的呢?我的认识是：从客观上看，形势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沙皇政府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并且在全国产生了许多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称之为“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再是俄国资产阶级一向软弱，有很大的妥协性，易于同封建地主贵族阶级相勾结，民主革命不能彻底，临时政府成立后无所作为；三是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陷入灾荒、饥饿、贫困，导致人民的不满，而临时政府又不愿停战。在这种有利形势的面前，列宁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比如，列宁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是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并且认为有了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这显然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性质和作用估计过高了。又如，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认为它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上升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当时的俄国虽然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并不具有直接上升为社会主义的规模。这说明，在客观形势发生巨变的时候，革命领袖考虑如何引导形势向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时，易于对形势产生乐观的估计，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认为，正是因为列宁过去一贯强调俄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才很快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果断提出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从而纠正了错误。
(二)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并不反对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本身。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临时政府建立后对于俄国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停战问题、土地问题、饥荒问题一个也没有采取措施解决，社会危机不断加剧，革命时机日渐成熟，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利用有机时机一举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这无可非议。正如列宁说过的，当有条件夺取政权时而不采取革命行动，这样的党不能称作革命政党而只是一块废料。我并不同意那种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并宣告“告别革命”的观点。我认为，问题在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和十月革命应该如何定性上。诚然，列宁在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时，是有界说的，即指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这一点而言的。但是，政权更迭只是革命的首要任务，而不是全部任务，尚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任务，政权更迭只是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创造基本的条件罢了。从这个意义而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何况，从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虽然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并不充分，广大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前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从政治上看，沙皇帝制刚刚推翻，专制制度的强大力量及其影响严重存在，民主制度尚未牢固建立；文化方面，俄国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诚如后来列宁在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是，俄国还处于“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还有沃洛达格以北以东包括可容纳十几个文明大国的辽阔地区尚处在“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时在俄国社会经济的商品化、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等等应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去完成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基础的任务都没有实现，怎么能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呢?纵使无产阶级政党利用社会危机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也不能径直把这次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只不过是政权易手，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不是两个革命性质不同从而任务不同的革命的直接转变。如果把这次革命的性质判定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取得政权，然后就是马克思多次讲过的利用国家政权的杠杆实行对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生产者，消灭一切阶级，实行一个社会中心对全部劳动的分配和调节等等任务便会立即提上日程。而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正是这样做的，这正是跳过了一个历史阶段的错误的开端，也是马龙闪同志在文章中说的苏共的“非资本主义倾向”的开端。当列宁在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之后曾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510页1995年版。)“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510页1995年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是经济上完全不可争辩的事实。加上列宁所强调的十月革命消灭了国内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秩序、机构)以及文化革命等等，难道不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内容吗?所以，把十月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十分确切吗?如果一开始就明确十月革命只是完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完成的事情，只是继续为将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物质和精神的条件，是否可以避免“战时共产主义”那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呢?历史不能重来，很难回答。因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曾经正确地划分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所要经历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明确提出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阶段。而且，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及其实践：共产党领导的几个阶级联合执政，五种经济并存，进行土地革命以消灭封建等等，都是新民主主义的。然而，建国刚刚3年，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从1953年起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新民主主义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是实践的两个革命的直接转变，重蹈了超越历史阶段的覆辙，使中国的建设事业遭到重大挫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纠正。实践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应当“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102页1995年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撇开外部世界发展的变化不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过是从人为地打断了历史自然发展进程的地方重新开始而已。
(三)
看来，两个革命直接转变这一指导思想是不恰当的。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1995年版。)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告同盟书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0年欧洲大陆革命而写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继续阐述了“不断革命”思想。之后，由于欧洲大陆情况的变化而放弃了这个口号。恩格斯晚年总结了他和马克思当时的错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就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513、443页1995年版。)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序幕”、“不断革命”口号到列宁的两个革命直接转变，以及毛泽东违背了自己的理论实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革命领袖总是急切地希望革命胜利并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远大目标，这特别容易发生在客观形势存在着某种重大变化和转折的关头。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的时候，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时候，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皇权专制统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并顺利实现经济恢复和全国土地改革之后。其次则是从马克思开始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潜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认识和估计不足，这已被许多学者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其三是在落后的俄国，列宁突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必须“共同胜利”的理论而率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之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不从实际出发，强调“跨过”、“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制度变革到发展速度方面采取许多超前和超常措施，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犯了错。
面对历史经验，我不由得想起恩格斯曾不止一次讲过一个意思，即：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如果无产阶级提前掌握政权上台执政，这将是很大的不幸。我能记得并查找到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论德国农民战争》里论述的；一次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当时欧洲正酝酿一场大战，德国可能参战，而德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屡屡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直线上升的事实表明，如果战争爆发，德国党可能赢得选举而上台，恩格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而讲的。这里，不妨分别引述恩格斯的两段话：
“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界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9—470页1959年版。)这是写于1850年夏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非常精辟，可以用来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及改革后的现实分析得鞭辟入里的话，几乎不用作任何解释，读后使人顿感心明眼亮。
1891年10月24日—26日，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分析战争可能发生的形势时说：“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尽管我认为，如果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战争，并使我们提前掌握政权，这将是很大的不幸，但对这种情况仍应有所准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1页1972年版。)所谓重演：“1793年”，指的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1961年版。)，提前掌握政权，执行的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恩格斯尚且认为这“将是很大的不幸”，何况在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部任务的时况下，一旦掌握政权，就径直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强行按照自己的理想，不顾实际条件去做“所应做的事”，消灭剥削阶级也好，改造小私有制建造共耕社、人民公社也好，发达社会主义也好，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好，都是“无法实行的”，恩格斯不幸而言中，其结果是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恩格斯晚年，根据他一贯的思想，曾反复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法国还是德国，无产阶级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一当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党上台执政并相继破产之时，方能轮到无产阶级；并强调指出，革命只能从第一幕开始，而不能从第五幕开始。再联系到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所讲的“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513、443页1995年版。)对照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难道不令我们深长思之么?
顾准曾经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不是至今仍在探索之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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