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直觉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觉论文,艺术论文,张贤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号 1207.42
张贤亮在复出后创作的“伤痕”小说里，就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1979）实际上是人的故事。狗不过是对于那个陕北女人的纪念。邢老汉和她之间的幸福是虚幻的、短暂的，注定化为乌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中的幼想者一样，与对方幸福的方向截然相反，邢老汉穷得打了大半辈子光棍。陕北女人来他这里，只是因为家乡每人一天半斤粮，她带出一张嘴来，省下点粮给家里人吃。贫协组长魏老汉在慨叹中幽默地说：“唉——可怜见的，妇道人家出来要饭……老是说啥复辟了咱们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哩，我看哪，现时就复辟了，咱庄户人就正吃着二遍苦、受着二茬罪哩。”邢老汉依乡亲的主意，要女人把户口迁来，可女人说她家是富农。如魏队长所说：“这比她家有个男人还难办！”——别说迁户口，地主富农连逃荒的证明也开不出来。邢老汉不解地说：“穷得都要饭了，咋还是富农？”女人带着她和邢老汉大半年挣的钱粮的一半不辞而别，于是黄狗成了邢老汉和陕北女人唯一的联系。而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开展，老汉忍痛把狗放出去，任它被“消灭掉”，因为通知说养狗就等于“窝藏了阶级敌人”。小说中西部人的幽默直指荒谬年代的所谓重大“理论”这一庞然大物，使之变形，显出它的怪诞和可笑。邢老汉想道：“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1]
在《土牢情话》（1980）里，张贤亮道出了描写“伤痕”的动机：“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2]
而《灵与肉》（1980）就带着“伤痛”反思了。
主人公许灵均解放前夕被资本家父亲遗弃。1957年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社会又遗弃了他，将他又推到资产阶级中去，戴上顶“右派”帽子，流放到偏僻的农场，使其与马为伍。以许灵均为代表，张贤亮在他的小说系列里塑造了一个“右派”系列，疏导“右派情结”——“右派就是57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3]。
将郭
子下午里对许灵均说的——“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和傍晚对李秀芝说的——“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连接起来，连同由他“包办”的这份‘八分钱的婚姻”，既是荒谬的情节，又勾画了情节的天幕；既是“伤痕”，又道出了“伤痕”的时代背景。这“伤痕”并不仅仅是“右派”的，而是全民的。“天府之国”女人外流，是“极左”政策下全民范围的饥饿和贫困的缩影。
《灵与肉》信息密集。张贤亮小说的主要特征在这篇成名作里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灵与肉》体现了作者的多重思维。许灵均意识到他和秀芝的方式是“反常的”，并且深知其背景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然而，灾难之中他没有忘记在“50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他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对未来怀有一个美丽的梦。中学毕业后，梦曾一度成为现实。“浩劫”度尽后，他感到“重续了22年前的那个美丽的梦”。他没有怀疑心中的“神圣的东西”[4]。 西部广袤的荒原给他以有力的支持，他将“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许灵均也善于感知人与人间的感情。以郭子为代表的“西部”人压根儿就不以莫须有的标准看待他。他们理解他，保护他，给他的“八分钱的婚姻”办了一个充满人间温暖的婚礼。这是一份奇特的婚姻，纯靠偶然性排列组合。而许灵均和李秀芝不是只以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还体会到其中显示的奇特的命运，它把幸福出人意料地突然赏赐给人。
以郭子为代表的“西部”人，还有李秀芝，在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内部环境。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一个“西部世界”。他们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魏老汉、魏队长、邢老汉等人一样，以幽默抗衡荒谬的外部世界，以理性消解疯狂，使许灵均感到：“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许灵均为“西部世界”的乐观精神所感染，在“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中，在“平凡的质朴”中，获得了“西部”人那样的“愉快的满足”。许灵均已经融入“西部世界”，属于“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这个长期困扰着现代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这里呈和谐状态。在这里，许灵均遭受双重遗弃的“过去”隐褪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和李秀芝的结合，“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
是留在“土地”上，还是随父亲去美国，许灵均未经灵与肉的搏斗，便选择了前者。“灵与肉”是他两相比较的结果。这是“自由选择”，“直觉”选择。
《灵与肉》透露了张贤亮直觉艺术最初的信息。
李秀芝进屋之后，对许灵均“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她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5]
许灵均的切身感受就是：“任何理性上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是空洞的。”而他对于“土地”的情感，正是通过20多年“人生的体验”[6]才获得的。“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 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这种多重的幸福有点像沙枣——“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1960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
“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许灵均见到父亲后，不由地想：“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许灵均与父亲、父亲的女秘书谈论婚姻时，他感到他和秀芝的婚姻又像正在呷着的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他认定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而不会理解他和秀芝的“荒原婚姻”的神圣意义。
许灵均又回到了“土地”上。“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知道这里有他“生命的根”[7]。《灵与肉》超越了“伤痕”，表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体现了“反思文学”特征。许灵均与父亲的一段对话，颇具这种“反思”特征：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许灵均的选择是高意识的。它表现了“大灾难”过后中国人精神的超越和伟岸。
创作了几部以改革为主题的社会小说之后，张贤亮于1983年初又发表了一篇描写个人体验的小说《肖尔布拉克》，重新走上《灵与肉》开创的“感情的历程”。
《肖尔布拉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像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汽车司机主人公坐在长途汽车里头，向记者慢慢“叙述”他的“不幸的故事”一样，《肖尔布拉克》全篇都是司机主人公在自己的驾驶室里给坐在身边的“记者同志”讲述的自己走过的一段人生路。汽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司机舍不得把他的故事很快讲完。他的慢慢道来便形成了小说节奏的舒缓、自由，与人生节律相契合，犹如蒙古民歌的“长调”。结束了长长的“引子”，遇到米脂姑娘，步入情节，宣布性爱、婚姻体验主题：
我看你还年轻，结了婚没有？没有。好，那我跟你说说这夫妻之道。我结了两次婚，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经验。
《肖尔布拉克》表现的是主观的爱情哲学，表现婚姻是感情行为，诉诸直觉。“这里面没有学问，只能靠你的感觉，拿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直觉’吧。”[8] 司机主人公甚至率直地对他第二个妻子说：“客观地看，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比那陕北小伙子强。可那姑娘偏偏不爱我，偏偏愿意跟那小伙子受苦。”他懂得了“这就是爱情！”他是痛痛快快成全陕北姑娘和她未婚夫的——“算了，你走吧。我图的是人心，不是这个。你好好跟他过吧，别再分心了。以后，咱们虽不是夫妻，还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表现了张贤亮小说的一个不断加强的主题：“男人的风格”。
《肖尔布拉克》拥有一个广阔的空间跨度：河南司机，陕北姑娘，上海姑娘……汇合到新疆。司机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肖尔布拉克》也拥有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从理想如繁星的50年代，饥饿的60年代初，经“造反派”横行的“文革”10年，到改革开放初期。3个主人公都遭遇过不幸，都在“碱水泉”里浸泡过， 良心都未被腐蚀，反而铸就了“一颗金子般的心”。作家通过司机的口述说道：“我的经验是：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在在什么地方，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咱们中国大得很，只要你们肯下力，没有绝人之路，在这儿，你们生活会好起来的。”自豪感几乎深入潜意识，与《灵与肉》同样一扫“大灾难”过后中国大地滋生的后殖民地意识。
简单地划分，《绿化树》（1984）在主题上是承接《灵与肉》的。
张贤亮个人体验小说的主要特征在《绿化树》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灵与肉》荒谬的背景天幕在《绿化树》里化作一种感觉——“饥饿”的感觉。个人体验主人公章永璘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不幸——用《绿化树》语言来说是“真他妈的不易”——都融入“跃进”出来的“饥饿”意象里了：
九点钟才开饭，我靠在叠起来的棉花网套上，几乎要晕过去。如果这两个稗子面馍馍不丢，即使我不吃它也不觉着什么。而这巨大的损失加深了我的恐惧心理，竟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饿。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9]
这是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艺术表现。《绿化树》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直觉”支撑着的。
《绿化树》截取的是章永璘被两次劳动管制中间的一段的所谓“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生活，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10]的生活，是存在意义上的“自由”的生活。他可以和炊事员讨价还价，不要稗子面馍馍而去刮笼屉布上的馍馍；他可以利用谢队长的信任，砌完炉子，偷偷地把打浆子的稗子面用来煎饼子；他用尽狡黠的心机，贱买老农的土豆多换老农的黄萝卜。章永璘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他在内心里欢呼：“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自由真好！”[11]这是“上帝死了，做什么都是允许的”[12]的“自由”。
几乎在这样运用“自由”的同时，章永璘就开始了对于“自由”的思考。每经历一次这样满足食欲的同时，也就经历一次自己内心痛苦的过程：“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嫉，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却使自己吃惊……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我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比心灵的痛苦好受。”
这是关于“目的”的痛苦，亦即在饥渴之上的对于“目的”的饥渴：“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饥饿”——这个荒谬的处境迫使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而章永璘的精神价值在于他具有与荒谬处境抗争的力量，具有“选择”的力量。他的内心就是一个战场，不断地经历“灵与肉”的搏斗。他痛苦落入“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境地。努力使自己从馍馍、黄萝卜中“升华”出来，使自己“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他自省道：“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达到了“自由选择”、“直觉”的深刻层面。
“自由选择”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将自己交给环境，属于“非环境决定论”，“非宿命”。章永璘明确表述：“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13]章永璘形象的意义就在于非环境决定，非宿命。他直觉地体验“饥饿”，体验“饥饿”这个庞然大物，然后又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超越它，而直觉地选择“责任”：
我目前的境遇是铁的现实！
那么，这是宿命吗？但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是我耳边又响起了哲学讲师的声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章永璘的精神世界具有当代存在主义特征。萨特认为，人不能接受外界的命令，也不能接受外界的辩护。他主张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14]。章永璘和许灵均同样认为环境是多重的，同样善于在“荒谬”的大背景下发现那个健全的“西部世界”。《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和魏队长、魏老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郭子、李秀芝（《灵与肉》）、魏天贵、郝三、韩玉梅（《河的子孙》）构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的精神特征就在于最早体现在李秀芝身上的“土地”的思想。他们的劳动、生活、心灵以及艺术，都紧密地依附于这块黄土高原上，“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15]。他们以“土地”的思想消解外部世界的“荒谬”，消解并非产生于“土地”之上的“空穴来风”。
马缨花是张贤亮小说中“西部世界”的灵魂。她平凡，复杂。她自身就是一个“西部世界”。
马缨花与《河的子孙》（1983）中的韩玉梅一样貌似放荡，满身风尘，遭人非议。她以其姿色为钓饵，诱使对她怀有非分之想的男人上钩，在“饥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人们的年代，向她作慷慨的馈赠。瘸保管的白面、羊下水，会计的土豆，车把式的粮食，就连章永璘都一度慨叹她“真是个不可救药的风尘女子啊”。这是“荒谬”的时代在她身上创下的“伤痕”。这一“伤痕”凝聚为“美国饭店”意象。她虽早已把章永璘视作丈夫，却不与他正式结婚，以继续获取那些馈赠，而要等到“低标准”过去才去登记。
马缨花与韩玉梅一样纯洁，忠贞。她对章永璘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荒谬”的外部世界就是要她们放弃爱情，要她们沦落，而她们——陕北女人、韩玉梅、陕北姑娘、马缨花……这些“西部姐妹”就是不沦落风尘，就是对爱情矢志不渝。作家将她们一一放进“污泥”、“火坑”里，让她们身上沾满污泥、灰烬，伤痕累累。她们具有顽强的“意志”，伤痕多深，情义也就多真。她们出污泥而不染，烈火中炼真金。外表的不洁和内在的纯真成正比，是“西部姐妹”性格的美学特征。这种带有浓厚荒原气息的野性美，是荒谬的处境与自由意志造就的复合体。“啊，生活啊生活，艰辛的和美丽的都使我战栗！”[16]而纯真是“西部姐妹”性格的内核。她们整个地属于“西部”。
马缨花对章永璘的倾心、爱恋以至献身，并非出于功利，而是基于千百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她这个撒马尔罕人的后裔，几乎目不识丁，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她身上体现着由代代相传而来的准确无误的趋文化意识，就像许多植物所具有的趋光性一样。马缨花的口头禅“没起色”就是她的价值标准，其内涵就是文化。她不“希待”海喜喜，就是看他“放着书不念，倒喜欢满世里乱跑”，认定他是个“没起色的货”。章永璘对于她来说，是“唱诗歌的‘右派’”，是念书人。她看章永璘跟她儿时记忆中的爷爷一样，总是看书，并且也是那样捧着，也是“老厚老厚的一本”。她在这种气氛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在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而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
在“饥饿”迫使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的年代，马缨花不放弃自己的“憧憬”，不掩埋自己的“梦”。她鄙夷海喜喜“就懂得吃饱了不饿”。她超越“饥饿”，凭直觉选择“念书”，选择文化。在文化虚无的年代，表现出对于文化的“饥渴”。为整天念书的男人承担全部家务，她才感到满足，才“容光焕发”，而脑子里全然没有关于念书以及为念书的男人献身的功利性。这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化观念。这已成了马缨花的潜意识。因而她直觉地拒绝外部世界那个特定的巨大的“荒谬”。她不离开“根”。不用在这块土地上无根无据的荒谬理论看待章永璘。她一心盼望“低标准”快点过去，相信“低标准”会很快过去。困难时期，仍然葆有开朗、乐观的天性。而不论何时何地，她都所需不多。“喜光，耐干旱瘠薄”是树的、也是人的马缨花的习性。
正当章永璘陷于“目的”的危机时，马缨花为他解答了“饱了之后做什么”。马缨花以自己人生的原生状态，引导着章永璘“超越自己”，使他在“艰辛的生活”中认识到“生活的美丽”，因而有了一种“新的力量”迎接“险恶的命运”。
这种“新的力量”是“自由选择”的力量，马缨花和章永璘都没把自己交给“命定”，而是实行“选择”。马缨花所吮吸的哲学营养——海喜喜将其表述为“特克底勒尔”和“依赖梯亚尔”——与章永璘的在《绿化树》中沟通了。《绿化树》的主题是关于“自由”的，它表现的是“自由”的哲学。马缨花和章永璘“自由”地选择“行为”的同时也“自由”地选择了“责任”。这是一种“高水准”的选择，具有现代意义。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可以作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17]《绿化树》是结出果实的“反思树”。
马缨花引导章永璘超越食的饥饿，成为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作家。她没有怎么涉足另一种“饥饿”——这是她的文化心理表现，又是作者“启示录”系列小说结构的需要。马缨花将另一“饥饿”交给了黄香久。
不言而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启示录”系列小说结构上是承继《绿化树》的，而在对性爱、婚姻体验上，是承继《肖尔布拉克》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写“荒谬”年代的劳改队，只是驱赶人们整天排队、出工、报数、点名，像工具一样地干活，天赋予人们享受正当快乐的权利被剥夺净尽。这种“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饥饿”——“性饥饿”无时不在。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手镯的替代装饰品——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出一个故事。劳改犯的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这些“白日梦”和暗夜中的梦，是一种替代性满足，“一种愿望的达成”[18]。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使用的同为来自《旧约》的“受难——蒙恩——救助——新生”环形结构。章永璘经受食饥饿时有马缨花出来解救；经受性饥渴时，黄香久走进了他的世界。“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这是时隔8年，他俩第2次邂逅。“凡是出现过两次的事物，肯定具有某种意义。那就是命运！”“蒙恩——救助”意蕴幽深。
黄香久是“西部”的又一个姐妹。她的出现，强化了“西部姐妹”的婚姻特征：她们都有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婚姻”，其中第一次或最后一次之前的“婚姻”都是不幸的。这是荒谬时代给“西部姐妹”留下的“伤痕”，是“荒谬”的真实写照，是“宿命”。黄香久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章永璘听了一点也不惊奇。他们对“荒谬”已有清醒感：“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
作为天成姊妹篇的两个女主人公，黄香久是马缨花的化身。在《绿化树》里展现的是“灵”的圣洁，周身“散发着一种迷人的、令人心旷心怡的光辉”；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展现的是“肉”的健康，她“沉甸甸的、周身都能颤动的肉体”令章永璘感到“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黄香久是马缨花的将来。
渴望结束“灵”的畸型，走进“肉”的健康王国的章永璘，因“心理上受到了损伤”，被剥夺了“自由意志”，失去了“创造力”，成了“废人”，“半个人”。他无法获得黄香久的认同，不能在“家”这个“独立王国”中，“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于是他害怕回家，害怕夜晚。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自卑”。他再“无心读书”，写论文。他只能苟且偷生，像大青马那样任人驱使，任人宰割。在作者看来，这是荒谬时代给男人造成的最为严重的“伤痕”。这是男子汉的危机：关于“行动”的危机，“献身”的危机。
张贤亮喜欢在小说里对全局发言，总是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绿化树》里，章永璘在哲学上追究全民饥饿原因，认为属于“人的选择”问题，是“人犯了错误”，“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因而“绝对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深信不疑的”[19]。《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借大青马口吐人言：“唉！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的知识界都被阉掉了，至少是被发达的语言败坏了。如果你们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真正的须眉男子，你们的国家也不会搞成这般模样。”[20]把个人和国家的危机紧密地联系起来。个人和全体人民都可悲地陷于屈辱之中。
章永璘的转机是一次“献身”行动。大渠由于洪水泛滥面临决口的危险。熟悉水性的章永璘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抢险活动中，并且表现得自信而果断。“往常那套上下级关系全打乱了”，章永璘事实上成了指挥者，获得了周围环境的认同，也获得了自我认同。于是，他奇迹般地恢复了一个男人的创造力，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获取了黄香久的认同。
获得黄香久认同与立意离开黄香久是同步发生的。章永璘的“完整的人”的概念，是“灵与肉”的一致。“须眉男子”的要素是强烈的性爱激情与强烈的政治激情的统一。他被“阉割”时，这激情是同时失掉的。“还写什么论文？！……我不过是‘半个人’是‘废’人，我已大大降低了对这种工作的兴趣。”他体现着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的最高层次。他恢复了“伊德”（id）这个人类“动力”来源，满足了人的原始本能欲望的同时，就要超越“快乐原则”，也超越“自我”，遵循“道德原则”，以实现“超自我”。他渴望“行动”，恢复了写作，并且要到“广阔的天地”去，到人多的地方去，要听到人民的声音，要把自己所想的告诉别人。他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他超越“性饥渴”，经受着“献身”的饥渴——更高意义上的抢险活动中的更高意义的献身。
小说将章永璘的“献身饥渴”置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中。丙辰清明前夕，让章永璘直觉感受到“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21]。他将此看作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转机[22]，相信个人和国家只有经过这场人民运动才能开始新生。小说的政治激情和性爱激情同样令人颤栗。
张贤亮在小说中写道：“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23]小说贯穿着主人公在这两个方面去体验，去感觉，去“自由选择”。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感觉”。
“主题先行”的创作过程，亦即把所有的丰富的感觉用来验证一个哲理：“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加上系列小说结构的需要，作者让章永璘永远也不停留在某个女子身边。而黄香久有着乐观、开朗的性格，善良、纯真的心灵，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她像是马缨花从圣母天国降落到黄土高原，失去了“圣洁的光辉”，成为完全世俗的人。“她身上没有一点模糊的地方，无性别的地方，仿佛她呼出的气息都带有十足的女性，因而对男人有十足的诱惑力。”她真正地属于“西部世界”。她更具有黄土地般的“伤痕上的美”，给章永璘带来更多的“痛苦中的快乐”。“黄香久”与“黄土地”——章永璘恍惚中将其幻化为同一意象：“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张贤亮自《灵与肉》以来的个人体验小说的总主题：对其赖以生长的“土地”的深情的感激，以及对于“土地”的超越，带着“土地”所养育的精神，投身更加广阔的天地。它也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张贤亮所崇尚的“男人的风格”的最主要特征——激情。
《习惯死亡》（1989）套用弗洛伊德“死的本能”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雅斯贝尔斯“学习死亡”的存在主义哲学，让个人体验主人公不断地体验死亡。“死亡”代替“饥饿”成为小说的中心意象。然而，它已不具“饥饿”的文化韵味和全民的宿命韵味，“死亡”是“政治”的恶果。
《习惯死亡》的个人体验主人公已不再处于“培养”阶段，而是一个自我无时无刻不意识到的作家。《习惯死亡》又不是写“过去”——五六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而是写“今天”，写80年代末。
《习惯死亡》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
小说中的“今天”，没有自《灵与肉》开始的实在的背景天幕以及全民性的处境，有的只是作家主人公的感受。小说写道，在这里，“作家与妓女至少有一点相同：一方面受着生活的折磨，一方面又要强作笑颜，都是可怜虫。”这与《绿化树》结尾所描写的“1983年6月， 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共商国事”的心境、感受有了天壤之别。
同为作家主人公，从1983年的《绿化树》到1989年的《习惯死亡》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的契机是受批判。受批判是《习惯死亡》的主人公的处境，也透露了《习惯死亡》的创作契机。小说描写主人公以作家身份在美国逗留期间，当地的每一份报纸都登载一家通讯社发自北京的电讯。电讯对国内一家报纸上的批判他的小说的文章作了摘要，大致是说他的小说“暴露了社会主义阴暗面”。美国报纸还把对小说的批判和中国“最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运作”联系起来，预示中国“将有另一次政治风暴”[24]。
所谓“不准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禁律，早已被气势磅薄的“伤痕文学”所打破。至于小说揭露的“他们叫我们的文学不要去写什么‘反右’和‘文革’”，中国文学界并无此种禁律。“伤痕文学”几乎都是暴露“文革”的。暴露“反右”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并且暴露“反右”和“文革”的作品获大奖者也不胜枚举。在“今天”找不到政治运动。《习惯死亡》大量罗织的是“过去”的“荒谬”和“伤痕”：饥饿，死亡，恐怖的“红海洋”，挑动群众斗群众，两报一刊，一打三反……早已为中国文学所超越了的“荒谬”和“伤痕”。《习惯死亡》丢弃了自“伤痕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包括作家本人自《灵与肉》以来的创作中所体现的多重思维，而采用了单一思维方法。在“今天”，在经历着中国文学包括作家本人所呼唤、描写、歌颂的改革的“今天”，《习惯死亡》写“我从未想过谁应对中国人的饥饿和死亡负责，仿佛饥饿和死亡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内容”，写“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写主人公依据“过去”的荒谬，对于“今天”进行体验：他在80年代末，“连死都不怕部署得前后有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写“过去”的荒谬所造成的“今天”的“伤痕”、“死亡”：因为政治运动的子弹早就射进了大脑，埋伏在“脑海深处”，“始终压迫着我们的一根脑神经”，便在2000年——65岁时开枪自杀。发生在“今天”的“死亡”不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而是小说处处体现的政治思维的结果。
《习惯死亡》创作中的单一政治思维，使以往作品曾经有过的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所作的思索，变成了对某种政治模式的追逐；使政治激情变成了政治运作；使对全局的发言变成政治调侃；使对理论的偏好变成对意识形态的热中。 《习惯死亡》在以建设为基调的80年代，写对于“不停的政治运动”的恐惧，却搞起了政治——贵族政治，以至落于另一极端——与中国“今天”的社会进程甚不协调的极端，有悖于稳健主义传统的极端：
过去你把眼睛朝向现在而现在你把眼睛朝向过去……你不只一次地幼想过这个奇异的国家应该倒退到什么时光重新开始才能在现在和其他国家齐头并进。[25]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是一九一一年还是更早一点？索性倒退到戊戌变法时让我们中国人再干一遍！
等我们懂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法定地要以我们领导人的智力水平为限，超出了他们的程度便是犯法已经太晚。若干年后我提笔叙述这段经历，而那时的读者读了却哈欠连天。他们说我描写风景的文笔还可以，为什么非要去写“主义”？小说里插进那么多理论实在倒胃口。他们不知道正是理论把我们折腾得死去活来，使我认为我的一生都白活了，活着还不如去死。[26]
后来我经常以为我所看见的世界和我所追随的真理不一样并不是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我的知识而是我曾经吃错了药。[27]
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持不同政见者欲”。幻想着回国后受“政治迫害”，津津乐道于“政治避难”。
《习惯死亡》自始至终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且点出了所使用的方法：“你忽然想到，被众多学者所纷纷解析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并不能从理性活动中得出结果，那必须纯然用感觉方能洞悉其中的微妙。”这就确立了主人公——逗留于“新大陆”的中国作家身份——进行这一比较的优越地位。主人公的“微妙”感觉是：“新大陆西岸湿润的夜风裹着一团用电子乐器中磨擦出来的火花炙热了你的面颊，你从这电子的节奏中听到了秋天金色的庄稼你以为土地又在召唤你去收割，这样的感觉你怎能用语言去表达？”[28]“月亮虽不是美国的特别圆，但确实到处都有碧月的澄照”，旧金山的秋夜则“璀璨得完全是脱离了现实谎言”。于是，主人公“蓦然悟到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再不可能是其它模样”；而主人公的视角一旦转到中国，则是一派破败景象，钢城B市的“光秃的树枝”“与地狱里撒旦的头发相同”， 首都北京也笼罩在“被污染的阳光”下。作品常常将两方并列起来进行比较：“美国人要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中国人要排遣我们过多的郁闷”；在美国，连狗都可以名为“自由”，可是，“这个字眼在我们那里……直到今天还不能大声地喊。”因此，女主人公“只有嫁给一个美国人才能摆脱压在中国人心理上的阴影”[29]。
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见解，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当主人公进了中国驻外领事馆时，作品写道：“中国人进了中国人自己的机关即刻会冷得发抖。那会客室里摆设的假古董炫耀着中华文化，他战栗地感到虚假比真实更持久，更伟大。”主人公端详汉代造型艺术《马踏飞燕》，“渐渐悟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想把一切矫健之物压在自己下面以证明自己伟大。于是他终于心安理得地匍匐着”。[30]他欣赏情妇对“龙”的贬斥：“你说你一听见我们是什么‘龙的传人’满身都会起鸡皮疙瘩，‘龙是一条毛毛虫，好可怕！’”[31]他烦忧于自己“不过是一个天外的游魂只偶然附落在一块名叫中国的土地上，然而这个奇异的国度在你的肉身上盖上了它黄色的印记以后，你便怎么也刷剥不掉”[32]。以往作品的民族自豪感一扫而光。“黄土高原”的作家成了所谓的“蓝黄文化”论者。《习惯死亡》处处散发着后殖民地气味。在贯穿于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东西方文化大论争中，《习惯死亡》在80年代民族复兴的关头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发出贬斥和指控。以往的“西部幽默”变成了尖刻的嘲讽；个人体验变成了个人泄恨；丰富的直觉变成了直觉的匮乏，长篇小说成了贴给中国的一张长篇“政治大字报”。《习惯死亡》主人公对于生为中国人发出悲哀的绝叫，向着西方“乐土”发出虔诚的膜拜。
《习惯死亡》的政治思维，极端到将作为文化的“爱国主义”当成政治宣传而给以嘲讽。因此，《习惯死亡》自然而然将《牧马人》电影故事《灵与肉》用“事实的记录”予以“修正”、推翻。《习惯死亡》就是对于《灵与肉》的推翻。
《习惯死亡》将国内报纸对主人公小说的批判写为一场“虚惊”，原来是那家美国通讯社记者开了一个“政治玩笑”。但是，如作品所写“惊吓却是实实在在的”，《习惯死亡》给《习惯死亡》里那家美国通讯社关于中国“将有另一次政治风暴”的预言提供的依据也是实实在在的。《习惯死亡》是在写中国就是“反右”，中国永远是文化大革命。《习惯死亡》的“潜读者”是西方。
以往作品描写对于“反右”等荒谬事物给予抗争，超越“肉”而走向“灵”，超越“伤痕”而获得“新生”；《习惯死亡》则是以堕落来表现超越。小说套用了米兰·昆德拉的“政治加女人”小说模式，写主人公以一种变态心理疯狂地渔猎女色，其动因不在情欲，而在于政治，在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压抑。因此主人公越渔猎女色就越反对现实政治，越反对现实政治就越渔猎女色。政治思维极端到给“堕落”改变褒贬色彩的程度：“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尽情地表现男主人公“放浪形骸的疯狂”，并将此照例地与全局联系起来，但是却回到了“环境决定论”。当男主人公向一位“中国现代派”女诗人在国外谈了自己嫖妓心理时，女诗人激动地说：“我能理解你，我们不是被多少年钳制我们的混乱的道德体系所挽救，而是被它所折磨。我甚至这样想：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的修道院，只有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33]小说描写几十年的“钳制”使男主人公丧失了“堕落的能力”。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注释：
[1]《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见《灵与肉》，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53页。
[2]《土牢情话》，同上，第142页。
[3][4][5][6][7]《灵与肉》，同上，第14、20、23、30、28页。
[8]《肖尔布拉克》，《文汇月刊》1983年第2期，第8页。
[9][10][11][13][15][16]《绿化树》，见《感情的历程》， 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34、45、49、37、192页。
[12]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及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14][17]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29页。
[18]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3章《梦中愿望的达成》。
[19]《绿化树》，见《感情的历程》，作家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75页。
[20][21][22][2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 期，第55、95、9、36页。
[24][25][26][27][28][29][30][31][32][33]《习惯死亡》，《张贤亮小说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343、439、441 、342、456、338、413、342、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