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权力承诺:教师管理的最大障碍_学校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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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教育法制建设的逐步加强,学校在内部管理制度层面上的建设日趋精细化、标准化、科学化,将制度的触角延伸到各管理层次的每个角落中。从表面上来看,学校工作事无巨细,皆有章可循;事无大小,缘有人来管。但事实上,却与此相反,仅限于“表层”的、精细化、标准化(甚至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并不能与学校效能产生必然关系,甚至是负相关的,到头来,理应成为有效管理机制的制度,并没有产生相应效能。为什么会这样呢?寻其根本原因,除却学校管理机制和制度,管理者的因素我们必须考虑。

一、学校权力,权力失信及其特点

毋庸置疑,学校必然存在(政府或法律授权的)管理和权力,赋予管理以权能,保证管理的正常运作。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权力对于学校管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任何组织和团体的有序运转,都少不了权力的运作。学校的管理不能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成为无政府了,学校就会陷入混乱状态。随着办学体制的改革和教育科学的改革,国家赋予学校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学校管理权限拥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更大的自主权。这一方面,极大刺激了办学者、管理者的积极性,追求学校发展的更大、更快、更强,已蔚然成风,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走上了快车道;另一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学校管理者在运作权力方面,往往有失当之处,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力失信是最为典型、影响最为深远。

所谓权力失信是指员工因对管理层运作权力不当而产生的对权力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是一种群体意识,一种潜滋暗长的群体思维;它不是一个压制反对派的机制,它是群体用来保护自身的一种手段;它不是表面性的激烈对抗,它是潜在性的极度冷漠;它不是某人鼓动而群起响应的共识,它是感染性的心理自觉。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权力失信对学校管理效能的负面影响,将是潜在的、深远的。

二、权力失信的负面影响是潜在的,深远的

权力失信将极大地挫伤教师工作的参与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是素质教育的主导者,“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力,关键在教师”(邓小平语)。现代学校管理强调民主管理,注重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计划重点课题“开发教师创造力的管理”研究报告得出一个结论:工作效绩的大小可用下列公式来示意,即

[1]

“一般认为,工作绩效等于工作能力与工作积极性的乘积。而我们认为,创造力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创造力≥1)决定工作绩效能否以指数倍增长。当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这二个因素确定以后,创造力就是决定工作绩效大小的关键因素。”[2]从以上可以看出,工作能力、工作积极性、创造力三者,作为工作绩效的一个影响因素,不论其作用力大小,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离不开教师的参与、教师的自觉、自为,但由于教师对权力的不信任,而不愿意参与、不想参与、不屑参与,那么,遑论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了。

首先使教师对自身价值产生认识上的失衡。他们往往认为主动参与学校管理,拿主意,上建议,不会被重视,即使学校有这种“广开言路”的制度,他们也认为仅仅是制度上的标榜;他们总是有种自己的价值被轻视、被忽略的感觉,从而导致工作热情、参与激情被无效消耗了。

其次使教师对自身权力和利益维护产生无助感。他们往往认为关乎晋级、待遇、福利、奖惩等评价方面,个人不能被很好地定位,个人的付出与回报总是处于不平等状态,从而产生了“干与不干一样,干好与干差一样”的认识,导致事业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教学上,循规蹈矩,遵章而行,既不违规,也不进取,成绩平平,厌学、厌教;工作和生产上,效率低下,无所事事,精神萎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此,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真的堪虑。

权力失信使学校管理制度与学校整体效能并不能产生必然的因果关系。提升学校效能(特别是教育效能和效率)、做好学校工作的制约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靠教育者的素质,二要靠学校的组织和管理,比如,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教育者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学校教育资源怎样合理配置,教育教学如何科学评价等等。纵观许多学校,力求通过逐步完善制度来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以期达到最优化效果,但事实并不能如愿,原因何在?

权力失信存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很显然权力失信造成的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降低、学校管理效能低下等等,仅仅是冰山一角,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并将逐渐显现出来,其后果往往是,许多即便是硬件设施一流、师资水平较高、管理制度较全的学校,也很难提升教学水平、提高学校品位。然而,由于权力失信本身特点及其影响的潜在性,再加上许多管理者信仰“权力至上”、“制度至上”,从而忽视了它的存在。其实,在现实工作中,“权力失信”的影子若隐若现,充斥在管理的角角落落。每个管理者只要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就会发现,造成“权力失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很显然。

其一,管理者不正当的“权位意识”,使教师“敬而远之”——“权力”失去了信任的支撑。意识是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决定行为,思想观念提高了,管理工作才能有新的成果,才会有效率。“权位意识”往往使管理者产生“行政至上”、“权力至上”、“权威主义”,这些思想观念必然滋长长官意识、官僚习气,排斥教育民主化和科学化,泯灭教师工作的参与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领导首先是思想领导,然后才是行政领导。”作为教育工作的管理者,谁不先解决好自己的思想意识,谁不能正视二者的正向关系,都就会将自己的管理工作推向无效的极致。权力是什么?权力是服务——服务于教学,服务于教师,服务于学生,服务于学校的整体工作;权力是什么?“权力是一个领导者影响他们或团队去做他们本来不会去做的事情的能力。”[4]权力赋予管理者的是什么?“关键是要记住作为领导者,你的任务是去弥补员工或工作环境的欠缺之处。领导的有效性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找出这些不足,以及你弥补不足的能力。”[5]

其二,注重刚性的规范,忽略了人文关怀,管理囿于了“治人”而非“治校”,使教师陷入了“情殇”之中而终日疲惫不堪——“权力”失去信任的情感积淀。“德性的期望和制度的逻辑使教师个人的热忱、兴奋、喜悦以及苦痛、伤感、失意,在刚性规范面前只能自动隐退。另外,久陷于各种外部的规范之中,也容易造成教师逐渐丧失自主的精神和创造的意识。”[6]意识、信念、价值观、理想追求、生存理念——鼓荡人的生命之帆,促使我们以饱满的热忱、不竭的动力去追求人生的“完美”。然而,管理者忽视了这些“人的发展”支撑、工作的动力之源,那么,其结果往往是教师的工作仅仅限于“生存”要义之上,工作失去了热忱和激情,进而丧失了工作的不竭动力。此时,教师对于制度来说,是仆人、是局外人,制度执行的好坏与个人无关。

其三,管理者人格力量的失调,是“权力”失去信任的理性基础。“现阶段学校管理者的影响力大体包括这样三个因素:教育资源支配能力、学校经营能力和人格力量……。人格力量包括处理问题公正、关心教职工的工作生活、不谋私利、不任人唯亲、率先垂范、有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等”。[7]人格力量是无声的召唤,是潜在的感染,是无穷的力量。作为管理者,它不是“个人”的,它是管理层的整体力量;它不是“制度”的,它往往上升为制度的有效力量。然而,在现行管理机制下,人格力量被刚性的管理和低素质的管理者所掩盖、所鄙视,作用被弱化为可有可无。

处事不公、任人唯亲、先私后公、以权谋私往往与个人的道德品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时候,是个人不良道德品质的体现。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被移植到学校管理中来,除了孰重孰轻的争论之外,人们渐渐认同了二者同等的重要性。似乎,德治更为重要。萨乔万尼(美国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道德领导》的作者)认为,学校(本质上)是一种学习的共同体;强硬的科层制领导模式(工业组织的管理模式)不能完全使用于学校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学校(即学习共同体)的管理活动,应当围绕道德领导这个核心开展,即要把“以德治校”放在学校管理工作的首位。事实上,我们不能过分地、单边地强调道德领导,以德治校不是学校管理的唯一途径,但失去道德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管理,那是不可想象的。在任何时候,领导者的道德品质对知识分子的号召力都是巨大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不正是很好的诠释吗?处理不公、任人唯亲必然导致小团体主义的出现、民主管理的排斥,必然导致学校有限资源的不合理分配,造成教师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先公后私,必然导致领导者(管理者)“先推卸责任,再去工作”、“先找好退路,再开始前进”,这种做法归根到底就是对工作的不责负任,“上之所欲,下比甚之”,教师愿为学校大大小小的事负责吗?以权谋私,必然导致教育上的腐败,导致教学资源(甚至是国有资产)的浪费、流失,造成教师自问:“我为谁工作?”。由此可见,管理者不良的道德品质对管理效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制约着教师对“权力”的信任。结论:权力失信是教育管理者反省的迫切问题

学校如何管理?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不断探求的课题,也是永无止境的探讨,因为它需要创新,需要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时下,创新管理、人文管理、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学习化管理,及其他们之间的整合,尝试并统领着改革者的步伐正大踏步地前进,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学校管理必定走向越来越完善的至臻境界。然而,在现行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特别是校长负责制、聘任制没有切实完善的教育改革过程中,权力失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每个教育管理者都要反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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