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自然哲学中的科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雍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2)02-0025-05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邵雍多是被摆在受批判者的地位。从现代知识背景看邵雍的学说，虽然其研究成果和结论并不科学，但是他那孜孜以求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却不能否定，他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贡献更不能否定。
一、对自然规律的信仰与探求
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人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并孜孜不倦地去探索自然规律，这是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1](5)；怀特海说：“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着一定的秩序，那么现在科学就不可能存在”[2]；爱因斯坦说：“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热忱献身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些确实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3]，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西方从古代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近现代的笛卡儿、爱因斯坦等众多的哲人和科学家，都相信自然界有规律，相信人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并孜孜不倦地探索自然规律。
邵雍也是一个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冯友兰先生在他所著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中曾说：“所谓象数之学，初视之似为一大堆迷信，然其用意，亦在于对于宇宙及各个方面之事物，作一有系统的解释。其注重‘数’、‘象’，与希腊之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极多相同之点。”[4](548)他还说，“阴阳家之学，虽有若斯流弊，而中国科学萌芽则多在其中。盖阴阳家之主要的动机，在于立一整个系统，以包罗宇宙之万象而解释之。其方法虽误，其知识虽疏，然其欲将宇宙间诸事物系统化，欲知宇宙间诸事物之所以然，则固有科学之精神也。”[4](573)邵雍是象数之学、阴阳之学的集大成者，可惜后来许多哲学史研究者只注重批判邵雍的“迷信”，而忽视了其中的科学精神。当列宁读到毕达哥拉斯关于灵魂的一些荒谬说法时，他批注道：“注意：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是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与神话间的比例却不同了。”[5]我们对待邵雍之学，也应当取列宁对待毕达哥拉斯学说那样的态度。
如果我们在认识上有这么一个变化，再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史，就会发现邵雍在信仰自然规律、探讨自然规律、力图给宇宙万事万物做出一个统一解释方面无人能比。我们可以简略回顾一下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与此相关的思想。
孔子很少关心自然问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老子讲“道”，“道”是自然规律，又是万物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万物恃之而生”（《老子》第34章），它“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25章）。可是他讲的“道”是难以认识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21章）。老子的“道”虽然给后人留下了广大的想象和思辨空间，但却没有给人任何对自然规律的具体认识。
孟子讲人道与天道合一，“尽心知性知天”。他讲的是伦理之理，而非物理之理。他要人尽量发挥心中的善端，认为这样就能了解天赋于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理。陆王心学就是孟子这种思想的发展。
荀子讲天人相分，“天行有常”，自然界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他的这种思想应当肯定。但他又说“圣人不求知天”，并不鼓励人们去探讨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这与雪蒙尼德（Simonides，公元前556-468）的思想相似，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思想不利于科学发展。[1](5)
庄子以气的概念为基础解释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但他的基本思想是要人自然无为，顺应自然，求得摆脱一切烦恼的精神自由，而不是要论述宇宙的生成和演化规律。
先秦及两汉的阴阳家之学、象数之学，研究了一些科学问题，欲对宇宙间诸多事物做一系统的解释，可以认为是邵雍自然哲学的先驱。从水平上讲，邵雍之学远胜过他的前人，且着眼点从预言灾异变为探讨天地生成变化规律，从给人世算命变为给天地“算命”。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要解释天地的生成变化，但是有象而无数；邵雍之学有象有数，即不但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
即使从比较纯粹的科学角度看，邵雍之学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宇宙演化学说。屈原作《天问》，反映他对宇宙起源和演化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但《天问》有问无答。柳宗元作《天对》，对宇宙起源与演化问题给出了一些定性的回答，但未能给出比较精确的理论规律。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理论有论天六家，其中尤以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影响为大，但它们都主要是谈宇宙的结构，而不是谈宇宙的起源和演化。邵雍提出了系统的宇宙演化学说，而且是定量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在是第一人，应当称他为伟大的科学家。
邵雍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有很多人称赞邵雍的学问，但却无人能够继承发展，他的学问太深奥、太难做了，如同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朱世杰的四元术后人难以继承一样。
邵雍之学之深奥，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程颢曾说：“尧夫（邵雍）欲传数学给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功夫。”[6](465)朱熹曾说：“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胸襟中这个学，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6](367)也有人批评邵雍的宇宙演化学说，如元代赵友钦、明清之际王夫之[7]，但是有破无立，虽然指出了邵雍学说的缺陷，却提不出能与之相当的学说。还有的人表面上似在推崇邵雍，甚至自称明白了他的学问，可是却把邵雍之学视同卜巫术数。清代《四库全书》也将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列入术数类，实在是怠慢了他的学问，根本未能理解其大旨，更谈不上继承发展邵雍的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了。对邵雍和邵雍之学的这种看法，深深影响着现代人。正如已故现代易学家潘雨庭先生所言：“（邵）雍书之流传过程中，后人之说每每得以托名于（邵）雍而杂入之，故（邵）雍之名虽著，而（邵）雍之实反为虚名所蔽，所传之易道，迄今云雾重重，未得正确之评价。”[8]
二、在经验基础上探索自然和社会最一般的规律
对邵雍自然哲学思想的批判，最常见说法是，认为他的学说充满了主观臆测、牵强比附，是虚构的、违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对邵雍自然哲学的这种批判很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指出，邵雍是重视经验的，他反对无任何经验基础的单纯思辨，更重视直接经验、亲眼所见。我们可以举出邵雍的诗文为证。
《观物吟》云：“人之耳所闻，不若目亲照，耳闻有异同，目照无多少。并弃耳目官，专用口舌较，不成天下功，止成天下笑。”（《击壤集》，卷十五）这首诗表明，邵雍反对不以耳闻目睹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争辩，而且认为亲眼目睹之事实较耳闻之事实更可靠。
《乾坤吟》中说：“意亦心所至，言须耳所闻。谁云天地外，别有好乾坤。”（《击壤集》卷十七）邵雍这首诗是有所指的，他是在批判张衡等人的宇宙无限论。从科学方法角度看，邵雍是把“乾坤”限制于人所观察到的领域，这与近现代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宇宙概念与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邵雍的“元会运世”说是不是主观臆想？不是。所谓“元会运世”说，实质是关于宇宙和社会发展演化史的学说。邵雍自以为找到了宇宙间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他在用这个规律解释宇宙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虽然他给出的数据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他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研究方法上说，他的观点和数据是依据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出的，他的《皇极经世吟》可资为证。这首诗是：“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击壤集》卷十三）从这首诗可知，如同认为谈论我们所见范围之外的无限宇宙没有意义一样，邵雍还认为谈论我们人类正在经历的这一元之外的无限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他把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制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元之内。“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就是讲他找到了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用这个规律去认识宇宙发展过程，就犹如亲身经历了一般，非常清楚明白。
他的“元会运世”说所取的具体数字，也不是纯粹主观臆想，而是有一定经验基础的。年、月、日、时是我们常用的标度时间单位，当邵雍研究宇宙发展史时，这些时间单位显然是不能适应的，“元、会、运、世”正是“年、月、日、时”的放大，其进位方式与年、月、日、时之间也相同，这是邵雍坚信宇宙间万物有统一的根本规律的合理推论，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用经验检验，元、会、运、世之间的进位方式也有一定基础。平均来说，人类就是三十年左右产生一个新世代，孔夫子的家谱可资证明。中国朝代更替一次的平均年数，就是一运的年数三百六十年左右。一会一万零八百年，这已难以用邵雍所能知道的事件来检验了，更不用说一元了。有史可查的人类社会历史在邵雍看来才三千年左右。
以已知经验为基础，但又不能囿于经验，通过类比联想等推理方式从已知经验推测未知问题，这是科学研究中的一贯方法。越是在科学发展的早期，经验事实越少，推测的主观成分越大，结论越不可靠。毕达哥拉斯从发出和谐音乐的乐器弦长之比、铁匠锤柄长度之比，推测宇宙中天体间距离之比，这似乎是很荒唐的推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它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已为科学史学家公认。对比之下，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肯定邵雍的科学精神呢！王充说：“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天地合气，物自生矣。”（《论衡·自然》）也是以人的经验推测宇宙万物起源，从科学方法上说与邵雍一致。如果我们赞扬王充有科学精神，却批判邵雍是虚构臆造，岂不有失公允！当代的宇宙大爆炸学说，实质上也是以人类观测到的经验事实——微观物质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测宇宙演化史，从科学方法上讲与邵雍并无不同，只是科学发展水平大不相同了。
邵雍反对“以我观物”，主张“以物观物”，实质上就是以宇宙间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为指导去观察万物。因为邵雍说的规律现在看来不对，他的“以物观物”也似乎是唯心的主观臆想。但从科学方法角度看来，人观察万物时必定有一种理性认识做指导，这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薄弱，与缺少有这样思想的人不无关系。
三、邵雍的科学精神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相信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以经验为基础努力探讨自然界的规律，这就是邵雍思想中反映出的科学精神。北宋初年，中国思想界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已经相当发达，不同派别思想的融合已经相当成功，邵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的具有科学精神的伟大思想家。自邵雍之后至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比较有成就的人中，不少人受到了邵雍的学说和科学精神的影响，秦九韶、李时珍、朱载堉是其中的佼佼者。
秦九韶(1202-1261)，南宋时期数学家，著有《数书九章》。当代数学家、中国首次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为《秦九韶与〈数学九章〉》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出现在秦汉之际的《九章算术》，是一部综合当时数学成就的经典巨著。自此以迄宋代，虽历代皆有著作，其中未遭散佚幸存至今者或则创见不多，或则仅及一隅（如《缉古算经》）。其能论述全面而富有创造性成就能与《九章算术》相比美者，厥唯秦九韶《数书九章》一书。”[9]秦九韶《数书九章·序》中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其用本太虚生一，而周流无穷，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讵容以浅近窥哉。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知气，髀距浚川，土圭度晷，天地之大，囿焉而不能外，况其间总总者乎。爰自河图洛书，开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圣人神之，言而遗其粗；常人昧之，由而莫之觉。要其觉，则数与道非二本也。”秦九韶表述的这些观点，与邵雍的数学是一致的。秦九韶《数书九章》包含九章八十一个问题，其第一章是“大衍类”，第一个问题是“蓍卦发微”，属象数之学的问题，足见他对象数之学的重视。
南宋时期另一位著名数学家杨辉（活跃于13世纪中期），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等。《日用算法．序》中说：“万物莫逃乎数。是数也，先天地而已存，后天地而已立，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从中同样可以看出与邵雍一样的象数思想。
朱载堉(1536-1611)，明代王子，在音乐理论上发现十二平均律，在天文学上精确计算了回归年长度值，精确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著有《律学新说》、《律吕精仪》、《圣寿万年历》等。更为难得的是他的科学思想。李约瑟先生评价说：“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10]朱载堉也受邵雍很大影响。在进《圣寿万年历》等历书的《进历书奏疏》中，他说他“笃好数学，弱冠之时读《性理大全》，见宋儒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蔡元定父子《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而悦之，口不绝诵，手不停披。研究既久，数学之旨，颇得其要。”他认为“天远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卷首》，《四库全书》本）他在乐律著作中也说：“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朱载堉《律吕融通》卷四）“明律义，凡天下理皆可通，不但为作乐而已，太极之理亦不外此。”（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密律求周经第六》）“新法所算之律，一切本诸自然之理，而后以数求合于声。”（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立均第九》）这些观点显然也类似于邵雍。
李时珍(1518-1593)，他的《本草纲目》举世闻名，此书不仅是药物学巨著，亦是博物学巨著；不仅论述各种药物之药效及用法，还从性理上予以分析，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应当这样。王世贞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此书“纵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本草纲目》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著作？是因为李时珍是用“格物致知”的态度去研究药物。追本溯原，李时珍的这种观点是出于宋代理学。他曾拜蕲州名士顾问（顾日岩）为师，《蕲州志》上说他“深契濂洛之旨”。从《本草纲目》中对很多药物性理的论述，也可看出李时珍接受了理学的自然观，如“卷五，流水条”，“卷十五，麻黄条”，“卷十九，浮萍条”，“卷三十五，水杨条”。像“卷十二，草部小序”中“刚交于柔而生根，柔交于刚而成枝干”之类的话，更可看出是受了邵雍观点的影响。由于李时珍应用了邵雍等理学家的观点和方法，有助于他形成了自己对很多药物和疾病的新见解，才使他非常自信地对历代本草“辨其可疑，正其谬误”，认为他已“发现前人未到之处”，发现了“千古未发之秘旨”。《本草纲目》的科学价值已经得到公认。达尔文说他在研究人工选择问题时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中受益匪浅，据考证此书就是《本草纲目》。今人竺可桢等编撰的《物候学》，高度评价《本草纲目》中的物候学知识。李约瑟先生称赞《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博物学著作之冠。
秦九韶、朱载堉、李时珍是中国宋元明时代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著作是中国那个时代少有的几部比较有理论性的著作，即可以称之为科学而非技术性的著作，有理性认识而非单纯经验记述的著作，有一定体系而非杂谈式的著作。这几个人无例外地都受了邵雍的影响，这一事实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我们有理由认为，邵雍的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对秦九韶、朱载堉、李时珍等人起到了如库恩所说的“范式”的作用。
遗憾的是，虽然曾有人注意到了邵雍的学说和观点对这些科学家的影响，却没有把它看成是促进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正面因素，不承认邵雍的科学精神，反而简单地给它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而痛斥之。在他们提及邵雍对这些科学家有影响时，却又说这些科学家的科学成就是克服了邵雍的影响才取得的。这样分析的结果，就让人看不出这些科学家有什么深刻的、有系统的科学思想了，他们的科学成就也就似乎是仅有“术”而无“学”了，他们的科学方法也仅余下“重视经验”、“反复实践”、“百折不挠”之类的东西了。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仅有这些是发展不出科学的。本世纪初时，“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曾影响很大，近年来，在我们出版了那么多的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论著之后，“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又有人重新提出，这样的结果与我们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与科学精神时所犯的错误不无关系。否定邵雍学说和思想方法中的科学性对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是这类错误的重要表现之一。科学史研究中的这类错误，显然又与我们的哲学研究有关。
收稿日期：200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