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 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人们很难 立即给这个时代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后冷战时代”(Post-Cold War Era)成为当时人 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但是，人们并不甘于永远使用这个词汇。人们一遍又 一遍地对“后冷战时代”进行一种新的推测与判定，一遍又一遍地宣布“后冷战时代” 的终结，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后冷战时代”的替代说法。但“后冷 战时代”仍在延续。本文的目的是对西方学术界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种种推测给以评析 ，以期让我们对已经延续了十多年的“后冷战时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实际上，早在冷战结束之前，至少在苏联解体之前，关于“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推测 就已经出现了。如查尔斯·克拉斯姆(Charles Krauthammer)“单极时刻”(The Unipol ar Moment)的推断。[1]但看来当时“单极时刻”的推断并没有令多少人信服，因为新 的推测不断展示出来。统计起来，有几十种之多。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选几种最具代 表性、涵盖性和现实性的加以评价和分析。它们是基于新重商主义和地缘经济的“三集 团”论(the three bloc)，基于现实主义的“多极均势”论(th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模式与引起全球争议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基于“霸 权稳定论”并在学术界日渐认同的“单极主导”论(the unipolar dominance)和基于全 球性体制的功能不断增长而提出来的“全球村”理论(the global village)。[2]
一、“三集团”论的兴起
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的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就已经形成，但“三集 团”论是在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初期才成为西方学术界主流观点的。这种观点接受了弗 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推断，承认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结束，地缘经济将取 代地缘政治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克林顿上台伊始就把经济安全和国内事务放在首 要位置的作法，更是对这种推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三集团”论，世界将形成由美、德、日三国主导的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主 导的格局。美国集团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中心，潜在地包括拉丁美洲；德国 为首的欧洲集团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也许还有北非；日本领导的太平洋圈包 括韩国、东南亚和可能的中国。“三集团”论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三个集团的拼法，更 在于它对三个集团前景的推测：在这三个集团中，美国将是最弱的一个，德国集团最强 ，日本集团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市场化，前苏联集团国家可以成为西欧发 达国家原材料和石油的来源，成为低工资劳动力的源泉，就像墨西哥之于美国和东南亚 之于日本那样。他们相信，8.5亿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毋需从脱贫开始的欧洲劳动力撑起 的“欧洲大厦”，将使欧洲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美国集团则将处于明显的劣势地 位：拉丁美洲经济的长期停滞，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美元的危险地位，美国为了维 持双料(经济上和军事上)超级大国而不得不在军事上的巨大支出，等等。日本集团则好 于美国集团。日本银行的庞大实力，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债权人的地位，日本创世界记 录的贸易赢余，日本在工厂和设备上3倍于美国2倍于欧洲的人均投资率，等等。莱斯特 ·索罗(Lester Thurow)还强调日本的教育水平，特别是它高中基础教育的能力，同时 还对日本的民族特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凝聚力和同文同种的一致性赋予日本一种专注 于经济力量的竞争能力。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组织的如此之好，向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共同 目标迈进”。[3]这样，欧洲集团将在冷战后时代的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日本集团次 之，美国集团则屈居第三。
“三集团”论的设想不是没有道理。首先，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平均的基 础设施、教育水准、富裕程度等等确实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欧洲走向富强的基 础。其次，冷战后美、欧、亚经济的区域化和集团化确实展现出来了，如欧洲一体化的 深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东亚国家内部贸易与投资额的持续增长以及APEC的成 立。但冷战后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又使这种判定成为笑谈。首先，在整个90年代，美国 经济强劲增长，欧洲陷入衰退，日本则因其经济泡沫的破灭而停滞不前，美国再度成为 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以某个国家为核 心的经济集团化设想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意义。欧洲在其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同时 也在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APEC不仅加强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 将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平洋东岸和大洋洲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日本对待历史的态 度妨害了它与亚洲国家的进一步合作，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及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 泛联系更使以日本为首的集团化设想成为泡影，而冷战后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和接连不 断的针对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再次使安全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历史没有 终结，经济也就不能成为世界舞台上压过其他的主旋律。
二、“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发展是许多国家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共同推测(和 希冀)。199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世界秩序：回到未来》的 文章，声言更典型的“秩序是从三、四或五个大国互动中产生出来，这些大国在它们之 中创造盟友和敌人转移的模式。这是恐龙之舞。这就是过去几个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欧 洲和亚洲——历史世界的核心——主要的行为方式，直到1945年；现在这样的方式又回 来了”。[4]作者还认为既然冷战的意识形态喜好已经不再是国家之间的黏合剂，在即 将到来的多极均势时代，联盟将迅速地变化，今日之朋友可能变成明日之对手，反之亦 然。那么大国联盟将如何组合和变换?作者在否认了几种联盟形式之后，认为大国关系 最有可能的前景是欧洲、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松散联盟以遏止中国，“同时被中国的增 长所恫吓和需要美国保护的日本，将谦虚地屈居次大国的水平”。第二种前景是崛起的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盟，这将促使俄罗斯与欧洲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设 想可能是受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启发。第三，为了遏制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日 本和印度可能结成联盟，韩国将迟些加入；俄罗斯保持中立并向中国出售武器和能源， 欧洲作壁上观。作者还有一种推测，这就是中日韩联盟以将美国的影响驱除出亚洲，而 俄罗斯和欧洲则作壁上观。
基辛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大国均势”论的赞赏者和倡导者。但是，对这种推测 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早在1992年，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就指出把冷战后的 多极化倾向与19世纪的国际秩序类比是虚幻的。19世纪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不列颠、法 兰西、德意志、奥—匈和俄罗斯五大国力量基本相当的均势基础之上的。冷战后，俄罗 斯经济上的脆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本有限的军事力量，欧洲政治团 结的缺乏都使19世纪大国均势的再现成为幻影。[5]同样是在1992年，理查德·洛塞卡 洛斯(Richard Rosecrance)对传统均势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他承认大国均势在19世纪大 部分的时间里和20世纪上半期居主要地位，但它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没有使大国 关系自动倾向平等，而且导致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德·洛塞卡洛斯认为核威 慑和中央联盟规则是比多极均势更有效地规范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机制，其最有效的运作 是1945—1989年，其次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他认为眼下是大国协 调(Concert of Powers)开始运作的时期。同其他西方学者不同，他认为冷战后世界秩 序危险的来源不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而是不满足于现状的日本。[6]冷战后大国关系的 演进似乎与以上的描述都有吻合之处，但由于美国“一超”的作用太强而使“多强”之 间难以形成自由的“协调”关系。
三、“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后冷战时代的预测中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从1993 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到他在冬季号上的《不 是文明又是什么?》，再到1996年推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文明 的冲突”成为全世界学术界和新闻界最热的话题之一。《文明的冲突?》在《外交》杂 志发表后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该杂志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其他任何一篇文 章，也超过亨廷顿本人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亨廷顿的书再次成为热销品，足见“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之大、之深。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 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根据亨廷顿对历史的理解，国际冲突应分成这样四个时期：1)1793 年以前君主之间的正统之争、领土之争；2)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之争，表 现在经济、主权、领土、军事上的角逐；3)一战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二战后全球性质的 冷战；4)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前三次冲突都是在一个文明体系(西方文明体系)内发生的 ，但未来的冲突将超出西方文明范围，发展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在亨廷顿所认为的目 前世界的7或8种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 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中，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 文明或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和儒家文明联盟之间的冲突。为什么文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 并成为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亨廷顿的解释是随着各国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 展，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将逐步消失，文化及宗教力量将日趋增长并在全球范围内形 成一个巨大的“非西方化运动”(dewesternization)。这种“非西方化运动”不可避免 地导致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人们的“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招致几乎来自全世 界的批评。关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再去作评判，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它为人们预测、观察和推断冷战后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参照。在我们否 认文明冲突的时候，在我们欣赏“一个星球，多种文化”的时候，我们无法排除“西方 和非西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别，我们无法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 界之间物质上的巨大反差和价值观上的巨大鸿沟视而不见。尽管迄今认同亨廷顿文明冲 突论的人仍是少数，但倡导文明对话的学者队伍则日渐庞大，并强调要发展一种“和平 文化”[7]，这说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亨廷顿在他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重建》一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努力改变自己被许多批评家所赋予的文明冲突鼓动者的 形象：“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 界上‘文明的对话’”。他同时提醒中国读者：“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 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重要”。[8](P2—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的实质不在于强调文化的多元化，而在于强调西方与非西方的差别和矛盾。实际上，其 他许多关于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推论都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如马尔· 辛格(Mar Singer)和艾伦(Aaron)关于“和平区对动乱区”(the“zones of peace”ver sus of“zones of turmoil”)的描述[9]，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关于“ 正在来临的无政府状态”的推断[10]，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Haass)关于“全球 失规制时代”(global deregulation)的推定，等等。[11]冷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连绵不断的种族冲突，宗教仇杀，国家破产，难民噩梦，武器扩散和针对美国与西方 的恐怖主义袭击等，进一步凸显了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差别和矛盾。
四、“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单极时刻”论也是冷战后引起颇多争议的一个推断。但与其他推断不同的是，“单 极时刻”论随着冷战后美国霸权的不断升级、膨胀而不断深化，并且赢得越来越多的认 同。
“单极时刻”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一个普利策奖获得者，现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 家的查尔斯·克拉斯姆。早在1990年末，海湾战争打响之前，苏联解体的戏剧还没上演 ，美国的《外交》杂志就抛出了克拉斯姆的《单极时刻》。克拉斯姆在文中声称：“冷 战后世界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单极性。无疑，多极性最终将要来临。在也许一代人左右 的时间内将有大国与美国拥有同样的实力，世界将在结构上像一战前时代那样聚合在一 起。但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也不会。现在是单极时刻。”[12]1997 年，同一位克拉斯姆先生声称他7年前的观点太悲观了，因为他所设想的单极时期最多 只能延续10年或20年，现在看来远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阐述了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文 化等方面的优势。此公现在是乔治·W·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的积极鼓吹者。[12 ]
克拉斯姆先生确实有理由为他“制造”了“单极时刻”而窃喜，因为在当时敢于提出 美国一家主导世界的推断是需要勇气的。80年代末冷战趋于结束之时，也正是“美国衰 落论”大行其道之日。1987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一本《大国的兴衰》而 风靡世界学术界。他关于美国同历史上的霸权国一样，已经被它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 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观点被许多人所认同。实际上，“美国衰落论”所制造的 危机氛围也是1992年乔治·布什落选和克林顿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冷战后美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却很快就使“美国衰落论”衰落了。美国霸权的膨胀也使多极与单极的争吵 趋于平息。1993年还以《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警告美国面临20个重大难题，有内战和 解体危险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大谈 美国经济的活力、政治的生命力和文化的吸引力，大谈美国新式霸权及其对世界的领导 责任了。布热津斯基4年之内对美国和世界局势看法的逆转，是90年代中期美国战略家 “后冷战时代”判定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就有人对保罗·肯尼迪的“美国衰落论”持反对意见。塞缪尔· 亨廷顿当时就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几乎在国家实力主要资源的所有方面都胜出 一筹：人口规模与教育，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军事力量，意 识形态诉求，外交联盟，技术成就。结果它能够支撑来自任何一个地区的挑战，同时保 持来自其他资源的压倒性影响”。[13]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 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这就是美国的“软权力”资源的不断扩张。[14]冷战结束 之后，世界目睹了美国霸权的恢复与扩张，成为全球化时代一个全方位帝国的过程。人 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霸权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变化。
冷战后美国霸权的膨胀不仅使“三集团”论的判断失去了现实基础，而且也使传统意 义上的大国均势和大国协调难以成立。美国霸权的扩张对非西方世界形成巨大的物质和 精神压力，成为许多地区冲突的直接或间接根源。“美国化”这个曾经用来形容到美国 去的其他国家移民接受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专业术语，现在则用来形容美国文化 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浸蚀。美国化甚至被人用来替代全球化。而这又与“全球村” 的理想与现实纠缠在一起了。
五、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与前几种推断不同，全球村设想则为人们描绘了另一种景象。它强调的是所有民族、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强调的是全球性力量对民族国家长期主导形式的超越，强 调的是全球化进程对全世界的冲击和整合。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 Barnet)和约翰· 卡文耐夫(John Cavanagh)在他们1994年的《全球梦》中这样写道：“正在出现的全球 秩序可能以几百个公司巨人为先锋，它们许多比大部分主权国家还要庞大。福特的经济 规模比沙特阿拉伯和挪威的还要大。菲利普的年销售额超过了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 20年前多国企业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分开运作，改变自己以适应当地条件。90年代，大 规模的商业企业，即使规模相对小些的，都拥有了技术措施和战略视野突破旧的时间、 空间、民族界限、语言、习俗和意识形态的限制。”[15](P14)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 际关系和国内事务已经日益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了。
关于“全球村”的阐述有许多，“全球村”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了，但直到今天 人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到它的存在。但是，在民族国家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仍占主导 地位的今天，“全球村”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之间，处于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其追 求和反抗、利用和逃避之间，还很难对冷战后世界的变迁发挥统一的或强有力的制衡作 用。
结语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验证着这种种推论的合理性。我们不难发现 ，以上每一种推论都能很容易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演进中找到其合理性的影子，但任何 一种推论都难以概括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全貌。原因正如基辛格先生1994年在他 的《大外交》中所言：“以前从未有一种世界秩序的成分，它们的互动能力和它们的目 标都变化的如此迅速、深刻和全球化”。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人们很难再用就事论事的 或单一的角度和视野来判定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许以下这三种判定可以给我们一个综合 的概念：
第一，直观的，冷战后的世界将有这样三种前途：1)延续的世界，即在1996年的基础 上直线发展；2)温和的世界，即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世界；3)恶性的世界，即一个充 满暴力竞争和冲突频发的世界。这是美国人提出的模式，我们只是借用其表述方式，而 不照搬其全部含义。[16](PP27-29)
第二，具体的，冷战后的世界是人类社会被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明分裂与冲突 的世界。[17](P13-20)我们可以在以上的种种推测中发现这种文明冲突的影子。
第三，抽象的，冷战后的世界是“区域化世界”、“社会世界”和“经济世界”的叠 合。[18]
如此，“后冷战时代”仍将是一个历史延续的时代，也是新一轮分裂和冲突的时代， 更是一个多种生存方式叠合与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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