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外交，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支持，力争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获得了积极的成果。抗战外交部分地改变了过去的依附外交，逐步向独立自主外交方向迈进。到抗战胜利前后，这种外交“光彩”，又变得暗淡无光了。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民党政府 外交 外援 废约 国际地位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的结局，而且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站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有很多因素，其中，国民党政府抗战外交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应该给予客观的估价。
一
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分析了整个战争形势与国际形势，认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山川险阻，适宜于持久战；但又由于日本的国力超过中国许多倍且经过了长期准备，所以，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要取得胜利则困难很大，必须借助于国际力量；从国际形势看，中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日本对华大规模侵略也侵犯了其他国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美苏绝不会坐视观望，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成为可能。〔1〕根据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政府除了在军事上组织有限抵抗并以空间换时间，拖住战局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外，特别重视加强外交活动，注意运用外交手段，力图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迅速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外交：一是请求召开有关国际会议，冀以国际条约保护自己，牵制侵略国；二是派出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担任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使节，超过正常外交途径，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争取外援。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即于7月16 日以备忘录送交九国公约签字国（日本除外）以及苏联和德国，希望根据国际公约解决中日战争；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又向国联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采用会章的有关条文，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2〕。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了第18次会议，专门讨论远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破坏了国际公法，危及世界和平，要求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制裁日本侵略者〔3〕。但是， 国联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将问题转移到九国公约会议上。11月3日，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再三垦请与会各国援助中国，并提出四项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建议：（1 ）禁止战争及实业所用之必需原料运往日本。（2）抵制日货输出及日船运输。（3）停止对日贷款。（4）以军火及信用贷款援助中国， 以此为列强所可用以制日之有效工具。〔4 〕顾维钧在发言中向与会各国代表疾呼：“目前远东方面侵略力量，犹如溜缰之马，若不能用有效方法加以控制，又诺言之信仰若不能予以恢复，深恐侵略力量将超过中国边疆，而鼓励世界大战，届时任何国家均不能处身事外，而不被牵入漩涡矣”。但是，由于美、英、法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不同意建立共同阵线来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布鲁塞尔会议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实际措施。会后，九国公约会议各国也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援助中国。
国民党政府虽然求诸集体制裁的活动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争取美、英的援助也未能实现，但在分化德、意与日本的关系，争取苏联援华方面却是相当成功的。
当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入中华大地之时，德、意法西斯的铁蹄也在西方肆意践踏。1936年11月，德、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德、意、日三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但是，国民党政府认为：在目前抗战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国际方面，除日本为我唯一之敌人外，对于其他各国，均本多求友少树敌之义”，利用战前中、德间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关系及德、日既合作又有矛盾的复杂关系，派员赴德、意积极开展活动，尽力维持邦交关系，以孤敌势，取得一定的效果。据台湾学者统计，战争初期，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大部分来自于德国〔5〕。1938年5月，德国国防部严令禁止军火输华，同时宣布从中国撤回军事顾问团，国民党政府仍积极活动，争取其中立，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直至1941年7月， 德国宣布承认了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才宣布与德、意绝交。
在外援国家中，蒋介石对苏联抱有很大希望。因为他看到日本大举侵华，也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因此，用很大的精力去争取苏联给中国更多的援助。“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对孙科和王宠惠说：在这场全面抗战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项苏中共同安全条约。遂命其二人到上海与苏联大使谈判共同安全条约与武器供应协议。苏大使不同意缔结共同安全条约，但提议可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是，1937年8月21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签订在精神上无疑是对中国的有力支持，而且给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装备的销售与援助提供了政治基础。接着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长杨杰、张冲到莫斯科，随后又派孙科去莫斯科，加强外交活动，促使苏联更积极地与中国合作抗日。蒋介石一直试图说服和施加压力使斯大林下命令让苏联红军参加反日战争，他还把一份日本提出的中日和谈建议条件送给了斯大林，这显然是在暗示斯大林，假若中国得不到苏联的充分支持，中国将会与日本谈和，中国与日本谈和的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与反共联盟轴心国联合。同时，蒋介石又向斯大林表示，中国一向是完全站在苏联一边而不是靠拢苏联的敌人一边的。目前，轴心国日益接近，因此，在德、日联合行动以前，斯大林就加入中国同盟迅速击败日本才是英明的。〔6 〕斯大林对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同盟的要求谨慎地加以拒绝，但在物资援助方面尽量满足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从1937年到1940年向中国贷款5亿多美元， 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其他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燃料等，而且因战情紧急，苏方允许在贷款合同订立之前，中国即可获得贷款物资，打破了国际订立贷款合同的先例。同时，苏联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工程技术人员、大批飞行人员来中国参加作战。
尽管英、美在战争初期对援华反应很克制，甚至采取绥靖政策，但国民党政府仍未放松争取工作。除派高级官员赴英、美活动外，还巧妙地根据美国租借法案设立了“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局”，招聘了一些曾在美国白宫、陆军航空队、联邦电力委员会以及教会团体中的任职人员作为雇员，形成了著名的“院外援华活动集团”，利用这个亲华集团促使美国决策机关采取亲华步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秘密同日本谈判，并通过各种形式向美国暗示，如果中国得不到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就不得不向日本妥协。为了遏制日本独占中国和东南亚，为了稳住国民党政府，英、美开始逐渐增加对华援助。1938年12月，中、美订立2500万美元的桐油抵押借款协议，英国在1939年亦向中国提供800万英磅的贷款。1940年7月，美国宣布对日禁运汽油与废铁，并在1940 年内共向中国提供贷款1.45亿美元，其中有2500万元可用作购买军事装备。1941年后，苏联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基本停止了对华的物质援助，美国则逐渐成为援华抗日的主要国家。1941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发表广播演讲，声言必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4 月， 美国贷华5000 万美元和英国贷华500万英磅之平准基金签字，以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5月6日， 罗斯福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应蒋介石的请求，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美国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帮助向中国空运物资。
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局限，不愿动员全民抗战，而坚持片面抗战路线，过度依赖外援正是与片面抗战路线相联系的。但是，仅就外交战略而言，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努力争取各种外援，对于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基本成功的，它对于支撑抗战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 美被迫对日宣战。之后，荷、法等20余国也先后对日宣战和断绝外交关系，至此，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形成。英、美的参战，对于孤军奋战多年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重庆，当天上午8时， 国民党紧急召开中央常委特别会议。蒋介石说：英美“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不足为歉也，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7〕。会议决定对日宣战， 同时对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宣战。会议还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加拿大等国军事同盟，由美国作领导。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对外交政策作了调整。决议案规定：“国际形势已分为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今后外交上所当努力者，一为战时如何加强各国友邦协同作战之效能，以争取反侵略战争之胜利；一为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外交当局与有关机关应本此方针，多方策划，至于战后与各友邦条约之改订，以及运用外资开发我国工业，均为我国一贯国策，亦当预为规划”〔8〕。蒋介石踌躇满志，一面筹组国际军事同盟，一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大国地位。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除通知三国，中国决定对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外，还将中国提议中、美、英、苏、荷、澳、加拿大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书面交三国大使，请他们分别转交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罗斯福很快电告蒋介石表示同意。12月下旬，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尽管在联合作战等问题上中、英间发生争执，但最后仍达成了联合作战的五项协议。同时期，反对轴心国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1942年1 月1日，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协同作战到底，决不单独媾和。接着，蒋介石受命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统一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的所有盟军，中国期望已久的国际军事同盟正式形成。蒋介石希望在与英、美的联合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一改旧观，因此，立即以国民党军队中装备和战斗力都堪称一流的第5军、第6军、第66军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出征缅甸，还打算出第二路至泰越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态度的向背对战争的进程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日本占有印度，则中国重庆政府将被团团包围，对英国来说则丧失了巨大的物资基地和兵力来源，丧失了同德、日、意抗衡、挽回南太平洋颓势的唯一重要的大后方与战略根据地。因而，争取印度就成为中、英、日三国外交角逐的焦点。蒋介石认为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协调英印关系以促使印度加入盟国作战和加强中、印合作十分必要。因此，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不久，蒋介石就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印度进行了半个月的访问。通过这次访问，加强了中、印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特别是开辟了从加尔各答到重庆的中印航空线，双方还决定合作修筑一条从中国云南到印度的中印公路，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印之间的运输距离，保证了援华物资的供应。中、印关系的加强对中国的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派出外交官员与英、美交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关系。在此之前，中国原驻英大使、新任外长郭泰祺从英伦回国途经华盛顿时，即受命向美国外交部转达了中国政府“废除条约束缚，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新约”的愿望。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希望于和平恢复之后”迅速谈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之惯例之协定”。〔9〕蒋介石认为这个问题在战时就应解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美战时同盟关系建立的新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又屡命驻美使节与白宫进行协商，以促使平等新约早日产生。1942年3月， 国民党政府派外交部长宋子文到美国争取和洽谈美援，同时希望美国率先主动表示取消不平等条约，以作其他西方国家之倡导。重庆政府的报纸也为此而造舆论，称：战后解决的设想对于目前正在艰难抵抗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似乎是“遥远而不可及”，中国既然与盟国担负着同等的义务，负荷同样的责任，就应当废除歧视性的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的信任关系，期望美国能率先声明放弃在华特权，从而更加鼓舞中国军民艰苦作战的勇气。在这种形势下，英、美为了反击日本的外交进攻，团结中国积极抗日，对中国的废约呼声随即作出了反应，于1942年10月10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立即放弃在华特权。 此后经两个多月的谈判，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签订了取消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新约。继美、 英之后，挪威、巴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瑞典分别与中国签订新约，废止在华特权。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在战后宣布废除。以上新约宣布正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废止辛丑条约，取消租界，取消外人沿海和内河航运特权，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旧条约中关于通商口岸与商埠的规定，废除总税务司须录用英国人的规定。此外，新约还规定，凡未经新约废止的各种问题，如发生争议，均应依国际公法惯例解决。当然新约没有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如在谈判中，中国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表示“现未准备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正式声明“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因此，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香港、澳门问题则根本未提出讨论，至于设立教堂办学校等更没有限制。尽管如此，废约的实现仍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进步，近百年来中国丧失的主权大都得到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平等合法的地位得到了公认。因此，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呼庆贺，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都纷纷集会热烈庆祝。朱德总司令称新约的签订是“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开始”〔10〕。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发表讲话，畅谈新约的签订，是中国走向自由之开始。
中国由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了名誉上的平等地位，这又促使国民党政府有充分理由要求得到盟国关系中的实际平等待遇。蒋介石对1941年底同盟关系建立以来的不平等待遇很不满，宋子文在华盛顿对罗斯福抱怨说：中国正在被当作“二等”盟国，不让中国有代表参加参谋长联合会议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就是证明〔11〕。宋美龄则在访美期间，屡促罗斯福尽快召集“四强”首脑会议以讨论战后问题。由于罗斯福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为鼓励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并在战后能成为抗衡苏联的力量，积极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结果，1943年10月，中国得以与美、英、苏共同签署关于世界普遍安全的宣言，对战争和战后和平工作作出了权威性的安排。依据宣言，中国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各大国间为结束战争的协调行动，筹划组建战后联合国机构。11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最高级会晤，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吉尔就战时及战后的军事、政治、经济极为广泛的议题交换了看法，共同商定了对日战争大计，发表了三国开罗宣言，声明在彻底击败日本后，必须将满洲、澎湖列岛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国能联署《世界普遍安全宣言》，出席开罗会议并参与制定有利于中国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跻身于“四强”之列，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曾对此作过中肯的评价。〔12〕开罗会议后，中国积极参加了筹建战后国际组织的工作，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取得了对安理会的任何重大决议的否决权，第一次在国际组织中明确了它的重要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大国”的角色。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换来的。正是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各国才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给以应有的地位。国民党政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努力，取得外交成功的。
三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具有很大的被动性和顺从性。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分地改变了这种状况，逐步走向一定程度的自主外交。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对美外交的矛盾和冲突上。蒋介石需要英、美的援助和支持，因而有依赖顺从英、美的一面，但是，英、美的援助又是伴随着干预和控制而来的，当英、美对国民党政权采取欺视态度，侵犯到蒋介石利益和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大国元首的地位，有损他的“大国”形象时，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美国对西方各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都是直接交给国家元首使用与分配，而唯独对中国例外，不交给蒋介石，而由史迪威管理，这使蒋介石大为难堪，决心从史迪威手中夺取租借物资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军队指挥权问题上的斗争最为激烈。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美国便企图越俎代疱，让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军队，蒋介石则明应暗拖，声称自己才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军事统帅。史迪威立即电告罗斯福，罗斯福便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气向蒋介石发来电报，以将停止租借援助相威胁，要蒋立即将中国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封电报的口吻“就象一位校长对待一位迟钝而又无可救药的笨拙学生那样”〔13〕。蒋介石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深感“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他情绪激动，拍桌大怒曰：美国人现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侵犯中国主权，“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新帝国主义，我们只能做傀儡”；不必担心美国现在撤销援助，“没有他们，我们也行……我们仍然能够在四个省坚持下去”，并重申他决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妥协。〔14〕他还给在美国的宋美龄、孔祥熙去电表示“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和个人人格，不能迁就”，“吾人自力更生比受人束缚为愈”，让他们多方活动，制造中国准备单独作战的舆论，不要在美国要求任何接济，并作出准备返国的强硬姿态。〔15〕罗斯福最终决定作出让步，史迪威无声无息地回到了美国。这场斗争，蒋介石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但是，从客观上看，也有维护主权，反对美国控制的一面。
另外，在开罗会议上因商讨中、美、英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计划问题以及中国收回满洲、澎湖、台湾问题，中英代表展开了激烈斗争，终使开罗宣言草稿中关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的文字未做改动。在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则始终采取积极态度，独立的立场，基本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和作用。这表现为：第一，在制定过程中，中国关于把“尊重正义原则”列入首章的提议被通过，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关于安理会的实施办法，中国所提的“安全理事会可决定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动是否存在，理事会并得按照当时情势提出建议，决定预定实施措施，并得要求有关国家遵守临时措施”〔16〕之建议，被会议通过，这“对五强否决权问题约略起了些调和的作用”〔17〕；第三，在国际托管问题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着重于属地人民能有“自决”一点，应依各有关民族自由表示的愿望实行“自治”。中国代表赞成苏联代表的意见，并提出了补充修正意见，认为自治一语使目的过分受限制，还要加上“独立”。苏联代表马上赞成，英国代表反对，美国代表也劝中国撤回修正案。顾维钧认为殖民地人民应有改善地位的若干希望，因此拒绝英、美的意见〔18〕。由于中苏代表坚持殖民地独立，主张“托治制度以协助独立为目的”，最后，中国的主张反映进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并获得在托治委员会中占有永久的席位；第四，中国建议设立国际卫生机构的提案也获大会的通过。会议还公认了中文为国际会议五大正式语言之一。旧金山会议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表现出的独立的外交姿态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新华日报》发表的述评认为：旧金山会议，是团结战胜了分裂，进步战胜了倒退，民主战胜了专制，现实主义战胜了空想主义，合作主义战胜了孤立主义，集体主义战胜了区域主义——一个真实地反映了今天世界力量对比和怀抱着崇高理想的联合国大宪章终于产生了。并强调指出，旧金山会议之所以有如此光辉的成就，是因为有苏联和中国这一新兴力量的积极参与，并在会议的全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19〕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外交策略的运用是成功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抗战外交对获取外援，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对争取国家民族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以及大国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的依附外交，逐步向独立自主外交方向迈进。可算是为民国外交史增添了“光彩”。不过，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要以真正平等的身份跻身于大国之列是不可能的，无论美英苏还是国民党政府自身都没有把中国摆在同美英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在赴开罗以前，蒋介石就决定“对日处置提案……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一副低人一等的姿态。在蒋介石和罗斯福的会谈中，蒋介石曾提议中美两国应作出安排，使每一方的陆海军基地可供另一方使用，还声明，准备把旅顺交由中美共同使用〔20〕。当时，中国绝无力量去使用美国的基地，故蒋介石此举虽有为借助美国力量抗日之由，也难脱拱让主权之责。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战后建立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也就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为了反共，为了换取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不惜采取种种拉拢措施，讨好日本，诸如宽待日本战犯，慷人民之慨，放弃对日本的赔偿索求权。为了得到美苏两国的支持，又以美苏事前秘密商定的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中苏共管中长路，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宣布大连商港国际化，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从而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光彩”黯然失色。
收稿日期：1994-12-19
注释：
〔1〕《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一）， 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第6页，第248～250页。
〔2〕《抗战文献》，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
〔3〕〔4〕《东方杂志》第34卷，第16号，第20号。
〔5〕张玉发编：《八年抗战》，台北1982年版，第315页。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二）， 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34～335页。
〔7〕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1194页。
〔8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42页。
〔9〕陈国璜：《领事裁判权在中国之形成与废除》， 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1年版，第116页。
〔10〕1943年2月11日《新华日报》。
〔11〕《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5页。
〔12〕1943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
〔13〕〔14〕《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12页，第722页。
〔15〕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第278页。
〔16〕〔17〕1945年6月9日，9月9日《大公报》。
〔18〕1945年5月20日、5月30日、6月11日《新华日报》。
〔19〕1945年6月30日《新华日报》。
〔20〕《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华盛顿1961年版，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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