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思到实践: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与话语变迁回顾
吴小沔 贺聪志
[摘 要] 文章通过对有机农业发展历史的知识考古学梳理,回顾有关有机农业话语的变迁过程,以理解有机农业于当代社会的意义。研究发现,有机农业话语的发展共经历四个阶段。有机农业已从处于社会边缘的反思性农业实践,发展为全球范围内多主体参与的话语竞争场域。话语变迁的动力机制由时代背景决定,涉及各主体特定的话语实践与主体关系。只有充分理解“有机农业”相关话语的流变性与建构性,以及变动背后资本、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在面对这一舶来概念时保持冷静。
[关键词] 有机农业;话语变迁;主体关系
“有机农业”的兴起正成为无法忽视的现象。从全球范围来看,有机农业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各类有机规范与标准也不断涌现与成熟。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的调查显示,至2016年末,全球有机农业种植面积已达5 780万公顷,生产者为270万人;已有87个国家出台了有关有机农业的规章条例,17个国家的文件正在起草过程中。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也渐成规模,至2016年,种植面积已达228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0.44%[1]。整体上,我国也已经完成有机标准和法规体系的制定,有关认证组织也已成型。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将有机农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2]。与统计数据和政策相比,有机农业的兴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更为直接:随处可见以有机作为宣传点的农产品广告和有机认证标签。然而,不同主体对有机农业却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它被广告商塑造出“天然”“健康”的形象,被环保爱好者推崇为保护环境的良方,但也因价格昂贵和认证乱象饱受质疑……繁多话语并存的局面,恰使得对这些话语进行梳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3],不仅体现行动者的内在认识,还指导着行动者塑造行动对象。因此,只有充分理解这些丰富的话语,才能更好认识有机农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它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意义。
现有关于有机农业话语的梳理,主要集中于特定区域与阶段,按照时间线索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并总结出一个发展的趋向① 例如,George Kuepper通过对从1960年代开始的美国有机农业与运动的发展,梳理出一条有关有机的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C.A.Watson则对过去与目前有机农业发展的态势上,对未来有机农业的发展进行了预测;D.McKinney等人则通过对有机农业技术发展的线形梳理,得出有机逐渐成为“科学”的结论。 ,也未能很好地将有机农业话语放置在时间、空间和社会整体中进行考察。本研究力图避免这两方面的不足。为此,首先,笔者将整合现有零散的材料,将有机农业重新放置回一个长时段、全球性的体系中进行思考。其次,利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有机农业话语中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主体关系。知识考古学主要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受制于“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人文科学进行分析,发现它们是如何在无意识中受制于话语规则的。该方法强调关注话语的“断裂”,消解线性与整体性的思维模式[3]。本研究希望沿着福柯的这一分析思路,打破线性记叙有机农业历史的传统,从而回应什么阶段出现了怎样有关有机农业的话语?言说话语的主体是谁?此种话语又是如何产生的?[3]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有机农业话语变迁的机制,为不同主体认识与把握有机农业提供参考。
一、有机农业话语的诞生：处于社会边缘的反思性农业实践(20世纪初至50年代)
据考证,有机(Organic)一词来源于拉丁语“organicus”和希腊语“organikos”,最早意思为“和身体器官(organ)有关的”[4]。随着历史变迁,到1778年,organic在一些文献中开始指“来自有组织的生命体的”(from organized living beings),逐渐包含“组成一个整体的”(constituting an integral part of a whole)等含义[4]。1940年,诺斯伯纳勋爵(Lord Northbourne)在《望向土地》(Look to the Land )一书中将organic与farming一词合成,这是“有机农业”首次出现在文献中。该书出版后即在农业领域广泛流传,因此,一些学者称诺斯伯纳勋爵为“发明”有机农业的人[5]。但这种说法是不太恰当的,有机农业是欧美诸多思想家与实践者共同努力的产物。他们以亲身实践,对抗旧有农业模式所致的社会环境问题,形成了有关有机农业的早期话语。
(一)有机农业先驱的话语形成
现有文献中,腐殖质农业(humus farming)、生物农业(biological farming)、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farming)等种植方法都被视为有机农业的源头。或者说,这些概念都和有机农业一同发展,并最终在市场力量所导致的规范化要求下,汇集成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有机农业[6]。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阿伯特·郝德爵士(Sir Albert Howard)、爱娃·贝尔福(Eve Balfour)等许多人都被认为是有机农业的先驱。虽然他们的理念与实践在细节上各有不同,却拥有诸多共同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养护土壤”的理念,和“整体论”思想。两大思想的背后,是对主流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反思。
1.“养护土壤”——对化学农业负面影响的回应
“养护土壤”(feed the soil)指的是保护土壤中的食物网(土壤中的一部分,包括细菌、真菌、蚯蚓、昆虫和其他有机体),是有机农业先驱们的信条之一。他们认为,植物正是通过食物网中各类生物的互动获得营养。他们还坚信,人类与动物“健康”的根基在于农业,而农业依靠的是长期具有活力的土壤。因此,需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保护并再生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和腐殖质(humus)[7]。这一理念与当时主流的化学农业观点相左。化学农业的支持者认为,可以直接利用人工化肥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因为肥料将穿过土壤食物网直接为植物提供营养。而有机农业倡导者的观点则是,化学肥料会带来植物营养吸收不均衡的问题,还可能杀害有机物质,或者干扰土壤天然的平衡。因此,部分有机农业的早期实践者拒绝使用人工合成化肥[7]。
“养护土壤”思想的出现需结合历史背景理解。20世纪初,欧美农业领域发生重大技术变革。变革虽然带来产量的增加,但也导致土壤营养成分流失、食品质量下降等问题,最终威胁人类健康。部分农场主和思想家们开始寻求改变,并被来自远东(Far East)地区的古老耕作方法吸引。他们认为,这些技术能让远东农业发展千年而仍具生机[8],或许也可解决欧美农业所遇的问题。例如,美国土壤学家金就曾因对美国主流农业耕作方法心存疑虑,前往远东地区学习[9]。归国后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在欧美产生影响。英国农业科学家郝德爵士即受他作品的影响,前往印度工作26年。随后,他出版多部书籍,介绍印度传统耕作方法[10],在欧洲影响甚广。远东地区古老的农业耕作技术为早期先驱提供了技术基础。
2.整体论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反思
早期有机农业先驱的实践,除了远东农耕所提供的技术基础外,还有一套名为“整体论”(holism)的理论的支持。整体论是一种认为“系统和其各组成成分应该被看作是一体的,而非部分总和”的思想方法[11]。该理论被奥地利哲学家斯坦纳发展为人智学(Anthroposophy)[12]。他的学生又将此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所形成的耕作方法与理念,对其他有机农业先驱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坦纳等人认为,农业本是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纽带,人类也应被视为宇宙系统中的一部分。但现有技术发展的根本,却是将农业从自然根源中剥离出来。因此,他倡导:真正的农场需成为一个自足的有机体(the farm as organism),并在运作中重视系统内的其他生物。1940年,诺斯伯纳勋爵正是受斯坦纳观点的影响,用“organic”一词对自己的农业实践进行命名[13]。
然而,当时生产力极大的进步,让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征服与占有。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论思想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甚至受到鄙夷。因此,有机农业先驱的农业实践与理念宣传多需与主流抗争,并指向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郝德爵士于1946年出版《土壤中的战争》(The War in Soil )一书,标志着他从一位农业科学家转变为了社会活动家。他在书的开篇即写到,“土壤中的战争是两者之间的竞争:一方是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的获得健康食品的权利;另一方则是生产人工肥料和杀虫剂的大型商业系统”[14]。诺斯伯纳勋爵在《望向土地》一书中也谴责了当今全球资本化浪潮,认为追逐经济利益带来的,是投资商们的富裕而非农民的富庶。他同时指出,农业应尽快恢复联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纽带作用,自给自足的农场应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单元,以塑造一个更为宜居的社会[1]。
整体论思想在农业中的出现,与有机先驱们反思性的实践,都不是偶然。20世纪的欧美,农业机械化和食品产业工业化,对农村社会和经济情况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农村人口流失,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消弭等问题逐渐显现。一些人认为,这种趋势并不符合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期待,该思想逐渐形成一股社会思潮。19世纪末,一些松散的运动网络开始形成,比如德国的生活改革运动(Life Reform/Lebensreform )和美国的食品改革运动(Food Reform)。这些早期社会运动都倡导反思技术对现代社会的统治,提倡贴近自然的生活方法。这些诉求都和有机农业的思想吻合。它们与有机农业一同形成对未来农业,乃至社会发展的愿景,建立起早期有机农业运动的框架[8]。
(二)农业主流的漠视态度
IFOAM的努力在全球各地得到了回应,展现了行动者在结构中的创造力。学者们在世界多地的田野调查,都印证了有机运动团体仍然具有活力与带动社会变革的潜力① 例如Fomsgaard Saki Ichihara在日本、丹麦,Thottathil Sapna Elizabeth在印度,Oelofse Myles,H Gh-Jensen Henning,Abreu Lucimar S.等在巴西和埃及,Cid-Aguayo Beatriz在智利,MoschitzHeidrun,Hrabalova Andrea,Stolze Matthias在捷克,Rohrer Rose Elizabeth在新墨西哥州,和Cheng Siu Kei在香港的调查。 。
这种农业发展方式深受战时与战后紧张的国际形势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早期,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美多国的农业都处于战时特别管理中,生产足够的粮食以应对战备需求成为农业领域的主要目标。而战后,“铁幕”阴影与冷战“阴霾”长期高悬欧美天空,农业始终未能从“生产者”与“供给者”的身份中摆脱出来[17]。因此,能带来高产量的专业化与大规模化生产一直是农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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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于社会边缘的反思性农业实践
在回溯了诸多早期有机农业的实践后,可将该阶段有机农业的话语进行整理(见表1)。
表1 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有机农业的话语
正如表1所示,有机农业在当时只处于社会边缘。先驱人物与早期实践零散分布于欧美各国,没有一套公认的原则与操作技术。其理念与方法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但已经与许多反思性的概念和思想相联系。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有机农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反思性农业实践。
二、有机农业话语的丰富：社会运动团体的广泛参与(20世纪60—70年代)
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对杀虫剂DDT所致危害进行揭露,是20世纪美国环境运动里程碑式的事件。作为反对使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农业耕作方法,有机农业在该书出版后获得极大的关注。事实上,卡森本人就是有机农业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她是有机农业杂志《有机园艺和农业》(Organic Gardening and Farming )的忠实读者,并和诸多有机农业倡导者有交流[17]。但环境运动的兴起与卡森的倡导,并非有机农业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唯一原因。这一阶段,有机农业在科学界的反对下寻求突破,与各类社会运动建立联系,有关行动也更为组织化、系统化。
(一)科学界的傲慢
这一时期,有机农业受到科学界的强烈抵制,“如果一个科学家倡导有机农业,就等于直接断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7]。科学界中,美国知名土壤化学家费尔曼·贝尔(Firman Bear)最早对有机农业提出批评。他发文痛斥称郝德爵士等人是“阴郁的预言家”[19]。1963年,土壤科学家埃米尔·特鲁格(Emil Truog)也指责有机农业倡导者是一群狂热分子[20]。在1974年举办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一个专家小组就“有机农业:一个普遍但错误的观念”(organic myth)展开研讨[8]。他们认为,这种所谓贴近自然的生产方式,并不具备优越性。因为,自然中存在生产者无法控制的情况,例如,某地土壤可能缺乏特定营养物质。若对此类土壤置之不理,根本无法从事生产,乃至会对环境造成更大伤害[8]。此外,科学家还通过研究证明,部分有机农产品在营养成分含量上并不具有优势,乃至某些矿物质和蛋白质含量略逊于常规农产品。因此,有机农业的优越性是一个“普遍但错误的观念”,其支持者的言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大部分科学家的负面态度需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该阶段,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在农业领域占统治性地位,农业科学家们相信科技能解决各类农业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拒绝使用人工化肥和杀虫剂的有机农业是落后且愚昧的;其次则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呈指数型增长的人口数必定超过线性增长的食物产量,因此需要通过节育等措施控制人口增长。而化学农业的出现,与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让人们摆脱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调。这推动了化学农业和绿色革命的发展[21],但也成为产量较低的有机农业的阻碍;最后,则与该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连。主流农业涉及诸多利益群体,其中就包括在化学农业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们,有机农业的发展势必影响他们的利益。赠地大学在该阶段对有机农业的广泛批评即为一例[22]。石油化学产业则为幕后推手,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大学继续研究农药和杀虫剂。
来自科学界的反对深刻形塑了有机农业话语。反对强化了有机农业的大众形象——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一形象让有机农业站在了具有科学性的化学农业的对立面。由于从主流农业和学术机构所获得的支持较少,有机农业倡导者只能使用其他方式进行宣传,欧美兴起的诸多社会运动就成为其汲取营养的土壤。
(二)社会运动团体的话语形成
这一时期,有机农业和多种社会运动建立了联系,在风起云涌的欧美社会运动浪潮中拓展着话语空间。该阶段,参与有机农业的各类社会运动团体没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其联合更应被理解为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对社会发展的反思。这种发展态势需结合历史社会背景进行理解。诚如博格斯所言,“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新社会运动的爆发,随着西德和其他地区绿色政治的崛起,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基层不同政见的传播,为民主地赋予权力(尽管还是刚刚起步)而斗争依然是政治景观中一个持续的部分”[23]。农业领域中,新食品和农业议程为有机发展提供平台;社会中,反主流文化思潮为有机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而逐渐进入主流议程的环境运动则成为有机运动发展的助力器。
有机农业的大规模推行会否影响粮食安全一直存在争议,这是对马尔萨斯主义讨论的延续。有机农业的支持者认为有机农业能更好保护某地区(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这是因为,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中国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传统农业模式相仿,因此仅需对农民进行简单培训即可提高产量[43]。有机农业强调地方市场的做法也能更好保证区域性粮食安全,对多物种种植和轮作的强调也规避了诸多风险[44]。因此,在发展机构和全球有机市场的影响下,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推广有机农业,例如印度[45]。但伴随有机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新一轮争议出现:大规模采用有机耕作方法会否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学者指出,有机农业能否顺利提高产量取决于大量社会、经济与生态因素,并因对投入品的严格限制而更具风险。也有多份科学报告证明,以现有的技术有机农业无法供养全球人口[46]。粮食安全无疑仍然是高悬于人类社会与有机农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农业领域中,新的食品和农业议程伴随着复杂的社会改革运动发展起来。新议程主要来源于社会对原有农业模式的担忧,保守派们再也不能忽略农业领域的各类问题:化学投入品的过度使用使得土壤肥力退化并污染水土资源;农药与化肥残留,以及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在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下,小农数量锐减,许多家庭农场失去土地而陷于贫困[24];农场中移民劳工恶劣的工作条件,在民权运动盛行的20世纪60—70年代引来劳工团体的关切……农业领域的问题逐步蔓延到整个社会,有机农业先驱所担忧的问题成为共识。有机农业,作为解决常规农业所致问题的替代性方案得到关注。
2.作为替代性生活方式的有机农业
20世纪60年代,欧美接连爆发各类社会运动。其中,反正统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对美国价值体系冲击最猛烈的一个。欧美青年们反对父辈们的传统信条和文化标准,抨击社会价值体系[25]。他们为有机农业提供了来自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支持。
1989年9月,《纽约时报》刊发了《农场、食品和化学用品:种子的反叛》一文,讨论迅速崛起的有机农业对农业的影响,并介绍正在进行的有关研究和立法项目[17]。这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诸多关注有机农业快速发展的文章之一。1980年代开始,有机农业逐渐进入主流市场和多国政策议程。对于有机农业倡导者而言,来自官方和主流的认可是里程碑式的。因为,在此之前,有机农业一直站在官方政策与主流市场的对立面。但认可也意味着有机从生产方式到理念都需标准化,话语主体也发生了改变。
第一,反主流文化运动带来大量参与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一批嬉皮士发起了回归自然运动(back-to-the-landmovement),希望过上贴近自然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还需结合欧美新唯农主义(Neo-Agrarianism)的兴起理解。唯农主义(Agrarianism)指一种“重视农村社会,认为农村优于城市……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蕴含塑造理想社会潜力的思想”[26]。在欧美文化中,唯农主义一直占重要地位,并于20世纪60—70年代复兴。强调“回归自然”的有机农业吸引了这批人的关注,整体论思想也与他们的诉求不谋而合。
在言语交际中,为了使交流更加便捷、更加轻松愉快、更加诙谐幽默，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但不是所有的网络流行语都是规范的。为此，我们应该从语义接受的普遍性、表意的稳定性以及语义的规范性三个方面来对网络流行语进行规范。
20世纪80年代前,有机农产品在整个食品市场中只占据很小的份额。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机市场发展飞速。1988年到1989年,美国有机产业销售额翻倍,1989年起,每年增长超20%[29]。而在欧洲,有机农业到1999年已占整个农业市场的2%,在某些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和瑞士)这一数字甚至接近10%[30]。市场的迅速扩张需从两个角度理解:首先,不断爆发的食品丑闻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恐慌,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购买有机产品。1985年起,“加州杀虫剂涕灭威(aldicarb)”等事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消费者开始质疑原有食品生产体系的安全性[22]。有机农业成为消费者们信任的对象,对有机产品需求的扩大,从而让有机农业在198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其次,大型农业企业的参与,更让有机市场的迅速发展与成熟成为可能。新奇士种植者公司(Sunkist Growers)和多尔食品公司(Dole Foods)等大型农业企业都意识到,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需求在日益扩大。因此,它们开始和许多有机农业生产者合作。农业企业逐步进入有机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替换下诸多家庭农场、小型农业团体以及原有的本地市场。农业企业的介入让市场的扩大成为可能,成熟的营销方式也强化了有机食品作为“健康”食品的形象。
3.作为保护环境方法的有机农业
环保运动是20世纪60—70年代影响程度最为深远的社会运动,并对有机农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引起公众关注,并最终赢得政策制定者的支持。政府开始调查杀虫剂产业,并于1969年出台《国家环境政策法》[28]。自此,环保议题成为社会热点,并因反映大众的普世价值成为难以抗拒的“世俗宗教”[29]。有机农业,则被认为能解决原有农业所致的环境问题,因此流行开来[22]。环保运动还为有机农业提供了坚定的消费者。因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概念从强调低死亡率转向强调降低发病率,环境逐渐和健康联系在了一起[28]。有机农业先驱们强调“个人的健康和农业系统存在联系”的说法正好迎合这一趋势。
(三)有组织的社会动员
此时,有机农业在欧美不再是零星的个人实践,而成为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群体性社会动员。这表现在横纵两个方向结构的复杂化。横向上,区域性组织逐渐联系融合。上一阶段,有机农业多为先驱者们的个人性实践。1942年,英国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的成立标志着有机动员组织化的开始。1953年,自然食物协会(Natural Food Associates,NFA)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致力于连接分散的有机种植者。这之后相关组织、机构不断涌现。1971年,缅因有机农民协会(the Maine Organic Farmers and Gardeners Association,MOFGA)成为美国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有机网络[22]。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IFOAM)的成立,意味着有机动员组织化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纵向上,消费者和中间商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替代性食物分配网络开始形成。相关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合作社逐渐成立,为本地消费者提供多渠道的配送服务。健康食品商店和有机食品商店、超市和饭馆也逐渐出现,拓宽了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这一阶段有机农业的话语又有了新的发展,既有对上一阶段的承袭,又发生着断裂(见表2)。
表2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有机农业的话语
对上一阶段的承袭表现在科学家们对有机的反对态度,和有机农业的反思性本身。但也意味着一场话语“断裂”。因为,伴随西方社会对自身发展的反思,“不科学”不再意味着“不正确”。有机农业原有的反思性本质,让其在这一阶段与诸多社会运动靠拢。有机农业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有关运动团体与网络也逐渐成型。
三、有机农业话语主体三足鼎立：资本、国家与社会(20世纪80—90年代)
辛大哥家的情况并非特例。据记者走访了解，付家村共500多户人家，100多个大棚，今年几乎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付家村一直有种植蔬菜的传统，种植经验在15年以上的农民不在少数，但这次却全部没了辙。
(一)“资本”的话语形成
伴随着农业商业企业进入有机农业领域,有机农业的大众形象变为“健康”与“规范”。前者是新形势下对前期话语的承袭,后者则是资本给予有机农业的全新内涵。
1.健康食品的形象塑造
第二,反主流文化运动带给有机农业一个全面且持久的思想内核。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曾指出有机农业三大反主流文化支柱——替代性生产模式(Alternative Production Mode),即环境友好的耕作方式,不使用化学合成物来生产高质量的食品;替代性分配系统(Alternative Delivery Systems),即更少的中间商,直接从种植者、合作社、和消费者协会、小商店等购买,不需要通过流通工业食品的超市;反主流饮食文化(Countercuisine),即完整的新鲜的食物,减少加工过程和人工合成成分。这三大支柱,让有机农业从散乱的个人实践,发展为有较为统一价值理念的运动,从而能与主流农业模式进行抗争[27]。
2.具有认证规范的农业生产方式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欧美有机农产品市场的成熟,对有机农业进行认证成为趋势。1973年,第一个有机农业认证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开展。之后,相关认证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这些机构对具体细节的要求都有所不同,引发市场混乱,统一的国家认证标准亟需出台。1990年,美国政府出台《联邦有机食品生产法》(Federal 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OFPA),要求建立有机产品生产的国家标准[10]。这一阶段,许多欧洲国家也开始建立有机生产标准,并成立认证机构,例如,1985—1986年英国政府就出台了系列政策对有机产品设置法律标准。第一项欧盟层面的有机规范则,是1991年出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条例No.2092/91[31]。
两侧的石壁各有一个陈列架，整齐地摆放着各朝代的石器陶器，以及观音佛像。这些古人的随葬品在暗淡的油灯下发出阴惨惨的幽光，透着墓穴的腥味儿。陶器上的图案，一些粗糙拙朴，状若孩童的简笔画，一些则十分精美，线条灵动，图案繁复。
尹书记说，腰鼓队的成立使更多的居民从家中走出来，投身于健身娱乐中，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可以说，腰鼓队越来越有“专业范儿”，每次社区有演出，腰鼓队的节目都是“招牌菜”，其中，《当兵的人》等好几个曲目，都非常受欢迎，令人百看不厌。用队员们的话说，鼓棒不仅敲出了快乐，还敲出了健康，敲出了和谐，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从此之后,某种产品能否被称为有机食品,某些耕作方法和农场管理模式是否能被称为有机农业,都有了准确的标准,有机不再是概念模糊的存在。
(二)部分西方国家视角下的有机农业：政策工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机农业成为部分政府的政策工具。1987年,丹麦政府成为欧洲第一个为有机农民提供财政补助的国家[32-33]。1991年,欧盟出台了一套有机生产标准,并建议欧盟成员国对有机农民提供财政支持[31]。自此,有机农业逐步成为多国的政策工具。
这一现象需从两方面理解。首先,虽然,环保运动和有机农业运动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34],但是,环保运动的繁盛确实为有机农业带来更多政策支持。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证实有机农业具有环保效益的科学文献出现,有机运动和环保运动在大众心中成为了盟友。该阶段,环保运动强大的政策游说能力,让其诸多理念进入政策层面。有机农业,也因此被政府采纳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工具[31];其次,有机农业满足了西欧多国的发展需求。除环保效益外,有机农业还可能帮助西欧多国实现“留住小农,复兴农村”的社会发展目标,缓解过度城市化和乡村空心化问题[35]。此外,有机农业还符合欧洲国家的经济利益。欧盟曾一度面临困境:欧洲本地农产品市场早已饱和,产品多流向国际市场。但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欧盟成员国需减少对本国农民的农业补助。这让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而若通过作为保护环境的政策工具的有机农业发放补助,则不会违反有关要求[36]。
认证的需求来自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方面,迅速成长的市场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买到假货的焦虑。因为缺少清晰的法律界定,许多非有机产品都被当作有机产品进行销售,导致部分消费者权益受损,引起政治倡导与动员活动[31]。另一方面,有机生产者,尤其是有机领域中大型的农业企业,也希望和常规农产品进行区分,以设置更高的产品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就此联合,通过政治游说等行动,推动有机农业在美国和欧盟的认证过程。
国家视角下的有机农业,就此成为一套能实现诸多社会目标的政策工具。
(三)社会运动团体的策略：可持续(sustainable)农业
与西欧情况类似,美国在早期也曾将有机农业纳入政策考量中。虽然这一努力最终失败,却为有机农业开拓了别样的话语空间。
事实上,美国政府比西欧政府更早将有机农业纳入政策考量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部分政府官员就已重视有机农业解决环境问题的潜力。1980年,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有机农业报告和建议》(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on Organic Farming ),指出有机农业在解决能源危机、土壤生产力下降、土壤流失、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的潜力。报告还提出19项关于研究、教育和推广的建议,并倡议对有机农业的基本原则进行定义。有机农业就此正式进入主流政策议程[10]。可里根政府的上台却让这一发展态势急转直下。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里根政府,更倾向借用市场力量解决环境问题。因此,里根政府否决了1980年报告的建议,并撤销USDA中新设立的有机资源协调官(Organic Resources Coordinator)这一职位[10,22]。
(1) 三点定位采用三角形算法计算出待测点的位置，依赖于AP位置信息和信号传输信道损失。不同环境下的信号传输损耗不同，适用于WIFI环境稳定、干扰较少和单楼层的建筑空间。
但有机农业支持者们也未坐以待毙,转而借用“可持续农业”这一名词继续进行推广。例如有机农业倡导者加思·杨伯格(Garth Youngberg)就建立了专业机构“华勒斯替代农业研究所”(Henry A.Wallace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Agriculture)① 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同属于替代性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但在具体操作和理念上有所不同。Garth Youngberg即在此处偷换了两者的概念。 ,支持有机农业的发展[10]。借用“可持续”一词的原因在于该词不具攻击性,又恰巧在科学界和社会上流行。这样的策略是卓有成效的。在农业研究圈里,科学家开始使用“可持续”这一词汇作为合法化研究有机农业的策略。比如,1988年,某科研会议虽没有出现“有机”这一词汇,但所涉及内容都和有机农业相关。不到十年,在科学界中可持续农业成为有机农业的同义词[10]。政府部门也接受了这种改变,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就广泛提及可持续农业,并启动低投入可持续农业(the Low-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LISA)项目[37]。
从此,“有机”和“可持续”在部分人的认识中画上了等号,与1980年的报告一同为有机农业构建了一个更现代、科学的形象。
大概是人以群分，许诺从小到大，身边都是些好看的姑娘，他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肤浅”，如果连脸都看不下去，又怎么能产生感情？
(四)具备科学性的商品、政策与可持续农业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机农业的话语发生巨大转变。在此之前,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有机农业将自己定义为主流农业体系与制度的批判者,主流社会与制度也并未重视有机农业的存在。以有机农业研究为例,在此之前,有关有机农业的研究仅由世界各地的私人组织承担,例如,成立于1947年的罗道尔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但1980年后,有机研究开始逐步制度化。欧洲大学出现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院系;1982年创刊的杂志《生物农业与园艺》(Bi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与1986年开始印发的《美国替代性农业》(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如今仍是有机科研领域的重要期刊;大量有关有机农业的科研峰会召开,且有代表有机农业罗道尔研究所,和代表化学肥料产业的机构共同参与[10]。许多农业部的科学家也开始和罗道尔研究所合作,开展研究。
这一变化是三大话语主体共同推动的——资本需证明有机农业是健康的、环保的,以吸引更多消费者;政府除此外还需要证明,有机农业能带来农村发展等其他效益;社会运动团体则需强化有机和可持续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成为了有机农业研究的主题。根据学者针对1975—2004年间有关文献的分析,有机农业相关文献数量在这30年间增长迅速[38]。其中,可持续议题和环保议题占比最大,而经济和政策原因是进行有机研究的最大驱动力。这一巨大的话语断裂的背后是话语主体的转变,或者说是主体间关系的转变(见表3)。但话语主体间看似平衡的权力架构背后其实孕育着更大的不公平,并在有机全球化发展的进程逐渐暴露了出来。
表3 20世纪70—80年代有机农业的话语
四、谁来定义有机农业：全球化市场中的话语混战(20世纪90年代至今)
正如某位研究者所言,“有机是一个话语场域,包含大量定义、文本,建构(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控制)着真实……不同的有机定义……以动态的方式循环、复制并重塑着现实”[39]。全球化发展中,在北方国家逐渐形成统一概念的有机农业又受挑战;有机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引起诸多争议;昂贵的价格也让人质疑其是否成为区分阶级的标签;但有关社会运动团体一直没有放弃努力,采用更加多元且包容的方式推动发展。“谁来定义有机农业”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vs发达国家：有机农业是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
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机农业经历急速扩展,从区域性社会运动成为国际性产业。有机产业成为全球食品领域增长最快的部分,平均每年增长20% ～50%[1]。此外,大量跨国公司进入有机行业,全球贸易网逐渐形成。全球有机贸易网主要沿两条贸易链展开——第一条是北方国家内部的贸易,主要由美国出口欧洲和日本,以及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欧美日;第二条是从南方国家出口北方国家[40]。有机农业也借此路线,从欧美发达国家,走向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就是在这一阶段,通过为西方国家生产有机农产品,接触到有机农业的概念。全球有机农业贸易网,虽然带来了有机市场的繁盛,但也引发关于有机农业定义的争论。在此之前,有机农业的价值与操作性定义都由北方国家界定,但可能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条件[41-42]。南方国家的有机农业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但土地和产品的认证标准却都由北方国家设定,这一现象引起了诸多抗议与争论。
目前，不少中学生在消费中存在着攀比心理，尤其是学生到了高中阶段，其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自尊心作祟下，学生开始出现攀比等心理，出现非理性消费。在班级中，部分学生崇尚品牌服装，在班级中炫耀自己所购买的衣物、文具和电子产品，导致班级中学风变得消极畸形，出现了严重的攀比风气，学生的学习不定位在学习中，反而崇尚“有钱”、“阔绰”、“排场”等亚健康的价值取向上，而部分学生对于节俭节约和理性消费反而认定为有失体面等。所以，在这种攀比消费风气下，家庭经济压力变大、负担变重，班级中的学风不正，更会导致部分学生过分自卑，甚至误入歧途。
(二)区域性粮食安全vs全球性粮食安全：有机农业能否保证粮食安全?
1.作为替代性农业方案的有机农业
(三)“穷人”vs“富人”：有机农业是特定阶层的标签?
正如前文所述,有机农业的兴起,和20世纪80年代食品安全丑闻的集中出现有关。但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食品安全何从谈起?美国非政府组织哈特福德食品体系(Hartford Food System)曾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调查,询问受访者对有机农业的看法。受访者普遍认为,有机食品是他们无法负担的,并与他们日常饮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们的社区中充斥着大量加工过的、不健康的食品。该机构负责人就曾感慨,“穷人得糖尿病,富人吃本地有机食品[47]”。更有人认为有机农业是拿着珍贵的耕地资源生产奢侈品,在让富人吃好的同时,引发了穷人挨饿的道德问题。人们质疑昂贵的有机农产品是否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签?
(四)社会运动团体的自我批判
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由五个来自南美、美国和欧洲的农业组织成立。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保障有机认证体系,为有机规范和贸易服务,并在世界和政府间层次倡导有机农业。但伴随着有机的发展,IFOAM陷入困境。首先,IFOAM推动的标准化有机农业定义造成了话语霸权,可能将一些真正的有机生产者(例如小农等)排除在外,也未必满足“先锋机构的沟通交流”,比如,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运动、社区支持农业和都市农业等[48]。其次,有机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愿景,距离达成遥遥无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有机农业仍没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主流农业产生影响,解决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48]。这些似乎意味着,有机农业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失败,但IFOAM没有放弃努力:针对前一问题,IFOAM抛弃单一定义,转而设置标准的标准① 即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基础规则(IFOAM Basic Standards,IBS)。 。并通过成员们由下至上的参与,形成有机四大原则——健康(health)、生态(ecology)、公平(fairness)和关怀(care),让有机农业不再局限于条条框框,而是基于特定原则的社会行动[49]。IFOAM还大力推广参与式认证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PGS),即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交换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对生产者进行认证,以纳入更多参与者[1]。针对后一问题,IFOAM于2016年出版纲领性文件《有机3.0》,将有机定义为“现代、创新的农业体系,从整体上融合了本土和区域性因素,包含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责任。从资源再利用、生产责任、消费充足性,到人们道德和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实践和习惯的发展,构筑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有机文化的概念范畴。”[48]。这显示出,IFOAM仍致力于,推动有机农业成为撬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将早期有机农业实践从历史中单挑出来叙述,会让人产生它在一开始就极为繁盛的假象。但事实是,当时有机农业及其思想价值并未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这是因为,当时化肥和杀虫剂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显性化,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被视为农业发展的正轨。欧美农业领域的统治性思想是“要么大规模生产,要么滚蛋(get it big or get out)”。有学者就曾形容那时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农业是典型的“工厂农业”(factory farming)[16]。
1.1 资料来源 选择2014年2月-2017年2月本院妇科行子宫内膜去除术治疗的患者126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将采取诺舒子宫内膜去除系统治疗的患者81例作为观察组，将采取宫腔镜子宫内膜切除术治疗的患者45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五)作为话语竞争场域的有机农业
现将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关有机农业的话语整理如下(见表4)。
表4 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机农业的话语
回望有机农业话语的发展历史,似乎是个讽刺的寓言故事——从处于社会边缘的农业实践,到被主流接受,有机农业看似实现了话语上的成功。但是,它也因成为自己曾反对的“主流”,失去了作为社会运动的张力,在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全球体系里“中心”对“边缘”的压迫,更是“霸权式”话语对多元话语的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机农业就此失去生命力,反倒成为一个话语竞争的场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相关利益者,都在这个场域中赋予有机农业以新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话语竞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有机农业定义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因此,只有承认有机是多义的,赋予每一个参与者定义有机,并在认同特定理念的基础上行动的权利,才能为未来的发展留下更多可能性。
实施医院科研经费支出的内部控制，必须加强各管理系统整合，实现信息共享。科研经费管理系统，应与材料管控平台、固定资产管理平台、日常办公系统、人力资源系统进行整合，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以提高科研管理的水准和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
五、结论与思考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有机话语的形成,是不同社会背景下,特定主体针对有机所形成的特定话语的综合。这一过程受话语主体间复杂交错的关系影响,而该关系也是社会背景所塑造的。这一机制可以用图1来展现:
目前，高校图书馆馆员综合素质普遍低，尤其是流通部门，甚至聘用一些本校老师的下岗家属做临时工，很多人没有经过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培训，加上文化层次很低，计算机基础薄弱，仅限于会操作系统中的借还功能，不能很好的和读者进行沟通，更完不成对读者所需求信息进行加工重组，以便更好更快更便捷的呈现给读者，面对一些系统、电脑故障更是束手无策，做不到游刃有余，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无法适应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发展需求。
图1 话语整体形成机制
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欧美农业模式对自然和环境的危害初步显现,部分思想家和农场主开始采用有机农业耕作方法,并产生相应的话语。但受冷战等国际局势的影响,常规农业依旧盛行,采用“原始”耕作技术的有机农业并未引起重视,有机农业是小众且边缘的反思性实践;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至上主义的盛行让科学界抵制有机农业的发展。但这种敌对关系却让有机农业开辟别样话语空间,在社会运动浪潮中丰富有关话语。有机农业逐渐为大众熟知,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20世纪80年代起,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引发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热情,并吸引大型生产者的进入,共同将有机产品塑造为健康的食品。并由此产生认证需求,让有机农产品成为规范的商品。而亟需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部分发达国家,则将有机农业作为复合型政策工具。社会运动团体,则使用“可持续农业”等替代词汇,持续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球市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全球市场中的争论。区域性与全球性粮食安全的争议,以及与有机食品购买中彰显的阶级区分,都让原先局限于西方语境的各类主体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什么是有机农业成为一个关乎权力与权利的问题。
时势所造就的特定主体话语与主体关系交织,共同塑造了有机农业在不同时代的内涵。每一主体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并借用“有机农业”这一词汇进行言说,共同建构着有机农业的形象。
笔者认为这一话语形成机制,对于有机农业刚刚盛行的中国社会具有警示作用:无论是个体还是政府,在面对“有机农业”时都切忌盲目。应充分认识到其意义的流动性与建构性,仔细辨析“有机农业”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含义。只有充分认知其背后各主体复杂权力关系,并结合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行思考后,才能理性地做出有关选择。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对于个人而言,不能盲目推崇也不能盲目诋毁“有机农业”。目前,有机农业对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并没有定论。这些话语起源于欧美部分人士对技术发展和现代农业的反思,但也经过资本与国家政策的包装。既暴露了社会发展的问题,体现了新的社会需求,也暗含资本与权力的诉求。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能盲目认为有机农业是治疗一切顽疾或解决任何环保问题的良方。而应该基于自身的理念与实际需求,结合社会和市场现状,进行理性选择。对于生产者而言,则不能盲目投入生产,乃至盲目扩大规模。有机农业的市场空间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也受到国家政策乃至国际形势的限制。因此,一方面,生产者需要理解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对生产的技术、理念和成本进行调整。以免因和消费者理念不合,或者过度概念包装后的过高价格,失去潜在的市场。另一方面,生产者还需及时关注国际与国内的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理解各类行动者对待有机农业的态度,与相关行动的意图,从而规避潜在的风险。
定植后要加强管理，检查人员要对定植苗以及植株之间的间距进行检查，查看是否太密或者太疏，影响茄子的生长。
其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必须将有机农业作为“社会现象”进行认识。从历史上看,有机农业在欧美的发展经历了社会、资本和国家的博弈。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也牵涉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这一话语的建构性,提醒着我们要将有机农业作为社会总体事实进行理解。充分认识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所体现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思潮,以及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群体间权力关系。因此,在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既要研究有机农业在各国的发展历史、政策和问题;也要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研究其社会意涵和潜在的本土性问题。从而让政策更贴近现实需求,避免进行盲目的政策设计。
最后,对于学术界而言,需要开展对有机农业本土社会意涵的研究。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消费者、生产者还是政府,在进行有关选择时,都需要对有机农业的社会意涵进行把握。有关的研究能为这些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有机农业”可以成为一面透镜(lens),通过对其意义的剖析,帮助我们理解有关主体关系与社会文化背景。欧美学术界已围绕此展开多样研究——有学者借有机农业讨论“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间的互动关系[33];有学者在研究中复兴了农政研究经典问题,探讨资本对农业领域的影响[50];也有学者通过对有机农业的剖析,探讨“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51];等等。国外学者广泛的研究,为后起的国内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思路。而丰富与新颖的田野材料,也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见解,例如有机农业的理念如何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互动?有机农业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会如何发展?笔者相信,中国不同于欧美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能让中国学者产生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认识与洞见。
通过对活动产出的分析，该项目带来的效益包括但不限于提高了培训对象的技能、服务意识、职业竞争力，提高了该单位相应领域的水平等。如对“认证的学员数量”这一项产出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5个方面进行分类、细化、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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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flections to Actions:A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iscourses of Organic Farming
WU Xiaomian HE Congzhi
Abstract Taking Michel Foucault's notion of an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s a model,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meaning of organic farming in modern society,based 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discourse.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istory of organic farmin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Organic farming has grown from a marginalized reflexive agricultural practice to a discourse field with various stakeholders.The change of the discourse is caused by certain social background,which creates certain discourse as well as certain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After under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meaning of“organic” is constructive and variable,which is constructed by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capital,state and society,we are able to keep calm in front of this “imported conception”.
Keywords Organic farming;Discourse change;The relationship among subjects
[收稿日期] 2018-11-07
[作者简介] 吴小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贺聪志,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邮编:100193,通讯作者。
标签：有机农业论文; 话语变迁论文; 主体关系论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