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对外开放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30年来，我国通过分地区、分领域、分层次的渐进式对外开放，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经济框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成功走过了入世后的过渡期。如今入世已过6年，我国对外开放也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主流和国内工业化加速发展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服务，为深化改革服务，为谋求又好又快发展服务。这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
一、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的标志
现今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对外开放的区域重心、对外开放的产业重点正在变化，出口规模扩大、外商投资增加所伴生的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趋于复杂化，这些构成了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的标志。
1.对外开放条件发生变化
首先，工业化加速发展，重化工业时代来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将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2300美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这决定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会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结构升级和转型，迎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代。
其次，国际收支失衡，贸易摩擦陡增，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风险加大。我国出口持续增长，出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对外贸易失衡，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扩大，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威胁越来越大。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额超过1.6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弹性加大，升值压力明显，这对于长期以来外需拉动型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构成严峻挑战。
再次，内外资企业竞争加剧，自主创新迫在眉睫。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连续多年排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与此同时，国内流动性长期过剩代替了储蓄、外汇的“双缺口”，经济体制转轨初期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时代彻底结束，这注定了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内资企业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赢得重化工时代的市场竞争。
2.对外开放区域重心北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弃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裕起来。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特殊的、灵活的政策措施，将全国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在这一区域，并期望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先发展起来后，通过经济资源梯度转移，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各地均衡发展。
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但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日益扩大，城乡之间、南北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已经构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显得越来越紧迫。
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变迁一致，我国选择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南到北渐进式开放战略，对外开放重心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第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借助国家在深圳等地建立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和毗邻港澳的优势，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第二次在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借助中央开发开放浦东战略的实施，突出了上海的对外开放龙头地位，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第三次则出现在21世纪初期，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跨国公司加速向我国转移生产能力，一批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落户中国，环渤海地区作为全国的重化工基地，显示出对外商投资独有的吸引力，正在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重心。
3.对外开放产业重心面临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以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制造业大转移的契机，大胆承接境外制造业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带动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促进国内工业企业完善法人治理制度，加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张。进入21世纪，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特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大部分已经转移，制造业外移热潮渐趋平缓，服务业转移渐成趋势，并将成为替代制造业外移的新热点。虽然我国在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和扩大开放过程中，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平稳，但制造业持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困难；相反，随着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改革和发展为吸收外资培植起越来越完善的环境，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展示出良好的前景。服务业对外开放，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的产业重心。
二、对外开放与宏观经济运行
对外开放是我国近30年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改革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支点。而今在对外开放全面转型期，对外贸易和外资投资的扩张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联动关系越来越紧密，在经济总体偏热的环境下，对外开放中宏观经济目标的冲突日益明显。
1.外贸增长中的矛盾
第一，入世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超高速增长，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目前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60%左右，外贸对GDP增长贡献越来越高，超过1.2亿的劳动力为出口进行生产，或从事出口业务活动。由此，对外贸易的波动也会深刻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国民经济运行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国际经济的波动会通过对外贸易传导到我国。
第二，在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的同时，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导致人民币被动投放增加，助长了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增长偏快，为了避免经济走向过热，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收缩银根；另一方面却由于出口顺差增大不得不被动投放货币，使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冲销，出口顺差扩大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出现了冲突。
第三，出口顺差增大，伴生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出口商和政府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应付贸易摩擦，致使交易成本增加。与此同时，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使出口成本趋于上升，出口收益率下降，而且国际游资狂赌人民币升值，套汇的游资大量进入我国，加之为防止经济过热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而提高利率，套利的国际游资也会大量涌入。这进一步增加了流动性管理的困难，助长了经济波动风险。
第四，在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而产能扩张必然导致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扩大，致使国内原材料供应紧张，能源不足，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进口原材料、能源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又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呈现出我国买什么则什么涨价的局面。进口原材料、能源大幅度涨价，传递到下游产业，又容易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第五，长期主要依赖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表面上是出口的高速增长，也获得了更多就业机会等利益，背后却是依靠廉价资源的消耗，偏低的劳动者报酬和福利水平，自然环境被掠夺性利用来维持。这不仅造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偏低，而且造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
2.外商投资增加中的矛盾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中美、中欧贸易顺差。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加快从其他地区向我国转移。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东亚为零部件供应方、以我国为加工制造基地、以欧美为核心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从贸易上则反映为全球贸易地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我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经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东亚国家向美国和欧盟地区的部分直接出口转变为通过我国进行的间接出口。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往部分亚洲国家对美欧的顺差转变为我国对美欧的顺差，因此，加大了中美、中欧贸易顺差，由此也加剧了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加剧流动性过剩。外商直接投资的40%左右是外商以技术、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和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形式投资的；其余约60%是以现金形式通过在我国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资的，外商以现金形式投资需要兑换成人民币，直接导致货币投放增加。近十多年来，外商投资的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是“双顺差”，双顺差下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增多。除此以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国内企业技术、产品品质等升级，有利于增加国内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出口增加，并因为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增大而导致人民币变动投放增加，助长流动性过剩。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竞争加剧。随着短缺经济结束，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全方位展开，这是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也伴随着内外资企业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的矛盾上升，对内资企业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挤出效应。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先进的管理方式和营销方法、雄厚的资金实力等，把一些相对弱小的内资企业挤出市场，使达不到规模经济、缺少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资金无法获得正常利润，成为相对过剩资本，社会闲置资本越来越多，流动性过剩越来越严峻。
三、对外开放转型期的选择
在对外开放全面转型期，既要避免因为对外开放伴生的经济矛盾增加而在开放中裹足不前，把经济运行矛盾归结为对外开放，又必须高度注重协调对外开放与国民经济运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关系。我们必须继续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此，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谋求对外开放内容向纵深扩展
在对外开放全面转型期，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开放相对缓慢的间接投资领域、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对外投资将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1985年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体，今后随着GDP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吸收国际间接投资的比重必然加大，利用国际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开放债券市场，将在利用外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随着资本市场发育成熟，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深化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不仅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可以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而且一般中小投资者也有机会进入开放的资本市场投资。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审慎实现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的必然结果。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扩大开放应为“走出去”奠定基础，实现双向开放。在我国经济快速成长、人民币持续升值、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将进一步扩大，“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将替代原来重引进、轻输出的倾斜式开放。
2.调整对外贸易战略
确立新的外贸发展方式，把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外贸持续发展将成为必然选择。依赖比较优势的单纯数量扩张型外贸增长方式无法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转型期的对外开放，应该积极探索依赖竞争优势的内涵型外贸发展道路。
比较优势理论不能作为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比较优势是对本国产品而言的优势，而不是对外国产品而言的。在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如果在本国具有成本的比较优势，同时在国际上也具有竞争优势，就意味着它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以本国所拥有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在贸易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中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单纯依据资源禀赋来确定国际贸易结构，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不仅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还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强化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越来越不具有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应该谋求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在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还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条件和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培育竞争优势，并不是现在就要放弃比较优势，把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对立起来。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本来就不是相互对立的。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完全放弃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与发达国家竞争，是不明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比较优势是变化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工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熟练劳动力短缺局面暴露；同时，资本、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不断积累逐步丰裕起来，这时对外贸易进入转型期，就应该着力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3.调整利用外资战略
关注外商投资对流动性增加、经济过热、外贸顺差、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以及就业之间的联动关系，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将成为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主要战略。
比照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已经逐步具备走出成熟债务国阶段的基本条件：贸易进入稳定的顺差时期、储蓄存款余额规模巨大、对外投资开始加速、国内剩余劳动力基本被工业化进程吸纳。我国正逐步进入不成熟债权国阶段，因此利用外资战略应谋求变革。
从国内条件看，我国已经具备在更高层次利用外资的有利条件：
(1)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规模转移到我国，推动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全方位提高。在此基础上，我国有能力对外商投资质量进行选择。
(2)国内市场极具潜力。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迅速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日益扩大并逐步提高档次；需求结构的变动要求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这给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外资的进入提供了条件。大量高质量的外资希望能够参与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高储蓄时期。有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使目前的高储蓄状况保持一段时间，这包括国内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快速稳定增长、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收入分配机制、体制改革攻坚期的不确定性、国外资金的大量进入，以及东亚历来的高储蓄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能力和新的投资需求。
(4)高外汇储备下，外债偿还能力提高，有利于吸收外商间接投资，以及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设备。
随着我国储蓄、外汇“双缺口”消失，利用外资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在扩大开放中，要按照自身发展需要，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探索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带动经济发展、企业改造结合起来，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提高。
4.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谋求可持续发展
适应扩大开放的要求，建立起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完善公平贸易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市场信用体系，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完善对外贸易运行监管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机制，才能在维护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为全社会积累经验。
在探索新型开放道路中，对外开放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不能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为代价，不能只是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速度，而要通过对外开放，实现人、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全面发展。
把宏观调控与外经贸增长指标结合起来。由于外经贸活动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显著，在防止经济由偏热转向过热的宏观调控中，应该高度关注对外经济贸易的变化，结合贸易顺差、资本顺差导致的人民币被动投放情况，对冲流动性扩张；结合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出口成本变化、出口商利润下降和出口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情况，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和其他税收政策，缓冲企业成本攀升，维持出口稳定性；考虑到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联动关系：通货膨胀率上升，要求利率提高，刺激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失业率上升，降低税率总水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条件、内容和路径》（项目号：04BJL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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