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的演进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民众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03)03-0046-06
民众教育思潮勃兴于民国中后期，以救亡图存为根本目标，提倡和鼓吹民众教育，在全国蔚成民众教育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现代众多教育思潮中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对民众教育思潮产生的思想根源、发展脉络进行探寻，将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民众教育思潮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民众教育思潮的思想渊源
民国建立以后，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并未得以改观，反而有日趋严重之势，严峻的现实使无数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继续探索民族独立、富强之路。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唤醒民众、发动民众才能真正救中国，为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的构成主体——民众，力图通过教育造就与时俱进的健全国民，以承担起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任。
民众教育的提倡者们认为民众教育指全国民众的教育。它是一个递进发展的过程：教育失学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是民众教育的第一个阶段；使已受基础教育者受继续教育和进修，是民众教育的第二个阶段；使民众自觉、自己教育自己，促进社会进步为民众教育的第三阶段，即民众教育的目标。民众教育的特质在于：1)民众教育是全民教育：即打破教育的等级性，追求教育的民主、平等，全国民众，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有知识无知识，都是民众教育的对象；2)民众教育是终身教育：即教育的历程不限于学校教育阶段，民众教育以人的全部生命为受教时间；3)民众教育是整个人生的教育：即民众教育的内容包括人生全部的活动，凡和人生有关的事项，如文字、生计、政治、健康、休闲、家事、社交等都在施教之列。
民众教育思潮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传统，一是西方。
（一）中国传统的“教化”思想和清末的普及教育思想
从思想渊源上看，民众教育思潮是对中国传统的“教化”思想和清末的普及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化民成俗”的悠久传统，传统的教化思想孕育了民众教育思想。为达到“牢笼天下，平争泯乱”的目的，中国历代各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对人民的教化，这方面的思想活动更是史不绝书。如周代的“聚民读法”，秦汉时的义学，唐宋时的民间“负鼓说书”，宋朝的乡约，元代的社学等等。中国传统的“教化”思想及设施，主要目的在于使民众遵循一定的习俗及道德规范，培养顺民忠臣，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但其重视教育民众、以大多数民众为对象、教育形式不固定的特点却为民众教育提供了启示。
清朝末年，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不少有识之士均大声疾呼改革教育，以普及教育，开通民智，改变人才匮乏、国民素质低下的状况，奠定富强的根基。这方面的言论非常多，如1902年，罗振玉发表《学制私议》，提出为谋教育普及，应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简易学校、陈列所等。1906年，《东方杂志》上曾刊出一文《强迫教育私议》，主张为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并改良社会，教育范围应推及于社会。1907年，孟昭常发表《论公民学堂》一文，提倡设立公民学堂以教育不识字的成年人，使其具备做公民的能力。1909年，周家纯发表了《说夜学校》，提倡为失学民众设立夜学校。清末出现的这些普及教育思想已含有全民教育的因素，对民众教育思潮影响甚大。后来的民众教育者们，往往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民众教育的最早表现。
（二）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现代新教育思想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文化犹如打开闸门的潮水，一下子涌进了中国，在涌入的西方文化中，民主无疑是最迷人、最有影响力的字眼。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整个的思想文化领域。从维新派的兴民权、开民智、育新民思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民主旗帜，无不是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并结合中国国情，为解决中国问题而产生的。正是在民主主义思潮之下，应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产生出了民众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与西方民主思想一脉相承，它既继承了从维新派、孙中山、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积淀转化下来的人人平等、主权在民、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教育权利均等等西方民主的思想，又直接从西方吸取了民主思想。民众教育思潮的几位代表人物，如俞庆棠、高阳、李蒸、雷沛鸿、陈礼江等都曾留学欧美，亲身体验到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及民主制度，并深受影响。西方民主思想既是民众教育思潮产生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又是民众教育思潮之实践的伟大理想。高阳曾说：“民众教育为民治主义之基础，推行民众教育可使民治基础巩固；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可使民治基础愈巩固。”[1]
对民众教育思潮影响较大的西方现代新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代表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以及西方现代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理论及方法。
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美国20世纪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由它所推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构成了20世纪初波及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进步主义教育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核心，标榜反传统，求进步。20世纪20年代前后，通过杜威及其弟子的先后来华和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的广泛译介，进步主义教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实施。从20年代起，中国先后兴起的各种教育思潮，如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等在理论渊源上，无不与进步主义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民众教育思潮更是深受进步主义教育影响。它以“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等思想为指导，主张教育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教育是一个人终身的事业，教育是由改变个人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这种对教育的基本看法构成了民众教育的主要内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众教育思潮是20世纪世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分支。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大量译介，以及知识分子留学、对外考察机会的增多，西方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在于其教育发达，人民文化水平高，而除了发展学校教育以外，西方国家还特别重视发展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等。相比下来，中国的教育则过于落后、狭窄，需要改革。中国的民众教育者对西方国家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思想进行了大量引进与系统考察，从中深受启示。他们认为：1)成人教育是全民的；2)教育是一个人终身不断的事业；3)成人教育是国家的重要教育事业，国家应该拨给充足的教育经费，积极推行；4)成人教育是应时势需要而不断发展的，欧美国家最初的成人教育带有补习性、暂时性，而此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成人教育已大学程度化；5)成人教育的内容及形式丰富多样，没有一定的方法和统一的标准，而是“随地异形，随形异质”；6)各国成人教育都各有其时代背景，其形式与内容、方法与理论也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参考、借鉴其理论与经验，而不能机械模仿与抄袭。民众教育提倡者们的这些认识均体现在他们对民众教育理论的建树上。
二 民众教育思潮的演进
1912年至1949年间，民众教育思潮经历了一个从酝酿萌芽、形成发展到转型衰落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与当时社会的变迁相始终，贯穿着人们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理想。
（一）酝酿萌芽期（1912～1925）
1912年起到1925年底的14年间，人们经历了巩固民国，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域变革频频、新思潮不断涌现。“社会教育”制度的建立，通俗教育的推行，平民教育思想的兴起等奏响了民众教育思潮的序曲。孙中山“唤起民众”的号召更是成为民众教育思潮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他在拟订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这是我国政府正式采用“社会教育”一词之始，也是社会教育在教育行政上确立地位之肇端。经历次修正，社会教育行政系统逐渐完备。社会教育一经官制确定，就格外受到重视。因为，当时正值民国初立，为了巩固共和制度，急需改造一般国民的思想意识及习俗，使其具备共和国民的普通素质。社会教育因其对象的广泛性，方法的多样性，而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于社会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内在关联性，民众教育者们认为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是为民众教育在行政组织上确定地位之始”[2]。
民国初期的社会教育在推行上，一般以“通俗教育”为名。1912年5月，章太炎、于右任、张謇等在上海发起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设施方法，向普通人民灌输常识，培养公德，并启发有关社会教育之各事物为宗旨。此后，通俗教育事业逐渐在全国展开。这一时期，对通俗教育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通俗教育可以“革旧习而牖新知”，是养成共和国民的重要途径。第二，通俗教育能普及教育，实现教育平等。第三，通俗教育的方法、设施要灵活多样，充分利用一切社会公共设施和适当的教育媒介。民国初期的通俗教育为以后民众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平民教育思潮是五四时期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它的参与者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有分歧，但他们在总体主张上是一致的，即批判封建教育，提倡平民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少数人独占教育的特权，使普通平民获得文化知识，启迪平民爱国民主的自觉心，从而实现平民主义政治。20年代以后，平民教育思潮逐渐分化，早期共产主义者转向开展革命的工农教育运动；而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有的继续从事平民教育，有的转而提倡民众教育。到20年代末，民众教育盛行，平民学校一词逐渐被民众学校所取代。因此，平民教育可说是民众教育的前身。陈礼江曾指出，“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力求教育民众化的一例。到后来综合民众运动与教育改革运动而成为民众教育运动。”[3]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寻找着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孙中山指明了依靠人民群众的新出路，使孙中山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国民党的革命后盾是大多数工农群众。为了解放久处专制政体之下的民众的思想，培养其独立人格，充分发挥其革命力量，孙中山格外重视教育。他认为，“教便是宣传”[4]，国民党的首要责任就是要向人民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只要人民都知道了自身地位的重要性，知道了怎么样爱国，能够联合起来，万众一心，就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幸福，能够联合起来，万众一心，就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幸福。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留下的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5]。孙中山这一毕生革命经验的总结，影响深远。“唤起民众”一词广布于世，影响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成为民众教育思潮产生的最直接的推动力。
（二）形成发展期（1926～1937）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农工教育运动是促成民众教育思潮最终形成的契机。此后，随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建立，民众教育思潮开始全面发展。俞庆棠、高阳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家高举民众教育大旗，对民众教育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教育界其他许多同样怀着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复兴民族的宏愿的进步人士及教育团体也纷纷撰文宣传民众教育，这其中，有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以黄炎培、江问渔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等。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教育也非常重视。这样，在官方与民间合力推进下，民众教育思潮席卷了大江南北。
1.“民众教育”的提出。“民众教育”一词的提出，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中间以国共合作为分界线，也因此而具有不同性质。
国共合作时期，在注重民众力量，唤起民众的思想指导下，工农教育运动逐渐高涨，并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民众教育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26年8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广东教育厅厅长许崇清拟订了一个《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14条党化教育纲领，其中的第6条纲领即“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这条纲领是民众教育的第一次正式提出，也是民众教育思潮形成的标志。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悫起草了《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12条教育方针，第1条即“民众教育应与民众运动一并进行”，再次强调要注重发展民众教育。许崇清、韦悫所提倡的“民众教育”是符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在当时颇具号召力。
但是，稍后不久，“7·15”政变发生，宁汉最终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停止民众运动，转而大力提倡民众教育，认为现在是训政时期，应以民众教育为主，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为下一阶段的宪政作准备。这种所谓三民主义指导下的民众教育，其实是为了钳制民众思想，培养顺民，把国民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民众运动导向平伏。
国共合作时期的民众教育是以工农教育为主体，为新三民主义服务的。大革命失败后，民众教育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工具，是为假三民主义服务的。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提倡民众教育的除了政府外，还有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真心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他们一方面承认民众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但却不主张组织民众运动，认为民众运动忽略了常识培养，破坏多于建设。所以他们主张注重民众教育，也并不反对国民党政府停止民众运动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时期下的民众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民众教育才得以成为一种思想理论，而没有流于形式，成为政治口号。
2.建立民众教育的思想园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28年3月，俞庆棠在苏州开办了江苏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同年秋天，该校迁到无锡，改名为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1929年春，江苏省设立了一所中央大学区劳农学院。1930年，两院合并，改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院设有民众教育、农事教育两学系及民众教育、农事教育两专修科。学系四年毕业，专修科两年毕业。学院设立的目的在于，“养成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及农事教育服务人才，并为全省民众教育、农事教育研究设计及实验之场所。”[6]学院的创办，为民众教育思潮的发展提供了一块重要的思想阵地。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聚集了一批民众教育专家，大力开展民众教育理论研讨。除了俞庆棠、高阳，先后应聘到该院任教的教育家还有傅葆琛、李蒸、雷沛鸿、孟宪承、甘豫源、赵冕、陈礼江、古楳、董渭川、徐锡麟、陈大白、许公鉴、林宗礼等。他们针对民众教育问题，纷纷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形成了重要的民众教育理论派别，是民众教育思潮的中坚力量。
1929年5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出版了《教育与民众》月刊，“以研究民众教育之学理与实施方法而求于学术上有所贡献为宗旨”[7]，传播交流民众教育的理论及经验，报道国内外民众教育的动态，是当时国内民众教育的权威刊物，影响非常大。此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还积极开展实验活动，研究民众教育理论及方法，掀起了民众教育理论科学化运动。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学院名义上是江苏省立，实际上已面向全国，慕名而来的学生除江苏省外，还来自其他十余省。学生在毕业后，均回各地从事基层民众教育工作。从而将民众教育运动从江苏扩大到了全国，学院“遂蔚然成为国内民众教育运动之中心”[8]。
3.民众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家为主力，许多教育家及教育机构都加入到了研究、实验民众教育的队伍中来，一批有关民众教育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民众教育理论及方法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到了民众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基本特质、目的、内容、方法原则、设施、行政管理、实验等，并且向细部深入，具体研究了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等民众教育机关，对民众教育的实施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方法。从而建立起了民众教育理论体系，为民众教育思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将民众教育思潮向理论化深度推进。
4.民众教育运动的扩张。随着民众教育思潮的发展，民众教育运动也逐渐扩张。
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民众教育，把民众教育归入社会教育行政系统内管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各种民众教育法规、条令，从经费、师资、实施机关等方面采取了具体措施，逐渐将民众教育纳入正轨，为政权服务。
1931年12月，俞庆棠、赵冕等人在无锡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教育社。该社以“研究中国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9]为宗旨，是重点研讨民众教育的学术团体，也是民众教育思潮的有力推动者。中国社会教育社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促进了民众教育事业的发展，扩大了民众教育的影响。
全国各地各种民众教育实施机关日益增多，促进了民众教育思潮在实践层面上的深化。如发展到1936年，全国有民众学校67,803所，民众教育馆1,509个，图书馆1,848所，公共体育场2,865个，各种补习学校2,342所，民众教育实验区212个，民众阅报处29,374处，通俗讲演所2,576个，电化教育机关89个。[10]各种民众教育师资培训机关也继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后，陆续设立。据1931年统计，全国有民众教育人员培训机关493处，有15个省市设立了长期训练机构。[11]各种短期训练班，各省市都经常办理。此外，民众教育实验也蔚然成风，全国各地均设立了各种民众教育实验机关。据教育部1935年统计，全国有民众教育实验区193处，成绩最显著的是定县、邹平、无锡黄巷及北夏实验区。
在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下，除《教育与民众》月刊外，其他宣传、研究民众教育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使民众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更趋活跃。据1935年的初步统计，全国定期民众教育刊物，有季刊5种，双月刊1种，月刊19种，半月刊4种，旬刊5种，周刊3种，共计37种。[12]
5.民众教育思潮的乡村教育思想。民众教育思潮还有—个新发展，便是趋重于乡村民众教育，提出了乡村教育思想。这不仅促进了民众教育思潮自身的深化，而且也促进了乡村教育思潮的发展。
乡村教育思潮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勃然兴起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在这股乡村教育思潮的席卷下，民众教育思潮也逐渐向其靠拢，提出了乡村教育思想。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乡村教育思潮的重要代表，也是民众教育思潮的参与者，他们积极提倡民众教育应以乡村为主。同时，民众教育思潮的主要流派，即以俞庆棠、高阳等为代表的民众教育派也提出了乡村民众教育的主张，形成了他们别具特色的民众教育思想指导下的乡村教育观。在乡村教育实验活动的冲击下，民众教育派在无锡先后设立了多处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单位。他们的实验开展得有声有色，是全国众多乡村教育实验区中的新生力量。
（三）转型衰落期（1938～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教育思潮兴起，并日益高涨，跃居教育思想领域的主流地位。民族独立的最高利益使教育界活跃的各种思潮一时蛰伏下来，聚集在抗战教育的大旗下，为抗战服务，这其中便包括民众教育思潮。民众教育者们纷纷发表、出版了各种有关战时民众教育的文章、论著，研讨抗战期间的民众教育问题，要求民众教育以抗战为中心，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战。
由于战火波及到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不得不撤离。受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的邀请，学院迁往广西。1938年1月，学院在桂林复课。1941年，由于经费来源断绝，经院务会议决定，暂行停办学院。停办后，大部分学生就近转入广西大学，一部分师生转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停办后，民众教育思潮的重要基地不复存在，民众教育的思想园地就此荒芜。民众教育思潮退为支流后，终于随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停办而逐渐沉寂下来。
抗战胜利后，民众教育虽有延续，但却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民众教育家从前期的提倡民众教育，转向提倡社会教育。在无锡原址复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只设社会教育系，而没有恢复原来的民众教育系。复刊以后的《教育与民众》杂志上也少有研究民众教育的文章，而多是有关社会教育的文章。另一部分民众教育家虽然仍坚持倡导民众教育，如俞庆棠在上海创办市立实验民众学校，继续推行民众教育，但力量已大不如从前，民众教育难以再成思潮。
三 结 语
通过对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演进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
民众教育思潮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产物，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众教育思潮的本色是贯穿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民众教育家们明确提出，民众教育的目的即救国，民众教育就是救国的教育，民众教育要通过提高民众素质而实现救亡图存。虽然在当时，教育救国思想有着积极意义，但教育的力量毕竟是有限，教育救国的缺陷正是导致民众教育思潮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众教育思潮是根据中国实际教育情况，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潮。民众教育倡导者们纵贯中西，将西方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众教育理论，促成了民众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不仅带来了教育观念的更新，丰富了中国化的新教育理论，推动了非正规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民众教育专业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众教育思潮实质上是一种以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要求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进步教育思潮。民众教育的倡导者和推行者虽然很庞杂，但从民众教育的立场而言，其主体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以民众教育派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充满了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和为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的精神，怀着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政体的憧憬，积极探索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从而开拓了民众教育这一新领域，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艰苦工作。民众教育思潮的性质应该是由主体——爱国知识分子决定的，所以，民众教育思潮的性质是进步的。
民众教育思潮与同时代其他教育思潮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濡化的关系。现代中国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紧迫时代，各种教育思潮均是从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这一源头涌出的，因此，它们虽因侧重点不同，而主张不一，互相争鸣，却不彼此排斥，而是并存互补，共同发展。民众教育思潮与当时的其他教育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抗战教育思潮等交叉融合、争持消涨，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繁荣，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民众教育思潮是其中少数波及面最宽、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