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畅销书作家的文学探索——谈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猪论文,畅销书论文,女郎论文,及其他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九六年，二十七岁的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在电脑中把自己的处女作《母猪女郎》打印了好几份，同时寄给几家出版社，剩下的一份，她忐忑不安地送到了离住处不远的P.O.L.出版社。之所以一稿多投，实在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心。她，一个外省人，在文坛默默无闻，在巴黎举目无亲，更不用说在出版界有什么熟人……
三天后，接到稿子的几家出版社有三家打电话通知达里厄塞克，同意出她的作品，但已为时太晚，P.O.L.出版社已捷足先登。但他们仍不死心，其中一家大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接连几天打电话追达里厄塞克。对他来说，从来都是作者求他，甚至是很有名望的老作家。可这回，是他在求作者，而且是求一个从来没出过书的无名小辈。
四家出版社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说明他们的文学感觉是准确的，同时也表明这部稿子的确非同一般。P.O.L 出版社的洛朗斯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消息透露了出去。一些外国出版商闻风而动，纷纷要求购买版权。结果，法国还没出书，十一家外国出版社就来联系翻译权。这在法国出版界是极为罕见的。
三个月后，《母猪女郎》出版，书出得很俭朴，封面白纸黑字，没有任何装饰。P.O.L.出版社的一向风格。两个星期后，达里厄塞克便开始出名，传媒最先作出反应，惊呼文坛杀出了一匹黑马。他们把她与弗朗索瓦丝·萨冈相比，当年，萨冈也是凭处女作《您好，忧愁》一举成名，红遍欧美。立即，书店出现了争购《母猪女郎》的狂潮。P.O.L.出版社的初印数并不保守，但不到一个星期，P.O.L.就不得不重印。《世界报》的书评文章曾写道：“这本书由以捍卫高质量文学而闻名的出版社出版，其成功是惊人的：不到四个星期，五次重印。印了七万，卖掉五万。已经有九个国家得到了版权。在出版界，这些数字显然是异乎寻常的。”然而，这仅仅是当时的数字，据出版社最新统计，到目前为止，《母猪女郎》已在法国销售了四十五万册，购买版权的国家达三十五个。这两个数字，在法国是很了不起的。
《母猪女郎》不但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受到了文学界、批评界，甚至商界的重视，引起了新闻大战。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入围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广播电视争邀作者当嘉宾，一时间，法国处处谈“母猪”，连商家也打起“母猪”的主意来，挂出母猪的牌子作招徕。巴黎兴起了一阵“达里厄塞克热”。
一九九八年秋，我曾在巴黎约见达里厄塞克，当时她已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幽灵的诞生》。出了名的达里厄塞克仍然没有一点儿架子，对自己的成功显得很平静。她告诉我：她于一九六九年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从小喜欢看书，五岁就开始抄童话，上小学时曾得过所在城市的作文冠军，一九八六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次年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学法国当代文学，毕业后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在里尔的大学里当老师。《母猪女郎》是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母猪女郎》写的是一个漂亮的妙龄女子，前往一化妆品店求职，老板见她长得性感便录用了她。女郎的魅力吸引了不少男顾客，化妆品店生意大增，但她的身体却出现了异常：眼睛变小，鼻子变大，身上长毛，头上掉发，胸脯出现肿块，并逐渐变成了几个小小的猪乳头。顾客被吓跑了，她也因此被老板解雇。为了不被男友抛弃，她大量使用化妆品，企图恢复人样。但男友最终还是抛弃了她，另觅新欢。这时，政客埃德加看到了她的利用价值，把她带去拍竞选广告，可之后又把她一脚踢开。她走投无路，只好在公园的椅子底下过夜，在地上拱土，吃花吃草，吃栗子，挖蚯蚓。警察发现了这个怪物，对她进行了追捕，她被追逃入阴沟。后来，她遇到了变成狼人的一个富翁，两人相依为命，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他们白天闭门不出，晚上叫人送比萨饼上门。“母猪”以比萨饼为粮，狼人则以送比萨饼的伙计为食。他们的踪迹终于暴露，在一次围捕中，狼人被打死，“母猪”侥幸逃脱。她来到小教堂的藏尸室里，一藏数年。等她从阴沟里爬出地面，人间已经历了战争和瘟疫的劫难，但对她的敌意依然如故。她决定报复。她往南走，来到老家，来到母亲的猪圈里，与母亲养的猪混在一起，母亲发现多了一头猪，喜出望外，把她卖给了收购商。凌晨，就在收购商来拉猪时，“母猪”展开了反抗，她夺过收购商的手枪，第一枪打死了收购商，第二枪瞄准了母亲……
人变驴、变猴、变甲虫，这类故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画廊中并不罕见，但《母猪女郎》中的“变形记”不同于古代神话或童话，而更接近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异化”小说。这类小说的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但细节和背景却基本上是真实的。它把被异化的人放在现实生活当中，从独特的角度去审视和观照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空间。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除了女郎变猪和老板变狼以外，其他情景大致都是真实的，许多细节甚至具有生活气息，富有时代感：如不怀好意的男人在地铁栏杆边等待机会占女人的便宜；从事色情活动的商店服务员职业化地从门缝底下给顾客塞进食物和饮料。这是法国社会活生生的写照，而变成狼人的伊万已现代到通过互联网买食品的地步。
小说的背景是法国当代社会：激烈的商业竞争，萧条的市场经济，糜烂的社会生活，淡薄的人际关系……在这种社会风气和生存条件下，不少人醉生梦死，自暴自弃，寻欢作乐。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母猪女郎》中的女郎因变成了动物而受到社会的排挤，因为这个社会的一切联系都是建立在金钱和实用基础之上的。女郎不能再给老板提供利润，不能再给男友带来满足，她也就失去了她的价值，老板开除了她，男友抛弃了她，连母亲也背叛了她。她在人类社会中受侮辱，被追杀，任人宰割，没有立足之地。她曾与流浪汉为伍，但被抓进了收容所；她曾投靠旅店管理员，但管理员因是外国侨民而被驱逐出境；她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有“通灵”本领的非洲隐士身上，但隐士在关键时刻也是一“隐”走之。最后，她在动物世界里找到了温暖。她找到了温暖，和狼人伊万一起生活的那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他们不再过问世事，读书看报，午间还休息一阵子，“幸福得就像牲口”。
女郎虽然变成了母猪，但并没有失去人的思维和感情，她还能像人一样思考，有人的意识、信念、追求和向往。我们对她更多是同情和怜悯，而不是歧视和厌恶。当她最后对母亲和传媒进行报复时，我们不禁拍手称快。
漂亮的女郎为什么变成猪而不是别的什么可爱的动物？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猪都是肮脏、愚蠢、懒惰和下贱的象征。没有比骂人“母猪”更恶毒的了。但在达里厄塞克的笔下，这头母猪不仅勤劳、正直，而且诚实、勇敢。她所遇到的狼人也是那么漂亮、潇洒、有教养，而人类却显得那么丑恶，奸淫杀戮，言而无信，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达里厄塞克曾说，人间是个大猪圈，天天在上演着荒诞的悲剧。它比动物世界更荒唐，更没有人性，人仿佛失去了理智和人性，成了疯狂的动物。我们不禁会问：究竟是女郎变形，还是社会变态？
把荒诞的东西写得真实可信，把可笑的事情写得让人悲愤，通过异化，用自己的身体展示文明的危机和社会的堕落，对达里厄塞克来说，这还只是第一步。达里厄塞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在这个时代里写作。”言外之意是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她生活在现在社会中，她要出名，要成功，可以说，她的这部小说是瞄准大众市场的。研究文学的达里厄塞克不可能不知道变形异化小说并非她所独创，且已不时髦，单靠这点“变”是难以吸引广大读者的。所以，她在写作过程中，十分注意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加强作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小说从书名开始就设置悬念。《母猪女郎》的法文原名为“Truismes”。达里厄塞克在母猪一词“truie”后面去掉“e”，加了一个表示“主义”、“学说”的后缀，但作者真的想表示“母猪化”或“母猪主义”吗？法语中原来有一个词“truisme”，表示贬义的“自明之理”。 作者难道不会在暗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不言自明或言而不明呢？本书的中译本根据书中内容将书名译成《母猪女郎》，而台湾的中译本则译成《母猪之道》。英语译成了Pig tales（《猪的故事》）， 但利用谐音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在英语里面tales（故事）和tails（尾巴或毛发）读音相同，“猪的故事”有可能被理解成“猪尾巴”和“猪的毛发”。西班牙的译本译成Marranadas（《脏猪》），巴西的译本译成Porcarias， 德语译成Schweinerei，意思皆为“脏物”，芬兰语译成Sikatotta（《无聊的猪》），匈牙利语译成Malacpuder （《猪的化妆》）， 荷兰语译成了Zeugzoenen（《母猪之吻》），葡萄牙的译本则干脆抛开原文，译成了Estranhos perfumes （《奇异的香味》）， 但加了一个副题Historiade uma metamorfose（一个变形的故事）。其实，这个书名在各种语言中都没有对称的准确译法，即使在法语里面也是模棱两可的。作者曾就书中的许多问题回答过笔者，惟独不提书名，因为，这是不能点破的。
模糊的书名把好奇的读者引入书中。一翻开书，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这样的一些文字：
我知道这个故事会引起怎样的麻烦和不安，知道它会怎样搅乱人们的思维。我料到接受这部书稿的出版商将面临着没完没了的烦恼。说不定他要坐牢。我在此谨向他请求原谅，原谅我打扰了他，但这本书必须写，不能再拖了……
寥寥数语，欲擒故纵，作者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然后，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给人以极诚恳极真实的感觉，她似乎想与读者交心，把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她百般道歉，请求原谅，好像犯了天大的罪似的。
“骗”取了读者的信任之后，作者开始用密集的文字对读者进行轰炸，情节和故事一个接一个，几乎不让人喘息。小说甚至不分行不分段，让读者无法停顿，非一口气看完不可。她在书中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离奇遭遇一一告诉读者：她与狼人的“生死恋”轰轰烈烈，她躲避追杀的情景扣人心弦，她对母亲和传媒的报复惊心动魄。书中有动人的抒情、精辟的议论和坦诚的心理剖析，洋溢着一种怪异和神秘的气氛。“水世界”中的淫乱和疯狂让人难以置信：女郎变成猪后对土对草对水洼的感觉被刻画得丝丝入微，让人如入其境。小说在短短的篇幅中，集抒情小说、侦探小说、心理小说的种种特点为一体，每个读者似乎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东西。也许这就是这部作品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小说在叙述上是相当精彩的，我们不妨看看当狼人伊万兽性发作，忍不住要伤害与他相依为命的母猪女郎时的情景：“尤其是初次月圆对我们两人来说极为可怕。伊万开始转圈。他不再跟我说话。（……）我忍不住监视他的头发，（……）那往往是最初的迹象。它们突然开始变白，好像一下子过了十年。接着，它们又竖了起来，（……）他的背弯曲得很厉害，（……）手脚变厚，爪子、耳朵变尖，牙齿越来越突。（……）伊万向我转过疯狂的眼睛，这使我感到肚子上一阵灼热。（……）我想：‘让我们叫比萨饼吧。’我跑向电话。幸亏，电话号码还没有记错。（……）我知道比萨饼在二十分钟之内能送来，对伊万和我来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长的二十分钟，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听见伊万在吼叫在抓门，然后哭了起来，好像狼在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我一边跟伊万说话，一边走出房门。（……）我感到伊万的脊柱上滚过一阵长长的颤抖，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人性之光。（……）月亮升到了顶端，伊万一下子重新站起来。他听见血在我的动脉里汩汩流淌，闻到了我皮肤里肌肉的味道。（……）我看见他的神经、肌肉和血管在他喉咙底下紧紧地绷着，（……）‘好，’我对自己说，‘死得壮烈。’这时，门铃响了。（……）我甚至来不及向送货员说声‘您好’，比萨饼已飞撒在空中。我分不清哪是血，哪是番茄汁。”
作者在此先对狼人马上就要变异的迹象作了细腻的描写，然后开始写双方的心理。尽管狼人在克制着自己，但仍难以违背本性。女郎从狼人疯狂的目光中察觉到了危险，她急中生智，匆匆叫了比萨饼。在接下去的二十分钟内，时间似乎凝固了，酝酿着巨大的危险。狼人在拼命克制，女郎在危急中侦察逃生之路。双方都是那么敏感，一个能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到内心，另一个能听见对方的血在流动，闻到对方皮肤的味道。最后，节奏越来越快，语言简约得略去了具体过程，只道出结果：“ 比萨饼已飞撒在空中”，“分不清哪是血，哪是番茄汁”。
《母猪女郎》出版后，达里厄塞克并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她一边继续她的文学研究课题，一边在思考她的下一部小说。第二部小说怎么写，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第一部小说还重要。法国评论家马蒂娜·德拉博迪谈到达里厄塞克时曾说：“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还有比处女作失败更危险的事吗？有，那就是成功。”（注：见法国《快报》，1998年2月26日。）《母猪女郎》的巨大成功，给达里厄塞克以巨大的压力。如果不继续创新，而是重复自己，她很快就会被读者所抛弃，成为昙花一现的作家。这在文坛太常见了。尤其是在人才济济的法国，读者的求新求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尤其是对成名的作家，这种要求就更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达里厄塞克就处在这种困惑中。可喜的是，她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保持低调，尽可能避开围绕着她而产生的“母猪女郎热”。直到一九九八年初，她才推出她的第二部小说《幽灵的诞生》（Naissance des fant
mes）。出版者仍然是P.O.L，同样的封面设计，同样的篇幅， 几乎与《母猪女郎》一页不差。
如果说《母猪女郎》写的变形，《幽灵的诞生》写的则是失踪：小说一开头就写道：“我丈夫失踪了。他下了班，把公文包靠在墙上，问我是否买了面包。当时，应该是七点半左右。”起初，年轻的妻子不愿相信丈夫失踪的事实。也许丈夫遇到了一个熟人，也许丈夫想跟她开个玩笑。但她寻遍了巴黎，打遍了电话，甚至连太平间也去了，仍然没有丈夫的踪影。于是，她只得报警。
失踪是最让人痛苦和迷茫的事。死了至少还有尸体，人失踪了，什么都没有剩下，连影子都没有。达里厄塞克写这本书时曾想起她所崇拜和研究的法国当代作家佩雷克。佩雷克是个犹太裔作家，父亲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失踪，这个噩梦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曾据此写成《失踪》一书。
但达里厄塞克的“失踪”和佩雷克的“失踪”并不一样。在达里厄塞克的小说中，这种失踪也是一种变形。在《母猪女郎》中，变形发生在人兽之间，在《幽灵的诞生》中，变形发生在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之间。丈夫因失踪而化为乌有，而虚幻的幽灵却变成了有形之物。在没有丈夫的日子里，独守空房的妻子在黑暗、恐惧和阴影中产生了幻觉。这时，幽灵诞生了，展开了一系列物质活动。达里厄塞克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说：“幽灵无处不在，到处都有幽灵，只是我们看不见它。每个家庭都有幽灵，幽灵在秘密、沉默中诞生。”在她看来，幽灵的诞生首先要有所失，要虚，要空。她说她特别喜欢空屋，因为空屋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每个空屋都有旧的幽灵，也将有新的幽灵。她很羡慕不动产经纪这个职业，因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有很多机会接触空屋。她说：“我很喜欢幽灵”，“想到幽灵，就感到自己神圣起来”。幽灵是沟通两个世界的使者，而文字就是两个句子之间的幽灵。写作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它不能医治悲伤，但能寻到失去的东西，能接近幽灵。幽灵的诞生其实也就是幻象的诞生，她曾说：“有一种谈论现实的好办法，那就是幻觉。幻觉是比真实还要真实的东西”，“没有梦就没有作品”。她有一部叫作《铱》的作品，写的就是梦。这部作品她认为还没有到发表的时候，将来会不会成为她的第四部作品，现在还不知道。
达里厄塞克为之所以对幻觉发生兴趣，据她自己说是遗传的。她说她家里的人都有特异的幻想。她的曾外祖母能用意念让桌子打转，外祖母掌握着制造魔水的秘密，她母亲能唤梦，而她则能把这些神奇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同时，她说她也读了太多梦幻作家的书，太害怕黑暗，太喜欢回忆，回忆死去的亲人和朋友。也因为社会现实，法国每年有几千人失踪，成了见不着影子的幽灵。更重要的是，她常常会有一种幻觉，幻想自己的新婚丈夫会失踪，会突然离开她，会死。达里厄塞克说，她之所以选择幻想来表现，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已不像战后那么协调、齐心，人们开始走歪路了，非理性回潮了。人们有一种危机感，老觉得生活在黑暗中，觉得有一种黑色的东西悄悄地聚集在人们四周，变成具体的物质，而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与《母猪女郎》比较起来，《幽灵的诞生》中动作描写少了，静态描写多了。虽然书中也有人物和情节，但她并没有去刻划人物，发展情节，书中的真正主人公是“虚”、“无”或者“空”（absent）。她抹去了生死之间的界限，人物消失了，幽灵诞生了，影子物质化了，虚无形象化了。她在书中细腻而详尽地描写物像，直至让人目眩，产生种种奇怪的幻觉。读着读着，我们会发现墙的颜色，声音的回响和物体的形状都发生了变化。当文字不够用时，作者甚至用图案来表现。她在书中表现的是一种抓不住的感觉，书中的地点，大多是中间地带和模糊地区，如海滨，那是陆地与海洋的分界地；如郊区，那是城乡结合部：如空屋，那是新旧幽灵（或主人）的交接处。幽灵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它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这个地带是不确定的、流动的、变幻的，但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幽灵的诞生》仍大受欢迎，高悬畅销书榜达半年之久，并且也入围龚古尔文学奖。但书出版后，有人指责她抄袭法国另一位女作家玛丽·恩迪埃。恩迪埃是达里厄塞克的同龄人，但出道比达里厄塞克差不多早十年，她也是佩雷克的崇拜者。事实上，达里厄塞克对恩迪埃非常尊重，也读过她的不少书，多少受些影响。但谈到抄袭，达里厄塞克坚决否认。虽然恩迪埃在《季节的天气》中也写到配偶失踪、人物消失、欢宴被幽灵打断，书中也有幽灵，有不动产经纪人，但两人的表达方式和叙述形式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争议也就不了了之。
一年之后，达里厄塞克推出了她的第三部小说《海之恶》（Le Mal de mer），篇幅比前两本都短，译成中文不到五万字，虽然也曾引起关注，且入围两项文学大奖，但舆论的反映已不如前两书那么热烈，起码那些小报小刊和非文学专业报刊已不跟着起哄，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和探索性比前两部都强，它已完全走出畅销书和通俗小说的模式。但三部小说并非没有关联，《母猪女郎》写的是变形，《幽灵的诞生》写的是失踪，《海之恶》开始写寻找了：一位妇女像往常一样，在放学的时候去学校接女儿，但这次，她没有带女儿回家，而是开车拐走了女儿。她往南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走了五个小时后，来到了一座海滨城市。在这里，她隐姓埋名，避人耳目。为了不暴露目标，她付款全用现金而不用信用卡。在城里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她又带着女儿来到海滩，在沙丘上扎帐篷住了下来。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她与女儿在海边看海，看天，与大海交流，感受大海的力量。在这期间，孩子的外婆和父亲一直在寻找她们，他们也雇佣了私人侦探，但丝毫没有母女俩的踪迹。后来，这位妇女卖掉了汽车，侦探才以驾驶证为线索，查到了她们所在的地区，找到了她们。
其实，这部小说写的也是失踪。只不过角度不一样罢了。《幽灵的诞生》中是丈夫失踪，妻子寻找，现在是妻子失踪，丈夫寻找。丈夫失踪的原因不明，但妻子逃跑的目的却很明确：逃离喧嚣，逃离人群，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书中，大海就是大自然的象征。她之所以选择大海，是因为大海是陆地的尽头。她认为那是世界的终结，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海上，水天茫茫，地平线消失了，人似乎也融入了大海，在太阳底下蒸发掉了，熔化掉了，成了“空”，成为了无形的东西，成了幽灵。如果说，在《幽灵的诞生》中，幽灵是通往彼世的中介，那么，在《海之恶》中，大海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桥的这边是有限的生命，有形的躯体；桥的那头是永恒，是兰波所谓的“未知”世界。在作者眼里，大海与幽灵同样神圣，同样可亲。然而，大海又是可恶的，无情、无敌，它沉重而黑暗，冲毁了悬崖、房屋，吞没了泳者、噪音：大海又是可怕的，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对人构成一种威胁；海水的运动使人不适，甚至会使人感到晕眩。海水涌向星星，消灭了座标。面对无边的大海，作者迷茫了：“我们不知道看哪里，不知道如何选择：看停住的东西，还是看开始的东西？看空的海边，还是看满的海边？何处是地球的边缘？看蓝色的海水倾泻，还是看建在高岗上的城市？是海边不再迎击海浪，还是海浪在此找到了一根缆绳，一个锚？”
可大海又是多么迷人！它变化万千，深藏着秘密，吸引着探海者，它是新世界的大门，象征着一种希望。要到达那个迷人之处，“只需穿行。水将从鼻子上流到脸颊上，从胸口流到背上，从肚子上流到髋部，然后流到腰间。最后，水淹没了一切。人们进入了大海，如同穿过一道帷幕”。海浪是狂野的，海边的洞穴充满了凶险，“谁也无法从那里活着出来”。但前往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通道是不是就在那里？后来，女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游泳健将，健将教她如何对付惊涛骇浪和危险的洞穴。洞穴是旧世界的终点，也是新世界的起点，是深渊，也是天堂：“在海底，在洞中，巨大的枪乌贼在等待着，白色的巨尸横一道竖一道地划着鲜艳的血迹。高处，几条透明的鱼鳞片发出蓝光，接着是海草，越来越绿。突然，身体猛地一下轻松了，一口喷掉了海水，悬崖出现了，灯光出现了，植物出现了，脸色的海角在增大，浮向布满长长的金属小圆片的水面。”但这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是另一个新的世界。
《海之恶》在写法上很接近“新小说”。我们发现，在《海之恶》中，叙述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和《幽灵的诞生》一样，《海之恶》的情节应该是很精彩的，但作者没有去描写寻人与侦破过程。在书中，情节、人物和动作都被淡化了，被排挤了；故事被肢解了，不完整，不连贯，没有发展的轨迹，缺乏内在联系，变成一个个片段。代而取之的是一个个由物象组成的场面和镜头。作者不再叙述故事，不作心理描写，不加议论，而是不带感情、机械单调、不厌其烦地对大海、天空、洞穴和海中的鱼类作纯客观的、细致的、精确的静态描写，甚至用科学家的眼光来写出其数量、长度、形状、方位、性能、颜色和气味。在书中，人物成了一种工具，作者通过人物的眼睛看到某物，然后忘掉人物，顺着人的视线描写他所看到的东西，从一处看到另一处，从一物看到另一物。随着人物活动方位的变化，足迹的转移，视角的变化，书中所呈现的物象也越来越多。达里厄塞克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创造不可见的东西，如感觉、错觉、幻觉、记忆、梦境、想象。她不动感情地向读者提供多侧面、多层次的镜头，启发读者的想象力，引起多种理解，由读者作出多义性的解释。
《海之恶》也是一部富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书中的大海、悬崖、洞穴、章鱼都成了象征物，海洋成了大象，水是“一只大大的绿眼睛”，大海是“一张大得无法想象的嘴”。书名的暗示意义就更明显了。在法语中，“大海（mer）”与“母亲（mère）”不但读音完全相同，书写也只差一个字母e。 作者在书中到底写的是“海”之恶还是“母”之恶？这个问题也留待读者来体会了。
与《幽灵的诞生》比起来，《海之恶》在抽象化、客观化方面又往前走了一步。小说开头，作者甚至抛弃了前两部小说的写法，一开始就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在没有任何交待和铺垫的情况下，用大量的篇幅对大海、沙丘和天际作静态描写，这难免让人感到沉闷和单调。所以，有评论家劝读者：一旦开读就得紧紧抓住仅有的意象，否则会被达里厄塞克的海水冲得晕头转向。实在读不下去的，不妨早点儿上岸。然而，一旦进入了达里厄塞克的海世界，就会得到别人所没有的收获。
达里厄塞克的小说总的来说属于幻象小说（Roman fantastique ）。所谓的幻象小说也有被译成“神怪”、“怪异”小说的，其实它更多地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和幻象，而不是科幻或神怪故事。它自古代神话而来，十九世纪时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在一起，后又吸收了一些非理性主义的特点。在法国，奈瓦尔、梅里美、莫泊桑都写过这类小说。幻象小说通过对世界的放大、夸张和变形，使阅读空间变得更开放了，具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它虽然荒诞，但荒诞之中见真实，并往往有一种时代感和现实感。它致力于用内在的、感觉上的东西来冲击和震撼人的内心。达里厄塞克的三部幻象小说在具体写作上各有侧重，各具特点，清晰地勾勒出她进行文学探索的轨迹。她牢记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一句话：“什么叫文学？文学就是滤去趣闻轶事之后剩下的东西。”但当文学只剩下一堆概念，真的成了“纯”文学时，作家的实力就看得格外清楚，显得格外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