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与多元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性论文,文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1-0129-10
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全球崛起及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在1980年代，对于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变量的兴趣开始复兴”——引发了诞生于英国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环球之旅；198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从英国先后播散到并扎根于澳大利亚、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最终建立起了“三A轴心”(Triple-A Axis)的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因为多数文化研究理论家乃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Fiske:ix)所以，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显在地呈现出随着文化理论家的全球流动而播散的特征，比如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从英国移师澳大利亚、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和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从欧洲返澳，直接催生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形成与迅速壮大则在相当程度上联系着“伯明翰的美国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返美、英国学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漂流到美国。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及其“三A轴心”的建立自有多种因素的纠缠，已然播散、正在播散的文化研究在分享其应有的同质性的同时，展现出日渐丰富的异质性与多元性。
建立中继站
1964年诞生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BCCCS或CCCS)以降，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反学科的学科逐渐播散到不列颠各地：“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课程与学位。”(陈光兴：10)一方面，继伯明翰大学、开放大学在1980年代开始提供文化研究本科教育之后，不列颠岛内迄今已有三十多所大学开设了文化研究学位课程，比如英格兰的伦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已然进入英国中学的A级教育证书系统(GCE A-level)，①成为英国中学生毕业会考的九门功课之一。促成文化研究在不列颠岛内各级教育机构扩散的，除其已获认可的学科地位、文化理论家的流动外，还包括英国政府在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比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定期发行的《文化研究工作底稿》(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基于此的正式出版物、以及《银幕》(Screen)及其前身《银幕教育》(Screen Education)、《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文学教学政治》(The LTP Journal)、《新结构》(New Formations)等。另外，霍尔(Stuart Hall)担纲的开放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其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它有效地调节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作为能动者的读者与被结构的读者之间的矛盾；(Easthope：178)其次，它通过U203培养了大批文化研究实践者及推广者；②再次，它精心编写了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所必需的系列文化研究教材。
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在勉力跻身于不列颠岛之后，竭力在岛外开疆掠地，澳大利亚因此成了它拓展“海外殖民地”的中继站。在1980年代中期移居澳大利亚的菲斯克、哈特利(John Hartley)、本尼特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催化作用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手段应付这一修辞在1980年代澳大利亚的盛行等力量，最终合力孕育出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正因如此，一方面弗柔(John Frow)、墨美姬等澳大利亚本土学者强调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并非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自有原因；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并不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感兴趣于理论：
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始终更感兴趣于发展特定形式的象征行为的含义、特定时刻的文化实践的影响，而不是去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Frow and Morris:xiv)
具体讲，受“理论工作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的指引，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主要致力于考察媒体的性别与种族表征、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大众文化的用途、公众的政治、空间的实践等实践领域，并取得了诸多不可替代的成就，比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之中”。
为了避免让自己陷入斯文兰登(A.Sivannandan)所谓的“进退维谷”，③从英国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将自己的学术志趣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转移到了文化与媒体政策的研究当中，以期通过重走雷蒙·威廉斯1950年代之路，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本尼特基于对威廉斯式、葛兰西式、阿尔都塞式文化研究等既有文化研究传统的考察，呼吁基于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他的“政府管理”(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控”(police)观念，同时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之中”，致力于“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考察文化实践”。(Bennett：23)必须指出的是，本尼特并非意在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作用于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等领域的地方性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参与澳大利亚的文化政策制定。本尼特得到了诸多学界人士的支持与响应：库宁汉姆(Stuart Cunningham)的《结构文化——澳大利亚的批评与政策》和《政策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奥里根(Tom O' Regan)的《(错误地)采取政策——关于文化政策辩论的笔记》和《澳大利亚电视文化》，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辉煌一时，成为文化研究共同体中最为重要的成员之一，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The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于1992年成立以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每年都举办文化研究大会，成功地吸引着澳大利亚乃至亚洲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者，有效地发挥了文化研究的播散中继站作用。正因有了在澳大利亚的成功尝试，墨美姬顺利地把文化研究的火种带到了香港、菲斯克轻松地把文化研究的学科化移植到美国，虽然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他们的相继离开，新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已今非昔比。
登陆美利坚
成功地立足于澳大利亚之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旋即停靠在了其环球旅行中最为重要的一站——美国：“美国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最先兴起于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利奇等：229)当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伯明翰的美国人”格罗斯伯格的归来、文化研究第一普及人菲斯克的到来被返身介绍到美国的时候，④立即受到了学院知识分子和左翼评论家的热情拥戴与积极挪用，甚至一些已然在高雅文化领域功成名就的大师也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及研究，引发了美国人文学科整体发展方向的“逆转”。比如著名的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希利斯·米勒便注意到了大举入侵的文化研究：
这种对文学中历史或者文化背景关系的新的兴趣，实际上正在迅速地带动一种被称作“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新的强有力的学科。这项新的事业有时放在传统的英文系里，有时放在那种正在美国各地许多大学中出现的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里。(单天伦：102)
他并且尝试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探讨后现代语境下的绘画问题。文化研究在美国受到欢迎的另一个例证，是1990年4月举办于美国伊利诺伊斯大学的题为“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的世界文化研究大会。这次大会的与会者多达九百人之众，所涉及的范畴有十六个之多，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研究的国际旅行及其在美国的繁荣：“文化研究领域……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国际繁荣……在美国尤为热烈。”(Nelson,et al.:1)换言之，虽然大会组织者尼尔森(Cary Nelson)、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坦承无法预知文化研究的国际繁荣将持续多久、也无法准确估计这场繁荣将给人们的智识生活带来何等影响，但他们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已然在美国崛起。首先，《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差异》(Differences)、《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等定位于文化研究的刊物纷纷在美国登台亮相；其次，包括出版社、刊物、会议、大学、职介机构在内的诸多美国学术机构不断在文化研究中创造重大投资机会，尽管它们有时并不了解其历史、实践者、与其他传统学科的关系、在学术圈外的生命力等。
可以肯定的是，在学术左派的支离破碎的体制性重组之中，文化研究有着特殊的智识前途，因为很显然，它努力超越各种社会及政治利益，致力于当下情势之中的诸多问题……同时，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研究的物质与经济前途不仅促成了其在智识上的成就，而且同样促成了其当下的时髦。(Nelson，et al.:1)
文化研究能够在1980年代的美国取得智识上的成就，流行于学院知识分子及左翼批评家之间，作用于同性恋、女性主义及种族问题等社会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因为美国有深厚的大众文化根基。(李欧梵、汪晖：59)众所周知，早在193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无孔不入的大众文化：
在整个三十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总统利用无线电广播使得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佩尔斯：312—13)
文化研究得以立足并崛起于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文化理论家或具有“英国血统”的文化理论家的持续影响。威廉斯、赫布迪格(Dick Hebdige)、菲斯克、穆尔维(Laura Mulvey)等英国或从英国移民来到美国的文化理论家的著述，以及伯明翰学派重要代言人约翰逊(Richard Johnson)适时地在美国发表的题为《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的宣言，1980年代以来一直回荡在北美大陆的上空，不但普及与提升了美国学院知识分子及左翼批评家在文化研究、媒体研究方面的基本教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看到了可资利用的新的学术资源，确定了极具生产潜力的新的学术志趣。所以，文化研究被作为一门学科迎进并驻扎在了美国大学的高墙之内，迅速成了那里的显学，无论是在盛邀菲斯克的威斯康星大学，还是在格罗斯伯格任教的伊利诺伊斯大学，概莫例外。
进入体制之初的美国文化研究有着显在的多元性与灵活性：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话语”涵盖广告、艺术、建筑、青年亚文化、电影、电视、音乐、戏剧、批评理论、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等诸多不同范畴，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滑动于文本阐释、人种志、意识形态批评、体制/机构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之间。1990年代中期以降，美国文化研究进一步细化了其研究领域，区隔出诸多专门研究部门，比如罗斯(Andrew Ross)、哈拉韦(Donna Haraway)所致力的科技领域、博尔多(Susan Bordo)所开辟的身体研究等。也因如此，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诟病为“大学最无序的‘学科’，其无序程度较之妇女研究或种族性研究更甚”。(利奇等：237)但必须指出的是，从1990年世界文化研究大会所涉猎的问题来看，文化研究进入美国之后进一步脱离了曾滋养过它的文学研究，拥有了更加显在的跨学科性及当下问题性，比如对后殖民语境的关注、对高科技发展的反思等，从而凸显了它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区隔。
第一，美国文化研究并非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主要源自激进政治运动，而是杜威理论及美国实用主义：美国模式的文化研究“仅仅会在实证科学已然遍及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之处有效”。(Cary：4)第二，美国文化研究在政治文化及民族神话方面有别于英国文化研究。“恐红症”(The Red Scare)、“邪恶帝国”(The Evil Em-pire)、中产阶级化的美国、缺少强大劳工组织及社会主义政党等因素，使美国文化研究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以阶级为轴心而运作，而是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阶级。第三，美国文化研究的学院化程度远远超过了英国文化研究。一如戴维斯(Ioan Davis)论及美国文化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的挪用时所言，虽然汤普森夫妇的社会历史运动研究经验得到了美国同行的重视，但文化研究被美国的某些团体派定为一种物的方式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问题：“它在各处都被接受为一种学术发展，而不是政治发展或者教育发展，忘记了在英国的诸多论争发生于《新左评论》、《今日马克思主义》以及若干非学术性的杂志与刊物之中。”(Davis：158)所以，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填补了社会学在艺术及文化等面向的空白，但它也意味着文化研究走向了对现实世界的抛弃：“文化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文本化的变迁，其结果是原有的文化研究工程的去政治化及社会学批判研究演变为一种新的阐释学。”(Wolff：149—50)
异质与同质
文化研究学科化、体制化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成功促成了文化研究的多向播散，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拉丁美洲、⑥亚洲等地，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⑦造就了一个“三A轴心”的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作为一个文化研究术语，“三A轴心”源自Anglo-saxon(英国)、Australia(澳大利亚)、America(美国)等三个单词的首字母；“三A轴心”的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的出现不仅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联系并跨越了传播及大众传媒研究诸领域，已然具有世界影响”，(McGuigan：4)而且意味着使用相同语言、拥有大致相同文献及思想家的英、澳、美三国在分享世界文化研究的支配权。或如阿巴斯(Ackbar Abbas)与厄尼(John Erni)所言，尽管文化研究如今已然国际化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文化研究的话语权仍然由英、澳、美三国紧紧地把持着，它们之外的文化研究仅能作为在场的缺席出现在文化研究史的书写之中。
然而，“三A轴心”的存在并非文化研究共同体具有高度同质性的能指。一如前文所示，在其播散过程中，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另类学术实践的文化研究已然发生一系列异质性变化：“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已经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它已经快速地浸入各个领域，所召唤的是一群不愿意被绑锁在单一既定的学科之中，或是仅专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陈光兴：10)异质性变化的发生固然与文化研究成长生态的差异有关，但旅行本身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萨义德在论述“旅行理论”时指出，理论和思想的旅行必然经历四个主要阶段：
首先，存在着出发点，或者似乎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其次，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第三，存在着一组条件——称之为接受的条件好了，或者是抵抗……的条件——而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和默认成为可能，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疏远。最后，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Said：226—27)
“旅行”已经不再纯真无邪，它必然导致跨语境旅行的理论发生变化，呈现出异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环球旅行之后散播于各地的文化研究自然会有别甚至异质于发端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的文化研究。比如，尽管文化研究仍为哈特利所谓的“一个由读者及学生构成的想象性社区”，但这个社区的成员/读者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初，文化研究的读者被认为是成人，也许是男性，在政治上激进或者在信仰方面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某些政治或者智识追求方面是激进主义者。后来，其读者变为了年轻化的、女性化的、多种族的、多元文化的、体制化的学生。虽然他们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或激进主义者，但仍然有经常被视作激进的或激进主义者的顾虑(通常是用笔，而不是用剑)。他们也被国际化了：从英格兰及欧洲到美国，再从那里到出版商所谓的ROW——世界其他各地。(Hartley：149—50)
文化研究这一想象性社区的成员/读者的变化，不但体现在了如上所述的历时或纵向差异，而且也有共时或横向的差异。文化研究繁荣于1980年代的英国时，它所吸引的读者主要为本科生。但在美国，文化研究的研习者则主要为研究生。这一变化或差异不仅造成了文化研究在英美两国学院机构中发展速度的差异，而且导致了文化研究在英美两国的学术生产和出版方面的差异。
与读者变化密切相关的，是文化研究出版物作用的微妙变化。当初的文化研究出版物旨在建立起作者与读者间的平等关系、启蒙关系：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旨在吸引“智识的门外汉”，激发起他们保护本真工人阶级文化的热情；霍尔与瓦内尔(Paddy Whannel)的《通俗艺术》旨在服务于激进的或有改革思想的中学老师及社会改革活跃分子，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大众媒体。进入19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出版物试图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权力关系。近年来，随着代表文化研究研发阶段结束的文化研究选集的方兴未艾，文化研究出版物的功能定位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渐走向智识财产的标准化及商业化，成为一种谋取商业利润的工具。
另外，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已渐趋多元化。如何做文化研究？如何实现文化产品(书籍、戏剧)、文化实践(交流、意义生产)的意义由“沉默”到“显在”的转化？或者具体地讲，如何收集素材？是否可以将所收集素材进行归纳推理？如何分析或解读语言、视觉形象、视听材料的文化意义？如何在意义世界与权力世界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文化研究诞生以降，这些方法问题便一直在困扰着文化研究理论家及实践者。作为“丰盈的哲学”(philosophy of plenty)，文化研究的先锋性特征使得它难以接受研究或实践方法的标准化或符码化(codification)；人们不但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文化研究领域，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目的挪用不同理论及方法。所以总体而言，流行于当下文化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不仅包括艺术及人文背景的实践者所惯常使用的不具复制性(one-off)的定性分析方法，比如文本细读、意识形态批判、人种志等，而且一些源自社会科学的可复制的定量分析方法也加入其中，比如统计分析等。或如哈特利所言：“文化研究所继承下来的方法论包括主要从视觉艺术那里引入的构成主义方法(constructivist)，以及在社会科学中更为熟悉的现实主义方法。”(Hartley：61)前者试图显现真实的被建构性，尤其是其社会的被建构性，聚焦于事物所表征的权力而非本质；后者则主张使用科学的观察及经验性方法，探寻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的客观信息。
文化研究在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异质性变化有目共睹，但必须指出的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研究的异质性变化非但没有损伤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权力间关系的揭示，而且赋予了文化研究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促成了文化研究将其殖民小旗插满全世界。文化研究异质性变化的发生与存在既是文化研究的动态特征，同时也是其开放性的能指。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学派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始终是一个开放的场域，任凭各路英豪、各派理论自由驰骋于其间。正因如此，文化研究已经证明为一个活跃的论辩及对话场域，其间的各种理论或方法持续地对决，各领风骚若干年。这一切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人能简单或精确地回答“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一问题，更何况文化研究一直拒绝回答该问题。⑧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说：
对“文化研究”进行任何精准程度的界定都极为困难。不可能划出一条明晰的线来，说我们可以在其一侧找到文化研究的恰当领域。也不可能指出独立于它或者代表它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者方法。出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体研究等的观念、方法及关切所组成的真切的“破烂之物”(ragbag)，总括为文化研究这一方便之名。(Sparks：15)
因此，文化研究所挪用的各种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彼此间不断地进行形式多样与内容丰富的博弈。不同于普通竞技场所，在“代表对世代继承的真理获得认同的持续能力的普遍怀疑及觉醒”的文化研究中，(Hartley：2)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惟有中心与边缘之别。因为“从辩论的策略上来讲，文化研究通常拒绝被逼到死角，走向极端，而往往在辩论的两极之间寻中间位置；他们深信辩论的目的不在于获胜，而在于如何使分析能够贴近现实世界”。(陈光兴：15—16)。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语境下居支配或中心地位的理论资源、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从属或边缘地位的理论资源、研究方法全然失效，因为文化研究一直拒绝“为界定其边界或中心而生产或接受经典化的标准：尽管该领域并非无形，但其地貌特征远非固定，其间的任何立场都可宣称自己所占据的位置比其他立场更高或者离中心更近”。(Fiske：370)所以，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研究之间既有异质性变化的存在，同时又会呈现出同质的特征，比如论战性、跨学科性、现实关怀、学院性等。
困境与未来
以上分析表明，“三A轴心”的文化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体制化。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体制化正是其当下困境之所在，严重地威胁着它未来的发展。198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一直因体制化带来的权力与知识的目标与分工问题危机不断；《文化研究》曾专刊讨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尤其是体制化的风险，并且两次召开了“文化研究十字路口大会”(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新世纪之初，体制化对文化研究造成的影响已经由担心变为了现实：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以科研薄弱为由做出了关闭其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决定；莱斯特大学也以同样的理由关闭了其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有学者就此指出，如果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1987年与社会系的合并代表了文化研究开始走向衰落，那么关闭或撤销合并而成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就标志着文化研究开始遭遇“权力”的毁灭。(Brunsdon：285)然而，这样一种认知也许过分悲观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根基并未因此受到动摇，目前它所遭遇到的困境仅仅是前进中的暂时性因素；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文化研究将持续繁荣下去，继续作为一门学科稳步发展。
首先，文化研究诞生于二战后英国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需要，发展于论争。围绕文化现实进行论争、揭示其中的不平等关系，这既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根本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其活力之源。从理论上讲，文化研究可能会因学院体制的规训进一步丧失论战空间，但事实上新的文化现实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什么是文化？”、“如何做文化研究？”等问题依旧言人人殊，常谈常新。所以，伊格尔顿所谓的“理论之后”的文化研究仍将动力十足。其次，曾经孕育了英国文化研究的高等教育危机依然悬而未决。始于“标准之争”(standards debate)的英国高等教育危机首先针对的是那些“工学院讲师”(polytechnic lecturer)，他们被人定型化地认为是“不符合标准的”，因此经常被人戏谑地称为“60年代的野蛮人”、被贴上高文盲率制造者的标签。标准之争不但至今尚未了结，而且大有蔓延之势。自撒切尔政府的《贝克教育议案》(The Baker Education Bill)出台以来，被指控者的范围扩大了：除以前的高等教育以外，又加上了免费公立教育制度、学校体制；指控者的范围也扩大了：除以前的人文学科夙敌以外，英国王室也加入了进来。
标准之争的新近发展既表征着英国支配集团对教育体系实行计算机化管理和公司化管理的希望，也传递着它对以改革现有文学及历史教育为核心的民族性教学大纲的迫切要求。如果说前者是全球技术官僚化的结果，后者便是对撒切尔主义的策应，其目的在于分清敌友或发现谁仍是真正的英国人。当下的英国急迫地盼望着这一目的得到满足，因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英帝国的衰落不但使英国人的民族身份、民族文化陷入危机之中，而且使英国遭遇了一系列“他者”的威胁：苏格兰与北爱地区等国内各地、欧洲大陆、美国、日本。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有望消除不安与不确定性的民族性教学大纲应运而生，已然被全球移民及文化权力争夺等因素离间的等级制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了教学的中心舞台。然而，这并非是人文学科的胜利，虽然它们成了防御性运作中的最后堡垒。人文学科同样受制于支配集团的技术管理体制，更何况技术官僚体制已然浸透其中。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建构仍将由支配集团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旨在揭示战后英国社会中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文化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仍大有可为：
文化研究的使命一直是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尤其是向所有的这类人提供思考方法、生存策略及进行抵抗的资源，他们现在——在经济、政治及文化意义上——被排除在了任何可被称作是通往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文化的路径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仍然肩负着它曾经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所肩负过的历史重任。(Hall：22)
英国文化研究如此，相对年轻的其他各国文化研究更是如此。在文化研究后发之地从事文化研究的学人，可以借助文化研究在现实改造中大有作为，只要他们抑或我们愿意重返伯明翰，从源头上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把握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及研究范式，有效地实现文化研究的本土化。
注释：
①GCE(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普通教育证书考试，是英国于1951年开始施行的一种单科性考试，不同于英国从1965年开始施行的CSE(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即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后者更加重视实践性、职业性的知识技能。
②开放大学社会学系在1982-1987年期间所开设的U203大众文化课程，基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融合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一准绳，以及本尼特等五十多位“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的积极参与，先后培养了五千多位文化研究实践者及推广者。
③英国学者斯文兰登指出，随着诞生于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完成“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他们在面临新时代文化实践的时候，往往会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而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比如，在他们遭遇到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这一国家政策的时候，文化研究理论家们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对现实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
④笔者之所以说文化研究是被返身介绍到美国，是因为二战后美国流行/大众文化的越洋影响，即美国的流行/大众文化飘洋过海来到英国后所生成的新的文化空间危及到了英国的本土大众文化。
⑤它们分别是：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别与性事(sexuality)、民族性与民族身份、殖民与殖民主义、种族与族群、大众文化及其受众、身份政治、教学法、美学的政治、文化与机构、民族志与文化研究、学科的政治、话语与文本性、科学与文化及生态系统、重读历史、后现代时代的全球文化。
⑥面对由本土大众文化、美国所代表的外来大众文化混杂而成的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实践，以康克林尼(Garcia Canclini)及巴伯托(Martin-Barberto)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理论家通过聚焦于媒体与民主、多声部公共空间的建立等问题，以及融合(syncetism)、杂交(hybridization)、混血(mestizaje)等分析范畴的提出，卓有成效地分析了自己身处其中的独特大众文化实践——种种文化挪用、改造与发言(vocalization)。
⑦从作为学科发展衡量标准的文献索引来看，文化研究在1960-1995年期间的发展规模与速度毋庸置疑；根据WorldCat与Eric两大人文、社会科学与媒体数据库，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在1960年的索引数据分别仅为23与34，到1970年时分别增加到了100与77，到1991年时则分别飙升到了431与314。同时，作为一个市场的文化研究也空前繁荣：仅仅在1995-1996年期间，Sage、Routledge等文化研究出版机构在全球各地共出版发行了文化研究图书234种。
⑧对“何为英国文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如此：尽管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英国文化研究的专业刊物、学术会议、学位课程等，尽管我们知道英国文化研究直接联系着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等学者，但鉴于英国文化研究对异域资源的挪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等，我们无法为该问题提供清晰而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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