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克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这场战争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正在国际社会中引起新的争论和思考。
一、伊拉克战争标志着当代国际关系的体系变更
在国际关系史上，世界体系的变更都经历了战争。有些学者从伊拉克战争只是一场局部战争的角度，认为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变更，但我们对伊拉克战争的理解应该超越单纯的“局部战争”与“有限战争”的概念。
首先，伊拉克战争的军事行动只是美英联军与萨达姆政府之间的对决，但战争本身却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深刻而又广泛的“外交战”、“舆论战”、“宣传战”和“心理战”。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前，美英同法、德、俄、中等反战国家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双方不仅利用了联合国机制的程序性法则，而且利用各自影响争取中小国家支持。法、德在中、俄的支持和参与下，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抗美”的意志和决心。美国不得不使出单边主义的“杀手锏”，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价。布什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简单地注重美国利益，也是美国的“鹰派”战略家们仔细掂量了国家间力量对比，认定美国的综合性战略优势能够“超越”其他大国对美制衡作用的结果。
其次，以力量对比的分析来判断世界格局，重要的是要审视各种国际力量间相互关系的互动方式，分析这些关系赖以发挥作用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仅仅把大国的数量作为世界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基础。
“均势理论”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但需要各种国际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而且首先源于大国将维持均势视为自身国际行为的一种原则，顾及打破均势可能造成的消极的国际后果。然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美国单边行动宣布惩罚或者制裁行动。相反，美国在占领巴格达、眼见军事行动胜利在即之际，却宣布要对反战的国家进行惩罚。美国将其主导世界的能力和作用，凌驾于大国关系的协调与合作之上。在今天美国的世界观中，大国关系必须服从于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均势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已不存在。
第三，伊拉克战争反映了国家间新的权力分配的现实。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迄今为止的最高体现。伊拉克战争有着相当大的综合性，不仅涉及到对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也关系到许多国家切身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同时，伊拉克战争也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制度和美国的单边权力追求之间的一场角逐，关系到国际社会的未来走向。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依然抛弃联合国，不顾德、法、俄、中等大国反战的外交阻击而发动伊拉克战争，说明美国确实具有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权力空间”。
伊拉克战争成为新的世界体系出现的标志。关于战争是世界体系变更的基本规律再一次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了确认。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后冷战时代过渡性的十年。这十年中，国际关系发生了从“两极格局”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转型。这一转型期的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单极”与“多极”的竞争。2001年的“9·11”事件意味着“后冷战时代”这一过渡性阶段已经结束。美国自己将“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称为“后后冷战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美国需要依靠各国的支持与合作来进行它的全球反恐事业。伊拉克战争标志着“后后冷战时代”也短促地结束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4月21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拒绝给这个时代命名。(注：“Transcript:Powell Says U.S.Power Comes With Responsibility,Respect,and
Resentment,”(Interview with U.S.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21),Washington File,April 29,2003.)很清楚，鲍威尔只是不想通过自己的口说出这个“新时代”就是“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单极时代”。
二、伊拉克战争意味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
决定布什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行为的，不是其观念的倾向性，而是今天美国所具有的凌驾于其他大国之上的霸权实力。对美国单极霸权的重视和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的对外战略正在发生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广泛而又深刻的调整。而其结果是，美国现在正在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非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美国的这一角色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一个著名论断，即“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护现状的国家”；“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伺机改变权利分配”。(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另一方面，伊拉克战争已经带来了国际体系的新变化，那就是：美国认为当今世界上美国具有单极霸权的巨大权力空间，是美国主导着新体系，今天的国际秩序应该明显符合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的权力对比的新现实。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勾画了新的战略需要和战略前景，目前美国正在利用伊拉克战争加速新战略的实施。(注：参见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September 2002.)
美国的对外战略新动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打击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制度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对联合国的评价非常低，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例如，2003年4月25日在接受NBC采访时，布什说“美国人民对联合国有挫折感，因为联合国看来不愿意加入自由的事业”；说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中的作用仅仅是“国际资金援助的筹募工作”。(注：“
Transcript:Bush Says He is Pushing for Middle East Reform”(Discusses Iraq,
Middle East,North Korea with NBC's Brokaw),Washington File,April 28,2003)5月21日，布什在华盛顿会议中心发表演说时称，“自由与和平的未来依靠美国的行动”。此外，美国近来对国际军控和裁军架构有一系列新的破坏性行动。如：2003年5月13日美参议院通过了允许研制小型核武器的决议；在2003年6月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美国反对各国代表关于销毁集束炸弹的要求，因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就使用了大量集束炸弹，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引爆，迄今还在威胁着伊拉克人民的生命。
其次，美国为了达到反恐及战争干预等目的，不惜罗列罪名，甚至编造事实。虽然布什政府一再强调美国将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便证实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然而各种迹象表明，布什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准确情报。2003年2月5日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时，曾代表美国指控萨达姆政府和“基地”组织有联系，这也是美国对伊动武的“理由”之一。但是联合国反恐委员会首席调查员迈克尔·钱德勒于6月26日表示，没有找到萨达姆政府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任何证据。布什政府在6月24日宣布在巴格达的一处住所中发现了埋在地下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所需要的配件，似乎“证明”萨达姆政府有“违禁武器”。但6月26日欧洲原子能机构发言人指出，这是早已知悉的1991年之前伊拉克核武器计划的材料和文件，只能证实伊拉克1991年之后没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计划。未来美国是否会对某些国家继续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目前还很难确定，但从美国频频发出的“指控”来看，这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三，美国的“以我为上”的外交作风会更加浓厚，在实力基础上推行美国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会进一步趋向强制性。克林顿政府也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是“以我为主”，由美国来制定规则，但注重和盟国的磋商，而布什政府当前的外交作风已经明显转为“以我为上”，强调一切要美国说了算。“布什主义”的原则是：支持美国，否则就付出代价。2003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英国伦敦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要求其他国家支持美国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行动。赖斯嚣张地说，如果你们支持美国，美国会表示感谢；如果你们以美国为对手，那你们就危险了。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是，赖斯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攻击“多极世界”的支持者。
第四，美国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正在谋求安排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新秩序不是更有利于促进对主权的尊重，相反，是为了削弱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主权不受非法侵犯等原则，以便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霸权更容易“穿透”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法传统。在反恐行动中，美国就开创了在他国领土上军事打击美国想要消灭的恐怖势力的先例。现在，美国又在酝酿和组织世界范围内的“拦截计划”，寻求合法地拦截公海和领海内航行的他国可疑船只。布什总统2003年5月30日访问波兰时正式提出了这一计划，据称是要用“积极措施”阻止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国际转移和扩散。美国助理国务卿罗德曼称，美国可能将该计划提交联合国，但也不排除在其他多边场合就这一计划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拦截计划”如果变成国际多边协议，并付诸实施，显然将对传统的公海航行自由构成重大挑战。伊拉克战争通过“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已经让国家主权、和平解决争端以及禁止非法干预等一系列传统的联合国宪章准则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现在准备启动的这个新计划，无疑将会使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原则进一步支离破碎。
第五，美国全球范围内军事部署的调整，意味着美国正在按照新的单极霸权的需要和能力来重新改造美国海外安全义务和军事干预能力。4月中旬以来，五角大楼陆续宣布了美国对重点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调整的构想，与此同时，美国陆军也在进行小型化、快速化和机动化的新改革，以增强美军战斗单位的攻击火力和全球快速投掷、移动和作战能力。美国航母战斗群也在进行新的部署，关岛很可能成为美国新的航母基地。美军驻扎的范围也将出现新的变化。这样的军事部署调整一旦完成，美国将建立从加勒比海到中东一直到菲律宾的“前沿军事存在”网络，将大大加强美军的快速反应和军事干预能力。目前，美国的军事部署调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不再根据特定的威胁对象在特定的区域部署军事力量，而是面对不确定的威胁在扩大的区域范围内部署可以具有直接战斗能力的军事力量；二是进一步扩大在安全问题上与美国有直接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形成美国新的全球性扩张。这不仅是为了美国反恐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美国要按照单极霸权的实力现状，在全球建立符合单极体系的新的力量配置。
三、国际关系从理论到实践面临新挑战
从伊拉克战争所涉及到的多种国际关系要素来看，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美国的主导地位更加稳固的新时期，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单极体系”的世界格局日益明显。即便如此，多极化依然在曲折中前进，国际力量对比的单极结构和国际社会向往多极化秩序的矛盾和斗争仍然会进一步延续，和平与发展将继续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主题。
伊拉克战争不仅给各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同样也给我们认识国际关系发展和变化的理论解释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当前最有代表性的解释国家间关系互动模式的理论有两个，一是“自由制度主义”，一是“新现实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从避免战争、维持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刻画了国家政策行为应该具有的特征。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自由制度主义遭到重大打击。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要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安全与繁荣，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多边的国际制度，来提升国家间通过合作解决一切冲突，并通过制度的权威性来保障和分享各国所追求的国家利益。世界格局能否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在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能否以国际制度的原则和规范来彼此约束，能否利用国际组织所创立的平台来有效地相互制衡。为此，自由制度主义特别倡导在大国合作的基础上维护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只有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多边行动才能为国际冲突管理和解决提供唯一合法依据。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以美英为一方，以法德俄三国为另一方就如何争取安理会15个成员国做出什么样的投票决定进行了外交决战。美英的新决议案终因未能获得安理会的多数而放弃表决，反映了在外交上制衡美国的国际力量间新的团结与合作。但我们也痛心地看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最终未能阻止美英联军抛开联合国框架、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在战争还是和平这样的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联合国组
织的作用及国际社会的制度性合作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了沉重打击。
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力图通过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强调利益可以在制度环境中更好地实现，可以通过坚持合作来放弃个体利益的选择，并认为国际制度的集体惩罚机制可以避免个体国家的犯规行为。但这些理论的解释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那一天崩溃了。伊拉克战争清楚地表明，象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不愿意在自己重大的战略利益选择上服从或者遵守国际制度的约束，不愿意自觉地通过合作来解决主战与主和势力之间的政策冲突时，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制并没有能够成为可以改变美国战争决策的决定性力量。美国霸权国家的超强实力仍然可以超越、甚至是凌驾于国际制度之上。
同样，伊拉克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均势理论”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但需要各种国际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更重要的是，均势的稳定来源于大国将维持均势视为自身国际行为的一种原则，更多地关心打破均势可能造成的消极的国际后果。然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顽固地拒绝让联合国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表明，美国在整个对伊动武政策选择中并没有真正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没有真正考虑过单边主义政策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在今天美国的世界观中，大国关系首先必须服从于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势力均衡”构想在今天美国盛气凌人的霸权追求中极不行时。
然而，新现实主义在解释今天的国际局势时仍然显示了其理论的说服力。因为伊拉克战争典型地体现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特征，权力依然还是国际关系的最终语言。伊拉克战争使得世界格局赖以在稳定中发展的两大因素——大国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及大国间的相互制衡——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依然不可替代，但联合国作为大国关系互动方式的一个重要环节——以联合国机制和联合国程序来实现大国在妥协、合作与竞争中的相互制衡，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已然变成了并驾齐驱的两股最主要的国际力量。2003年6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通过了议题广泛的声明，在反恐和伊拉克问题上形成了大国间新的妥协与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世界政治确实在新的力量现实面前，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的变化，大国政治明显地成为了国际关系中支配性力量。
最后，伊拉克战争深刻地说明了军事力量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的发展常常是国际关系的制约对象。其理由一是军事力量的发展无法符合以经济竞争为主流的国际发展，二是军事力量转化为国家利益目标的“可转换性”大大降低了。然而，在世界政治中军事力量的结构性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均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国家间的军事力量的分配，(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一章注3)经济力量的增长事实上对提高或者改变国际均势的作用相当有限，单纯的经济力量的变化并不能对恢复或者重建国际均势格局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伊拉克战争突现了美军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高科技战争能力，意味着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正在扩大。今天，强调“炮舰政策”的传统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军事力量已经不再是国家权力利益的唯一基础。然而，军事力量依然是任何国家保卫领土和主权安全、抵御和防范未来威胁以及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发挥建设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军事力量的发展是重塑国际关系中均势格局的必由之路。如果美国依仗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意孤行，不顾国际社会反战的正义声音随意决定打击对象，则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全。伊拉克战争将迫使有关国家不得不努力寻找尽可能缩短与美国的军事差距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⑤“Transcript:Bush Outline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genda”,
Washington File,May 2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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