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蒋廷黻的鸦片战争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评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稿日期：1997-05-04
[内容摘要] 蒋廷黻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论观点是：1.英国没有图谋中国的野心，到中国来只是一心一意做生意。2.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禁烟引起的，林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伪君子。3.英国的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中国的失败是客观条件早就决定了的。4.中国不懂外交和国际公法，而这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琦善懂得外交，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有功的，不该蒙受“卖国贼”的恶名。本文对以上观点逐一批驳，并指出：抗拒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与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工业文明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民主自由与平等，因崇洋而产生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必然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琦善投降卖国的铁案不可翻，林则徐抗英禁烟的气节不可辱。
[关键词] 蒋廷黻 鸦片战争 历史观
蒋廷黻（1896—1965年），湖南邵阳人。先后肄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
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出版蒋氏《中国近代史》一书，该书内附蒋氏的另外一篇讨论鸦片战争的文章：《琦善与鸦片战争》。这些著作系统地反映了蒋氏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观点。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读读讨论鸦片战争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香港是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从中国获取的战利品，蒋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失败以后还不知道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失败的理由我们知道了没有？我们总不会在收回香港的喜悦中淡忘这些失败的痛苦与耻辱吧！
读了蒋氏《中国近代史》有关鸦片战争部分以及《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蒋氏关于鸦片战争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1.英国没有图谋中国的野心，他们很懂得国际公法及外交礼仪，到中国来只是一心一意做生意。
2.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禁烟引起的，林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伪君子。
3.英国的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中国根本打不过英国，中国的失败是客观条件早就决定了的。要是清廷不采取林的“剿夷”的过激政策，战争打不起来，中国的近代化或许有望。
4.中国不懂外交和国际公法，而在鸦片战争中这是最有用的东西，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琦善懂得外交，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有功的，因为中国人的偏见和无知，使他蒙受“卖国贼”的恶名。
本文现对蒋氏的上述观点作些简要的评价。
一
英国商人向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只是为了赚钱，应予谅解吗？
蒋氏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因为蒋氏持此看法，反以中国人民的抵制鸦片买卖为多事，认为“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因而把英国的侵略看成是“报复”，是受了中国的侵害后的还击行为。也因为蒋氏持此看法，他在书中只字未提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把鸦片当一般的商品看待，把英国人的鸦片贸易看成是正当的可以理解的一般商业行为。
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全是建立在向外扩张，寻找海外市场，开拓殖民地的基础上。纵观它的侵略扩张史，它的发展不外乎几个步骤：对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弱小民族，就直接采取武力霸占的手段，如早期侵入非洲，贩卖黑奴，后来侵占我国的邻国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对于具有相当实力的主权国家则先行通商，倾销它的工业产品，牟取暴利，像吸血鬼一样贪婪地榨取主权国家的财富，当这种无情的榨取受到抵制或反抗时，它就以维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武装侵略，把主权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如印度的沦亡。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在他的重要论著《英语国家史略》第十章“美洲殖民地”中写道：“大英帝国必须是一个闭关的经济体系。殖民地的制造业应该受到限制，以免在帝国内部引起竞争。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要受到严格控制。简而言之，这就是十七世纪的立法活动中体现的经济概念。在上述方案里，根本没有殖民地独立发展的余地，它们只能是英国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这出自英国老牌政客笔下的论述，对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作了十分权威的交待。我们现有一种论调以香港为例，认为即使沦为殖民地，发展也比现在快。且不说这种牺牲了“独立发展”的奴隶品格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不能接受的，即以这种“殖民地化可以加快发展”的论调而言，也是十分片面的。可以印度为例，它从十八世纪起就已全面殖民地化，成了“大英帝国”的附庸，但今日的印度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吗？可是从邱吉尔的笔下，我们却看到当时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甘屈辱的历史。《英语国家史略》第十五章“印度帝国”这样写道：“十八世纪，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仅作为贸易机构建立起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日益迅速地发展成幅员辽阔的帝国。1700年前后，只有一千五百名英国人住在印度，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稍事逗留的水手。他们独居在一些贸易站里，与印度政治毫无联系。一百年之后，成千上万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在英国总督的统辖下，控制着辽阔的区域。”英国人成了印度民族的太上皇，只要印度的傀儡不听它的话，“它便发动一场血腥的战斗把他打垮，将孟加拉统治者的宝座标价拍卖。”而作为当时印度总督的英国流氓克莱夫却在英国本土上大言不惭地夸耀：“一位强大的帝王仰我鼻息，一个富庶的城市任我主宰，最富有的金融家争相博得我的欢颜，我走过一座座为我个人敞开的拱门，双手尽是黄金和珠宝。”这样的屈辱在我们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史上也是斑痕累累，并不少见。我们到底能不能仰仗英国在印度施展的这一套来发展自己呢？蒋氏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显然是欣赏这一套做法的。他在书中根本不提殖民地的危害性，相反却非常厌恶中国人抵制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难怪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残杀中国人民，强迫清政府订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蒋氏的“史笔”倒十分轻松地如此述叙：“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似乎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俯首贴耳，外国就会平等待我，降我福祉。但蒋氏又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既然不肯平等待我又怎能使“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呢？如此前后矛盾的论述，证明蒋氏对殖民主义的性质缺乏正确的理解。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野心，它们不仅掠夺殖民地，而且相互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作殊死的搏斗。英国和法国在印度长达百年的斗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尽管这并不妨碍它们在侵略中国等国家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同盟。资本家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获取最高的利润，它们可以耍尽一切最卑劣的手段，玩出最险恶的阴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尤其如此。
蒋氏对以上事实视而不见，把英国的鸦片侵略看成是别无企图的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一般商业行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科学的。
二
林则徐为什么要对抗英国人？他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兴亡的“伪君子”吗？
蒋氏写道：“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东印度公司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这样的叙述完全掩盖了鸦片这种毒品的罪恶本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政经合一的充满罪恶记录的殖民主义组织，连在英国本土也声名狼藉。它从事的鸦片买卖决不是什么正当的商品交易，美国人杜勒斯在“早期对华贸易”一书中说：“鸦片贸易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事实上比合法贸易更容易做。”（见《中美关系二百年》）承认鸦片买卖是不合法的交易，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要求禁止的。鸦片是一种具有强烈麻醉性能的毒品，严重损害吸食者的健康，一旦吸上了瘾，便欲罢不能，当然是一种能给英国殖民者带来无限暴利的“上等的商品”。中国人民忘不了近代史上鸦片的毒害这一刻骨铭心的史实。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揭露：“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但英国人是不吸鸦片的，他们深知这种毒品的危害。中国人也不笨，有识之士早就呼吁吸食鸦片将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林则徐在上道光皇帝的折子中称：“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这决非危言耸听，当时吸食鸦片的祸害已流毒全国，官场民间乌烟瘴气，吸食者似鬼非人，输财破家，丧失体力，实是近百年来，英国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所以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发布的“谕令”中义正辞严地指斥英国人：“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因为蒋氏绝口不提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所以在他的笔下，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的一些行动就变成了对英国人的“刁难”、“迫害”、“不尊重”。他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这样的描述意图显然要把林则徐说成是一个凶恶残忍的不懂国际邦交的守旧官僚，但假如符合事实倒也另当别论，问题是故意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失去了一部历史著作应有的严谨。林则徐到广州后，要求从事鸦片不法贸易的外商必须限期作出书面保证（即“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这原是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当立场，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当约束，是禁烟运动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外国鸦片贩子不愿放弃这使他们获得非法暴利的罪恶买卖，企图采取拖延和贿赂的办法对抗禁烟令。此计不成，以英国义律为首的不法外商又互相串通，企图逃避，林则徐这才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包围不法外商集中居住的“十三行”，并令撤出里面的中国员工。这一正义的行动，只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才大放厥词认为是对外国人的“侮辱”。但是他们也承认，这次行动没有危及生命的威胁，食物和用水也不愁。（见杨国桢《林则徐传》）只有在这种严厉强硬的措施下，这些不法商人才乖乖听命，缴出他们罪恶的鸦片商品。在他们缴出鸦片后，林则徐即按禁烟令的许诺，恢复对十三行的供应。即使如此，英国鸦片贩子仍变生诡计，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买卖。蒋氏为什么不指责英国殖民者祸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反而责备林则徐“囚禁”这些不法商人呢？
由于对林则徐的抗英抱有如此偏见，蒋氏竟至编造出许多言词来诋毁林则徐。他设想出当时的社会有一种“舆论一律”能形成“清议”的士大夫阶级，因此，他写道：“无论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基于这种认识，他又设想“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真正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更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大概稍具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都会记得林则徐的一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假如蒋氏以上对林则徐生平人格的断语是正确的，那么不难让人觉得林竟是个“言行不一，心口相悖”的“伪君子”。
事实果然是这样的吗？
先看当时的社会是否存在一个非常统一的“主持清议”的士大夫阶级。士大夫阶级当指的是在朝与退隐的大小官僚、士绅、知识分子等，要说在对待“洋鬼子”入侵的问题上，当时这些人的态度明显分成两派。这一点，蒋氏的书里也是非常醒目地划分了的，即所谓“抚夷派”与“剿夷派”。既然有派别之争，那么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是必然的，何来一个舆论一律的“主持清议”的士大夫阶级？蒋氏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如果别有所指的话，那就是：他所说的“士大夫阶级”仅指那些主张和英国人作战的“剿夷派”。他是鄙弃这些剿夷派的，认为他们保守崇古、不懂天下大势、不懂国际公法，全是些盲目虚骄的“老古董”。这种看法本身就非常片面。在剿夷派里，像龚自珍、魏源、邓廷桢等人，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具有革新倾向，能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思想的爱国人士，他们都是林的密友，不仅支持林则徐抗英，而且和林持相同的观点，即主张购置、制造先进武器，引进先进技术，动员民众，加强防务。林则徐也和他们书信往来，公开议论，讲求富国强兵的方略。在这些人面前，林则徐根本不存在什么“怕清议指责，不敢公开提倡”的事情。蒋氏的这个结论来源于林被贬新疆途中写给老朋友姚春木、王冬寿的信。林在这封信中论及西洋船坚炮利的厉害，盼望当局能吸取教训，从今后注重造炮买船。蒋氏就此议论说：“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这就是他的所谓林则徐怕“清议”的论据。林则徐此时获罪被贬，道光皇帝加给他的罪名正是“抗英误国”。这其实也是不主张抗英的抚夷派弹劾林的罪证。因此，林怕自己这封信的观点泄露出去，皇帝重加罪谴，落个不忠的罪名，反对派也会趁机加害和打击，自然是“怕清议指责，不敢公开提倡”。说林则徐因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局限，跳不出“忠君”的思想圈子，因而怕“清议”的指责，这是对的，但照蒋氏用以论述的根据，显然这“清议”并非来自剿夷派的士大夫，而是来自道光皇帝及以琦善为首的抚夷派的那帮官僚们。这又一次暴露了蒋氏论述上的逻辑混乱。按蒋氏的立场观点，这也没什么奇怪，他非常赞赏以琦善为首的主和派，赞成他们的“中国武器不如人”论，“中国必败”论，瞧不起林则徐等主战派，所以他一看到林谈论造炮买船的事，便认为他“觉悟”了，承认“中国不如人”了；但林主张造炮买船实际上为的是对英作战，所以蒋氏又自我解释，说这是“假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是承认“中国不如人”的，只因怕主战派的“清议”，所以为顾惜个人名誉，缄口不言。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不仅把只属于主和派的“清议”硬栽到林则徐等主战派自己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地硬说林“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轻率论断实有厚诬古人之嫌。
别的且不说，就在蒋氏引用以证明林“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的这封信里，林则徐就万般无奈而悲愤地向老朋友倾诉：“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润州失后，未得续信，不知近状何若？”“前事可悲，后患尤大，每一思之，心肝欲裂。”“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请看，这哪里是为顾惜个人名誉而弃国家安危于不顾的鄙微心迹？如果他真是个只顾个人性命名誉的人，他应该连这封信也不要写，为何还在信中论及最为敏感的时事？
林则徐走上抗英的道路，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为了博取时人的“清议”邀个抗英的令名。只因为他看出鸦片买卖对中国的极端危害，出于一片爱国的赤诚，所以才不顾一切，受命钦差之职到广东禁烟。临行时，他与好友龚自珍等话别，众人都知道他此行的艰难，都为他的前程担忧。他与他的老师沈维
话别时，慷慨陈词：“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两人相顾而涕下。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决心，怎么反而把他描写成只顾个人利害得失的、言行不一、心口相悖的伪君子？
三
中国武器不如人，中国落伍，就决定中国肯定要失败吗？是林则徐挑起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失败，使中国“丧失二十年”实现近代化的光阴吗？
蒋氏的书中写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然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这些论述因为触及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积弊”问题，又映带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反差，颇得某些人的赞许。但是断定鸦片战争的胜败，如果蒋氏是道光时人，他的话说在鸦片战争之前，倒也有一定的震慑力，既然鸦片战争已经失败了，才来当预言家，并断定武器军事不如人就一定得打败仗，这结论就颇值得讨论。
因为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回合是林则徐打赢的，也就是说，凭着劣势的武器，中国也有战胜英国殖民者的记录。这似乎对蒋氏的结论很不利，所以他便力图说明，林是侥幸取胜。他说：“可惜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武器绝对先进的英国可惜没有找着机会把林则徐彻底打败，不然他的“武器决定胜败论”就更有说服力了。当他写到后来的咸丰帝准备再次启用林则徐抗英时，他这样写道：“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太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这里的意思也极明白，他断定林则徐打不过英国人，他说：“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所以他真希望林则徐不死，让英国人把他打败，他就当不成民族英雄了。
那么林则徐的胜仗是偶然的侥幸吗？不对。
林则徐之所以取胜，首先是他看穿了英国殖民者利用鸦片买卖侵略中国的图谋因而激起了不畏强暴，誓死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决心；也看到了中国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抗英的勇气，因而决心依靠民众共御外侮。他认为：“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谕各国商人呈交烟土稿》）他采取果断措施，不怕英国殖民者多方威胁利诱，在虎门公开销毁罪恶的鸦片，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英热情。这就是他取得胜利的基础。但蒋氏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他只相信武器。林说：“民心可用。”他说：“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但林则徐决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蠢笨，让百姓直当敌人的炮火。林坚决站在人民一边，严惩敢于侵犯我百姓的侵略者，他“号召沿海人民群相集议，购置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英人上岸滋事，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英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许其饮用。”“广州附近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本有社学的组织，在林则徐的号召下，社学中的爱国士绅召集义勇，组织团练，投入抗英御敌斗争。香港居民也奋起响应，四处张贴写有诸如‘井内有毒’之类的揭帖，警告上岸取水的英国侵略者。”（见杨国桢《林则徐传》）林则徐说：“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正是这些被蒋氏极端看不起的“民心”在林的抗英斗争中作为坚强的后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林则徐并非不知道敌人船坚炮利的厉害，而是冷静地分析敌我形势，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制敌死命。在战略上，他采取了以守为战，积极防御的方针。他认为敌人远离本土作战，补给困难，而我方在本土作战，地形地物熟悉，补给方便，可以以逸待劳，因此采取“以守为战”可保“百无一失”。在战术上，他重视建设我方水师，购置战船，训练士兵，加强防卫。他还“对准英军远来，供应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夜袭火攻战术，剪除出海接济英船的汉奸船只，使敌不战而自困。”（杨国桢《林则徐传》）林则徐向人民分析：“在不知者，或恐其闯进内河，不无滋扰；有知者，正欲其闯入内河，乃可一鼓聚歼，不留余孽。……英夷诡谲，凡事虚张，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十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正是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鼓舞了士气，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取得了抗英的胜利。蒋氏根本不愿看到这些，他只相信武器。在林则徐被罢官之后的鸦片战役中，正是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完全放弃了林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导致战事节节失利，蒋却反过来嘲笑林依靠人民的观点。他说：“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攻进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但是他没有交代这样的史实，即当时的总督叶名琛完全改变林则徐的做法，仇视人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打击抗英群众，“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使人民大失所望，与官军离心离德。不指出这点，怎能说民心不可用？蒋氏为了宣扬他的“武器决定论”竟至于不愿正视基本的史实！那么武器精良就必定能胜吗？观察一场战争，必须考察战争的性质。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总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若以武器军事不如敌人便放弃抵抗，抱定“失败主义”，那只好甘心作洋奴。若肯作坚强的抵抗，万众一心，不怕流血牺牲，抓住敌人的弱点进攻，最终总能战胜敌人。自古以来，不乏这样的先例。就在当时，中国军民在中越边境就曾大败法国殖民军，也是在武器军事不如人的情况下作战的。而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朝人民的抗美战争、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等等，都是武器军事不如人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实例。蒋氏因为迷信武器的决定作用，所以他的“历史著作”充满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
如果像陈旭麓所言，蒋氏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个“历史的逻辑”，“所以也就能触及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见蒋氏《中国近代史》一书的重印前言）的话，蒋的“逻辑”就是一条：中国根本不能与英国对敌，中国的近代化必须先与英国等侵略者妥协，所以林则徐的抗英是中国的“不幸”。他写道：“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名琛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这里的“速和”就是指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让侵略者退兵。蒋氏认为以此作为条件，中国的“维新”就会提早实现。他说的“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就是中国绝对战不过英国，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明”，全盘西化，过殖民地的生活。蒋氏的这段话真可说是为他的近代史观，尤其是鸦片战争史观添上了点睛之笔。陈旭麓说他的“书中也有‘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不从字面上推求，所谓‘西化’实际指近代化，‘全盘西化’是更大程度地要求近代化。”其实也用不着为蒋氏回护，他也希望中国近代化的用心是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只是他所希望的近代化是先让中国殖民地化，让中国在完全丧失主权的条件下来实现西方的近代化。这就难以让人们“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了。史学的学术成就离开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到底还有多少“学术成就”可言呢？难道让今天的青年们接受蒋氏的论点，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也要求变中国为超级大国的新殖民地或附庸吗？难道让香港继续留在英国人的手里，承认他们的统治权，再吸取那里的殖民地经验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吗？蒋氏到底有没有国家主权的观念？
且不论蒋氏的“政治立场”，因为蒋其实并无所谓政治立场，按他的那一套，中国必先亡国，变成殖发地，而丧失了主权就无所谓政治，那只是外国人的“政治”。我们先看看他的那段话与事实的距离。
他说“林不去，则必战，觇则必败”，应该说这不能算是历史的考据分析，只能算是算命先生占卜式的推衍猜断。上面我们说到了他所认定的必败理由是中国武器军事不如人，并已指出了这种论调的片面性，但他还有次要的理由隐含在这里面，那就是政府的腐败与人民的愚昧落伍。这多少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最终失败的是清政府和那些充满汉奸意识的少数民族败类，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抗争，终于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并不像蒋氏所希望的那样必定要沦为殖民地，听任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教训。他说“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其实中国的和不和主要看当政的道光皇帝，与林的败不败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当政的是乾隆那样的“英主明君”，则林即使败了，还有邓廷桢、关天培、僧格林沁、冯子材等可用，他们都有击败武器优胜的侵略者的记录。正是道光皇帝的优柔寡断，忽而主战，忽而主和，所以即使打了胜仗，他也听信琦善等主和派的话与英国殖民者媾和。所以这句断语只可看作是蒋氏设想的如意算盘。但他说“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则是为侵略者的野心粉饰太过了！他一直认为英国等西方“文明”国家是非常公道守信，遵守国际公约的。对于鸦片战争，他写道：“那次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请看，英国侵略中国还有“理由”，似乎还可告上“国际法庭”。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割地赔款，侵略者占了大便宜，但还不满足，咸丰四年，英、美两国又联合要求修改条约。这已经足以说明“速和”也不可能减少损失，而蒋氏反而又说：“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指清政府拒绝修改）。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按他的口气，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倒是“文明正当”的，只因清政府无礼，人家才诉诸武力。但这恰恰证明了，不管和与不和，损失都是无法减少的，只要侵略者想要求什么，都可以武力相威胁。蒋氏的自相矛盾竟至如此。另外，他还写道：“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英法侵略者打上门来烧杀抢掠，因轻视中国的防卫被僧格林沁击败，咎由自取，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向中国人民“报复”“雪耻”？这种侵略者的强盗口吻，怎么能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里？事实上，就此战役之后，“庚申夏，英将额尔金、法将噶罗率轮船帆船凡百余艘入寇，复至大沽口。”（见《清稗类钞·战事类》）清军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中国的损失岂止“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条约签订，该算是“和”了吧，可是侵略者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卷土重来，火烧圆明园，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更为苛刻的《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九龙，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这样的事实蒋氏视而不见，竟说“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如此是非颠倒，前后矛盾，他的“可以减少损失论”也就不值一辩了。为什么蒋氏总是对侵略者怀有如此好感呢？因为他总认为通过与西方的和平沟通就可以帮助中国近代化，所以他反对林则徐的抗英，认为林败则“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如果西方殖民者真有这般善心，为什么后来当孙中山欲图革新时，他们反而去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被奴役的民族根本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维新”，这一点连英国的政治家邱吉尔也已经明言了的，蒋氏却反而要中国人相信只有殖民者才会帮助我们实现近化化的神话。难怪他又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康梁的改良运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等都不是依靠殖民者的帮助来维新的，所以都算不上是革新运动。
谋求国家的现代化，希望我们的民族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这应是每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但是理想的目标依靠何种手段去实现，有时并不都能形成共同的看法。今天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我们的制度还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的高度，因此有人对我们现在的朝着现代化前进的方向以及我们谋求现代化的方法提出疑问，都是难免的。但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东西则不应再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以其貌似正确来干扰我们正常的思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苦苦挣扎实验过的结论。蒋氏还企图求证它的正确，实是观点立场的严重偏差。
四
外交在鸦片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很成功吗？
蒋氏认为：“我们研究我们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这就是说他很注意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年代里，讲究外交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整个国际社会只有“强权外交”，国际环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成为习惯，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若没有坚强的政治军事经济为后盾，外交不过是“屈服的艺术”而已。这本是已不须深究的常识。所以蒋氏的关于“外交”的叙述，其实就是他赞赏琦善的如何向帝国主义屈服的艺术。
他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以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这段话指的是，林则徐被罢官之后，琦善到广东主政时的种种表现。应该指出，林的被黜，是琦善等主和派在道光面前极力宣扬“失败主义”，诬陷林“抗英误国”的结果。且不说这个琦善早就对林则徐有怨，欲图报复，仅就他的“失败主义”而言，他所进行的“外交”我们还能相信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另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吗？那么，既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又何谓“外交”呢？事实正是如此。腐败的清政府不坚持林则徐正确的抗英策略，打了败仗，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在这种与敌城下之盟的条件下，琦善的“外交”是些什么货色呢？其时，英国殖民者义律率领的舰队还在大沽口，琦善与英国人议和，答应朝廷将惩办林则徐，“平反焚毁鸦片事，义大喜。未几，朝命下，即以琦为钦差，令赴广东查办，寻又命为两广总督。……琦抵粤，先撤虎门之防，义遂索赔款，要求割让香港全岛。”（见《清稗类钞·外交类·琦善受欺于英》条）琦善无权遽答义律的无理要求，只好采取拖延哄骗的办法敷衍。但义律根本不吃这一套，立即发动战争，攻陷虎门要塞，至使关天培等战死。琦善就此还与义律暗中交易，草签条约，割让香港。这种屈服于敌，辱国丧邦的行为也叫“外交”？但蒋氏就是赞赏这一点。他说：“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原来如此！正因为琦善的“失败主义”与蒋氏的观点完全相同，所以他媚敌求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为也被蒋称为“超人之处”。蒋到底也不能讳言琦善在广东的失败，哀叹这是他“致命之伤”，但又说：“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因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的战斗力远不及英国。”奇怪的是，蒋在这里又不提琦善“外交”的成功了，如果琦善真会外交，为什么不能避免英国侵略者的再次进攻呢？可见蒋氏之言的不足信！在英国侵略者的武力胁逼之下，只要清政府不思反抗，它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答应侵略者的要求；要么多方乞求，拖延时日。所谓“外交”也不过在这两者之间委屈斡旋而已。
蒋氏的所谓“外交”就是指这些东西。所以当琦善战败乞和，私下与义律议定《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他还有一段更为离奇的言词：“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把卖国贼不顾国法的卖国行为称之为“外交的结晶”；把同是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只不过多少有点差别称之为“外交的大胜利”！蒋氏的“外交”也真太令人难堪了。不过要想深究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那就是，蒋氏坚定地认为中国打不过英国，失败是必然的，所以还不如与他们“外交”乞和，以保存族类。也就是甘当洋奴总比独立战死好。但是为了给这种观点遮遮羞，蒋氏又特别给琦善的行为加了个“知己知彼”的美誉，说琦善之所以坚持中国必败的理由是因为他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工夫，知道英国战船的厉害；又知道了中国毫不足恃。总之，是与他本人的观点一致：中国根本无法打胜英国。然而就连蒋氏所称道的琦善的这个“知己知彼”的“调查研究”的工夫也不过是琦善欺骗道光皇帝的谎言。杨国桢《林则徐传》对此事注解道：“这两个附片（即琦善的所谓调查），一为捕风捉影，把当时英军最大的军舰‘威里士厘’号的七十四门炮，说成有三四百门之多；二为无中生有，把英军探访山海关古迹和补充食物淡水的意图说成是诱引撤防或另图码头，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琦善对‘夷情’的分析是荒谬的、可笑的，蒋廷黻引此为琦善‘知己知彼’的根据，完全颠倒了历史。”据杨国桢的分析，“琦善的用意虽未明言，但很清楚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为天津失防预存推卸战败责任的余地；二是促使不谙外情的道光皇帝下议和的决心，避免自己卷入战争的漩涡，保住高官厚禄。”所以杨认为“琦善的错误尽管百年之后还有人为之辩解，却怎样也刷不掉误时误国的千秋公论。”
据陈旭麓的《重印前言》称，蒋氏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曾在知知界中流行，后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可知早有人对蒋氏的观点提出批评。从以上的分析看，如果不对蒋的观点提出批评，那就是承认“殖民主义有功于国”了，所以现在来评蒋的《中国近代史》意义不在于讨论蒋的观点正确与否，而是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人们还会对鸦片战争这种涉及民族生存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产生岐见，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加以澄清了。同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也还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考虑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今天与一百多年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益”还是各自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而国家利益与国家的独立自主是必然联系的。即使当年的许多弱小国家，如今也越来越希望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不能与寻求民族发展的方向和方法混为一谈；不能以牺牲国家的独立与尊严来作为发展自己的代价。这就是蒋氏鸦片战争史观与持相同观点的人们误入岐途的地方。当然，这本书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也确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如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套”，对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可说是抓住了要害，直至今天，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积弊不能说不与这种“循环套”的消极影响有关。但是就鸦片战争这个中国近代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言，蒋氏却把外敌入侵的民族矛盾与民族自我更新的问题混为一谈，极为兜售其“失败主义”的立场观点，这就完全掩盖了它的积极进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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